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海洋

(苏州科技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受明末清初骈文渐兴大势的带动和晚明四六选本纂辑风气的影响，清初也出现了较多的骈文选本，比较著名的有黄始《听嘤堂四六新书》《听嘤堂四六新书广集》《听嘤堂新选四六全书》、李渔《四六初征》、胡吉豫《四六纂组》等；此外尚有周之标《四六琯朗集》，陈维崧等《今文选》，李之浵与汪建封《叩钵斋应酬全书》(一名《叩钵斋增补应酬全书行厨集》)、《叩钵斋四六春华》，陈枚《凭山阁汇辑四六留青采真集》《凭山阁增辑留青新集》，以及徐与冈《纂订四六品藻》，张映葵《四六法海》，焦袁熹《此木轩四六文选》，戚麟祥《四六撷藻》，等等。其中有些选本兼收骈散，如陈维崧等《今文选》；有一些则是类书，如胡吉豫《四六纂组》；另有一些选文与摘联并举，如李之浵、汪建封《叩钵斋应酬全书》，这显示出清初骈文选本尚不够成熟且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同时还有较丰富的文学批评“意蕴”，它们对骈文的艺术特点、创作规律以及骈散文关系的论析，都是学界尚未充分重视的方面。本文即拟对清初骈文选本的实用品性、审美意趣与尊体祁向进行探讨、揭示。

一、清初骈文选本的实用品性

实用是清初骈文选本的突出特征。有观点认为，“四六自得名以来，就带有官场应用性质”，而清人也比较普遍认为，四六文在创作领域中就“局限于世俗应用应酬”[1]，这个判断是客观的。有意味的是，清初绝大部分骈文选本都是以“四六”而非“骈文”来命名，这已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它们的实用品性。当然，有些选本既不以“骈文”命名，也不以“四六”命名，但它们用更“露骨”的方式突出了实用品性，如李之浵、汪建封同辑的《叩钵斋应酬全书》和陈枚辑、陈德裕增辑的《凭山阁增辑留青新集》，前者书名就叫“应酬全书”，后者书名页的天头也赫然印着“应酬全书”四字[2]。

从类型上看，清初骈文选本中的类书系列，不管书名是否有“应酬”“实用”的字样，也不管是否用“四六”来命名，它们“天然”具有实用品性。如胡吉豫《四六纂组》十卷，共分藩王、宰辅、吏部、户部、总督、巡抚、幕僚、座师及出师、加衔、朝觐、考绩、迎送、宴会、人品丰仪、文章理学等101个子目，“或采旧联，或出新构，聊取规模，用资料作”[3]卷首。沈荃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将文人间借助文章“往来赠答”视为仅次于立德的重要行为，所谓“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往来赠答间，辞命之不可已也，尚矣！故或以缔交，或以修好，或以燕会，或以馈施，或以送迎，或以庆贺，靡不藉有辞焉以通之”，这就极大地提高了应酬、实用性文学的地位。接着他又说，四六应用之文有较高的写作难度，若非“素为揣摩”、反复练习，很难在临场应用时写出理想的作品；而胡吉豫所辑《四六纂组》，恰能满足这一需求，因此沈荃总结道，该书“有裨于后学而为功于辞命也”，实在是“深且远矣”[4]卷首。沈荃的序言固有过谀之失，但对《四六纂组》“适于用”特性的分析是准确的，这也可以在该书胡氏自撰《凡例》中得到印证：“词家之四六……由来坊书最夥，大率皆选全篇，此刻摘段采联，增新辑旧，既易翻阅，且便取裁。”“引用成语，必取自然。……能入时尚之眼，不为识者所嗤也。”[4]卷首加着重号的几句与前引“聊取规模，用资料作”之语，清楚表达了该书的实用旨趣。

清初大部分骈文选本并非类书，但同样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如书名就强调应酬的《叩钵斋应酬全书》十六卷，诗文作品(其中“文”的部分只录骈体)与摘联并录，并且分门别类，颇便学者取资。该书《凡例》有云：

