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法寅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以“打工生活方式”为主要特征的农民工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占比趋于稳定，呈现出“结构化”趋势。囿于各自的价值取向和理论假设，主流的移民理论、城市化理论和阶级形成理论还不足以解释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现象。通过强调农民工的劳动力本质和社会生活特征，劳动体制理论则能更全面地从制度和行动及其互动关系的角度理解这一现象。对32 个典型农民工的半结构化访谈表明：农民工群体结构化的劳动体制包括行动和制度两个层面， 行动层面上的劳动体制是客观生存状态与主观动机态度的“互构”，制度层面上的劳动体制是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公民地位分化、城市非正式就业和市场文化对生存状态、价值观念和认知方式的“型塑”。这种分析也可以为研究我国的社会转型问题、移民问题、城市化问题和工人抗争问题提供分析基础。

一、导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 我国农民工的数量不断增加， 农民工群体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比例趋于稳定，呈现出了“群体结构化”的趋势。农民工群体虽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却生活在城市的边缘 （吕途，2013；Fan，2002；Lee and meng，2010；Taylor，2011）。规模庞大、长期存在、 边缘生存的农民工群体关系到我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和社会稳定。

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相关。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不一定产生大量的流动人口或农民工。Meng 和Manning（2010）就指出虽然中国和印尼面临着相似的结构转型问题，但是城乡人口迁移在印尼产生的是大量的城市贫困人口， 而在中国产生的是长期存在和不断扩大的农民工群体； 中国和印度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区别（Smart et al.， 2013）。问题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构转型背景下， 我国农民工群体结构化的发生机制是什么？

主流的移民理论、 城市化理论和阶级形成理论都对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原因、 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向做出了深入分析， 但都还不足以说明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现象。移民理论对于迁移行为的分析，并没有特别关注农民工的“不完全迁移”和“持续流动”现象；城市化理论对于市民化和不完全迁移的关注， 并没有解释在城市中边缘生存的农民工却努力工作的现实； 阶级形成理论对于工人抗争的关注， 并没有充分考察农民工长期存在和不断扩大的发生机制。

由于农民工的本质特征是其劳动力性质，本文完善和应用了劳动体制理论以考察农民工群体结构化背后的劳动体制， 从而更好地回应主流理论视角存在和面临的问题。对32 个典型农民工进行的半结构化访谈表明， 农民工群体结构化的劳动体制包括行动和制度两个层面， 行动层面上的劳动体制是农民工客观生存状态与主观动机态度的“互构”，制度层面上的劳动体制是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公民地位分化、城市非正式就业和市场文化对生存状态、 价值观念和认知方式的“型塑”。

二、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及其发生机制问题

农民工与典型的农民和工人在多个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甘满堂，2001；Wang，2005），这也导致了“农民工”概念界定的多样性。有的学者强调农民工的产业特征， 认为农民工是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产生的准产业工人（吴海峰，2009；何美金、郑英隆，2007）。有的学者强调农民工的身份特征， 认为农民工是兼有两种身份和双重角色的人群：具有农业户口，却在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沈立人，2005）。还有的学者强调农民工的行为特征，认为农民工的特征体现在迁移行为、产业特征、工作环境、居住方式、家庭生活等多个方面，并将农民工称为“打工者”或者“新工人”（王颖，2005；吕途，2012；汪勇，2007）。综合而言，农民工可以界定为以其特有的“打工生活方式”为特征的劳动者； 所谓打工就是离开拥有农村户口及其相关权益的村落， 在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情况下流动到城镇从事非农生产劳动。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比例和分布也趋于稳定，呈现出了“群体结构化”趋势①。表1 表明，外出农民工的数量（A 列）从1978年的200 万人上升到了2017年的17185 万人。人口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农民工政策的变迁都使得农民工群体规模的增速放缓，但是农民工群体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比例却趋于稳定。表1 的第四列（A/B）给出了外出农民工群体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所占的比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 农民工群体在城镇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已经稳定于40%左右。这也说明，农民工群体的规模和经济发展的规模是成比例上升的。

表1 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及其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比例，1978-2017

表2 农民工在中国产业结构中的分布（单位：%），2008-2017

在产业结构中，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中（Wang， et al.，2002；Wong， et al.，2007）。而且，农民工在产业机构中的分布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虽然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但是总体上保持稳定（表2）。制造业和建筑业一直是农民工的主要工作领域； 其次是零售业和服务业。

由于农民工具有与典型农民和工人不同的特征，有些学者认为我国出现了由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农民工组成的 “三元社会结构”（甘满堂，2001；李强，2012）。以上分析表明， “三元社会结构”不仅体现在农民工的外在特征上，也体现在农民工群体在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和产业分布上；而且，农民工群体的产生、扩大和稳定是一个过程，即“群体结构化”的过程。所谓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是指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以打工生活方式为特征的农民工群体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占据稳定比例的过程和现象。

