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延儒， 曾华锋

(国防科技大学 文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4)

每一种文化都有内在的主导范式，而居于其中最深层的便是价值观。一方面，作为包含着人们基本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集合体，相较文化而言它具有更加稳定的状态，能够决定文化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它又不断以相应的文化为养料，凝聚着一定历史时期和社会区域内人们对世界的普遍认识，在原有价值观的基础上随着文化的变革而变革着自身。所以，价值观不仅源自当代文化，也源自传统文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宝贵精神财富迁延于厚重的历史记忆中，为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旨趣

传统文化所凝结而成的“精神生命实体”[1]体现为传统价值观，是汇聚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精神内核，它的首要功能就是彰显民族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所以，使人民以极大热情投入到国家建设和民族发展中，就必须让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资源以共时态的形式继续得到传承。“唯有对本民族文化中的合理价值和优秀成分进行自我认同”[2]，使当代价值观在价值旨趣上体现这种源于传统的民族文化特性，才真正做到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中国传统价值观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去解读，其核心的价值诉求分别集中在“富国”“和合”与“平天下”上。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中几乎都可以找到“富国”的影子，这说明在中国历史上，“富国”在国家价值层面占据着核心地位，是政权巩固和发展的客观需要。《管子·形势解》有云：“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在管子看来，“富国”是巩固政权的逻辑起点；又《墨子·天志中》谈到“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表明墨家认为“富国”是能够维系政权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不仅如此，《论语》中孔子与冉有的一段对话也明确表达了其“先富有、后教养”的主张，这无疑证明了中国先哲们虽在一些观点上相异，但却都强调“富国”的重要性。

“和合”思想在社会层面占据着核心地位，这是由民族气质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说道，“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3]，其根据就在于“和合”思想。“和”“合”二字，最早出现于甲骨文中，在殷周之际是两个概念，在表意上有何区别并不好界定。但在管子的《管子·幼官》里两字首次共同出现，且各有侧重，“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其中“民和”对应的是“道”，“民合”对应的是“德”，所以“和”应偏向于规律性，“合”则偏向于人文性。秦汉以来，这种包含了规律和人文的“和合”理念得到了儒释道三教的普遍认同，因为其高度抽象了中华民族理想社会的特点，也逐渐内化为一种民族气质。“在宇宙观上，它指向天人合一；在国际观上，它指向协和万邦；在社会观上，它指向和而不同；在道德观上，它指向人心和善。”[4]不仅如此，它还具备一定的美学意蕴，可谓是无所不包。

“平天下”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既指向个体价值实现的终极目标，也包含了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须遵循的价值路径，所以理应成为个人层面的核心诉求。在诸子百家思想中，唯儒家文化在历史发展中脱颖而出成为显学，这是由经典著作《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性和其中倡导的“八目”决定的。首先，“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这八个字阐述了“以学证道”的基本思路，从理论层面上，儒家学派教育弟子做学问要从“格、致、诚、正”四个方面下功夫，而理论指导实践的意义则落脚在“修、齐、治、平”上，这种理论通往实践的思路指明了个体的终极价值追求。其次，“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这八个字也凸显了“以德证道”的德性观，作为修身养性之道，“格、致、诚、正”是个体内修的四个要素，“修、齐、治、平”则由内及外，将德性修养指向了践履和外修层面，只有内外结合，才能最终达到“内圣外王”的至高境界。所以，“八目”其实交汇了古人对求学和修德的价值思考，二者互为工具和目的，最终实现“平天下”的理想。

但是，“富国”“和合”与“平天下”的价值观毕竟产生于古代中国，与落后的统治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不加以扬弃，则不利于时代的发展。管子首提“富强论”，侧重的是国富兵强，目的是结束势力割据、完成政权统一，且与之配套的发展农业、重农抑商思想适应的是十分落后的物质基础；“和合”与“平天下”代表着个体对社会有序的美好向往和国家大义的忠贞坚守，但古代的中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与“国家”概念。所以，传统价值观中的“富国”在当今社会缺乏实践意义，更勿论现代的社会秩序与治国理政策略。基于这样的背景和对传统价值诉求的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成了三个层面的相应凝练：于国家而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旨归，表现出新时代的富强中国应该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上具有的总体样貌；于社会而言，超越混沌的“和合”概念，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为关键取向，追求切实确保社会有序发展，人民生活安定；于个人而言，以现代国家观念为基础，“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将传统的“修齐治平”祛魅化，指向了现实的个人生活。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德性特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意蕴，突出地表现为其承扬了传统文化特有的德性特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有《论美德》的对话录、亚里士多德有“遵照道德准则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的判断，这些都谈到了道德，无疑证明了在“轴心时代”，东西方的先哲们对人自身和世界的认识起点都集中在道德问题上。德性特质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主要是基于东西方传统文化对于道德问题的不同认识。