应酬诗文，坊刻虽多，然皆就文选文，不分门类，究无补于应酬也。是集通用文外，列有月令、舆图、姓氏、人事、物类各类摘联，作者以通用文为经，而以摘联为纬，典确不易，俨然全璧。

集中上自公辅内外职司，下至士庶商贾偏技薄艺，凡属应酬所需，有详无略，案头批阅，庶几畅遂。[5]卷首

其针对文人日常应酬的实用旨趣一目了然。又如黄始《听嘤堂新选四六全书》十六卷，由《仕林启隽》十二卷和《翰苑英华》四卷构成。前者相当于明末清初启体文大全，黄始自撰《小序》在强调该书所选作品“咸其人之精之神所变化而出，天荒地老无容泯没矣”后，总结陈词：“况悬之丛台邺架之间，复能为红莲幕中人与助哉！”[6]卷首能为“红莲幕中人”日常应酬提供学习范本，才是该书纂辑的终极目的。后者所收文体虽广(含诏诰制表、颂教谥序诸体)，但也不出宦场应用、日常交际范畴。黄始自撰的序言比《仕林启隽小序》写得更加文采斐然、神乎其神，但其末尾“俾天下坐书巢而濡首翰墨者，皆得食神仙字乎”[7]卷首两句，与《仕林启隽小序》的总结陈词的意旨实无二致。

此外，李渔《四六初征》的类目设置，不取选本常用的按文体类型编排法，而径依交际功用将所选作品分为二十部，即津要、艺文、笺素、典礼、生辰、乞言、嘉姻、诞儿、讠燕赏、感物、节义、碑碣、述哀、伤逝、闲情、馈遗、祖送、戏谲、艳冶、方外，其实用品性一目了然。沈心友在该书《凡例》中对此也有很好的阐释，他将四六之文分为垂世之文、应世之文两类，“若应世者，则流利可以通融，英华似乎肆射，其中扼要数联，情深一往，其余始末得之者，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触类以至尽可旁通是也”，亦即应世之文可以按照程式，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而《四六初征》的编辑就旨在为习文者提供“便于采摘”的程式、范例。[8]卷首

要之，不论是从书名设定、类目设置、具体内容来看，还是就编选者经由序言、凡例表达的意旨而言，清初骈文选本确乎普遍具有一种相似的实用品性。选本既是一时文学风尚的反映，也会影响时代文学发展的走向。就清代骈文发展的大势而言，清初骈文选本的这种功利主义、形式主义特质，过于突出了骈体文在实用向度的功能、特点，而相对忽视了骈体文在审美向度的功能、价值。因此，在乾嘉以后骈文创作越来越强调审美、艺术性的背景下，选本编纂家们也在兼顾骈文实用与审美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蒋士铨《评选四六法海》、吴鼒《八家四六文钞》、曾燠《国朝骈体正宗》、李兆洛《骈体文钞》、姚燮《皇朝骈文类苑》、王先谦《骈文类纂》等一系列重要骈文选本的相继面世，就是非常有力的证明。

二、清初骈文选本的审美意趣

清初骈文选本具有突出的实用品性，这是不少学者的共识，但是，这一共识也影响了我们对清初骈文选本真实面貌的客观体认。事实上，只要深入研读就不难发现，这些选本在强调功利主义、形式主义的同时，也附带表达了比较丰富的骈文审美意趣，有些选本的此类意趣甚至有比较系统的表述。清初骈文选本的这一特点，亟待梳理、揭示。