我国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与世界上各国都曾经或正在经历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相关。但是，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却是中国的特殊现象。问题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构转型背景下，我国农民工群体结构化的发生机制是什么？

三、主流理论视角的评析和劳动体制理论的完善

当前的农民工研究中，主流的移民理论、城市化理论、 阶级形成理论都从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两个层面上对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原因、 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向做出了深入分析。但是，囿于各自的价值取向和理论假设， 三种视角分别对农民工迁移行为、城市融入、劳资关系的考察仍不足以揭示农民工群体结构化的发生机制。通过强调农民工的劳动力本质及其社会生活特征， 劳动体制理论直接考察被主流理论视为背景和假设的“农民工的劳动力本质特征”，从而为分析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提供了更加综合的研究视角。但是，当前的农民工研究中， 劳动体制理论及其应用也存在价值导向偏颇、内涵界定模糊、分析路径片面等问题，需要进行完善以充分发挥其客观分析能力。

（一）主流理论视角及其不足

农民工生活状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他们的迁移行为：离开农村村落，去往城镇工作；而且，由于大量农民工未能实现城镇定居，因此处于“持续流动”、“不完全迁移”或“循环流动”中（Wang，2005；李强，2012）。移民理论突出农民工的“迁移”行为特征，将农民工视为“移民”，并对他们的迁移动机和结构背景进行分析。在迁移动机的研究中，两种主流的解释框架是永久迁移意愿和家庭策略理论。永久迁移意愿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农民工具有“将家庭成员带到城市并在城市定居的意愿”（Fan，2008:11； 叶鹏飞，2011 ；Li，2006； 叶鹏飞，2011；熊波、石人炳，2009）。家庭策略理论则认为农民工的迁移行为是家庭增加收入和降低风险的选择，也涉及到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策略（Fan，et al.，2008； Fan，2008；蔡 昉、都 阳，2002；李 培 林，2003）。在结构性解释中，移民范式强调我国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两种结构性差异： 城乡差距和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涉及户籍、土地、就业、社会保障等多项制度安排 （Whyte，2010； 黄锟，2011；Larus，2012；Sicular et al.，2010；Hannum，et al.，2010）。改革开放之后， 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造成了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 也使得农民工从较落后地区向较发达地区流动（Tsui，1991；Gallagher，2007；Fan & Sun，2008）。

“从农业向非农产业”和“从农村向城镇”的迁移是农民工生活状态的另两个显著特征。城市化理论强调工业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将农民工视为“准市民”，并考察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市民化）。关于城市化道路的研究认为，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城市化没有根除传统的农村居民， 也没有发展出正式的市场机制和法律框架来取代传统的社会制度，而是采取了“不完全的城市化”道路，从而降低了城市化的成本（Chan&Buckingham，2008；Chan，2009；蔡昉，2010）。其结果就是大量的“流动人口”和 “城市化不足” 现象 （Chan，Chris King-Chi，2010；Chan，1994；Chan，Kam Wing，2010）。就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而言， 城市化理论考察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从而说明他们的社会融入状态及其制度原因（江立华，2003；王兴周、张文宏；2008；梁波、王海英，2010；李强，2012）。

农民工的另外一个显著特征是工资工人。阶级形成理论强调农民工的劳资关系， 着重考察他们的利益意识和集体行为。就农民工的阶级地位而言， 阶级形成理论强调农民工产生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契约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契约的转变（Lee，2007；Friedman & Lee，2010），认为农民工的产生可以用“卡尔·马克思模式”的阶级理论进行解释，而原国有企业职工可以用“卡尔·波兰尼模式”的阶级理论进行解读（Silver，2003；沈原，2006；Silver & Zhang，2009）。就农民工的集体行动而言，因为以下某个或几个原因，有些学者认为农民工已经开始并将继续扩展其集体意识和行动：（1）农民工集体行动的诉求已经超越了法律所限定的利益宣称并追求自己所界定的权益，（2）农民工也超越了法律所规定的劳资纠纷仲裁程序而采取了游行、静坐和罢工等行为，（3）农民工的集体组织也超越了个别的经济组织而将多个工厂的工人联合起来，以及（4）农民工在集体行动中（并通过借鉴各种政治话语）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观 念 和 话 语 体 系 （Lee，2007；Chris Chan，2009，2010； Chan & Pun，2009；Pun & Lu，2010）。

