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叶军

内容提要 本文使用中国2003-2016年城市层面数据， 把创业活力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实证研究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实证分析过程中，首先对全国层面城市的基准模型进行估计，进一步地，从地区异质性、经济开放度差异、创业活力层次差异等多个维度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城市对外开放水平对创业活力的经济效应具有重要影响，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逐步增强；创业活力层次的高低也影响经济效应，随着创业活力层次提高，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呈现递增趋势。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引言

创业创新是我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着力点。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世界达沃斯经济论坛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5年和2016年《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和《关于建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的实施意见》相继出台。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大力推行“放管服”改革，即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促进市场主体活力和创新能力释放， 这有助于提高经济主体的创业活力。由此引领我国新一轮创业热潮。在创业政策红利激励下，民众创业活力得到充分释放，新增创业主体总量不断攀升。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数据，2017年新设市场主体达到新高，全国新设市场主体1924.9 万户，其中新设企业607.4 万户。截至2017年底，全国实有市场主体9814.8 万户。

此外， 我国经济逐步由高速增长阶段步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此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是关键任务，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是目标。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来源于创业活动，尤其是在互联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 微观经济主体的创业活动推动了产品创新和新产业兴起。因此，创业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力。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关于创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最早可追溯至Schumpeter 对创新理论的探讨。Schumpeter（1934）阐释了创业者通过新产品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 即创业者的创新活动通过破坏旧市场均衡，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形成新的产品市场。创业活动的广泛深入推进也潜在地改变了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由此引致新的经济增长点。

国外文献从国家、 地区和城市三个层面研究了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国家层面，Baumol（1990）对世界重要国家的历史比较发现，由创业政策和制度形成的诱致型创业精神只有配置在生产性活动中才会推动经济增长， 配置在非生产性活动中的创业精神不会带来经济增长； 在地区层面，Audretsch 和Keilbach（2005）通过对联邦德国327 个辖区的面板计量分析发现， 创业精神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城市层面，Glaeser（2007）对美国城市经济研究表明，创业精神是导致城市经济差异的重要因素。

国内关于创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庄子银（2007）在Baumol（1990）的研究基础上拓展了Shumpeter 的企业家创业精神理论， 重点把创业精神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研究表明企业家创业活动通过科研投入活动影响国家和地区技术创新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关于创业类型方面，钟惠波等（2018）把创业划分为套利型创业和创新型创业， 发现创新型创业的经济增长效应趋于增强， 套利型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显著下降。邹欣（2018）在跨国层面区分了创新型创业与一般型创业， 发现创新型创业发挥了提高经济增速、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缩小收入差距的多维效应， 而一般型创业的多维效应十分有限。关于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方面：石书德、高建（2009）指出创业活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主要是通过知识溢出、 企业数量增多和企业多样化来实现；李华晶（2010）研究了创业活动对知识溢出效应的调节机制， 即创业活动能够克服知识过滤的屏障效应， 增强新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其他学者从公共支出、金融发展和政府规模等方面研究了创业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机制，如蒋含明等（2013）认为公共支出尤其是生产性支出显著增强了企业家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明秀南（2016）发现金融发展和司法制度的完善增强了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腐败和政府规模的扩大则削弱了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综上所述， 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了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但是大多关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经济增长。相对而言，在城市层面，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较为匮乏。作为转型阶段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城市创业活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开放水平、不同创业活力类型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文利用中国城市层面数据， 就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与现有文献相比， 本文的研究贡献表现为三个方面：（1）探讨中国地级市层面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2）从地区异质性、经济开放度差异和创业活力层次差异方面研究创业活力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规律；（3）把不同地区、不同开放类型的城市按照创业活力均值划分为低、中、高三个层次，深入探讨不同地区、不同开放型城市内部，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效应的结构性规律。

（二）提出假说

1.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正如文献回顾所作阐述， 创业精神在国家和地区层面都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进一步地，企业家创业精神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代明、郑闽，2018）。尤其是在经济体的创新驱动发展期，创业活动通过加快知识溢出、促进竞争、 优化企业结构以及提供多样化服务等渠道促进经济增长。而政府的创业政策通过激发创业动机、 提供创业机会以及培育创业技术等机制促进创业活动（方世建、桂玲，2009）。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H1：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效应。