陈维崧与冒和书、冒丹书共同选辑的《今文选》八卷，是清初较早出现的骈文选本(其中也兼收部分散体文)。陈维崧在该书序言中强调，“藻采”对于文学而言乃是修饰性的，思想表达、情感抒发才是文章写作的核心，那些“左袒齐梁”的“弄姿之徒”，将骈文写得“《诺皋》《志怪》，《累牍》《连篇》；《香奁》《金楼》，浸淫阑入”[9]卷首，无疑是没有认清文学本质的本末倒置之举。骈文是高度讲求修饰美的文学样式，但陈维崧基于骈散二体“未尝不合”[9]卷首的理论体认，提倡骈文创作应以思想、情感表达为本，这是对明末清初骈坛过分追求丽辞秾采、追求外在形式美的针对性反拨，其对乾嘉以后骈坛比较一致地反对“瘠义肥辞”“文丽义睽”[注]曾燠《国朝骈体正宗序》有云：“有如骈体之文，以六朝为极则。乃一变于唐，再坏于宋，元明二代，则等之自郐，吾无讥焉。原其流弊，盖可殚述……乃有飞靡弄巧，瘠义肥辞，援旃孟为石交，笑曹刘为古拙。于是宋玉阳春，乱以巴人之和矣；相如典册，杂以方朔之谐矣。”缪德棻《国朝骈体正宗续编序》云：“(本书)取时贤之作，以续曾氏之书(即《国朝骈体正宗》)……风清骨峻者，非颛门而亦存；文丽义睽者，即宗匠而必汰。”引文分别见曾燠选，姚燮、张寿荣等评《国朝骈体正宗评本》卷首，清光绪十年花雨楼朱墨套印本；张鸣珂《国朝骈体正宗续编》卷首，清光绪十四年寒松阁刻本。，也是一个积极的先导。

陈维崧对于骈文创作思想内容和情感因素的强调，较早得到黄始的呼应。当然，黄始对骈文审美因素的考察、辨析要比陈维崧丰富许多。另外，由于《今文选》流传不广，而黄始编纂的系列选本广受世人欢迎，因此，他对骈文创作的审美性探析，影响力显然大于陈维崧之论。黄始的骈文审美批评，主要体现为提倡情理兼胜，《听嘤堂四六新书广集序》云：

陆平原之论文也，曰“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言四六之立体也；“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言四六之运意也；“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言四六之用事也；“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言四六之选词也。四者具而理备焉。

又云：

元子称诗之流二十有四，而皆本乎情，然其中自赋、颂、铭、赞、文、诔、歌、谣诸作，皆俪词体也。诗本乎性情而文本乎理，四六之作，殆合理与情而兼致之欤？[10]卷首

这一骈文批评主张的周致性，在清初是屈指可数的。

黄始情理兼胜的骈文批评主张，落实在具体文学审美批评上，主要体现为强调体裁并茂和情感真挚。这里“体裁”二字意蕴比较丰富，“体”指文章体制，包括文体特征、艺术风格、思想内容、辞藻修饰、典故运用等因素；“裁”指文章结构、布局、剪裁，而体裁并茂之文应达到文质适均、清新雅洁的要求。如吴贞启《贺相国王公复召启》，黄始评语谓王相国是致仕后被朝廷再次召用，这在当时实在是难得的人生盛遇，“此日致词，当极其侈艳”，但吴氏跳脱常格，以“秀雅之笔，抒规讽之音”，文章命意新颖、“意思深长”，故黄始认为它胜于欧阳修《昼锦堂记》和王禹偁《待漏院记》这两篇古文名作。[11]卷一不难看出，黄始评语所强调的，乃是吴文思想内容的深刻与文采的清拔雅致。又其评王熙《瀛台赋》：“始以序述，终以规讽，以大臣庄告之心，抒风人婉喻之旨。有体有则，亦典亦秀。”[11]卷八此评与吴贞启文之黄始评语的旨趣是一致的。此外，黄始评柯耸《贺湖广制台加宫保启》：“敷词有体，故丽而不佻；序事入情，故繁而不渎。文质兼茂，庄庄乎正始之音！”[11]卷一评赵炳《征张麓园先生暨夫人双寿诗文引》：“序事则有分合之宜，布局则有先后之序。”[11]卷五评宋琬《贺亲王寿启》：“序骞六代之华，句撮三唐之胜，其体甚庄，其词甚典。”[11]卷一或从序事、布局的角度入手，或从敷词、摛文的角度着力，评析所论文章的艺术优长、美学特征，宗旨都指向体裁并茂这一美学范畴。