移民理论、 城市化理论和阶级形成理论对于我国农民工现象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囿于各自的理论假设或价值规范， 三种理论视角都不足以全面解释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问题。移民理论虽然强调农民工的迁移行为， 但是并没有充分解释农民工“持续流动”、“不完全迁移”和边缘生存的现象。城市化理论对农民工在城市中边缘化的生活状态的关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移民范式的不足， 但是却没有说明农民工为什么在边缘化的生活状态下还坚持在城市中辛苦工作。阶级形成范式对于农民工抗争行为的研究关注的是作为突发事件的抗争，而不是农民工的生活常态，因此也不足以解释农民工群体的不断扩大和长期存在。

（二）劳动体制理论及其完善

主流理论视角的不足要求对农民工群体的迁移、持续流动、边缘生存、吃苦耐劳、长期存在和不断增加等特征进行更为综合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体制理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这个理论强调农民工的劳动力本质和社会生活特征，从而“将国家的劳动管理、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劳动场所的控制和工人的反抗能力联系起来”（Lee，2007:21-22）。主流理论视角也都假设了农民工的劳动力本质， 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他们的迁移行为、城市融入状况和集体行为：移民理论强调农民工的迁移行为是一种市场作用下的“劳动移民”（Fan，2008）；城市化理论强调工业化过程中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之间劳动力的分配状况（Li，2008；蔡昉，2007；2010）；阶级形成理论所关注的劳资关系是以农民工作为商品化劳动力为前提的（Friedman & Lee，2010）。但是，这些理论视角却没有直接考察农民工的劳动力本质及其社会生活特征和结构化机制。通过强调农民工的劳动力本质和社会生活特征， 劳动体制理论能够直接考察主流理论视角的基本假设， 从而更好地理解它们提出和面临的问题， 从而说明农民工群体结构化的发生机制。

主流理论视角的不足和劳动体制理论的优势也使得“劳动体制”的概念开始应用于农民工研究中。但是，劳动体制理论及其应用仍然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 因此没有充分发挥劳动体制理论的潜力。首先，在农民工研究中，劳动体制理论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视角，“劳动体制” 的概念被移民研究、 城市化研究和工人抗争研究用来解释各自提出的问题，因此没有充分阐释“劳动体制”的内涵。比如，在移民研究中，“劳动体制”被视为迁移行为的发生背景（Fan，2004；2008）；在阶级形成研究中，“劳动体制” 被视为生产过程的控制方式（沈源，2006）。其次，劳动体制理论在价值导向上具有批判取向， 因而没有充分展示其客观分析能力。比如，迈克尔·布洛维的“劳动体制”概念与“工厂政体” 概念都强调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不平等， 并进而考察这种不平等秩序的存在机制（Burawoy，1985）。在应用劳动体制概念分析农民工群体的时候， 李静君的关注焦点也是农民工的抗争行为及其阻碍因素， 并将劳动体制视为影响工人反抗能力的因素（Lee，2007）。第三，当前对劳动体制概念的界定和应用并不明确， 往往强调国家管理、社会再生产、工厂政治中的某一个方面。比如，在劳动过程研究中，“宿舍劳动体制” 概念的关注点仍然停留在工厂内的劳动控制上（任焰、潘毅，2006；杨可，2016）。这个概念没有明确宿舍是劳动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一种特殊的劳动体制。最后， 劳动体制理论强调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的互动， 比如布洛维不但考察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方式，也强调工人服从资本控制的理由和机制。但是，当前的劳动体制研究往往强调社会结构因素，而没有在行动层面上综合考察移民理论所强调的迁移动机和策略问题、 城市化理论所强调的文化和身份认同问题、 阶级形成理论所考察的认知和态度问题。

为了弥补劳动体制理论的不足并更好地发挥其解释力， 劳动体制理论应该被视为一种从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两个层次上对国家管理、 社会再生产和市场机制所构成的劳动关系进行综合考察的客观理论视角。这些因素虽然在现实中是相互影响的， 但是在分析的意义上可以划分为行动和制度两个层面上的劳动体制。行动层面上的劳动体制主要是指劳动力的主观动机态度和直接生存状态及其相互关系。制度层面上的劳动体制包括国家管理、 社会再生产和市场机制及其对动机态度和生存状态的影响。就农民工群体结构化而言，劳动体制分析应该关注移民理论、 城市化理论和阶级形成理论所关注的制度和行动因素， 并对各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综合分析，包括（1）从社会行动的视角分析农民工的生存状态、 打工动机和打工态度；（2）从社会结构的视角分析相关的国家政策、社会文化、市场机制；（3）从作用机制的角度分析社会制度变迁、 生存状态和动机态度的相互作用。

