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卫星

《骑桶者》保持了卡夫卡一贯的写作风格：一切虚构都不容置疑。

在《变形记》中，格利高尔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卡夫卡没有给人丝毫置疑的余地，他根本不理会他人的怀疑——格利高尔对自己成为甲虫没有丝毫的怀疑，仿佛他本来就是一只甲虫;他的亲人除了短暂的恐惧，也迅速接受了作为甲虫的格利高尔。他下面所有的情节都建立在格利高尔是那只丑陋肮脏的甲虫的根基之上，他的叙述极尽细腻与翔实，仿佛人的手掌，所有的纹路纤毫毕现。他以如此执拗坚硬的方式使一切怀疑者不能不陷入自我怀疑——这就是格利高尔与他的亲人的人生。与其说他采取的是信不信由你的态度，不如说他采取的是你必须相信的态度。

骑桶者亦如是。骑桶者打算骑着桶前去借煤，于是桶就飞起来了，仿佛桶本来就是飞行物一样。当然，区别还是有的;至少格里高尔变成甲虫的原因我们不读完全文根本一无所知，而骑桶者成为骑桶者却从一开篇就把理由向我们展示了出来。

《骑桶者》的开篇是这样的：

煤全部烧光了;煤桶空了;煤铲也没有用了;火炉里透出寒气，灌得满屋冰凉。窗外的树木呆立在严霜中;天空成了一面银灰色的盾牌，挡住向苍天求助的人。我得弄些煤来烧;我可不能活活冻死;我的背后是冷酷的火炉，我的面前是同样冷酷的天空，因此我必须快马加鞭，在它们之间奔驰，在它们之间向煤店老板要求帮助。

这个开篇以一连串的简短句子聚合起强大的力量裹协着读者直接进入了骑桶者的内心世界。骑桶者的内心正为现实的匮乏所煎迫：一方面是逼人就死的严寒，一方面是骑桶者抵御严寒的物资资源的一无所有;而且，此种物资的一无所有显然是由于他的极度贫穷。他因此不得不要去找煤炭老板寻求帮助，赊借煤炭以御严寒。但是骑桶者面对的现实问题不只是物资贫穷，从“煤店老板对于我的通常的要求已经麻木不仁;我必须向他清楚地证明，我连一星半点煤屑都没有了”这一句话里还可以看出，他在信誉上也是赤贫的。

他的赊借前景因此而一片黑暗。穷人没有信誉，这并不是一个道德判断，而是一个事实判断，因为物质的极度贫穷总是使得穷人有心无力，没法兑现承诺。骑桶者对此心中有数，并没有为自己的信誉匮乏辩护，他只是打算诉诸煤炭老板夫妇的同情心，想象自己作为一介乞丐出现在他们面前时获得的帮助——

“我这回前去，必须像一个乞丐，由于饥饿难当，奄奄一息，快要倒毙在门槛上，女主人因此赶忙决定，把最后残剩的咖啡倒给我;同样，煤店老板虽说非常生气，但在十诫之一‘不可杀人的光辉照耀下，也将不得不把一铲煤投进我的煤桶。”

这一连串的细节描写以极其肯定的陈述语气叙述了一种想象中的场景，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是确定的现实。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幻觉，深刻地体现出骑桶者对爱与温暖的饥渴。这种对幻象的确信，使得骑桶者甚至陷入了智力快感之中，智力自信使他信心暴涨，产生了新的想法：我怎么去法必将决定此行的结果;我因此骑着煤桶前去。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煤桶起飞。在煤桶起飞成为现实与他要骑着煤桶去的想法之间没有任何横沟和障碍，看起来，他即将心想事成。因此，他有足够的心情自嘲与得意：

骑桶者的我，两手握着桶把——最简单的挽具，费劲地从楼梯上滚下去;但到了楼下，我的煤桶就向上升起来了，妙哉，妙哉;平趴在地上的骆驼，在赶骆驼的人的棍下摇晃着身体站起来时，也不过尔尔。

骑桶前去的想法似乎是突如其来的，但显然是在骑桶者想象自己像一个乞丐从而获得了老板夫妇的同情与帮助的幻象刺激下产生的。这二者之间有什么逻辑关联呢？这两种想法看起来都有些走火入魔想入非非，但隐藏着深刻的心理潜流。

