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萍

（西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作为后发外源型的中国现代化的序幕始于19世纪40 年代，经过了170 多年的探索，我们对于实现什么样的中国现代化以及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没有现代化研究就很难实现现代化”[1]7，所以，前进道路上的不断反思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虽然当前中国社会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的位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于世界中等水平，这表明我们在经济方面的发展进步，但全面实现现代化仍需要人们道德性的长足发展，这离不开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今天我们反思前人的思考，期望能为2035 年我国顺利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顺利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言献策。作为哲学史家、哲学家的冯友兰先生，一生心系民族复兴大业，如何实现民族复兴，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重新由“乡下人”转变为“城里人”是他进行哲学创作的内在动力。本文主要以他在1940 年创作的《新事论》为主线索，探寻他对实现中国现代化思考的价值与意义。

一、《新事论》创作的背景

自周秦以降，历经三千多年，既有分裂，也有融合统一，经历了“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的繁荣昌盛，中国一直以“天朝上国”而自居，“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2]29当我们沉睡在这种自大的心理梦境闭关锁国的时候，18 世纪60 年代的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技术引发的变革，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同时资产阶级殖民扩张的欲望也日益增长。“在1830 年以前，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白银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向中国输出。可是从1833 年，特别是1840 年以来，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几乎使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3]779从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社会开始进入近代时期，一直到1949 年，在这近110 年的时间里，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遭受侵略、奴役的屈辱史，同时也是一部反侵略史。连绵不断的战争，其结果就是不断地被割地赔款，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出，中国再也不是那个矗立于东方的文明大国，而是一个千疮百孔任人宰割的“沉睡的狮子”。封闭的思想观念、陈旧的社会制度、落后的生产方式使“中国人的城里人底资格，保持了一二千年，不意到了清末，中国人遇见了一个空前底变局。中国人本来是城里人，到此时忽然成为乡下人了。这是一个空前底变局。这是中国人遇到底，一个空前底挫折，一个空前底耻辱”[4]221。

冯友兰经历了清朝末年、民国时期、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可以说他一生几乎跨越了整个20 世纪。1919 年他考上了公费留学，前往美国，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他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即“自从中国与西方接触以来，中国节节失败，其原因究竟在哪里？西方为什么富强？中国为什么贫弱？西方同中国比较起来，究竟在哪些根本之点上比较优越？”[5]172-173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面对中华民族空前的危机，中国社会去向何处已经不仅仅是政治家的的论词，而是国人都关注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知识分子纷纷就中西之别是什么，如何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各抒己见。有些人主张从“中体西用”或“全盘西化”或“中国本位”论来突破和实现民族复兴、实现中国现代化，但是其并没有看清中西之别的本质，进而也就看不到具体应该学习西方的什么，继承中国的什么。前后经过地域之别、古今之别和社会类型之别三个阶段的认识，冯友兰先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观点。他认为中西之别不是地域之不同，而是古今之别，实际上就是社会类型之别。因为西方社会先于中国社会进行了产业革命，采用了机器生产，转变为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进入到了现代化，而中国则由于还没有进行产业革命，仍是传统手工业生产，仍是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仍处于中古时期。所以他认为中西之别主要是古今之别和社会类型之别。就中国如何实现复兴、实现现代化，他从1937 年至1946 年近10 年的思索中抒发己见，写下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六本书，合称“《贞元六书》”。《新事论》的别名“中国到自由之路”，是专门就中国由“乡下人”重新转型为“城里人”的现代化之路而作。“城里人”相比“乡下人”会有更广的生存空间、更长的发展之路，而“乡下人”既没有话语权，更谈不上生存权。当然如何实现民族复兴、如何实现现代化不仅仅体现在《新事论》之中，也体现在他其他的著作中。社会建设成什么样，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人是其中关键的因素。他认识到未来中国社会必须走向现代化，这是一种新社会，新社会就需要新人建设。《新原人》中的“觉解”辨析出了，人不仅要有自觉之意识，而且还要有自愿之精神，唤醒人们要自觉自愿走向“极高明而道中庸”①“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最高理想人格：“高”，是有最深的觉解而有最高的境界；“明”，是对宇宙人生有最多、最深的觉解，其理性处于最明觉的状态；“中”，是无论他做的事多么平常，只要能完全按照各种理的规定，做到恰到好处；“庸”，是做的事是平常人日常所做的事。这种境界的极致对应的人格是“天地人格”。参见张克政《冯友兰哲学创作的主观机制论析——以“横渠四句”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6 期。的最高理想人格。新人也需要一种新的生活，他在《新世训》中指明了能为大多数人“觉解”，并能实际操作的一种新生活方法。如果说“三史释古今，六书纪贞元”是他一生著述的概括，那么“阐旧邦以辅新命”则是他一生从事学术活动的最高追求。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说：所谓“旧邦”就是祖国，就是中华民族；所谓“新命”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二、对“继往开来”的中国现代化的反思

