戴文静 陈 军

自20世纪70年代起，汉学界中国古代文论的译介与研究作为一个特殊场域，已发展为汉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并引起国内学者的积极关注。童庆炳曾指出，为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要义挖掘出来、传播出去，当前最值得做的是文学理论的范畴研究。①这些涉及从创作本源到鉴赏批评等所有中国文论重要议题并传承至今的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已有数千年历史，可谓中国古代文论的“活化石”。它们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母体，代表中国传统审美的言说方式，并蕴含丰富的开放性阐释空间，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命脉与基石。刘勰以系列文论范畴的创用成就了《文心雕龙》经典理论建构，使其达于“体大思精”“包举洪纤”至境。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出现的所有范畴几乎都能在《文心雕龙》中找到渊源或印记。②其中元范畴“文”作为东方诗学文化传统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范畴，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刘勰也正是在对“文”这一范畴的设问中展开了《文心雕龙》的撰写。然而因中西文化、思维习惯的差异，名物不同，传实不易，“文”字在西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经过译者的文化过滤，生发种种驳离于原义的变异，这些变异为“文”的书写垦拓出了全新的阐释空间。本研究从“文”出发，参酌《文心雕龙》中元范畴“文”的各种汉学形态，分析其中变异的特征及原因。

一、《文心雕龙》中的元范畴“文”

刘勰是中国文论史上第一个对“文”进行全面论述，并确立起中国古代文论框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