2.创业活力层次差异对城市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

在不同地区之间，创业活力具有差异性。在创业活跃程度较高的地区， 创业企业更容易实现集聚效应，获取知识溢出效应，促使创业主体更好地实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 在创业活跃程度较低的地区，则反之。具体来看，我国创业发展存在区域差异， 东部地区的创业资本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创业资本越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张秀艳、孟宪春，2016）。在创业高度活跃的省区，受益于高水平的知识生产能力、知识溢出效应和较高的创业机会， 区域内的私营企业创业活动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 而在创业一般活跃和不活跃的省区，缺少有利创业的制度环境，私营企业创业活动的经济促进效应不明显（齐玮娜、张耀辉，2014）。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H2：地区和城市的创业活力越高， 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越大。

3.经济开放程度在创业活力影响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伴随经济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 微观创业主体能够在创业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融资渠道， 更宽广的产品需求市场， 从而促进创业主体提高创业效率， 尽快把新产品推向市场， 有效推动经济增长。首先，关于全国层面城市创业企业的创新绩效研究表明， 企业的开放竞争力显著改善了新产品销售比率（郝敬鑫、杨忠，2012）。其次，贸易开放通过提高市场化程度、 促进地区技术创新来促进创业活动（杨佩刚、曹馨予，2018）。再次，市场化程度和外贸开放程度的提高也是我国企业家创业精神不断改善的重要推力（袁红林、蒋含明，2013）。由此可见，经济开放水平越高的地区，创业活跃程度越高，并会带来创业效率、创新绩效、技术创新等方面的优势， 从而提高创业活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H3：地区和城市的经济开放程度越高， 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越大。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03-201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进行变量统计。由于我国许多城市的市辖区空间范围在撤县（市）设区的过程中变动过大，不适合进行连续、稳健的计量分析，变量统计范围为全市范围（个别指标如道路面积、公交车运营辆则采取市辖区）。此外，部分城市经济指标缺失较多，尤其是缺失城镇私营部门和个体部门就业人数， 剔除这些城市，整理得到266 个地级以上城市样本。

本文在分地区估计基础上， 借鉴Ebenstein（2012）的政策数据库构建方法，根据地级以上城市1978-2016年所获得的国家级优惠政策种类和数量，建立起中国城市对外开放政策数据库。基于此，本文把266 个城市划分为无特区城市、有特区城市、开放I 型、开放II 型和开放III 型城市；此外，按照创业活力均值由低到高的顺序，把城市划分为低创业活力、中创业活力、高创业活力三个层次。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GDP 是城市国民生产总值，取对数形式lnGDP。以2000年为价格基期，运用CPI指数对GDP 进行价格平滑。鉴于地级市缺乏完整的CPI 指数，以对应省区的CPI 指数来代替。

2.核心解释变量是创业活力（tratio）。在现有文献中， 衡量创业活力的指标多见于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测度，国外学者通常选用自我雇佣比率、企业所有权比率、企业进入率和退出率等；国内学者则一般选用个体和私营企业雇佣的工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率。本文选择李宏彬等（2009）的方法， 以城镇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从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率来代表城市创业活力。

3.控制变量：①城市劳动就业人数（labor，单位：万人）；②城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nvest，单位：万元），鉴于城市固定资产价格指数不易获取，本文统一用城市所在省份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价格平滑；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产值（perq，单位：万元），在价格平滑处理方面，因城市层面工业出厂品价格指标缺失，以对应省区的工业出厂品价格来替代； ④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以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城市GDP 的比率衡量。⑤政府的科技支持政策（tecratio），以财政支出中科技支出所占比率衡量。⑥城市平均工资水平（pwage，单位：元），也是根据城市所在省份的CPI 指数，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价格平滑。⑦城市人力资本（tedu，单位：人），以城市中小学专职教师数量来衡量。⑧本地交通设施1，以城市道路总面积（troad，单位：万平方米）衡量；⑨本地交通设施2，以城市公交车运营量（tbus，单位：辆）衡量；⑩城市制造业的集聚水平（quwei），以制造业区位商衡量。上述控制变量中labor、invest、perq、pwage、tedu、troad、tbus 取对数形式。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三）模型设定