借煤方法设计的巧妙與想象成功的得意实质上源于长期以来信誉破产赊借艰难的恐惧;不论现实境况还是想象场景的叙述无不以陈述的语气表达得确定之至，实质上都源于现实生活中的胆怯与游移;但沉重的肉身使得他没有办法不去赊借，而正常的赊借显然已经无法通行，那么，他只能异想天开，期待以奇招取胜。但假装乞丐诉诸于人类的同情心其实并非什么奇招，事实上，他本来就已经是一个乞丐了，他能期待打动人的无非就是他作为乞丐时的惨状。——这一点也充分说明了骑桶者内在的尊严感并没有随着一无所有而完全丧失，他不愿承认自己是事实上的乞丐，而只是说自己要扮演乞丐，而扮演乞丐的戏剧性细节及其成功赊借的想象，之所以令他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自得，就在于这份想象中的戏剧性表演给他以智力上的尊严感，它取代了现实的受挫，给他以非同一般的安慰。

然而，他内心深处实际上对人类的同情心是没有信心的，所以他唯一拥有的尊严使得他只能继续沿着无须物资凭借的智力逻辑走下去，于是，骑桶前去的奇招便冒出来了。可是，为什么冒出的会是这个想法呢？有现实生活依据吗？

当然有，恐惧，仍然是因为恐惧。赊借失败的恐惧已经深深地刻印在他的内心，那种刻骨铭心的屈辱感使得他其实对赊借行为充满了反感，那种根深蒂固的受挫感使得他对与赊借者面对面充满了不由自主的抗拒。而骑桶前去既可以通过与众不同以显示自己可怜的尊严，又能够在随时飞遁中保留一点点尊严。所以，煤桶的起飞动力器实在就是他可怜的倍受恐惧折磨的尊严感。这不是扭曲的尊严感，而是在严酷的现实打击下仍然得以残存的甚至可以用生命去交换的尊严感，它需要木桶飞起来用以捍卫其尊严，这样的要求尽乎命令，所以，木桶必须飞起来。

其次，空空如也的木桶是多么沉重！因为他装载的不只是煤炭，更是鲜活的肉身，这活着的该死的肉身实在太沉重，他既有尊严感却又偏偏需要物资的侍候，想象一下骑桶者每次提着空桶前去借煤时的惶恐不安且借而不得的绝望与屈辱，他该有多么痛恨这肉身的沉重！为什么肉身就不能轻盈起来呢？——必须骑着木桶前去，如此就好像把沉重的生活骑在了胯下;必须骑着木桶前去，如此肉身就轻盈起来;轻盈的肉身，把沉重的生活骑在胯下的肉身，是活着的根本目的。——木桶必须飞起来。显然，这是木桶飞起来的生存论依据，他超越于地球引力之上，是合乎情理的心理现实。

但是，赊借注定了失败。他的赊借方法自相矛盾：扮演乞丐奄奄一息，即将倒毙在门槛上的赊借方法与他骑着木桶飞去的前往方式之间构成了矛盾。扮演乞丐需要与赊借者面对面，而骑在桶上飞在空中且随时准备走人，却是根本不想与赊借者见面的作派。尽管骑桶者说是扮演乞丐，但他实质上就是乞丐，因为乞讨行为是现实，而乞讨是没有尊严的;但骑着木桶前去赊借虽然依旧是乞讨，但正因为是乞讨，他对此充满了抗拒，所以随时准备走人，他需要以此保留一点点尊严。也就是说乞讨与保留尊严之间构成了尖锐冲突，他只能二取一，不可能既要乞讨成功，又要保留尊严——遗憾的是，他的尊严感实在太突出，因为一无所有，所以突出啊！必然地，最终他采取的不是扮演奄奄一息的乞丐，而是骑着木桶赊借。但是，骑着木桶虽说与众不同，但实际上难以与赊借者面对面，不能面对面，如何赊借？这依旧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行为。我甚至认为，他根本就不想赊借成功，他只是想给自己一个交待——我尽力了，我对得起你了！别怪我。

为什么骑着木桶赊借必然失败呢？

首先，难道不能先骑着木桶到煤炭老板那里，等煤炭老板夫妇出来后在他们面前慢慢降到地面再面对面赊借吗？当然不能。他至为抗拒的就是与赊借者面对面，这就是他不能控制木桶降下来的原因，他内心的抗拒使得他丧失了这种能力。

其次，表面看来，肉身的轻盈似乎是可能的，但实际上肉身轻盈也好沉重也好，其实完全不能由他控制，这就是他的生存现实，他唯一能把握的就是自己赊借还是不赊借，所以，木桶可以在尊严感的操纵下飞起来，却不会落到地面——他的尊严只能在空中飞翔，因为他的尊严没有任何现实支撑。既如此，他就只能骑着木桶赊借了。但骑着木桶赊借却必须要承受骑着木桶的现实，可是，这是怎么样的现实呢？

