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缑倩雯 蔡 宁 信瑶瑶

内容提要 为应对环境保护压力，大量企业采取行为表意与行为内涵不一致的“脱耦”策略，本文主要关注什么样的企业更可能产生环境行为脱藕。通过引入解释企业行为机理的制度逻辑，采用2008-2013年407 家工业行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由单一制度逻辑主导的中央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产生环境行为脱耦的可能性较低；而由多重制度逻辑共同作用的地方国有企业更可能产生环境行为脱耦； 领导者教育特征会显著降低多重制度逻辑对企业环境行为脱耦的影响。本研究对企业环境行为脱耦的成因和治理具有参考价值。

一、引言

组织在面对新的制度诉求时， 常常象征性的响应却并不真的执行。例如，上市公司在财务报告中披露计划用于环境保护的资本支出， 但后续的实际支出金额往往小于这个数值（Patten， 2005）；企业内部设置了环境管理委员会或制定了正式的治理准则，但实际上它们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企业积极参与第三方组织的自愿性环境保护项目，并向公众披露这些信息， 但实际上企业最终的环境绩效并没有明显提升 （Iatridis & Kesidou，2018）；甚至企业在环境危机事件发生后，选择性强调或部分披露企业的环境友好行为， 以转移批判者视线（Marquis， Toffel， & Zhou， 2016）。

上述行为被定义为脱耦， 即由于组织过分发展象征性环境行为而忽视与之相匹配的实质性环境行为导致的行为偏差。企业的环境保护行动中，象征性环境行为和实质性环境行为是表意与内涵的关系。例如，虽然企业的ISO14001 认证经常被质疑象征性意义大于实质性结果， 甚至有企业在舆论敏感期会暂缓公布新获得的ISO140001 认证（Carlos & Lewis， 2018），但是参与ISO14001 认证本身并非环境行为脱耦， 只有当参与认证的组织没有完全实施相关标准才应该被认为环境行为脱耦。有学者做出相关界定，如Kim & Lyon(2012)在一项多年的跟踪调查中， 用企业先前承诺减排数量与后续实际减排数量的差值来判定企业是否真正落实了减排计划，以判定企业是否脱耦。

有关企业环境行为脱耦的研究主要从组织特征差异、组织内部与外部矛盾展开，忽视了企业内生制度逻辑视角的解释。例如，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驱动模式会导致企业选择不同的环境策略， 在外部利益相关者驱动下，企业会选择遵守环境承诺；而在内部利益相关者驱动下， 企业则不一定会这么做（Hyatt & Berente， 2017）。此外，组织结构、市场地位、 治理模式以及个体认知都会影响企业选择以何种方式响应环境保护诉求（Greenwood，2011）。虽然适当的制度压力可以鼓励或约束组织行为，但是在普遍的复杂制度背景下，不同制度逻辑对于事件优先级的分歧是很常见的， 来自不同制度逻辑相互冲突的目标和压力对企业环境行为偏差的影响却没有得到学者们的充分关注。

本文试图基于制度逻辑视角解释企业为什么会出现环境行为脱耦。正如Scott（2001）所言，虽然已有很多研究揭示了脱耦行为的存在， 但是鲜有探索在什么条件下组织会产生这种行为， 以及什么样的情境因素会制约这些条件对环境行为脱耦的影响。由此，本研究将通过制度层面因素和组织层面因素的整合分析， 探究它们如何影响企业环境行为脱耦。

二、研究假设

（一）单一制度逻辑与企业环境行为

在单一制度逻辑主导的场域内， 组织面对的主要制度诉求是明确的、单一的，组织通过实现主导逻辑的诉求完成对制度压力的响应。因此，单一制度逻辑主导下， 企业不大可能产生环境行为脱耦。本研究分别从规制逻辑和竞争逻辑两个场域，检验单一制度逻辑影响下的企业环境行为差异。