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 本文把创业活力E 纳入到经济增长方程：

整理如下：

鉴于城市经济增长除了受创业活力、劳动力、资本影响外，还受企业规模、金融发展水平、政府科技政策等因素影响， 本文把引入控制变量后的计量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在式（3）中，GDP 为被解释变量，tratio 为核心解释变量，X 为控制变量。在基准计量估计和拓展分析中，控制变量选取了劳动就业人数（lnlabor）、固定资产投资（lninvest）、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产值（lnperq）、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政府的科技支持政策 （tecratio）、 城市平均工资水平（lnpwage）、城市人力资本（lntedu）和城市道路总面积（lntroad）共8 个。此外，变量下标i 代表城市，下标t 代表年份。

四、实证结果分析

在实证研究部分，首先，通过对多个估计模型进行比较，选择改进的固定效应模型（SCC 模型）作为基准模型进行估计；其次，从地区异质性、经济开放度差异、 创业活力层次差异等角度进行拓展分析；再次，把四大地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无特区城市、有特区城市划分为高、中、低创业活力类型， 考察创业活力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差异； 最后， 运用工具变量面板、 系统GMM 面板估计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基准模型估计

基于全国266 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 本文运用OLS 方法、面板FE、面板RE 和面板SCC 估计方法进行基准模型估计研究。全国层面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估计结果见表2， 由表2中数据可知，不论是OLS 方法，还是三种面板估计方法， 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其中，OLS 方法估计结果显示的创业活力促进效应最大，创业活力每增加1 个单位带来0.535个百分点的城市经济增长；面板RE 方法、面板FE方法和面板SCC 方法估计结果显示的创业活力促进效应依次递减， 创业活力每增加1 个单位分别引致0.212 个、0.079 个、0.079 个百分点的城市经济增长。由此可见，上述基准估计结果从全国城市层面证实了本文的研究假说H1：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效应。

从创业活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来看，供给侧方面表现为， 我国创业活力的提升推动了劳动力稳健增长， 创业的高度活跃性还促进了产品创新和产业优化。另一方面，创业活力引致的就业增长和居民收入增加， 又从需求侧方面扩大了国内需求，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从现实经济来看，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 以来， 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民营经济体的创业活力不断提高，在就业增长、产业创新、扩大内需等方面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根据Hausman 检验， 面板FE 模型优于面板RE 模型。而面板SCC 模型具有诸多显著优越性，在解决面板数据异方差、序列相关性、截面相关性等问题上优于面板FE 模型， 因此， 本文将面板SCC 模型作为标尺估计模型进行拓展研究。

（二）拓展分析I——基于地区异质性视角

鉴于我国不同地区在社会经济各方面均存在异质性，本文把全国266 个城市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利用面板SCC 模型进行估计。地区层面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估计结果见表3。

表2 全国层面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估计结果

表3 地区层面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估计结果

由表3 中数据可知，在东部地区，创业活力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这是因为东部地区最早实施对外开放，经济改革造就了东部相对成熟的市场环境和良好的创业环境，激发了微观主体的创业精神，促使创业活力高度活跃，由此带动城市经济增长。在东北地区，创业活力也表现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显著促进效应，究其原因，尽管东北经济体制尚存在诸多问题，如创业环境、科技创新体制不完善等，但私营经济体内在的创业动力仍具有强劲活力，从而带动了城市经济增长。此外，在中部、西部地区，创业活力均未表现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可能原因是中部、西部地区不仅创业体制环境包括投融资政策、 创业激励等方面存在短板，而且区域内微观经济体欠缺强劲的创业精神，使得地区创业活力不足，进而城市经济增长迟滞。

（三）扩展分析II——基于经济开放度差异视角

借鉴Ebenstein（2012）的政策数据库构建方法， 本文构建了一个改进型的中国城市经济政策数据库（1978-2016）。基于此，把全国266 个城市划分为无特区城市和有特区城市， 其中无特区城市没有国家级优惠政策， 有特区城市至少有一个国家级优惠政策。进一步地，根据国家级优惠政策数量，把有特区城市划分为：开放I 型城市，享有1-2 个优惠政策；开放II 型城市，享有3-5 个优惠政策；开放III 型城市，享有6-8 个优惠政策。据此展开分组估计， 不同开放城市创业活力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估计结果见表4。

