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飞

(闽江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刘勰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在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鲁迅先生在《诗论题记》中对《文心雕龙》的评价很高。他说：“篇章既富，评骘自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1]鲁迅先生将《文心雕龙》与西方古代先哲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并列。在当下，以《文心雕龙》为研究对象的“龙学”是一门显学，据不完全统计，关于“龙学”的研究著作已逾200部，研究论文已有上千篇，仅2000年一年，就有167篇研究论文发表，可谓专题研究的数量之最了[2]。但是，对于《文心雕龙》的研究还存在若干不够深入的地方，所以有必要对《文心雕龙》开展进一步的研究。作者在此立足文本，力图对刘勰“以文仕进”思想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现象及其产生原因进行一定的分析和探究。

一、“以文仕进”思想的提出

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发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表露出了一种很浓重的思想——“以文仕进”，即怀有文学才华的文人应该入仕为官，建功立业，并认为文学与仕进之间还必须存在一个赏识文采的帝王(知音)。然而,在书的后半部分，刘勰又表述了帝王不赏、仕进难成的不幸现状。这体现出刘勰“以文仕进”的思想在前后文是矛盾的。

这一思想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这和刘勰自身所受到的思想影响有关。《梁书·刘勰传》注：“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马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3]从中可知，刘勰曾削发为僧，在定林寺依附于高僧僧祐。但刘勰只是表面出家为僧，内心却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整部《文心雕龙》就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的。范文澜先生曾谈到这一点：“刘勰撰《文心雕龙》，立论完全站在儒学古文学派的立场上。……在《文心雕龙》里，严格保持儒学的立场，拒绝佛教思想混进来，就是文字上也避免用佛书中语。”[4]

刘勰受到了传统的儒家事功思想的影响，对儒家的“太上有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5]三不朽思想持肯定的态度。这在《文心雕龙·序志》一篇中有所体现：“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6]288由此可知，刘勰深知人的生命有限，有形的肉体终会枯萎走向终结，而永恒的事情只有这“三不朽”的人世功业，这就为刘勰在全文中倡导“以文仕进，谋求功业”的思想打好了理论基础。

为了佐证自己“以文仕进”思想的正确性与权威性，刘勰不惜托古言志，引用了古代经典《周书》上的观点：“《周书》论士，方之‘梓材’，盖贵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朴斫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圬附。而近代辞人，务华弃实，故魏文以为：‘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6]284从引文中可知，《周书》中所认可的人才是兼“文学才华”与“有所作为”于一身的，真正的人才犹如有实用价值的器具和墙壁，而之后的“丹雘施”和“雕圬附”是作为附加成分用来锦上添花的。其中，器具和墙壁象征人才的功业实际性，而“丹雘施”和“雕圬附”是象征人才的文学辞采，将它们合二为一是刘勰心中的理想境界。然而，与刘勰相近时代的文人已“务华弃实”，即文人只注重文学辞采，而不顾功业实干。刘勰对此深感悲愤，引用魏文帝曹丕的评语“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来批驳这类文人，即讽刺古今一些文人不关注自己的细节行为，为追逐辞藻华丽的文学而放弃“以文仕进”的实际用途，舍本求末，得不偿失。由此可推知，刘勰既承认文学辞采与功业实干能够统一是最完美的，又认可了功业实干第一、辞采第二的地位顺序。由二者的排序可知，在刘勰的思想中，功业实干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有文采而无功业的文人，刘勰大加批驳：“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也。”由此可知，在刘勰眼中，文采飞扬的西汉文豪扬雄和司马相如，正是由于在功业实干上的成绩不显，所以才落得个“终乎下位”的悲惨结局。而对于在功业上有所作为的文人，刘勰不惜笔墨地赞扬：“文武之术，左右唯宜。卻縠敦书，故举为元帅，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6]286刘勰举出了卻縠和孙武这两个在功业上大有作为的文人。二人通晓文学，都能够学以致用，融会贯通，一个“敦书而举为元帅”，一个“著《兵经》而战功卓著”。这正是刘勰心中“以文仕进”的完美文人。而刘勰在完成《文心雕龙》后，也用行动去实践了“以文仕进”这一理想：“从504年为临川王记室(用杨明照说)起,到531年为止,共做了二十六年的官。官职虽然不很大,但也还是逐步上升的。”[7]