首先，东西方在“德性”的概念所指上内涵不同。西方最初的“德性”概念用来形容万物的某项优点，经古希腊三贤的发展，已经有了具体的指向。亚里士多德提出：“我们称那些值得称赞的品质为德性。”[5]所以，德性是对各种优良品质集合的规定。东方则没有关于“德性”的准确界定，仁、义、礼、智、信，这些固然都属于美德，但孔孟从未对道德是否是一种品质或是一种原则而做出解答。这一方面是由于中西方的思维方式存在差异，中国哲学是非逻辑性的，没有提出问题、回答问题、解决问题的习惯[6]；另一方面是因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几乎就是关于德的文化，它涵盖之广，使“德性”已然超脱了道德层面而难以界定。

其次，东西方关于“德性”的性质判断不同。出于对道德是品质集合的界定，西方先哲认为，道德是人趋向善的规定，人的德性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而得到改变，德性是对人本性的优化，它和人性是完全不同的[7]。但在古代中国，德性和人性则几乎是一个意思。孟子主张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其主张的前提都是人性的判断等于德性的判断，只不过前者认为人的本性是“正”德，后者认为人的本性是“负”德。所以，孟子说人做坏事是形势所迫，但本性之善犹如水流从下的规律一样，不因外力作用的暂时改变而改变；荀子说“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即人的性恶可以化解，人的本性可以改变。这两种主张看似在人性是否可以改变上有着本质的分歧，但也仅仅是由于守住美德和成就美德所需要遵循的养德路径不同罢了。

最后，东西方各有不同的“德性”养成方法，这也是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德性具有独特性的根本原因。西方古代德育工作的展开以对德性有着明确、精细的分类为基础，《尼各马可伦理学》已将德性变成了系统的伦理学说。在该著作中，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分为了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其中前者又进一步细分为沉思的和实践的理智德性，分别指向理智和智慧、明智和技艺等；后者浓缩为正义、智慧、勇敢和节制四大西方主德[8]。这样，以对德性的精细分类为指导，实际的德育工作便有所规范、各有侧重了。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德性培养理念并没有形成这种规范意识。虽有常识上的仁义礼智信这五大分类，但它们都是很宏大的德性概念，每一个概念中包含的不仅有德性是什么，也有为什么和怎么做。随着历史的推移和人对道德实践的发展，西方的德性教育日渐凸显规范性的一面，并以此积淀为西方文化的特质，而东方则在“吾日三省吾身”中不断对德性有所领悟、有所完善，在“道可道，非常道”的玄妙境界中将德性文化提升到了极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突出德性要求，是对传统文化德性特点的继承，也是中华民族一贯气质的彰显。在传统文化中，道德融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中，道德即是哲学，是古代中国人判断事物发展时无法跳脱的思维习惯。在现代，大多数百姓心中的价值观亦有道德的模糊功能。“这种文化已经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中，变成人们自然而然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9]价值观系统在个人层面偏重道德，符合中国文化的历史特点，有利于促进公民认同。同时，将德性标准广泛涵盖于个体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有利于从微入手，使每个公民的美德作用于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爱国”是道德范畴的灵魂，没有国家，个体道德的衍生领域将不复存在；“敬业”是对中国人传统美德的现代诠释，即要热爱劳动、尊重劳动；“诚信”要求“言信行果”，是传统文化正心修行的基本要素，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友善”则彰显了中华儿女与人为善、包容友好的民族特点。这四个德性要求，涵盖了个体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关系，汲取了传统文化中各家之精华。一方面，它具有高度的凝练性，既汇聚了传统价值观中宝贵的积极因素，又使之适应于当代人的现实生活，具有普遍的标准效应，是“最大公约数”；另一方面，在个人层面强调道德建设，这种价值观体系的构建本身就源于我国传统的伦理逻辑，就是要培育合格公民，以德治国、以德育人，为价值观在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积极传播提供不竭动力和主体作用。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逻辑