情感表现是黄始十分关注的骈文审美要素，而抒情真挚委婉乃是其核心指向，如评缪彤《候总制郎公启》“所谓情洽则意达，无取乎冗长也”[11]卷一，强调情感抒发允洽、完满与文章意旨表达充分的内在关联性。又评钦兰《四十生辰乞言引》“序次情事，以真挚为本，而笔力矫劲……所谓文中铮铮，词中矫矫者。得晋魏之骨，而存唐宋之神”[7]卷二；评龚鼎孳《致尤悔庵书》“既赋情之婉转，复托旨于温和”[10]卷三，以上两者分别在肯定所评文章笔力矫劲、托旨温和的同时，突出它们抒情上的真挚、婉转。

骈文如何处理好辞藻美与抒情美的关系，是黄始重点审视的问题，如评徐汾《报宣城施愚山书》“繁丽之中不乏清响，而缠绵缭绕，触处有悲凉感慨之致，大海回波生紫澜，益令人耳目惝恍”[7]卷二，认为徐文既以繁丽的辞藻修饰为长，又以缠绵的情感抒发擅胜；评陆寿名《落叶赋》“其文情颇具萧瑟之致，不独以婉丽见长也。时或寒叶低风，时或轻枝委浪，不自知其凄然多感”[11]卷八；评徐钅九《上宪副宋荔裳先生书》“摛藻吐华，殆子山、孝穆之流亚欤！情辞哀激，则又骆宾王未遇时也”[7]卷二，这些都是就文章辞采与抒情两者发论，抓住了骈文这一唯美文学样式在审美上的关键因素。

《四六纂组》是清初很有代表性的四六类书，胡吉豫在该书《凡例》第一条强调的恰是四六文的美感特质：“词家之四六，犹画家之美人也，虽非矜贵，亦尚妩妍。”[4]卷首不仅如此，胡氏从技术层面教导习文者具体写作启体文时，也充分顾及了四六文的审美要求。试举两例：

作启首重平仄，递句转换，务使谐声，虽云四六，其间三字、五字成句，七字、八九字成句，或数句长联，或两句短对，总期骈偶工致，音韵铿锵。每句每联之中，重叠音韵，险怪字面，俱宜检点，甫免聱牙结舌之病。

引用成语，必取自然，采摘典故，期于镕化。或正对，或借对，熟而不腐，新而不生；工巧而非穿凿，别致而非杜撰；与其陈旧，不若纤靡，假使艰深，无宁平淡。[4]卷首

他强调，作启应以“骈偶工致，音韵铿锵”为目标，讲究字句的平仄谐协，避免文句因使用“重叠音韵，险怪字面”而带来的“聱牙结舌之病”；征引成语、典故要与自己的文章自然交融，琢炼对句则应“熟而不腐，新而不生”，工巧、别致而不穿凿、杜撰，宁求纤靡、平淡之风，勿染陈旧、艰深之弊。这些都是从审美的角度来引导、规范当时四六启文的创作艺术。

另外，沈荃《四六纂组序》主张：“四六之体贵协调，……苟非素为揣摩，一旦操觚，漫夸白战，蹈袭于泛滥迂疏，调不协，声不谐，语不经，事不典，陈陈相因，粟红贯朽而不适于用，则鄙甚矣”[4]卷首；李渔《四六初征》宣称：“是集概取典雅清新，凡旧刻陈言，一篇不载”[8]卷首，都透露出从审美角度呼吁新的时代骈文风尚之用心。类似的审美意趣，在清初骈文选本中还有很多表达，这里不一一举述。清初骈文选本对骈文审美的提倡，虽然缺乏陈维崧所论的理论高度，也无法与黄始所论的细腻、系统性比肩，但与陈、黄之论共同汇成了清初骈坛审美性理论追求的一股“暗流”。这股审美之流很大程度上被清初骈文选本的实用追求所遮蔽，但其顺应了清代骈文发展的大势，故在乾嘉以后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发扬。