之后，刘勰更是直接点明“以文仕进”的重要性：“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胜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盖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鲁之敬姜，妇人之聪明耳， 然推其机综，以方治国，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6]286刘勰认为，对文人而言，不能“以文仕进”、获得功业，将是一件遭人耻笑的事情。这种情况如同大自然的江河涓流一般自然而然，无可厚非。刘勰甚至举出了一个女子“以纺织喻治国”的事例来激励广大文人。女子尚且有心功名，作为一个铁骨男儿，“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由此可知，“以文仕进”在刘勰心中至关重要，是一件关乎社会尊严、男人尊严的大事。

最后，刘勰总结思想，呼应前面提到的《周书》“梓材”论：“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6]286刘勰在此用直接的笔触点明中心，即真正的文人应该学以致用，不断锤炼自己的文学才能，待到恰当的时机便以文仕进，报效国家。“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做一个如坚韧的“楩楠”、高大的 “豫章”一般的栋梁之材，实现“达则奉时以骋绩”的不朽功业。而这样的文人，才是真正的“梓材”。

此外，具有“建功立业、扬名不朽强烈愿望”[8]的刘勰，还以自己的梦来表明“以文仕进”之心：“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6]288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也是一代文儒。他一生不忘国家事功，离开家乡游说诸国，以图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刘勰在梦中追随孔子，则明显表现出了自己日思夜想的“以文仕进”之心。

二、“以文仕进”的理想桥梁——帝王的赏识

刘勰提出了“以文仕进”的思想，但真正想从文学的起点抵达仕进这一终点，还需要一个中间的媒介，而且这个媒介必须产生桥梁的正面作用。刘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文心雕龙》一书中指出了“以文仕进”的理想桥梁，即“帝王的赏识”。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按照时间顺序先后列举了几个赏识文学、提拔文士的帝王，如西汉的汉武帝刘彻。刘勰写道：“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柏梁展朝?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孙之对策。叹倪宽之拟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6]254汉武帝创立了宏图伟业， 热爱文辞，在柏梁台上召集群臣联句作文，甚至在黄河堤上因怜悯百姓而即兴创作。汉武帝赏识文士才华，对他们广为提拔。枚乘、主父偃、公孙弘、倪宽、朱买臣、司马相如等文士都凭借自己的文学才华被武帝欣赏，他们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以文仕进”、建功立业。之后的汉宣帝也是赏识文士之人，“越昭及宣，实继武绩，驰骋石渠，暇豫文会；集雕篆之轶材，发绮糓之高喻；于是王褒之伦，底禄待诏”[6]254。由此可知，汉宣帝经常举行讨论辞章的集会，以聚集招徕文士，提携人才。因此，文学造诣很深的辞赋家王褒被帝王赏识得以重用，得到了禄位。东汉的汉光武帝刘秀同样如此：“自哀平陵替，光武中兴，深怀图谶，颇略文华，然杜笃献诔以免刑，班彪参奏以补令；虽非旁求，亦不遐弃。”[6]254从中可知，汉光武帝虽然喜爱图谶之术，但对文学之士怀有赏识之心。因而，当时的文士仍有机会凭借自己的文学才华获得功名，建功立业，如班彪，便是凭借奏章的文采卓著，被光武帝赏识并任命为县令，得以“以文仕进”。

之后的三国与东晋时期，也有不少帝王对文士大加提携，如魏武帝和魏文帝。 “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借谈笑。”[6]256再如东晋元帝时期：“刘刁礼吏而宠荣，景纯文敏而优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会，升储御极，孶孶讲艺；练情于诰策，振采于辞赋；庾以笔才逾亲，温以文思益厚；揄扬风流，亦彼时之汉武也。”[6]258再如晋简文帝之后的帝王：“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则有袁殷之曹，孙干之辈；虽才或浅深，珪璋足用。”[6]258其中，刘勰列举了众多因文学才华而被君王赏识、“以文仕进”的人物，如王粲、陈琳、徐干、刘祯、应玚、阮瑀、陆粹、繁钦、邯郸淳、杨修、刘隗、郭璞等文士，歆羡之情表露无遗。

综上可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已经意识到了帝王的赏识对于“以文仕进”实现的桥梁作用，所以列举出了众多的事例来赞颂赏识文士的君主，同时也提供了“以文仕进”的理想途径——帝王的赏识。