作为自然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人，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与他人产生关联，继而对本我、自我和超我产生某种带有倾向性的判断。这种判断在价值观体系中就指向生存价值、秩序价值和信念价值三个层级[10]。生存价值对应人本我的一面，实现于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基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满足；秩序价值对应人自我的一面，实现于个人在社会交往中对特定文化下秩序的遵守；信念价值对应人超我的一面，实现于个体的行为观念与所在国家执政理念的契合。由此看来，三个层面的划分虽然都以个人作为价值主体，但连接价值观不同层级的关键要素实则是人与他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判断，即价值观主体的适用。

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是德的文化，所以，人的现世生活可以被看作是个人德性在与他人发生联系时的践履和德性的统一。这样，价值的主体在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其实是德性的主体，个人与集体这一对本有着天然冲突的概念在德性修炼中得到了统一。一方面，德性修炼的诉求表现为传统价值观的旨归，它以修身为中轴，指明了个人的终极价值是集体价值。在儒家经典《大学》中，修身分为内外“八目”。内修四目为“格致诚正”，修的是个体的道德品质；外修四目为“修齐治平”，修的是在道德之上的家国情怀。这样的内外之别，天然的将德性的修炼和德性的践履联系起来，指明了人追求美德、修身养性的终极目的在于“齐、治、平”，即处理人与家、国、天下的关系。另一方面，德性修炼的方法也是践行传统价值观的方法，它以修身养性，有效消化生存价值与信念价值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不同的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不同的需求，在人际交往中客观环境会对这些需求产生必然的限制，只有一定的秩序才能使得大部分人在最大程度上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可能。在历史上，中国沿着德性内省的思路塑造了理想人格，产生社会普遍自律的内力，社会文化越发展，道德自律越无止境，内力就愈能从人性深处化解这种矛盾。因为传统文化讲求以德治国、以德育人，所以“人”“国”在价值主体上产生的矛盾大多都能消弭于德性修炼中。

依靠内力在一定程度上消化个人与国家的矛盾显然要比依靠外力对矛盾做出规范和牵引更彻底，但是作为价值主体的个人比起国家而言，其在传统德性文化中是受到压抑的。因为过度仰仗修炼德性的功效，期待人际关系在伦理中得到自然调节，就不可避免地使人的个性发展禁锢不前。在这一点上，西方文化的发展路径和中国传统文化截然不同。公元前5世纪，普罗泰戈拉便已宣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在其后的古希腊文明中，对德性的理解其实都服务于这一先入意识。与之配套的，是城邦民主制，是道德的外化和规范化。随着城邦制的衰落，人不再是尺度，道德在漫长的中世纪也衰落了。直至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个人才裹挟着“自由”与“平等”重新觉醒并成为了西方人民的精神象征。到了此时，个人主义已经成为了道德的源泉和评价标准，而以理性为特点的西方文化要想发展，其道德的践履则必须通过制度和规则等外力的不断完善而实现。所以，相较于古代的中国人，西方人的个性更开放；相较于古代的中国规则，西方的制度体系更先进。但是，我们却不能仅凭这种差异来判定内力和外力何者效用更大，更不能认为个人主义就是适于各种规范走向健全的主义。

事实上，个人主义在现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个人本位的价值逻辑中，人性的特质在抽象层面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人的现实生活是具体的、社会的。在理性文化视域下，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王国”抑制了“人格王国”[11]。对外力的过分依赖，导致了功利心滋生、钻制度漏洞等乱象，其后果便是社会道德的普遍退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下的主体应是自我意识充分觉醒、能动性充分发挥的个人，同时也是勠力于国家建设事业和社会发展的个人，所以西方的个人本位和中国传统的“个人消解”都不是我们想要的，有着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对应价值层级、兼备德性与理性的主体逻辑，才能塑造合格的社会主义价值主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提出的德性要求，把握住了传统伦理中统携个人与集体逻辑的关键；在社会层面提出的治理要求，把握住了现代化社会发展问题与个人发展问题的辩证关系；在国家层面提出的建设要求，则把握住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和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的内在统一。这三个价值层级，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文化中的集体意识，借鉴并扬弃了西方文明的个人意识，形成了新时代的公民、国家与社会价值观的三位一体格局。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它的传统文化意蕴继承了历史财富，面向先进文化，向世界彰显了一种全新的中国范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提出要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为新时期继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思路。在继承和发扬的基础上，使传统走向创新，契合时代发展，就是要跳出传统文化的器物层面、厘清制度层面、挖掘精神层面，让历史积淀中的最深层养份浮出水面。深刻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传统文化意蕴，有助于把握文化自身发展进程中传统与现代对接的规律；有助于汇聚人民的认同感和民族的凝聚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立德树人过程中的核心地位”[12]；有助于超越东西之辩和优劣之争，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和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