1.规制逻辑与象征性环境行为

企业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和响应是在环境保护规制的建立与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新环境法规的出台， 随之带来的舆论环保导向和公众对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期望的提高， 都要求企业有所行动。环境规制的发展增加了污染的违规成本，提升了企业经营的合法性门槛， 从经济角度和社会角度考虑，企业都有理由有所行动（王建明， 2008）。美国三哩岛核泄漏事件， 直接促成了联邦法规10CFR50 的修改，核电站建设成本提高，整个核工业的发展受到限制(Jennings & Zandbergen， 1995)。相反，在较为宽松的规制环境下，企业享有更多自由，保护环境的动机就没那么强了。例如，20世纪末出现的金融自由化管制倾向， 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安然丑闻等企业无视社会责任行为的发生。污染的国际间转移也与规制约束有关， 国际间规制约束的不平衡对高污染企业的跨国转移有着积极影响（李小平和卢现祥， 2010）。

然而， 现实中的污染问题与环境规制系统发展存在反差。污染问题并没有在环境规制越发完善的情况下有所缓和，反而愈演愈烈。一项长期的跟踪调查发现，75%的样本公司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披露的计划用于环境保护的资本支出项，均高于最后的实际支出金额， 这说明企业只是用“计划金额”对外塑造环境友好形象和即将付诸实践的行动预期（Patten， 2005）。ISO14001 是当前应用最广泛的环境管理认证标准， 全球在册的认证企业已有346189 家（ISO 2017）。通过认证表明该组织在各个活动环节的各类污染物控制中均符合标准，并将做出持续改善。然而，尽管ISO14001 的认证近年来呈指数级增长， 但该标准的采用并没有促进环境问题的改善（Iatridis&Kesidou，2018）。Russo & Harrison （2005） 研 究 了 电 力 行 业ISO14001 认证与毒害气体排放的关系，发现毒害气体排放量并没有随着ISO140001 认证企业的增加而降低，大气污染持续恶化。ISO140001 似乎成了一件绿色外衣，与实质的环境保护行动相脱离。

环境规制的增强虽然提升了企业保护环境的制度压力， 但是尚未对企业的策略性响应形成约束。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外部利益相关者很难察觉；另一方面，利益不对等也影响了环境规制的执行。比如出于对税收、就业的考虑，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令时常陷于两难境地。企业的减产降收， 甚至撤资始终是地方政府环境监管时的顾虑因素。中国的排污费征收是一个典型，理论上排污收费会提高企业生产成本，促使企业改进生产，但实际上地方政府常通过补充或减免的方式对被征收企业进行补贴， 以降低企业收入变化对地方经济带来的税收、就业等冲击(李侃如， 2010)。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H1：规制逻辑会正向影响企业的象征性环境行为

2.竞争逻辑与实质性环境行为

随着市场化水平提高， 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为了立于不败之地，企业不断开拓新市场，提高产品的差异化程度。绿色产品是当前热门的差异化方向， 通过绿色技术和绿色产品将企业自身与竞争对手区别开，可以提升市场识别度，建立竞争优势（Perez-Batres et al，2012）。实质性环境行为还有利于切实改善企业的资源和能源使用效率。Frondel， Horbach & Rennings (2007)研究发现市场竞争有利于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企业通过生产创新与产品创新等实质性环境行为， 能提升效率和产品的差异化程度，进而提升竞争力。当行业内的领军企业率先开展实质性环境行为时，也会产生“标杆”效应，引发其他竞争者模仿。除了竞争对手， 供应链上下游的伙伴压力也是影响企业积极开展实质性环境行为的重要原因。

通常，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区域，环境保护意识越强，对企业施加压力保护环境的意愿也越强。企业为了满足消费者的环保诉求会开展积极的环境保护行动。一旦这些诉求遭到忽视或者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很可能引发消费者的不满情绪，从而使企业产品遭到抵制，企业声誉遭受损失。因此，企业为了应对竞争压力、开辟绿色市场，很可能积极投入到实质性环境行为中。通过绿色技术的使用和绿色产品的开发来提高生产效率、拓展新市场，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H2：竞争逻辑会正向影响企业的实质性环境行为。

（二）多重制度逻辑与企业环境行为脱耦

为了降低不确定性， 组织在多重制度逻辑共存的复杂制度背景中很可能采用脱耦的行为策略(Pache & Santos， 2013)。这有三层含义：第一，当外部新的制度逻辑提出的制度诉求与组织内部效率追求冲突时，脱耦是组织的理性选择，可以提升生存概率；第二，当面临多种制度逻辑提出相互冲突的制度诉求时， 组织为了协调不同制度诉求和提升合法性而选择脱耦； 第三， 在模棱两可的环境里， 组织常常以象征性行为作为实质性行为的掩护， 通过脱耦使存在争议的组织行为合理化。例如，代理理论认为高薪酬是管理层失控的表现，然而薪酬委员会作为监管高管薪酬合理化的正式结构， 常常作为一种合法性摆设帮助高额薪酬合理化（Markóczy et al， 2013）。

