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璐

内容摘要：博弈论诞生于上世纪20年代，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捷克著名学者列维首次将博弈论引入了翻译研究过程，认为翻译也是一个博弈决策过程，而在翻译中采用何种策略更是译者与原作者、目的语读者之间博弈的结果。本文通过对《红楼梦》第二十五回杨宪益译本和霍克斯译本的对比分析，从博弈论的视角评述了文化翻译中归化策略与异化策略的利与弊。

关键词：博弈论 归化与异化 《红楼梦》译本

一.引言

博弈论诞生于上世纪20年代，是应用数学的分支，主要用于分析各群体之间在利益一致或冲突的情况下如何进行互动。二十世纪初期，国外已开始尝试将博弈论思想应用于语言及翻译研究过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辛提卡的“博弈语义论”及捷克著名学者列维（Jiri Levy）的“翻译即决策过程说”。列维最早将博弈论引入翻译研究中，他认为翻译是一个决策过程，即翻译是“一系列一定数量的连续发生的情境，犹如对弈当中的一系列棋步，这些情境迫使译者在一定数量（往往是明确可界定的数量）的选择中做出抉择”并提出了他的极小极大策略[2]。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翻译本身就是不同语言和文化的碰撞，译者的翻译行为取决于其文化倾向。

在文化翻译中最常使用的归化与异化策略，就是以译者所选择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点来加以区分的。选择《红楼梦》的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与霍克斯（Davis Hawkes）译本，正是基于两位译者在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和文化背景上都有较为鲜明的不同之处。杨宪益作为中国译者，受外文出版局委托，以传播传统文化为己任，而霍克斯作为汉学家，以传递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中的美感为翻译目的，因此其翻译决策过程也应是颇具对比效果的不同博弈过程。限于篇幅限制，本文仅从博弈论视角对《红楼梦》第二十五回的两个译本进行分析，浅析文化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

二.归化与异化

归化与异化，是根据译者不同的文化立场而呈现出的两种翻译策略。归化采取目的语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当源语中出现目的语中的文化盲点或是有文化差异时，要用跨文化的词语来转换成读者熟悉的文化形象，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避免引起误解。而异化，则尽可能地在翻译时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保留译出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其目的是开拓译出语的文化形象色彩，在风格和其他方面突出原文本之“异”[3]，多采用源語的表达方式。

三.博弈论与翻译策略

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翻译活动是人的活动，它往往带有明确的目的性，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语言文化差异、现实条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从本质上看，翻译的过程就是一场译者和原作者、委托人、译作读者以及其它译者之间的多方博弈。译者在与各方的博弈过程中，不断寻求着翻译策略的“纳什均衡点”，而译作的最终质量与风格面貌也取决于弈者之间的角逐和妥协。

博弈论中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即高质量的译文。假定固有的一群人（这里指译者）和可分配的资源（语言和文化），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从源文化到译语文化）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变得更好（译文的可读性增强）[1]。无论中西方文化差异如何，按照博弈论中“帕累托最优”原则，多位译者（源语译者和目的语译者）参与或合作翻译，如果这些翻译中有一种能使双方文化都接受的译法的话，无论归化也好，异化也好，对读者来说，都是最理想、最有益的。因此，有时结合归化与异化策略进行翻译，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

四.《红楼梦》译本分析

一般而言，原文作者总、会尽可能地在作品中体现其民族文化的风貌与特点，以引起源语读者的兴趣与共鸣。而译者则应抓住作者的意图，对原文本的内涵有完整、准确的理解。但由于文化之间的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又不能采取逐字翻译的方法，而且有时在目的语中也缺少与源语对应的文化概念，因此译者也必须发挥目的语的优势，这就导致译者与原文作者之间产生了博弈。下面就以具体实例来说明。

例1马道婆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慈悲大菩萨”。

霍译：“Amitabha， Merciful Buddha！ Bless His Holy Name！” said Mother Ma.