（三）研究方法

从方法论上讲，本研究采用了“批判性阐释”方法（critical-interpretive methodology），结合了阐释性（interpretative）和批判性（critical）定性研究方法。阐释性研究方法主要用来对农民工的动机、态度、价值观念、认知方式等主观因素进行分析，批判性方法主要用来对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制度进行分析。由于本研究力图结合行动层面的意义分析和结构层面的制度分析， 因此利用了两种研究材料。在行动层次上，半结构化的深度访谈用来收集关于农民工价值观念、打工动机、生活态度、认知方式、家庭生活、工作环境等方面的信息。在制度层次上，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和学者的学术报告用来分析农民工的产业分布、 地区分布和城乡差异等结构因素； 法律文件和政府报告等用来分析与农民工相关的制度改革和国家政策。

调查对象的选择上， 本研究采用了理论抽样的方式。为了考察各个理论视角所强调的农民工主要特征， 本研究使用了四个理论标准来选择调查对象：性别、家庭结构、流动距离和产业特征。由于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生命周期会影响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动机态度， 因此本研究包括了女性和男性农民工。就家庭结构而言，本研究包括了单身农民工、已婚和有未成年子女的农民工、有成年子女的农民工三种类型。此外，家庭结构也考虑了年龄因素， 因为年龄在很大程度上与家庭结构和家庭生命周期相一致。本研究也包括了长距离和短距离流动的农民工。短距离流动是指向当地城市或最近城市的流动， 而长距离流动则是跨市和跨省的流动。产业特征包括农民工集中的三个主要产业：服务业、制造业和建筑业。

本研究的资料收集方式是半结构化的深度访谈。由于这种方法涉及与调查对象的深入互动，获得他们的信任尤为关键。为了建立信任关系，本研究还采用了滚雪球抽样。“幸运”的是，笔者在农村出生和长大，因此笔者的很多亲戚、朋友、同学都有打工的经历， 而且曾经在不同的城市和产业打工。他们还介绍了符合理论标准的其他访谈对象。最终，访谈在北京、济南、深圳、聊城等地开展。

四、行动层面上的劳动体制分析

作为一个类别群体， 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依赖于农民工个体的存在， 因此本研究首先对农民工打工的生存状态和动机态度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考察。访谈资料表明，农民工的客观生存状态和主观动机态度都呈现多样化特征， 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着“互构”关系。一方面，客观生存状态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主观动机态度；另一方面，主观动机态度又支撑着客观生存状态。打工生存状态是指农民工的客观生产和生活状况，包括产业特征、职业特征、迁移距离、城市规模、工作条件、居住条件、家庭生活、消费方式等。打工动机就是农民工通过打工生活所要满足和实现的需要和目的。打工态度是指农民工对打工生活状态的接纳程度。

（一）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打工动机的“互构”

访谈发现， 农民工的打工动机具有多样性和层次性。当问及“您来这里打工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时，除了4 个单身的年轻访谈对象和1 个老年访谈对象外， 其他所有的农民都给出了类似的回答：“就是要挣钱。”而那4 个单身的年轻访谈对象的回答是“锻炼自己”、“学习社会”、“学技术”、“见见世面”。那个老年访谈对象的回答更加出乎意料：“就是要出来玩儿玩儿”。此外，他们的打工动机并不是单一的。比如，那些回答“要挣钱”的访谈对象中，6 个也说要“学技术”、“长见识”。

以上这些回答可以视为他们的直接打工动机，因为在它们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动机，即呈现出层次性特征。当进一步问及为什么要“挣钱”、“学技术”、“锻炼自己”的时候，他们给出了更加多样化的回答， 包括 “给小孩交学费”、“给孩子盖房子”、“给孩子买楼房”、“给小孩娶媳妇”、“老人要看病”、“以后在城市里工作”、“自己做生意”、“小孩在城里上学， 照顾方便”、“在城市里买房子”等等。那个说“要出来玩儿玩儿”的老年人也隐藏了他的真实动机。面对“在家里玩儿，不是更好？ ”的问题，他说，“在家里玩儿，没有钱挣，儿子儿媳会感觉你很懒……很没面子。”可见，这位老年人来打工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家庭地位和个人声誉。此外， 提高个人声誉的动机也存在于那些没有迫切生计需要的年轻人、老年人和女性访谈对象中。

其次，根据地理取向和社会取向，农民工的深层打工动机可以划分为个体荣誉、职业前途、居家需求、家庭发展等四类。个体荣誉主要是通过打工生活来换取个人较高的家庭地位和声誉的动机。职业前途主要是指通过打工生活来学习技术、了解社会从而谋求个人更好的职业前景的动机。居家需求就是指通过打工来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的动机。家庭发展是指通过打工完成向城市的迁移从而为家庭赢得更好的生活和更多的机会的动机。这四种深层动机的区别体现在两个维度上（表3）：个体荣誉和居家需求都多是农村取向的动机，而职业前途和家庭发展更多地是城镇取向的。这些动机在社会取向上也是不同的： 个体荣誉和职业前途更大程度上更多是个体取向的， 而居家需求和家庭发展则更多是家庭取向的。