因此，脱耦不是相互对立的二元选择题，而是一个程度变化的连续过程(Kim & Lyon， 2012)。当组织的实质性环境行为与象征性环境行为不均衡发展时就出现脱耦。Crilly， Zollo & Hansen（2012）认为组织在面对压力和诉求时， 会基于不同的原因和条件，包括信息不对称程度、新的诉求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诉求之间的一致性程度等因素，选择不同程度的行为脱耦以达到平衡。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H3：多重制度逻辑会正向影响企业环境行为脱耦

（三）领导者特征在多重制度逻辑对企业环境行为脱耦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制度对组织的影响是通过影响组织中的人而产生作用的，社会对于组织保护环境的期望也需要通过组织中的人来理解和翻译。组织中的人对环境问题的态度和知识， 以及在组织内部的影响力是组织环境行为决策的关键。在企业中，领导者往往是整个组织决策的核心。企业环境行为的实施，需要在企业内部有一位强有力的拥护者，通常是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他们能够为环境保护行动提供长期的目标、承诺和资源(Berry & Rondinelli，2009)。企业领导者作为战略决策的核心，他们对制度环境的理解和判断会深刻影响企业的环境行为决策(McDonnell & King， 2013)。当企业领导者将环境问题视为机遇时， 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当企业领导者将环境问题视为风险时，倾向于采取保守的防御措施。

企业领导者特征包括专业领域和教育水平，通常用职业经历和教育水平来反映。职业经历和教育水平被认为是个体知识专长和价值判断得以形成的重要来源。知识水平和知识专长限定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界定。比如法律部门倾向于将环境问题视为风险和债务， 公共关系部门会将环境问题解读为机会和声誉， 财务部门则可能从成本收益角度考虑解决环境问题带来的投入产出情况。Hahn & Scheermesser(2006)将公司领导者分为三类：可持续领导者、环保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不同类型领导者对环境问题的认知和态度存在显著差异。Lewis et al(2013)在研究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时发现，具有MBA 和法律职业经历的领导者更倾向于主动披露企业的环境信息。这暗示职业经历和教育水平会对从业者进行特定的技能培训，从而影响个人对特定问题的敏感性、判断和行动方式。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H4a：领导者职业经历会减弱多重制度逻辑对企业环境行为脱藕的影响；H4b：领导者教育水平会减弱多重制度逻辑对企业环境行为脱藕的影响。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设置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样本区间为2008-2013年， 研究对象为生产过程中涉及污染的工业企业， 从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到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39 个工业行业的上市公司。为了获得企业环境行为变量的相关信息， 研究团队基于上市公司在沪深两市发布的独立报告，包含社会责任报告、环境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采用手工编码并处理。制度逻辑变量的相关信息，包括规制逻辑和市场逻辑数据，主要通过《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局官网整理获得。企业领导者的职业经历和教育水平信息，由研究团队从国泰安数据库筛选整理获得。最后，剔除数据缺失、 信息不全以及矛盾的样本， 最终得到407 家企业，1266 个样本数据。

（二）计量模型

本文检验了单一制度逻辑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多重制度逻辑对企业环境行为脱耦的影响，以及领导者特征在多重制度逻辑对企业环境行为脱耦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首先， 构建单一制度逻辑对企业环境行为影响的计量模型：

其中， Sym 表示象征性环境行为，Sub 表示实质性环境行为，Siz 表示企业规模，Lev 表示企业的财务杠杆，Sla 表示企业的资源冗余程度，Reg 表示规制逻辑，Mar 表示竞争逻辑。模型（Ⅰ）检验单一制度逻辑中的规制逻辑对企业象征性环境行为的影响，模型（Ⅱ）检验单一制度逻辑中的竞争逻辑对企业实质性环境行为的影响。