三、清初骈文选本的尊体祁向

骈文尊体在嘉道以降成为文坛上一股强劲的理论思潮，但这股思潮实发端于清初文人对骈文地位的辩护，而清初骈文选本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学界在这一方面虽有涉及，但所论尚欠丰盈。

清初诸选本中，陈维崧等《今文选》、黄始所辑系列选本及李渔《四六初征》，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骈文尊体的祁向。《今文选》面世的时间最早，但尊体理念却很“前卫”。陈维崧《今文选序》云：

溯自典坟而降，书契以来，含笔濡毫，不逾二阈：错综者以迁、固为专家，整练者以庾、徐为极则，更相调笑，莫能同同。然仆扢扬六库，沉湛百家，乃知二体未尝不合也。迁之《项羽本纪》《货殖》《游侠》诸制，固之《地理志》《东方朔》《扬雄》诸篇，瑰博以植采，英藻以镂文，盖已下睨子山、孝穆。庾之《哀江南赋》暨《吴明彻》诸墓志，徐之《玉台》一序及《与杨仆射》诸书，磊落以见骨，抑扬以命气，则又上拂龙门、兰台也。[9]卷首

他认为，自古以来的文章体类，不出散、骈或“错综”“整练”二者，而司马迁、班固及庾信、徐陵分别是其代表。不但如此，他进而态度鲜明地指出，骈、散“二体未尝不合”，这从司马迁、班固及庾、徐文章的流衍接续中可以找到依据。在此，陈维崧通过强调骈、散二体可以互融，已经表达出他将骈、散二体放在对等位置上来考量的理念。这一理念的理论力度，虽无法与他在《词选序》中高调宣扬的骈、散地位平等之论[注]陈维崧《词选序》有云：“客或见今才士所作文，间类徐庾俪体，辄曰‘齐梁小儿语耳’，掷不视。是说也，予大怪之……夫客又何知？客亦未知庾开府《哀江南》一赋，仆射在河北诸书，奴仆《庄》《骚》，出入《左》《国》，即此前史迁、班掾诸史书，未见礼先一饭……盖天生之才不尽，文章之体格亦不尽。”引文见陈维崧著、陈振鹏标点、李学颖校补《陈维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页。关于陈维崧的骈文理论，可参见拙作《清代江南骈文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2～89页。比肩，但在清初骈文处境相对艰难的背景下提出这一理念无疑是难能可贵的。有学者指出：“在骈文还需要为自己存在进行辩护的顺治年间，陈维崧就已提出‘二体未尝不合’，并通过自己的选本来彰显这一理念，尤为有识，《今文选》一书也可谓后来李兆洛《骈体文钞》的先驱。”[12]95这是比较平允的论断。

《四六初征》影响虽大，但在骈文尊体方面的理论建树相对较少。许自俊《四六初征序》有云：“骈体之作也，始于古文之衰……故文体至今日而衰，骈体至今日而盛耳，岂非后来者益工乎？……即以是编为六经百史之笙簧可矣。”[8]卷首他从文章“后来者益工”的角度，高度推崇骈体文，甚至认为骈文可像古文那样鼓吹经史、羽翼圣教，这一主张立论颇高，但“后来者益工”之说过于激进，故并未引起同道的共鸣。沈心友《四六初征凡例》的主张，倒是比较典型的清初“口吻”：