冯友兰先生主张从类的观点看待中西文化差别，这是科学所必有的基本条件，“从类的观点以观事物者注重同，从特殊的观点以观事物者注重异。”[4]201因为西洋文化之所以优越，并不是因为此类文化是西洋文化它就优越，而是它属于某类，此某类是近代化或现代化的文化；而中国文化之所以落后，并不是因为此类文化是中国文化它就落后，而是它属于某类，此某类是中古文化。因此学习的是共相而不是殊相，因为黄头发、蓝眼睛、白皮肤这些殊相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西洋文化是近代化或现代化的文化，正是西方产业革命引发的结果。“继往开来”是他对我国现代化方向和途径的概括。“一社会如有一新性，就其在一方面是不合旧情说，这是‘开来’，就其在又一方面须根据旧情说，这是‘继往’。”[4]300“若把中国近五十年底活动，作一整个看，则在道德方面是继往；在知识、技术、工业方面是开来。”[4]332在《新事论》中他将“别共殊”的思路贯穿于他的现代化思想中，通过分古今、辨城乡、说家国、原忠孝、谈儿女、阐教化、评艺文等，阐述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所面临的问题，从问题所涉及的面来说具有全面性。纵观全书，虽有众多的条目，但是可以概括为三条关系网络，即产业革命与中国现代化、民族性与中国现代化、人的道德性与中国现代化。

（一）产业革命与现代化

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乡下人”的中国人要想不吃亏，就得把自己由“乡下人”变为“城里人”，这是要靠实力的；中国要想在国际政治上有一席之地，这是要靠实力的。这里的实力，在冯友兰先生看来就是经济实力，并进一步谈到“一种社会制度，是跟着一种经济制度来底；一种经济制度，是跟着一种生产方法来底。不从根本上着想，不从根本上努力，而只空洞地讲‘应该’，讲‘奋斗’，讲‘法律’都是无补实际底。”[4]262此论断也是明显受到唯物主义思想因素的影响。经济制度的改变是要转变为以社会为本位的生产方法，而以社会为本位的生产方法的转变是需要进行产业革命，产业革命也称为“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不是就生产对象而言，而是强调生产方法，对于中国而言，就是由落后缓慢的手工业转变为现代机器制造业。他的此种思想也是从中国的纵向历史发展和西方的横向对比作出的结论。从纵向来说，中国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型，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时间都早于西方社会，就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也早于西方社会。为什么中国社会后来落后？封建社会制度在中国社会存在的时间太长，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根深蒂固，这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人们的观念中更多的是“家”，所以更愿意把手中的钱投资到买地购房祈求家族兴旺，忽视了有国才有家。从横向来说，西方社会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晚于中国社会，但是资本主义制度最先在西方社会确立，英美及西欧等国由原来的“乡下人”取得了“城里人”的地位，就是因为在经济上他们进行了一个大的革新，即产业革命。机器大工业生产促使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这种快速前进把沉浸在自我满足的小农经济模式的中国甩在了后面。在革命与战争为时代主题的世界局势中，中国取得民族独立是获得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条件；而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世界局势中，中国要想由“乡下人”回到“城里人”的地位，要想在国际政治上有一席之地，都是要靠经济实力来说话的，就必须进行产业革命，走向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

中国进行产业革命使中国社会由过去的以家为本位的社会转型到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不仅仅是实力的改变，也是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就政治革命而言，“在一个行民主政治底社会里，一般人必须看政治是自己的事，而不是大总统家里事。但这种看法，不是人凭空即能有底。人必须在经济方面已与社会融为一体，然后他才可以真切地觉得，替社会做事，并不是替人家做事，而是替自己做事，不是‘为人谋’，而是为己谋。”[4]303就社会革命而言，“忠孝”不再是困惑人们的道德难题，受教育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妇女问题也会得到切实的解决。“忠”不再是替君王做事，而是为己，把为国与为己结合起来；教育制度工厂化，既为广大人民提供了教育的机会，同时也为社会建设提供专职人才；妇女问题的解决，如果“不求改变社会制度，而只教一个女人或一部分女人枝枝节节地求自由底幸福底生活，无论她们如何‘努力’‘奋斗’‘反抗’，俱是没有用处的。”[4]261足以看到，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进行产业革命，不仅是经济制度的变化，也会引起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改变，影响深远，关乎社会制度，关乎百姓生活。