其次， 构建多重制度逻辑对企业环境行为脱耦影响的计量模型：

其中，Dec 表示企业环境行为脱耦，Siz 表示企业规模，Lev 表示企业的财务杠杆，Sla 表示企业的资源冗余程度，Reg 表示规制逻辑，Mar 表示竞争逻辑，Own 表示所有权。

自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模式。在这种模式驱动下，地方政府为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往往会在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上采取策略性行为。这使得受地方政府控制的地方国有企业同时受多重制度逻辑的共同影响： 一方面国有性质使其担负着和中央国有企业一样的社会使命， 受规制逻辑影响；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自身的经济追求使这些企业在矛盾中寻找平衡， 在受规制逻辑影响的同时还受竞争逻辑影响。本文通过对中央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分组检验， 以验证多重制度逻辑对企业环境行为脱耦的影响。

最后， 构建领导者特征中的职业经历和教育水平两个指标在多重制度逻辑对企业环境行为脱耦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的计量模型：

模型（Ⅳ）是在模型（Ⅲ）的基础上，加入了领导者职业经历变量 （FB）、 领导者教育水平变量（Edu） 以及4 个交互项Edu×Reg、Edu×Mar、FB×Reg、FB×Mar，以考察领导者特征中的职业经历和教育水平在规制逻辑和竞争逻辑对企业环境行为脱耦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三）变量设置

1.解释变量

规制逻辑（Reg）：规制逻辑反映了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所面临的制度压力， 一般由环境法律、法规和标准等制度体系组成。目前主要的衡量方法包括污染治理成本、地方环境污染事故频次和工业废弃物的排放等。本文以地方单位产值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来衡量企业所面临的环境规制压力。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由于现行环境法律体系对工业污染废弃物的排放有明确标准，区域性的排放差异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规制压力的差异；另一方面，二氧化硫不同于废水和废气等其它形式的污染物，二氧化硫大多由工业活动产生，居民在生活中几乎不排放二氧化硫，所以本文采用地方单位产值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来衡量工业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面临的规制压力，并进行逆向处理。

竞争逻辑(Mar)：竞争逻辑反映企业在所属行业中面临的竞争压力， 本文用赫芬达尔指数（HHI）衡量，该指数用单一行业内各市场竞争主体所占市场份额的平方和表示，具体计算公式为：

其中，Xj 代表j 行业的市场总份额；Xij 代表i企业在所属的j 行业中所占的市场份额，市场份额按照国泰安数据库中所有企业的营业收入计算。

领导者教育水平（Edu）：个人信息处理能力与受教育程度有关，通常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解析和提取信息内在价值的能力越强。本文对企业领导者的教育水平进行1-5 打分，1 代表中专及以下，2 代表大专，3 代表本科，4 代表硕士，5 代表博士。

领导者职业经历（FB）：职业经历能塑造个人的专业技能和知识领域， 影响个人对特定问题的分析视角和处理习惯。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基于国泰安数据库对CEO 的岗位类别进行划分， 将领导者曾经的岗位信息分为结果导向型岗位和过程导向型岗位。设置虚拟变量进行测量，过程导向型岗位包括工程、技术、信息、生产、质量部门，取值为1；结果导向型岗位包括财务、法律、人资、市场、运营、行政、投资部门，取值为0。

2.被解释变量

象征性环境行为（Sym）：基于前期研究，运用内容分析法，通过对独立报告的编码和分析，主要从环境治理结构（环境委员会、环境保护部门、环境管理专员）、项目与认证（环境信息披露、政府项目荣誉、环境质量认证）、员工管理（员工培训、绿色办公、绿色文化、绿色愿景使命）和形象管理（绿色公益、社区沟通、绿色商标、市场策略）等方面，采用Likert-7 量表进行打分。

实质性环境行为（Sub）：与象征性环境行为的区别在于更聚焦生产过程和污染控制方面， 包括输入端管理（原材料把控、 新兴材料、 供应商管评）、生产过程（工艺设备更新、技术研发、清洁能源）、产品与业务（产品设计、环保业务拓展）和输出端控制（污染监测、三废减排、循环利用）等方面，采用Likert-7 量表进行打分。