由表4 中数据可知，在无特区城市，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 在有特区城市，创业活力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无特区城市由于本地开放程度不高，市场发育程度低，对外贸易不发达， 制约了微观主体的创业动力。反之，有特区城市的经济开放程度较高，市场发育程度较高，对外贸易发达，促使企业家创业的机会大量涌现，由此提升当地创业活力，引致显著的城市经济增长。

本机制动管减压，平均管、作用管增压，机车制动缸充风产生制动作用。补机接收制动管压力减少的变化，通过DBTV模块停止制动管给辅助风缸充风，并将辅助风缸的风压传送到16TV作用管；补机接收平均管压力增高的变化，通过BCCP给制动缸充风，补机制动

表4 不同开放城市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估计结果

表5 分层次的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估计结果

在有特区城市内部， 三种类型开放城市的创业活力都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效应，其中开放I 型和开放II 型城市的促进效应具有显著性。结合有特区城市对外开放的递进性，随着城市对外开放度提高， 创业活力的经济促进效应呈递增态势，即开放I 型城市＜开放II 型城市＜开放III型城市。这是因为城市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经济主体越容易获取便捷的创业渠道， 包括创业融资的便捷性、新技术的可获取性等，从而实现更高的创业活跃度，引致更大幅度的城市经济增长。上述结论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H3：地区和城市的经济开放程度越高， 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越大。

（四）扩展分析III——基于创业活力层次差异视角

按照2003-2016年创业活力均值由低到高的顺序，本文把全国266 个城市划分为低创业活力、中创业活力、高创业活力三个层次。（下文拓展分析IV 和V 中，低、中、高创业活力层次划分与此处相同）。分层次的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估计结果见表5。

由表5 中数据可知，在低创业活力城市，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不具有显著促进效应； 在中创业活力和高创业活力城市， 创业活力均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效应。进一步地，对于低、中、高创业活力城市，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呈现出逐步递增的规律， 即低创业活力城市＜中创业活力城市＜高创业活力城市。可见，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具有明显的群类特征和层次递进规律： 低创业活力城市的促进效应不显著， 中、 高创业活力城市的促进效应显著；随着创业活力层次提高，创业活力的促进效应不断递增。上述结论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H2：地区和城市的创业活力越高， 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越大。

（五）扩展分析IV——四大地区创业活力层次考察

为了深入考察四大地区内部创业活力影响经济增长的层次结构，本文把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按照创业活力均值划分为低、中、高创业活力城市， 四大地区创业活力经济效应的层次结构见表6。

由表6 数据可知， 在东部地区的三个创业活力城市分组中， 创业活力均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效应。在低创业活力和高创业活力城市，创业活力的经济促进效应均具有显著性； 高创业活力城市的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明显高于低创业活力和中创业活力城市。这说明东部地区城市创业活力的经济促进效应在层次结构上具有一致性和稳定性， 得益于东部地区微观经济主体良好的创业精神、 相对完善的创业政策与制度环境。

在中部地区， 创业活力在整体层面和分组层面均没有表现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可能解释是，在中部地区的低、中创业活力城市，经济主体创业精神不足， 同时受创业政策不完善制约； 高创业活力城市也由于创业制度不完善等约束，不能有效发挥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表6 四大地区创业活力经济效应的层次结构

在西部地区， 创业活力整体上不具有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从分组层面来讲，不同层次创业活力城市具有较大差异，低、中创业活力城市没有表现出创业活力的经济促进效应， 高创业活力城市体现出创业活力的经济促进效应（尽管不具有显著性）。这是因为，低、中创业活力城市存在微观主体创业精神不足、 创业政策和制度不完善等制约因素；高创业活力城市，微观主体创业精神相对活跃， 部分抵消了创业政策和制度不完善的不利影响。

在东北地区， 创业活力的经济效应存在明显的层次结构差异，低、中创业活力城市的创业活力具有正向的经济促进效应， 高创业活力城市的经济效应表现出不显著的负向效应。进一步地，伴随城市创业活力的提高， 创业活力的经济效应呈现递减趋势（在高创业活力组变为负），即低创业活力城市＞中创业活力城市＞高创业活力城市。可能的解释是，东北地区的低层次创业活力城市，相对而言，私营经济体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不高，产业分散，规模不大，从而企业家创业活动受外在不利政策环境的影响较小， 创业活力能够展现出较大的经济促进效应；随着创业活力向中、高层次发展，私营经济体在经济中的比重逐步提高， 产业分布日趋集中，企业规模增加，此时区域内不利的创业政策和制度环境开始显著制约创业活力的经济效应。因此，在城市从低创业活力组向中、高创业活力组演进过程中， 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呈递减趋势。

