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淑君

内容摘要：著名画家张大千于1941—1943年在敦煌临摹壁画，并对洞窟进行编号。一些洞窟中留下了张大千的题记。笔者对这些题记作了初步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张大千离开敦煌前清除了大部分题记。

关键词：张大千;敦煌石窟;题记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9）05-0143-06

A Study on the Inscriptions Left in the Dunhuang Caves

by Zhang Daqian

DING Shujun

（Dunhuang Caves Monitoring Center， Dunhuang Academy， Dunhuang， Gansu 736200）

Abstract： The famous painter Zhang Daqian stayed at Dunhuang to copy the murals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between 1941—1943， during which time he also numbered the caves and left some personal inscriptions.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these inscriptions indicates that Zhang Daqian eliminated most of his inscriptions before he left Dunhuang.

Keywords： Zhang Daqian; Dunhuang caves; inscriptions

1941年3月，张大千（1899—1983）与夫人杨婉君、次子张心智（1927—2006）飞抵兰州，先到青海塔尔寺参观。4月底，中央大學艺术系助教孙宗慰（1912—1979）到兰州与张大千会合。5月初，张大千、孙宗慰、范振绪（1872—1960）等人离开兰州，于5月底或6月初抵达敦煌，首先对洞窟进行编号，共编309号。同年，他们还去过榆林窟，12月离开敦煌到西宁。张大千复于1942年6月15日与历史语言研究所西北史地考察团劳幹一行2人、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王子云一行3人一起抵达敦煌。张大千这次带来昂吉、格朗、三知、小乌才朗、杜杰林切共5名画师到敦煌临摹壁画。孙宗慰则在1942年5月返回中央大学。1942年8月，侄子张比德（1922—1953）、友人谢稚柳（1910—1997）和弟子肖建初（1910—2002）、刘力上（1916—2007）等人到敦煌协助张大千工作，并于1943年2月在敦煌代张大千写《漠高窟记》序言。谢稚柳于1943年4月离开敦煌。张大千于1943年4月30日离开莫高窟前往榆林窟，在榆林窟临摹月余，并将洞窟编为29号。1943年6月23日，张大千抵达兰州，8月14—23日，“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在兰州举办，展出作品21幅。11月张大千返回成都。张大千敦煌之行前后历时2年8个月（1941年3月至1943年11月）。

按：1940年10月中旬，张大千从成都前往敦煌，一行有夫人杨婉君、长子张心亮、次子张心智。行至广元，张大千闻其二兄张善孖在重庆去世，即从广元返回重庆，第一次敦煌之行夭折。12月18日，张心亮病逝于西安，年18岁。

张大千到敦煌主要是临摹壁画，总计临摹约270幅，现散藏于各地。他还将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的洞窟进行编号，在谢稚柳的帮助下编著《漠高窟记》，同时还在敦煌收集了一些文物。这些文物主要清理自北区洞窟，现今散落在日本天理图书馆等地。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中寺，屋内北壁墙上墨绘竹数枝，至今仍存。

很多洞窟有重层壁画，张大千曾剥离表层壁画，并在洞窟多处写下题记，最著名的是他于1941年10月把莫高窟第130窟（张编{1}第20窟）甬道表层壁画剥离一事。《漠高窟记》记载：“甬道两壁画，几不可辨，偶于残破处，隐约见内层朱色粲然，颇以为异，因破败壁，遂复旧观。画虽于人重修时已残毁，而傅彩行笔，精英未失，固知为盛唐名手也。”[1]

1944年8月12日，夏鼐考察了西千佛洞。《夏鼐日记》记：“第5窟与第4窟相同，但中心座无塑像，以壁画代之。窟后有张大千题名二幅，一为‘壬午十一月二十七日蜀人张大千再度来。此公真‘好喜留名。”[2]

按：此题记今存，“二十七日”应为“廿七日”，壬午年为1942年（图1）。

向达曾以笔名方回在《大公报》（重庆版）发表《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1942年12月27日、28日、30日），记载张大千在第159窟剥离壁画诸事，而后行政院下令张大千：“张君大千，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饬敦煌县县令陈，转告张君大千，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滋误会。”[3]12月31日陈立夫致函傅斯年：“……至于游客画士对于壁画不知爱护，任意损污，殊可痛恨，顷已电请甘省府速加严禁矣。”{2}