三、“以文仕进”的现实障碍——帝王(知音)不赏

刘勰虽然提出了“以文仕进”的关键桥梁为“帝王的赏识”，但问题是，帝王这个媒介往往不能真正成为文人的知音并赏识文人，更不用提什么赏识文学、提携文士，“以文仕进”的想法自然也就落空了，刘勰“以文仕进”的理想便陷入了不能实现的矛盾之中。对此，刘勰已有清楚的认识，他在《文心雕龙》一文中也多有提到。

在《文心雕龙·知音》中，刘勰悲声愤慨： “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6]278这充分表现出他在面对“以文仕进”的理想难以实现时的痛苦之情。“以文仕进”的关键媒介是帝王的赏识，如果文士所逢的帝王不能通晓文学，不能赏识自己，不能成为自己的知音，那么，“以文仕进”就只能成为虚诞的泡影。

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对“君王不赏”的惨痛现实也多有展现。

在《文心雕龙·知音》中，刘勰说：“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6]278文中提到了战国末期的韩非子，他著有《储说》，文才纵横。但他的文学才能不被秦始皇认可，非但不能“以文仕进”，反而惨遭囚禁。西汉的司马相如作有铺张扬厉的《子虚赋》，他是当世文豪，却遭到汉武帝的轻视。

在《文心雕龙·时序》中，刘勰写道：“爰至有汉，运接燔书，高祖尚武，戏儒简学。虽礼律草创，《诗》《书》未遑，然《大风》《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贾谊抑而邹枚沉，亦可知已。”[6]254文中提到继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恶劣行径后，后来几代君主都不喜文学，如汉高祖崇尚武功，不重文学，对儒生一类的文人戏弄轻慢。孝惠帝、汉文帝、汉景帝，也是对文人不予重视，因而贾谊被压制，辞赋家枚乘和邹阳都不被重用，沉沦而不得志。文中又提到：“逮晋宣始基，景文克构，并迹沉儒雅，而务深方术。至武帝维新，承平受命，而胶序篇章，弗简皇虑。降及怀愍，缀旒而已。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6]256刘勰指出了晋宣帝司马懿、晋景帝司马师、晋文帝司马昭，以及其后的晋怀帝、晋愍帝都对文学不太重视，也不去赏识文人、提携文人，从而导致众多才华横溢的文士，如张华、左思、夏侯湛、陆机、陆云、饮贞、傅玄、张载、张协、张亢、孙楚、挚虞、成公绥等人都不得重用，无法置身高位、建功立业。

综上可知，刘勰对“以文仕进”的现实障碍——君王不赏的种种现状有深刻的认识，并在《文心雕龙》中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展现。

四、“以文仕进”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原因

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提出“以文仕进”的观点，然而自己在行文中又写出了诸多表现“以文不能仕进”的矛盾现象。究其原因，作者认为，是因为刘勰将连接文学和建功立业之间的媒介——帝王，放在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地位上。而帝王这一因素是难以控制的，因此他是起到“以文仕进”实现的桥梁作用还是障碍作用，也就具有了不确定性，这最终导致了“以文仕进”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文人当遇到热爱文学的帝王则有幸仕进，遇到不喜文学的帝王则无缘仕进。然而，即使遇到喜欢文学的帝王，文人是否能够得以仕进也是不确定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对知音难得的原因进行了论述，笔者认为用它来解释“帝王不赏”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韵籍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6]280文中提到文学是复杂多样的，有质朴的风格，有华丽的风格，每个人对文学都有自己的喜好和偏爱，没有人可以真正做到全面客观。文学品味不同，对于文学的评价自然也不会相同。历朝历代的帝王其本质也是人，那么同理，对于文学，他们也是有自己的偏爱，未必可以公正客观地品鉴出文学的好与坏。这也导致了一些文人不被重用，无法“以文仕进”。

对于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文学鉴赏者，刘勰有过自己的设想：“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齐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6]280刘勰认为一个人只有博览文章，到达一种“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的超脱之境，才能够以一颗公心评判文章。这就要求品鉴者具有极高的文学修养和深厚的文学积累。显然，以这样一个高标准来要求古代帝王，是不现实的。

虽然刘勰渴望“以文仕进”，然而连接文学与仕进的中间变量——“帝王”却是不可控的，那么，他这个媒介对于“以文仕进”的实现就具有了桥梁或是障碍的两可作用。这就必然导致刘勰“以文仕进”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矛盾。

五、结语

综上所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倡“以文仕进”，但他将实现的媒介定位为“君主”，“君主”具有不可控性，其到底是产生桥梁作用，还是障碍作用是不确定的。这使得刘勰“以文仕进”的思想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了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