（六）扩展分析V——不同开放城市的创业活力层次考察

本节采用与上节相同的方法， 把无特区城市和有特区城市按照创业活力均值划分为低创业活力、中创业活力、高创业活力三个层次。不同开放城市创业活力经济效应的层次结构见表7。

由表7 中数据可知，对于两类开放城市，低、中、 高创业活力城市的创业活力均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效应， 且该促进效应均呈现出递增规律， 即低创业活力城市＜中创业活力城市＜高创业活力城市。从创业活力经济促进效应的显著性来看，无特区城市的低、中创业活力城市都不具有显著性，仅有高创业活力城市具有显著性；有特区城市的低创业活力城市不具有显著性， 中创业活力城市具有很强的显著性， 高创业活力城市在15%水平上具有显著性。由此可见，相对于经济开放程度较低的无特区城市， 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有特区城市在创业活力的中等层次就呈现出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从而说明经济开放性有助于激发创业活力的经济效应，促进城市经济较快增长。

（七）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对照基准估计模型，选用工具变量面板（面板IV）估计、系统GMM 面板估计和基于面板SCC 模型的新增控制变量估计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关于工具变量面板（面板IV）估计，鉴于三个核心控制变量城市劳动就业量（lnlabor）、固定资产投资（lninvest）、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产值（lnperq）均具有内生性，本文选择三者的滞后一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面板IV 估计检验。其次，系统GMM 面板估计检验对先决变量、内生变量等进行相应调整，保证了过度识别检验的合理性。再次，基于SCC 模型的新增控制变量估计， 在原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增加制造业集聚度（quwei）、公交车运营量（lntbus）两个新变量。鉴于篇幅限制，稳健性估计结果不再列示。稳健性检验结论为：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因此，本文实证研究结果具有可靠的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03-2016年中国城市层面数据，研究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研究结论如下：在全国层面，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在分地区层面，东部和东北地区城市创业活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效应，而中部、 西部地区城市创业活力没有表现出经济促进效应。从创业活力层次差异来看，随着创业活力均值由低到高， 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逐步递增。在经济开放度差异方面，城市所处的经济开放度越高， 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就越大，即无特区城市＜有特区城市，开放I 型城市＜开放II 型城市＜开放III 型城市。从四大地区内部的创业活力层次结构来看，中部、西部地区的低、中、高创业活力城市，均未表现出创业活力的城市经济增长效应；东部和东北地区的低、中、高创业活力城市，创业活力的城市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差异性，这与两大地区创业政策和制度环境密切相关。从不同开放城市的创业活力层次结构来看，相比开放程度较低的城市（无特区城市），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有特区城市）更容易在创新活力层次较低时就发挥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实施差异化创业政策，构建与本地经济环境相适应的创业制度体系。在我国不同地区、不同开放类型以及创业活力层次有差异的城市，创业活力差异以及社会经济环境不同， 都将使创业活力的经济效应具有显著差异。现阶段，政府密集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 如针对民营企业减税降负、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平台，这有利于降低创业成本、提升创业活力。在此基础上，创业政策的实施以及创业制度体系的构建， 还须充分对接本地的创业环境与经济发展特征， 以便有针对性地解决本地创业的关键问题。

其次，进一步扩大城市对外开放水平。正如本文所证实，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的城市，创业活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越高。大多数中部、 西部城市， 对外开放程度不高是创业活力低迷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新一轮对外开放进程中，尤其是在“一带一路” 战略加速推进和自贸区政策向内陆地区扩展的背景下， 不仅要提升沿海发达城市的对外开放水平，更要重视中西部内陆城市的对外开放，可通过设立各类经济特区的方式， 以政策优惠促进内陆城市对外开放。

最后， 注重微观经济主体创业精神的培养，充分发挥创业主体作用。创业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创业精神是创业活力的基本动源。因此，在完善创业政策的基础上，还应当重视创业精神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