张大千离开时似乎以抹泥、刮铲等方式清除了莫高窟部分洞窟的题字，如第160窟的长篇题字已无影无踪，第196窟题记被泥浆抹去。第323窟题字虽非张大千书，但所擦除的文字中应有“张大千”诸字，第249窟也存在这一现象。西千佛洞第8窟张大千题记中，仅“张大千”三字被利器刮去。榆林窟第25窟“辛巳十月二十四日”题记中的张大千落款也被刮去。张大千剥离壁画、在墙壁题字等毕竟不是很光彩的行为，所以张心智《张大千敦煌行》等回忆录都没有提到{3}。

1943年2月15日向达致曾昭燏信中说：“《西征小记》、《千佛洞诸窟剥离剜损略表》及岷州庙六朝石刻拓本，想先后可达记室矣。”[4]向达曾著有《敦煌千佛洞诸窟剥离剜损略表》，似已失传。后人曾对张大千在莫高窟揭取壁画一事有过调查[5]。笔者对张大千在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的题记进行了初步调查。

一 莫高窟

第17窟（张编第151窟耳洞）

第17窟即藏经洞，位于第16窟甬道北壁，坐北向南，为晚唐河西都僧统洪?和尚的影堂，西壁墨书：“此莫高窟壁画之白眉也。是士大夫笔。后来马和之得其一二爪，遂名家。辛巳九月蜀郡张爰大千来观，赞叹题记。”（图2）

按：此所谓白眉壁画指北壁西侧的近事女像。

第159窟（张编第302窟）

根据方回（向达）《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1941年，张大千率人将第159窟前室外层后代壁画剥离，露出中唐壁画，在前室北壁侧龛（今编第160窟）天王身上题字：“辛巳年八月发现此复壁有唐画，命儿子心智率同画工囗囗、李富，破三日之功，剥去外层，顿还旧观，欢喜赞叹，因题于上。蜀郡张髯大千。”{1}此题记今不复存。何正璜《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也记该窟壁画新近被人剥出：“窟口处宋绘装饰，窟前左右壁有新近剥出之盛唐所绘天王像，画工极佳。窟左有一小窟，未编号，内有唐塑残佛，制作颇精。”{2}

第161窟（张编第303窟）

第161窟甬道北壁西侧1941年张大千绘土红色自画像，上方红笔题写：“辛巳八月朔三日张大千来拜。”此当张大千指挥李富（应为李复）等人剥第159窟前室壁画时所为（图3）。

第196窟（张编第305窟）

方回（向达）《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记载：“去年阴历十月，他在千佛洞最高最险的三〇五号（伯氏号数六三）唐索勋所建窟外面画天王像的壁上题七绝一首，诗云：‘冻笔频呵凝不融，墨痕暗淡记萍踪，他年好事传佳话，绝壁冲寒识此翁。”{3}

按：向达此文写于1942年，则第196窟张大千题字在1941年。

第196窟位置较高，容易激发登临者的涂鸦恶习，前室与甬道有几十条题记，向达所记张大千的七言诗被人（张大千自己？）涂毁，现文字已不可复见，但遗迹仍在。在前室南壁、前室西壁门两侧的壁面土共有5方较大的题记框，全部或至少部分为张大千所为。

前室南壁距地面133厘米、距西壁140厘米，有一高58厘米、宽存84厘米（东侧为窟门所毁）、厚约0.2厘米的题记痕迹，现已铲除，余残迹，西侧刻有“民国囗囗囗囗囗”，最后三字可能是“年十月”。

前室西壁门南侧画半跏坐持箭南方天王一铺，天王裆部刻有一方框，距地面142厘米、距甬道122厘米、距南壁165厘米，框高42厘米、宽72厘米，原计划涂抹后题字，后来只刻了题字框。