杨译：“May Amida Buddha the Merciful Great Bodhisattva preserve you！”cried the grateful priestess.

“阿弥陀佛”和“慈悲大菩萨”都是佛教用语，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很陌生，在翻译时，霍克斯将“慈悲大菩萨”翻译为“Holy Name（圣名，意指基督耶稣的名字）”，更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其中祷祝的含义，而杨宪益将其译为“Merciful Great Bodhisattva”则忠实于原文，传递了源语文化。

从博弈论角度来、看，霍克斯选择了“背叛”原文作者，通过采用归化译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了更便于理解的译本，使目的语读者能够认同其译作），但这不可避免地损害了源语文化的传递。相比之下，杨译本则更为贴近原著，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保留了源语文化的特色，使原作者利益扩大（传递源语文化），同时激发了目的语读者对具有异域色彩的源语文化的兴趣，从而达到了帕累托最优。

例2林黛玉信步便往怡红院中来

霍译：Almost without thinking where she was going， she made her way to 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

杨译：And so she made her way to Happy Red Court.

“红色”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喜庆、热烈，但在西方文化中则更多地与暴力、流血联系在一起。在翻译时，霍克斯采用了源语文化服从目的语文化的做法，用绿色代替了红色，将“怡红公子”译为“Green Boy”，将“怡红院”译为了“House of Green Delights”。虽然这样做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但却没能将源语文化传递向目的语文化中，没能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例3“没良心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霍译：‘You ungrateful thing！ Youre like the dog that bit Lü Dong-bin： you dont know a friend when you see one.

杨译：“You ungrateful thing！ Like the dog that bit Lü Dongbin---you bite the hand that feeds you”

例4贾母听了，如火上浇油一般，便骂：“是谁做了棺椁？ ”

霍译：The words were as oil upon fire. The old lady blazed. “Who gave orders for those coffins …”

杨译：This added fuel to the fire of the old lady's anger.“Who ordered coffins？” she screamed…

从例1、例2可以看出，霍克斯在翻譯时，尽可能地考虑到了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情感倾向，将他认为读者难以理解的文化都做了转化，使读者能够认同其译作，通过采用归化手法，达到了译者和读者的双赢（帕累托最优）。但文化如果要进步，就需要不断地接受外来文化。从博弈论纳什平衡的角度来看，并没有“最优选择”，因此采取主动的博弈者，就会占据优势，获得更多的利益。杨宪益的译本采用异化策略，通过率先向目的语文化中传递源语文化来丰富前者。而后两个例子则表明，无论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如何，按照博弈论中的“帕累托最优”原则，如果多位译者对同一部作品进行翻译，如果这些翻译中有一种能使双方文化都接受的译法，无论归化或是异化，对读者来说，都是最理想有益的。

五.结论

所谓文化翻译，就是要把不同的文化意识译出来，分析译作和原作之间产生差异的社会文化因素，因此完全采用归化手法以牺牲源语文化为代价来满足目的语读者的审美倾向和阅读习惯并不是完全可取的。有时更需要采用异化策略来引起目的语读者的兴趣，既可以丰富目的语文化，也可以扩大源语文化的影响力。博弈论介入翻译决策的过程，正体现了异化与归化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从上文对《红楼梦》第二十五回霍译本和杨译本的对比可以发现，绝对的异化或是归化，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都不能达到均衡和最优的博弈。而译作最终是以目的语读者的反应为衡量标准，应把目的语读者的反应与原作读者的反应相对比，看是否一致。能够让读者真正感受到原文本和源语文化魅力的译作，无论采用的翻译策略是什么，都是成功的译作。

参考文献

[1]樊军，郑志军.翻译中的博弈：归化与异化[J].宜宾学院学报，2007，（10）：97-100

[2]韩静.翻译博弈论概述[J].外语教育教学，2009，（4）：65-66

[3]彭雪莉.翻译策略中的归化与异化之博弈[J].社会科学学科研究，2010，（14）：165-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