“‘煤炭老板！我喊道，那急切的声音裹在呼出的热气里，在严寒中显得格外沉浊。”“‘不能马上这两个词多么像钟声啊，它们和刚才听到的附近教堂尖塔上晚钟的声响混合在一起，又是怎样地使人产生了错觉啊！”

這就是骑着木桶必须承受的现实：他的声音被寒气吞蚀了，他的声音实际上没人能听到，甚至他自己也可能没有听到，他只不过内心拼命在呼喊罢了。至于煤炭老板夫妇享受温暖火炉的状况与关于听到声音的对话，很可能出自其可怜的想象。如果不是想象，他最终会降到地面来吗？不会！无论是被拒绝;还是被接受。被拒绝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他内心最需要的，那他就不用与人家面对面了;被接受也是可能的，但他必须降下来装煤炭，然而，他实际上已经无法降下来了：他无法控制木桶，他的尊严是一无所有者的尊严，他害怕与人面对面超过了因受冻而死的恐惧。所以，关于煤炭老板夫妇享受火炉的温暖以及他们的对话是否真实对于骑桶者来说，根本不重要。他只不过需要一个借口，一个被拒绝的理由来说服无法承受寒冷而呐喊的肉身。于此可见，煤炭老板夫妇是否冷酷无情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是否真的想借煤！

分析至此，我们发现整个文章根本就是一个悖论的集合体：骑桶者非借煤不可，但他实际上内心深处不想借煤;骑桶者强烈地需要温暖，但他实际上好像更渴望寒冷;骑桶者明明对世界充满了恐惧与无力感，但他对世界与内心的叙述与认识却又干脆有力。看看结尾吧，表面上看，他说自己是被老板娘用围裙给扇飞的，而且对老板娘充满了愤怒，但最后一句话却是这样说的：就这样，我浮升到冰山区域，永远消失，不复再见。这句话说得铿锵有力，分明流露出如释重负的轻松与绝决：他再也不用和他人见面了，他终于获得了彻底的轻盈！他无所依附的尊严终于摆脱了一切源于沉重肉身的牵累，他从恶梦一般无所不在的屈辱与恐惧中走出来获得了完全的尊严。

是的，从头到尾都是悖论。但这个悖论其实完全符合骑桶者内在最隐秘而疯狂的心理现实：他失败了但最终胜利了，因为他真正需要的就是失败。通过失败，他获得了解脱。这是天才弱者的生存之道，卡夫卡被称为弱者的天才，他所有的文字都是描述弱者悖论式的生存之道，此文虽短，却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这是一次心理事件，所有的情节都发生在一个奄奄待毙的人的内心，他通过这一次心理事件的狂乱想象，彻底摆脱了对肉身的愧疚，获得了心理上的全面解脱，然后，他可以封闭居所，心安理得地等待死亡了。这实在让人难以接受：这个人对世界的恐惧究竟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这个世界对他的伤害到底有多深？他在恐惧中顽强滋长的尊严该有多么丰满？而后，我们会接着想，他对世界的恐惧与世界对他的伤害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世界的可怕、人性的残忍、社会的冷漠、文明的扭曲？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自身内在世界的封闭异化呢？

这些黑洞我们永远都不会搞清楚了，因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只能由我们每个人的处境与心态去填充。卡夫卡本人的许多话都可作为佐证。他说：弱者常常在被轮子碾轧之前就垮掉了。我们如何理解这句话呢？难道我们只能指责弱者的垮掉吗？弱者成为弱者并不完全是个性悲剧，因为轮子总是存在的，而且永远都在准备碾轧的轮子或许比正在碾轧的轮子可能更可怕！他还说：一切障碍正在摧毁我。我们又如何理解这句话呢？责备他的过度敏感与过度脆弱？难道世界对个体的摧毁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吗？无论如何，就生存论的意义而言，人类是绝对的弱者，人类的必有一死，人类肉身的脆弱，人类心灵的难以相通，人性的复杂深彻，人类无论是理性还是感性的限度，人类造物——文明不可避免的野蛮与隔离重重……无不使得恐惧无处不在，倘若这弱小的人类还坚守着尊严，那么，其生存之道似乎只能是在悖论中自我隔离，从而力求心安地走向死亡。

毫无疑问，我们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个骑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