脱耦（Dec）：用象征性环境行为与实质性环境行为分数的差值衡量， 差值越大表明象征性环境行为脱离实质性环境行为的偏差越大， 即企业环境行为脱耦的程度越高。

3.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Siz）：不同规模企业在污染物排放量上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所受到的社会关注度和外界压力也不同，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衡量。

资源冗余（Sla）：企业资源的冗余程度会影响公司的战略决策与资源投入，基于已有研究，用流动资产占流动负债的比值来衡量。

财务杠杆（Lev）：企业的资本构成能够反映财务风险， 一定程度上会对环境保护行动的投入产生影响，用总负债占股东权益的比值来衡量。

所有权（Own）：根据企业实际控制人性质，对企业所有权进行编码，私有企业（P-Own）为1，中央国有企业（C-Own）为2，地方国有企业（L-Own）为3。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 所示。相关系数矩阵显示变量间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问题。所有变量的VIF 在1 左右，平均VIF 为1.05，在临界值10 以内。由此可知，规制逻辑与象征性环境行为、 竞争逻辑与实质性环境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企业领导者的职业经历与象征性环境行为和实质性环境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为后续进一步分析奠定了基础。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相关性分析

（二）回归结果与讨论

1.单一制度逻辑与企业环境行为检验

基于计量模型（Ⅰ）和（Ⅱ）检验单一制度逻辑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根据Hausman 检验结果（象征性环境行为的检验结果为chi2 （4）=0.93，Prob＞chi2=0.920； 实质性环境行为的检验结果为chi2（4）=6.48，Prob＞chi2=0.166），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别对象征性环境行为和实质性环境行为进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如表2 所示。

首先，基于计量模型（Ⅰ）检验规制逻辑对企业象征性环境行为的影响。表2 中（1）表示将所有控制变量纳入模型（Ⅰ），（2）表示将所有控制变量和关键自变量规制逻辑纳入模型（Ⅰ）。结果显示，规制逻辑的回归系数为0.09（P＜0.01），表明规制逻辑会显著影响企业的象征性环境行为， 从而说明规制逻辑更有利于激励企业象征性环境行为的开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从侧面印证了“绿色悖论”观点， 即严格的环境规制并不一定会促进环境问题改善， 企业可能通过象征性环境行为策略应对规制逻辑对企业提出的环境保护诉求。综上所述，研究假设H1 得到验证。

其次，基于计量模型（Ⅱ）检验竞争逻辑对企业实质性环境行为的影响。表2 中（3）表示将所有控制变量纳入模型（Ⅱ），（4）表示将所有控制变量和关键自变量竞争逻辑纳入模型（Ⅱ）。结果显示，竞争逻辑对企业实质性环境行为的影响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可能的原因是，竞争逻辑对企业开展实质性环境行为的影响需要其他辅助条件， 比如行业条件、竞争者情况和企业领导者特征等。进一步，除了竞争性压力，企业当前的创新能力在整个行业创新水平中所处位置也会影响企业开展实质性环境行为。比如创新能力位于行业领先地位的企业由于更易享受溢价带来的创新补偿和先发优势， 从而更有可能开展实质性环境行为。综上所述，研究假设H2 没有得到验证，但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

2.多重制度逻辑与企业环境行为脱耦检验

基于计量模型（Ⅲ）检验多重制度逻辑对企业环境行为脱耦的影响。根据Hausman 检验结果（chi2（5）=1.16，Prob＞chi2=0.948），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组检验受规制逻辑主导的中央国有企业、受竞争逻辑主导的私有企业、受多重逻辑共同作用的地方国有企业，在不同制度逻辑影响下的企业环境行为脱耦情况，结果如表3 所示。