文章之道，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原不仅以句栉字比、选声谐律见长，然缙绅导欵，非此无以展达寅衷，名贤赋怀，非此无以发舒才思，故文章之有骈体，犹馐馔之有山珍海错，为世所必需也。[8]卷首

此论从苏轼的名言引申而出，认为骈文是“世所必须”的“高端饮食”，其虽隐含了抬高骈文地位的理论祁向，但实用主义意味很浓，理论力度无法与陈维崧“二体未尝不合”说相提并论。

黄始的骈文尊体努力，集中体现在《听嘤堂四六新书序》和《听嘤堂四六新书广集序》中。前者认为，古文(大家之文)与骈文(“比耦”之文)相辅而生，天下若仅有古文而无骈文，则“文之体终未备，文之奇终未宣，文之精英光怪终未毕呈而畅露”，这就如同天地虽有日星、川岳“发其光华、彰其经纬”，但也不能缺少云霞、雨露、波涛、草木为之披拂、濡润、潆洄、掩映一样；又认为骈体之文诸法兼备，与古文相比毫不逊色，所谓“大家之文有起伏呼应、宾主开阖，则选声谐律、句栉字比之中，未始无起伏呼应、宾主开阖也”，故骈文与古文不得不相辅而并传。[11]卷首这一主张在《听嘤堂四六新书》《听嘤堂选翰苑英华》的黄始评语中也多有体现，如评黄淳耀《上座师王登水先生启》“推倒豪杰，拓开心胸，此四六中韩苏也”[11]卷一，又评吴正治《赵清献文集序》“立论弘大，是有关世道文字……其文中点缀裁剪，饶有古法，欧韩并驭，而苏柳竞长”[7]卷四，皆言优秀骈文可与古文大家之作并驾齐驱。

《听嘤堂四六新书序》虽然认为骈文与古文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但受到时代理论风候的影响，其并未跳脱先古文、后骈文或以古文为主、骈文为次的认识局限[注]吕双伟《清代骈文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二章论《听嘤堂四六新书序》之骈文主张有云：“黄始将古文和骈文视为同一层次上的文体，虽有主次之分，但无贵贱高低之别。”其所持观点，与本文一致，可互参，详见该书第67页。，这一理论瑕疵在《听嘤堂四六新书广集序》中得到了弥补。黄始在该文中从“理”与“词章”内在相通的角度，论定骈文与古文地位是平等的：

理者，文之经也；词章者，文之纬也。文无定格，而词章之用亦无定体，故可以古、可以今，可以奇、可以正，可以散行、可以比偶，虽体用各异，而终归于理之当而已矣。

该序在借助陆机《文赋》的相关论述，确定骈文之“理”的内涵(即前文所言立体、运意、用事、选词四者)后，提出了“轻重不轶于矩，后先不越于度，安在比偶之文，不隆隆焉踞秦汉之巅而夺唐宋诸家之席也哉”的观点，其大旨也在强调骈文与古文两者并无主次、高低之分。[10]卷首黄始在此提出的骈文尊体主张，就理论力度而言，已胜于陈维崧《今文选序》“二体未尝不合”[9]卷首之论，而几可与陈氏《词选序》所论相比肩矣。

清初骈文选本的骈文尊体努力，主要就骈散文关系、骈文地位问题着力，其中黄始的系列选本在骈文批评标准的设定上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虽然其总体理论系统性尚无法与嘉道以后的相关论述等量齐观，但它于清代中后期骈文尊体思潮形成的导夫先路之功，是不容抹煞的。

综上所论，清初骈文选本强调骈体文的功利价值和程式性，实用成为它们的突出特征；同时也表达了比较丰富的骈文审美意趣，其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强调理想的骈文创作应具体裁并茂、情感真挚之美；它们突出了骈体文的价值、抬高了骈体文的地位。我们今天在回顾、梳理清代骈文学发展史时，应充分重视清初骈文选本的理论贡献与认识价值，既要客观评判它们的局限性，也要正视它们具有的多种特点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