表3 农民工打工动机的类型

最后， 农民工的打工动机和生存状态存在着“互构”关系：一方面，生存状态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打工动机；另一方面，打工动机又支撑着打工生存状态。那些年轻、刚刚毕业和开始打工、单身的农民工没有家庭责任的紧迫压力， 因此更关心自己的职业前途。他们在城市中的工作经历也使他们感到了社会技能和工作技能的重要性， 因此认为“最重要的”是学习技能，提高自己。由于不是特别在乎收入的高低，这些农民工存在于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并力图获得技术性较强的岗位。老年人和女性农民工进城打工，虽然也可以“贴补家用”，但是更多的是为了赢得“个人荣誉”。他们认为即使不外出打工，家里也可以维持生活，还可以“收拾屋子”和“照顾孩子”（或/和“老人”）；但是，家里的人会感觉他懒惰，家庭地位因此会降低。而且越来越多的老人和女性外出打工， 这就更让那些没外出打工的感觉“没有面子”。那些家庭责任比较大的农民工，往往都把挣钱放在首位，以满足居家需求，包括支持孩子的教育、给孩子“盖房子，娶媳妇”、给父母养老治病、提高家庭在村落和亲属网络中的地位。而且，由于家庭支出大，他们也感觉迁移到城市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最后，五位访谈对象在城市中工作时间较长， 掌握了一些专业的技术后成为了技术人员或晋升到了管理岗位，工作比较稳定。即使收入不像建筑业农民工那么高，他们也感到前途具有可预测性，因此发展出了具体的城市移民计划②。不过，他们要在城市定居也是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前程”。

（二）农民工的生活状态和打工态度的“互构”

农民工对待打工生活的态度不同于他们对待当前工作的态度； 当前工作不过是打工生活方式内的一种选择。因此，前者可以称为打工态度，而后者可以称为工作态度。本研究所考察的打工态度主要是指农民工对于打工生活方式的接纳程度。访谈发现，那些对当前工作接纳程度低的农民工也可能对打工生活方式持有较高的接纳态度。比如， 在制造工厂里的农民工感觉工厂里的工作氛围“比较压抑”，生活上“不够自由”，“没有太多自由时间”，工作环境“不干净”，而且重复机械的简单劳动也“没有什么前途”。他们也因对当前工作的不满而频繁变换工作；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法律保障的完善，农民工也有了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问题的关键是，很多农民工更换了多次工作，而且这些工作一个比一个好，但是他们仍然是农民工，因为他们感觉“没有更好的选择”，“年龄一大把了，不能再去考大学啊”。

其次， 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态度之间也存在着“互构关系”。影响打工态度的主要因素是打工动机和替代选择的可能性认识（perceived possibility of alternatives）；这两种因素虽然都是主观因素，但是与生存状态和生活经历有紧密联系。首先， 很大程度上由生存状态决定的打工动机给打工生活提供了理由。但是，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来满足打工动机呢？从他们的生活经历上看，所有的农民工都曾经尝试过其他的选择； 但是他们也认为这些尝试都“非常困难”或“已经失败”了。这些困难和失败强化了他们对打工生活的接纳态度。刚刚毕业或辍学的农民工认为打工生活的替代方案是“上学”。但是他们感觉“上学没有前途”，因为“上了大学也可能当售货员”或者“自己不是上学的料儿”。其他的访谈对象中，有的曾经在农村开商店，有的曾经尝试农业生产和加工，有的曾经办过养殖业，有的曾经做买卖，有的曾经承包过小型的建筑工程。但是，由于年龄增大或者经营不善，他们都没有“挣到大钱”。因此，“没有其他选择”成为了农民工接纳打工生活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

最后，打工态度会影响行为选择：接纳程度低的农民工会选择退出或冒险， 而接纳程度高的农民工则可能换工作或提出抗议。32 位访谈对象中， 有13 位对打工生活方式的接纳程度较低：其中8 位是因为他们都看到了打工替代方案的可能性，并准备再“冒险”，尝试其他的生活方式；另外5 位则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自己长期定居城市的希望，因为他们已经成为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并因此获得了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对打工生活方式接纳程度较高的19 位访谈对象中，10 位对当前的工作比较满意，因为“工作环境变好了”，而且“工资也有所提升”；另外9 位则对当前工作的满意度较低，其中5 位准备换工作，而另4 位因没有太多选择而准备长期从事当前工作。但是对当前工作满意度较低的9 位访谈对象都对“老板”和“政府”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老板”没有按政府规定改善生活环境或者提高工资待遇， 而政府没有履行职责来保障他们的权益。