首先， 检验不同所有权形式对企业环境行为脱耦的影响。表3 中（5）表示将所有控制变量纳入模型（Ⅲ），（6）表示将所有控制变量和关键自变量所有权、规制逻辑、竞争逻辑纳入模型（Ⅲ）。结果显示，所有权的回归系数为0.10（P＜0.05），表明代表不同制度逻辑的所有权形式会显著影响企业环境行为脱耦。其次，分组检验私有企业、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在不同制度逻辑影响下的企业环境行为脱耦情况。表3 中（7）、（9）、（11）表示将所有控制变量纳入模型（Ⅲ），（8）、（10）、（12）表示将所有控制变量和关键自变量所有权、规制逻辑、竞争逻辑纳入模型（Ⅲ）。结果显示，在私有企业和中央国有企业样本组内，规制逻辑和竞争逻辑均没有企业环境行为脱耦产生显著影响；在地方国有企业样本组内，规制逻辑和竞争逻辑对企业环境行为脱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2（P＜0.1）、-0.20（P＜0.05），表明规制逻辑和竞争逻辑均对企业环境行为脱耦产生了显著影响。这说明，在单一制度逻辑主导场域内，包括受规制逻辑主导的中央国有企业和受竞争逻辑主导的私有企业，单一制度逻辑没有对企业环境行为脱耦产生显著影响；而在多重制度逻辑场域内的地方国有企业，规制逻辑和竞争逻辑均对企业环境行为脱耦产生了显著影响。综上所述，研究假设H3 得到验证。

表2 单一制度逻辑对企业环境行为影响的回归结果

3.领导者特征在多重制度逻辑对企业环境行为脱耦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检验

基于计量模型（Ⅳ）检验领导者特征在多重制度逻辑对企业环境行为脱耦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根据Hausman 检验结果 （chi2 （7）=1.60，Prob＞chi2=0.978），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 所示。

表3 多重制度逻辑对企业环境行为脱耦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4 领导者特征在多重制度逻辑对企业环境行为脱耦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的回归结果

表4 中（11）表示将除交互项以外的所有变量纳入模型（Ⅳ），（12）--（15）表示在把除交互项以外的所有变量纳入模型（Ⅳ）后，再把交互项逐一纳入模型（Ⅳ）。结果显示，交互项Edu×Reg 的回归系数为-0.12（P＜0.10），表明领导者特征中的教育水平会减弱规制逻辑对企业环境行为脱耦的影响。其余交互项的系数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可能的原因，一是分组后样本容量大幅减少，影响了结果的显著性；二是由于数据限制，目前对职业经历的测量较为简单， 仅从结果导向型和过程导向型做区分，后续研究可以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界定，例如对不同职能进行赋值处理， 或结合教育水平进行不同职业经历的细化。综上所述，研究假设H4a没有得到验证，研究假设H4b 部分得到验证。

五、结论、贡献与启示

本文揭示了企业环境行为脱耦现象的生成机理。首先，从象征性环境行为与实质性环境行为的内涵差异界定脱耦现象。其次，从制度逻辑视角解释了多重制度逻辑冲突是影响企业环境行为脱耦的关键因素， 研究发现受到多重制度逻辑影响的地方国有企业相比受单一制度逻辑影响的中央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更可能产生环境行为脱耦。最后， 研究还发现企业内部领导人特征中的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弱多重制度逻辑对企业环境行为脱耦的作用。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在脱耦的衡量方式上进行了补充。已有相关研究多是基于具体事件对脱耦进行是与否的二元判断，本文从象征性环境行为与实质性环境行为的偏离程度衡量企业环境行为脱耦， 包含了脱耦程度信息。二是从制度逻辑视角深化了对脱耦形成机制的理解。以往研究认为环境规制的完善是实现环境保护的重要推动力，而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新的制度逻辑可能导致企业通过环境行为脱耦策略性地完成对新旧制度的响应， 特别是在多重制度逻辑冲突的情况下企业环境行为脱耦会显著增加。如何融合新旧制度逻辑提出的不同制度诉求，可能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努力方向。三是引入领导者特征视角， 探讨了影响企业环境行为脱耦发生的情境条件。本文将企业领导者作为接收外部制度逻辑诉求并转化为企业内部战略决策的关键影响因素， 从而实现结构因素与能动因素的整合性分析， 这也为企业环境行为脱耦的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研究的启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对环境政策的制定部门而言， 要关注企业环境行为的“脱耦”现象，注意存在多元经营目标（多重制度逻辑）的企业更可能出现环境行为脱耦，进而在企业环境规制上，要推动环境规制与市场经营相融合，促进企业内部管理从多重制度逻辑冲突到制度逻辑融合。另一方面，对于企业环境风险治理而言，职业经理人的选聘要注意在管理团队中纳入高学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 知识水平和专业性的职业经历能够在认知层面帮助管理者更加积极的看待并应对环境问题带来的挑战， 从而有效制约企业实施“脱耦”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