（二）民族性与现代化

“继往”和“开来”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鸟之两翼，车之双轮，不能只“继往”不“开来”，也不能只“开来”不“继往”，因为现代化不是西化，而是中国的现代化。虽然中国社会出现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但是“一新底社会之出现，不是取消一旧底社会，而是继承一旧底社会。社会中任何事，如思想、文学、艺术等，均是如此。”[4]135就拿艺文来说，冯友兰先生指出牛车与火车、弓箭与枪炮的不同，是交通工具及战争工具程度上的不同，而中式房子与西式房子、中式衣服与西式衣服的不同，是房子与衣服的花样上的不同。程度上的不同是先进或落后之分，而花样上的不同没有先进或落后之分。关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先进的还是落后受程度上的不同的影响；关于一个国家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特色则受到花样上不同的影响。因此，中国之所称为中国，就需要保留她的花样上的不同。“一个民族，只有对于它自己‘底’文学艺术才能充分地欣赏。只有从它自己‘底’文学艺术里，才能充分地得到愉快。”[4]281如果说产业革命关乎着中国的现代化，那么民族性则关乎着中国现代化的中国风格、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冯友兰先生并非守旧派，不是把我们固有的“花样上底不同”当成死的东西，而“是把一种东西当成活底东西，养育培植，叫它生长发展。”[4]283

（三）人的道德性与现代化

冯友兰先生认为哲学的整个活动主要围绕着自然、社会和个人。人是处理自然关系、社会关系、人与人关系的中介量。“人即是构成社会之分子。每一人皆属于其所构成之社会。一社会内之人，必依照其所属于之社会所依照之理所规定之基本规律以行动，其所属于之社会方能成立，方能存在。”[4]104对于生活生存于一社会中的人，他特别注重人的道德性。不仅是因为道德是维持一个社会存在的规律，更是因为一个社会内人们越遵守道德，此社会组织会更加坚固，存在就越久远。他认为影响人的道德性的因素主要是家风、校风、国风。在不同的社会类型中，它们的影响力也不同。就拿国风来说，一国有一国的国风，“在眼前这个不平等底战争中，我们还靠这种国风支持下去。我们可以说，在过去我们在这种国风里生存，在将来我们还要在这种国风里得救。”[4]324这种国风源自于儒家、墨家、道家，正是“墨家、儒家的严肃，及道家的超脱；儒家、墨家的‘在乎’，及道家的‘满不在乎’”[4]332-333成就了中国人的过去，也将成就中国人的将来。所以，在他看来，无论社会类型如何转型，国风对国人道德性的影响力都是显著的。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里，他认为家风对国人道德性的影响力会弱化。也许是在他的思想中，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更多的是人们走出最小生产单元——家庭劳作，面向的是更大平台的社会劳作，所以家风对人的影响力会下降。由此，他认为道德的继承性是靠“化”而不是专靠“教”。道德是否要现代化？他认为基本道德是无所谓现代化和不现代化的，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将来，我们要继承这种精神力量，使中国社会能勇往直前。但不是专靠这种精神，中国就能取得成功，而是要继往开来地开创新局面。

三、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启示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虽然当年冯友兰先生在《新事论》中所提到的具体问题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有些已逐渐得到解决，但是他的思想路径对我们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依然有现实启示意义。

（一）产业革命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根基

冯友兰先生从“类”的角度对中西之别的分析，具有非常深刻的当代意义。从“知类”到“学类”重视经济对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政治上底运用，靠底是自己的实力，不是对方的良心。古今中外，无不如此。自己没有实力，而只希望对方发良心，此与他们所谓‘愚’民的希望出‘真龙天子’，同是其‘愚’不可及也”[4]305。不论是印度的甘地运用“精神”抵制英国，还是中国人通过抵制日货期望取得革命成功都是微弱的，因为“经济底铁律，要叫他的这种宏誓大愿，只能于五分钟内有效。”[4]224在当今我们不能唯国内生产总值至上，要综合考虑发展国家的实力，但经济实力的确是一个国家强大的物质基础。经济的发展受产业革命的制约影响，近代中国因错失产业革命而受到重创，加速了中国经济的衰落。产业革命引发的物质革命，也引发了人们的政治革命、精神革命。因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2。但是现代化不仅仅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在20 世纪70 年代后出现的信息化也成为当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可阻挡的洪流。所以产业革命的动态性发展过程，推动着我们不断形成新的发展理念，中国作为后发外源型国家要紧跟产业革命的时代性，积极变被动为主动，为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跟上时代发展，与时俱进。