五、制度层面上的劳动体制分析

如果农民工的客观生存状态影响了主观动机态度，那么这些生存状态又是如何造成的呢？农民工又是如何理解和解释他们的客观生存状态，从而形成动机态度的呢？访谈表明，当前的社会制度变迁不仅影响了农民工的生存状态， 也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认知方式， 并进而影响了他们的动机态度。这些制度因素主要包括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户籍制度改革和公民地位分化、城市非正式就业和市场文化。

（一）农村生产生活变迁和家庭自主性增强

新中国建立后，虽然几经周折，但是1961年之后，我国农村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生产组织制度， 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都在很高程度上被组织起来。这个体制可以降低因自然灾害和疾病而产生的危害，提供全面的医疗、教育、救济等公共福利和服务。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确立， 深刻地影响了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尤其是，农民家庭成为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主体。调查发现，农民家庭生产自主性增强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农村家庭生活独立性的增强和农村亲属网络的复兴、 个人家庭意识的强化都深刻地影响了农民家庭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并进而型塑了农民工的打工动机和态度。

首先， 农村家庭的生产自主性和农业技术的应用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农民工进城打工提供了客观条件。经历过这个制度转变的农民工回忆说， 当时所有的人都“想办法生产更多的东西”、“想方设法地挣钱”。开始的时候， 大部分农户都同时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后来，很多农户也开始尝试从事一些非农业生产，包括农产品加工、交通运输、建筑等等。近来，随着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和农户之间的合作，农业生产效率获得了更大的提升， 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所有的调查对象都提到在农村“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活儿干了”。

再次，个体家庭观念的增强、农村家庭生活独立性的提高、 社区和亲属网络内的攀比为农村居民进城打工提供了动力。农村家庭的自主性不仅仅体现在生产领域， 而且也存在于消费领域。后者是农民工打工动机的主要来源。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 农村家庭重新成为生活的基本单位，承担起更多的家庭责任，包括“吃穿住用”等日常消费、“小孩上学”、“盖房子”、“为孩子盖房子， 娶媳妇”、“为小孩买房子”、 “红白喜事”、“人情来往”、“照顾父母”等等。不同生命阶段的居家需求成为农村居民外出打工的主要动力。此外， 村落社区和亲属网络内的社会比较提高了居家需求的标准。在社会比较中， 农村家庭不再只是满足低水平的生存需求， 而是农村社会所定义的居家需求，比如人情往来的礼金标准、盖房子的材料标准都越来越高。而且， 获得生产生活自主性之后， 家庭生活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勤劳和聪明程度。保持和提高家庭在社区和亲属网络中的地位和荣誉也成为他们外出打工的动力，否则他们“很快就会落在别人后面”，“就会被看不起”。最后，随着家庭自主性的提高，家庭身份成为农村居民主要的个人身份认同。在访谈中，农民工“家庭成员”的身份认同直接地影响着他们的情感、思考和行为。年轻的农民工更想“减轻家庭负担”，中年的农民工很自豪地说“支撑起了一个家”，而老年和女性农民工则更想在家庭里获得尊严。

（二）户籍制度改革和公民地位分化

从户籍制度的起源和功能来看， 户籍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渐形成的、 通过对人口流动的严格控制而对人口和资源进行统一组织的国家政策（Yang and Cai，2003；Chan，2009；2010；陆益龙，2003；2004）。户籍制度的形成和变化过程表明户籍制度中户口地位的价值是不断变化的， 而这种变化又依赖于相关制度和国家战略的变化，包括就业制度、生产制度、教育制度、福利制度等等（黄锟，2011；Whyte，2010）。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的渐进改革使得人口流动控制不断放松， 为农民工群体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同时，户口地位价值的差异仍然存在， 这不仅影响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客观生存状态，也影响了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此外， 户籍制度的持续改革也增强了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希望， 从而为部分农民工提供了更强烈的动机。

首先，人口流动控制的放松，为农民工的结构化提供了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户籍改革的总体趋势包括以下四个方面：户籍制度目的的再确定，人口流动控制的放松，户口地位价值的降低，户籍管理的地方化。建立之初，户籍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保持城市社会的稳定， 其作用范围也主要是针对城市人口的信息收集和整理。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旨在对人口流动进行控制的户籍制度也被用来服务于国家推动的工业化战略。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和非农经营农户的出现， 户籍制度的改革开始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人口流动控制不断放松，户口地位的价值不断减低，户口管理也不断下沉到地方政府。

