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钱华 拉马文才

“身体”作为理解人类的维度之一，自19世纪以来在人类学中就占有重要位置。①及至20世纪60-70年代，在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与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的推动下，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身体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body)研究发端，并涌现出蔚为大观的身体理论。如玛丽·道格拉斯的两种身体观(物理的身体、社会的身体)，西佩斯 ·休斯(Nancy Scheper-Hughes)与玛格丽特·洛克(Margaret Lock)的三种身体观(个体的身体、社会的身体、身体政治)，约翰·奥尼尔(John O’Neill)的五种身体观(世界中的身体、社会身体、身体政治、消费者的身体、药物的身体)。②上述身体理论的启示使我们看到，身体是一个多元分类体系，具有多重社会文化意涵。

差异性的身体实践方式是四川凉山彝族毕摩、苏尼的重要特征，从身体角度对毕摩、苏尼的分类，无时无刻不体现在民众地方性知识话语体系中。身体人类学理论正好为我们深度挖掘民众对毕摩、苏尼解释的地方性话语，探索隐含在毕摩、苏尼身体中的彝族文化隐喻提供了新思路、新维度。梳理当前毕摩、苏尼研究成果，我们发现从身体人类学视角对两者深入探究的成果十分有限。目前能看到的零星研究主要是对苏尼/嫫尼身体的探讨③，从萨满教视角对苏尼体现的萨满特征的思考。④事实上，从更广阔的身体视角审视，毕摩、苏尼身体实践与身体生成过程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其不仅是彝族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的映射，更从一个侧面呈现出彝族宗教文化的发展图景，构成我们理解彝族宗教史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