（二）民族性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族根基

冯友兰先生在肯定知识、技术、工业属于未来的同时也指出通过继往“旧情”而保持中国社会的民族性。他通过“程度上底不同”和“花样上底不同”区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是程度上的进步，“不如是不足以保一民族的生存。但这些事物，如只有花样上底不同，则各民族可以各守其旧，不如是不足以保一民族的特色。此点人常弄不清楚。”[4]278-279的确，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道德、艺术等，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这些传统的要素使中国社会富有中国特色、中国特质、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是我们必须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而不能放弃的。如果放弃，则会失去其民族性。改革开放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管理技术、方法，同时西方文化日益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对中国文化也影响不小。这些方面对价值观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少年来说冲击力是深远的。例如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青少年对于服饰大多以追求简洁实用为美，现在有些青年人以追求奇装异服为美。欧洲建筑更多表现的是高大、雄伟、装饰华丽，而中国传统建筑更多表现的方正、含蓄、简约。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之特色，世界是多样化的，不仅表现在建筑、饮食、服饰、语言等外在的差别，也表现在风俗习惯、信仰等内在精神的差别。尊重别国民族的文化是我们必须具有的基本素养，但是不加辨别地用移植和嫁接来代替本民族自身所具有的真善美，是得不偿失的。相比威慑力强大的硬实力来说，软实力所具有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隐形力也不可小觑。在当今全球化的大潮之下，经济的交流和发展也必然引起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我们要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中西合璧、融合贯通，既保持民族特色同时又做到借鉴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为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保驾护航。

（三）人的道德性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精神根基

“在一社会内，人愈遵守道德底规律，则其社会组织必愈坚固，其存在亦必愈永久。”[4]325一个没有道德的社会，是一个没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不会长久地存在。例如殷商后期官不像官，民不像民，名存实亡，最终被西周代替。西周吸取殷商的教训，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路线，从此奠定了中国社会政治的德性基础。作为构成社会一分子的人，道德是人的内在性。一个没有道德的人是无法立足于世的，例如一个不讲诚信的人，没有人愿意与他交往、与他共事。习近平提出的“三严三实”中的“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不仅是对党员干部的做人做事的要求，也是对一个普通人做人做事的要求。人的道德性对社会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会使社会组织更加坚固，存在越久远，也表现在人的品格和道德行为的潜移默化性。特别是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里，因交通的便利，人们更容易“此人见彼人若何而若何，彼人见此人若何而更若何。”[4]273可见，道德模范的力量影响着社会道德教化力。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道德模范的力量都是无穷的、强大的，是推动一个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人应该怎样有道德地存在、行动和生活？人之道德的行为一方面是尽其作为社会一分子的责任，一方面是尽其作为宇宙一分子的责任。所尽之责任没有大小轻重之分，关键在于用心去做，“人之道德底行为之最主要底性是去私。所以能尽人之性者，必达到超乎自己之境界”[4]193。习近平在面对意大利众议长菲科的提问，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进行了回应。这种“无我”“为民”的境界正是冯友兰先生所最推崇的道通天地的人生境界。冯友兰先生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最高理想人格只有少数人能达到，但是绝大多数人可以通过自觉自愿地觉解过“道中庸”的生活，这会使我们所实现的现代化是有温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如果专靠产业革命则实现的就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如果专靠民族性和人的道德性也是不能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实现是需要三者并驾齐驱，“继往开来”地开创新局面。

冯先生在20 世纪80 年代谈论我国现代化时曾回忆说，“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就生产资料所有制这方面说，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所谓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不是资本主义工业化。所谓补课，是补社会主义之课，不是补资本主义之课”[5]220-221。《新事论》虽创作于革命时期，但对于今天中国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代依然具有现实启示意义。正在进行现代化和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就是如何使传统成为现代社会的助力而不是阻力，“继往开来”的现代化路径无疑指出了一条可行之路。

就“开来”而言,重视经济实力的发展，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想,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物质根基,延续中国的生存性。就“继往”而言，民族性是保持中国所实现的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根基；人的道德性是保持社会良性存在和人立足于世的精神根基，民族性和人的道德性科学合理地解释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存在性。对于中国是否能在将来实现现代化，冯友兰先生是充满信心的，因为“开来”是可以通过学习而加速的。如今，改革开放40 年来中国已经向既富且强转变，观念落后的中国人已经向现代人转变。2018年，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位居世界第二，这也证明中国社会有很强大的活力。如今，我们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越来越近，相信“继往开来”的乘风破浪一定会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使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