其次， 户籍制度产生的公民地位分化仍然影响着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身份认同。所谓公民地位分化就是指公民在国家福利和管理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调查显示，户籍制度改革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公民地位分化。首先，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仍然存在着公民地位分化。这种分化主要体现在城镇和农村之间在土地管理、住房、就业、社会保障、教育等制度方面仍然存在着差异。农民工在农村所拥有的农用土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都强化了他们“农村居民”的身份认同，也使得他们也不愿意与农村完全分割。其次，农民工与当地城市居民在城市中的公民地位也存在着分化。其中，农民工最为关心的是子女教育。很多农民工不得不将子女留在农村接受教育； 这便导致了家庭分离的生活状态。而让子女更有前途也成为很多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主要动力；此外，某些中小城市中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的户籍制度改革也增强了他们城市定居的期望。

（三）城市非正规就业和市场文化

所谓非正规就业就是“在付酬、劳动时间、劳动关系、工作形态、社会保障及经营活动等各方面存在不固定性、 不稳定性或不规范性而与正规就业有性质上区别的劳动就业形式”（张彦，2010）。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对他们的生存状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福利保障差、工作不稳定、工资收入低、 工作环境差等（李强、 唐壮，2002； 李烨红，2003）。调查发现，出于安全考虑，建筑业和制造业企业都为农民工购买了工伤保险， 但没有购买养老、医疗、事业和生育保险，也没有缴纳住房公积金（除了重要管理和技术岗位上的农民工）。那些服务业内的企业甚至没有购买工伤保险。所有行业的农民工劳动时间都不固定； 一线农民工每周要工作六天或七天， 每天的工作时间也经常超过八小时；他们虽然能够得到更高的加班费，但是并没有是否加班的自由选择。农民工的收入在提高，但是居住条件和消费方式仍然与城镇居民存在很大不同：居住在工厂宿舍、老旧的民房或近郊村落中；除了个别年轻人和举家外出的人，消费行为仍然发生在农村。劳动关系也很不规范：在没有劳动合同的情况下， 企业可以任意地终止与工人的劳动关系；在有劳动合同的情况下，由于劳动合同不规范， 企业也可以通过降低工资或者加大劳动强度的方式使工人提出辞职。另一方面，随着城市打工就业机会的增多，季节性的就业（比如，快递）能够带来更高的收入； 那些纯粹以挣钱为目的的农民工也不愿意被“栓死”在某一份工作上，而是保留自己的自由流动性。因为企业内部市场中明显的分化，绝大部分农民工认为职业前途不光明；他们感觉到， 城市居民和外来的接受高等教育的工人可以在企业中“立足”，而他们自己很难有更好的发展。

如果城市非正式就业造成了他们不良的生存状态， 那么农民工如何理解和解释他们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呢？调查发现，与非正规就业相对应的认知方式是“市场文化”。作为一种前理论性意识形态（pre-theoretical ideology），这种认知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动机、态度和认知（North，1981）。这种意识形态使得农民工认为他们是“低级工人”，并接纳了打工生活方式。所有的访谈对象都认为，当前劳动力市场中“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工人”，包括“大学生”、“城里人”等；但是，这些大学生和城里人都是“高级工人”，而他们自己是“低级工人”。与“低级工人”相比，“高级工人”收入高，工作稳定，劳动合同规范，劳动时间标准，社会福利全面，住宿在自己家里或者租用的现代化公寓里，消费主要在大商场里，生活用品也比较有档次。他们也认为，“高级工人”和“低级工人”的这种差别也是合理的，因为他们的“市场化”认知方式中也强调市场供求逻辑和人力资本观念。首先，访谈对象都认为，与“大学生”和“城里人”相比，农民工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农民工供过于求，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到城里打工”，“越来越多的妇女也进城打工了”，“很多年轻人不愿意上学，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而且，“只要有一个老人外出打工，其他的老年人如果不外出找活儿，就会被认为懒惰；只要有一个妇女进城打工，其他的妇女如果不外出挣钱，就被会认为懒惰”。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为了挣钱，他们不得不接受以非正规就业的方式在城里工作，否则他们也“没有什么出路”③。其次，访谈对象也认为，与“大学生”和“城里人”相比，他们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比较少，因此只能从事技术要求比较低的工作。他们认为，“高级工人”和“低级工人”对于企业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企业的发展更依赖于“高级工人”对于产品的开发、市场的开拓等，而“低级工人”却只能在生产第一线；因此，两种工人的职业发展前景也是不同的，“高级工人”在未来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优越的生活。

六、总结和讨论

本文首先用“农民工群体结构化”的概念对当前我国农民工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描述， 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以打工生活方式为特征的农民工群体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占据了比较稳定的比例。然后，本文用“劳动体制理论”分析了农民工群体结构化的发生机制， 认为农民工群体结构化的劳动体制主要包括行动层面上客观生存状态和主观动机态度“互构”以及制度层面上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户籍制度改革和公民地位分化、城市非正规就业和市场文化对农民工生存状态、 价值观念和认知方式的“型塑”。

从理论层面上说， 农民工群体结构化的劳动体制分析有助于解答社会转型论、 三元社会结构论、移民理论、城市化理论和阶级形成理论所提出和面临的问题。

首先， 通过强调历史过程及其发生机制，农民工群体结构化的劳动体制分析可以克服“三元社会结构论”的静态化倾向和“社会转型论”的一般化倾向。与“三元社会结构论”对农民工群体的静态化考察不同，“农民工群体结构化” 概念强调农民工群体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虽然也承认农民工具有不同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特征， 但是更强调他们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比例趋于稳定， 并将农民工群体放在社会经济变迁的历史中进行考察， 从而发现农民工群体长期存在的内在机制， 抱着更加开放的态度对待农民工群体的发展趋势。与“社会转型理论”的一般化考察不同，“农民工群体结构化”力图更加具体地分析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社会转型论虽然强调社会转型的“过程”，但往往以其他国家为参照从宏观上勾勒我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而没有具体说明我国社会转型的特殊路径和过程。从我国整体的发展态势来看，以“打工生活”为特征的农民工群体肯定是一个过渡现象。但是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也说明其“过渡性”不是短暂的，而是长期的；这正是我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从国家政策的角度上来看， 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要求农民工政策要以社会转型的发展方向制定总体规划， 也要以经验事实为依据采取更加符合现实的渐进性改革措施。

其次， 从劳动体制视角分析农民工群体的历史可以将移民研究、城市化研究、阶级形成研究提出的问题放在更综合的背景中进行考察， 从而揭示这些现象的根源。迁移理论更多地关注迁移行为及其结构背景， 却不足以说明持续流动和不完全迁移现象。对农民工群体结构化的劳动体制分析表明， 持续流动和不完全迁移是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变迁、城乡之间和内部公民地位分化、城市非正式就业和市场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 而且这些制度因素不仅影响了持续流动的生存状态， 而且也影响了农民工的动机态度。城市化研究对市民化和社会适应过程的分析倾向于将农民工的劳动力本质视为一种背景和假设， 并集中关注国家政策和社会环境对城市化的影响， 但并没有具体说明“农民工虽然边缘生存但却辛苦劳作”现象的形成机制。劳动体制理论则突出劳动力及其社会环境对于迁移行为和社会融入的核心作用， 并以此来理解国家政策和社会生活的作用机制。“工厂政治理论”和“工人抗争理论”是关于工人政治的两大理论视角； 前者强调群体抗争事件及其对社会变迁的重要性， 而后者强调劳动秩序及其形成机制。如果将冲突和秩序视为工人政治的两种形态的话，那么“劳动体制理论”则可以将这两种形态放在更大的背景中进行考察。工厂政治和工人抗争研究关注的焦点是工厂内部企业和工人之间的关系， 但是大量的研究也表明工人政治是嵌入在劳动体制中的。比如，在国家社会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体制中， 企业和工人的互动关系和互动模式是十分不同的（Walder，1986）。国家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国家对待企业和工人之间关系 的 方 式 （Webster，et al.，2008；Harvey，2010；Huang，2009）。就劳动力的产生过程而言，企业和工人关系的存在根本上还依赖于工人的动机和认知； 而工人的动机和认知又依赖于他们的社会生活 方 式 的 变 迁 （Watson，2005；Sum and Jessop，2015）。可见，作为一种客观分析视角的劳动体制理论也可以更加中立地分析国家管理、社会文化、劳资关系、动机态度对工人行为的影响机制。

注释：

①吉登斯曾经在两个意义上使用“结构化”概念。在《发达社会中的阶级结构》（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y）中，吉登斯用“结构化”概念来分析各个阶级群体的形成机制，因此这里说的是“群体的结构化”。在《社会的构成中》，吉登斯的结构化概念是针对结构和行动的关系问题而提出的，因此是“行动的结构化”。而本文所使用的结构化概念是针对社会群体——农民工群体的发展过程和现状而提出的，因此是“群体的结构化”。

②访谈对象中，还有八位年轻农民工体会和认识到了城市中优越的生活方式和更多的工作机会，也因此发展出了永久迁移的愿望， 但也认为近期还不可能实现这种愿望。这些人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里，收入水平不高，工作也不稳定。他们还没有发展出向城市迁移的具体规划，因此也频繁地换工作。

③虽然很多农民工也看到了打工替代方案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之前，他们仍然认为，除了打工，“没有什么选择”，“总不能闲着”。而且，那些想尝试打工替代方案的农民工也认为，当前的打工是为以后的“不打工”做准备，比如为从事其他谋生方式学习技术、建立社会关系、积累资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