前室西壁门南侧天王下方距离地面105厘米、距离南壁25厘米、距离甬道275厘米处有一刻出方框，高36厘米、宽58厘米，文字已被泥浆涂去。

前室西壁门北侧画半跏坐托塔持棒毗沙门天王一铺（榜题“南无北方毗沙门天王”），天王前方距离地面244厘米、距甬道40厘米、距北壁283厘米处有一题记框，高54厘米、宽38厘米，文字被擦除，但可以推测原有4行文字，最有可能是张大千七言诗题写处。

前室北侧天王下方距地面166厘米、距甬道61厘米、距北壁236厘米处有一题记框，高49厘米、宽72厘米，文字被泥浆涂去。

第203窟（张编第275窟）

第203窟东壁北侧宋画男供养人像一身，供养人像头后部空白处有张大千1942年硬笔刻画题记两行：“壬午十月初二日蜀郡张大千率侄比德及阿卡昂吉、格朗来模释迦说法一铺。”（图4）

按：现存张大千临品中有第203窟西壁南侧上方维摩诘像一铺，当即题记中的“释迦说法一铺”。

第249窟（张编第250窟）

第249窟南壁说法图下方原发愿文已漫漶，张大千墨书两行：“蜀郡张大千来模辛巳……”东侧有四行，已经擦除，疑为张大千所为。

按：现存张大千临品中有第249窟北壁说法图一铺。

第251窟（张编第249窟）

第251窟南壁前部说法图西侧与千佛交界处墨书题记二行：“辛巳初……瞻礼。弟子……”

北壁前部说法图西侧与千佛交界处墨书题记三行，第三行文字已经擦除，前两行题记：“此窟塑像壁画乃囗囗囗，囗（爰？）以为世界极不易者，见之品物，来者应加以囗赞之。张囗囗题记。”

按：第三行文字的擦除疑是张大千所为。

第323窟（张编第128窟）

第323窟南壁中央“石佛浮江图”上方铅笔题记：“下边的残迹，是因为英国的斯坦因来到此地，他用西法，将这一片好壁画粘去了，嗳！你想多么可惜呀！民国三十年六月十六日……孙宗慰、范振绪到此。”

按：书法似非张大千笔，但孙宗慰、范振绪为张大千好友，估计所擦除的题字中有张大千之名。“英国的斯坦因”应为美国的华尔纳。

二 西千佛洞

张大千多次到西千佛洞考察，并将洞窟编号，共计19号。据张大千留在西千佛洞的题记，他至少于1942、1943年两次到过西千佛洞（壬午年十一月一次、次年即1943年陪青海粮茶局局长韩辅臣一次）。目前第4窟（张编第3窟）、第5窟（张编第3窟耳洞）、第7窟（张编第4窟）、第9窟（张编第6窟）等存有其书写的窟号。第8窟（张编第5窟）、第16窟（张编第13窟）有其墨书题记。

第8窟（张编第5窟）

第8窟为北周中心柱窟，北壁中部距地面130厘米处有长270厘米、高50厘米的空白壁面，上方和东侧为千佛、西侧为释迦多宝说法图（此空白应画千佛二层，不知为何一直没有画），张大千墨书题记二方。东侧一方：“第五窟。壬午十一月廿七日蜀人张大千再度来。”此即前面提到的《夏鼐日记》所录题记。壬午十一月廿七日为1943年1月3日。

西侧一方：“青海韩辅臣、武进谢稚柳、德阳萧建初、朱方刘力上、内江囗囗囗（此三字被利器刮去，僅第一字隐约可看出“张”字，当即张大千）、同六侄比德、十儿巡礼法窟。”（图5）

按：韩辅臣为青海粮茶局局长，约在1943年在敦煌购买过《毛诗文王之什诂训传》第23卷之十六《郑氏笺》等写卷[6]。这方题记说明张大千在1943年曾陪同韩辅臣考察西千佛洞。

第16窟（张编第13窟）

第16窟为初唐窟，沙州回鹘重修。主室初唐画藻井并四披千佛，四壁与甬道为沙州回鹘壁画。甬道西壁回鹘画回鹘国王并侍从，回鹘国王像的榜题漫漶，张大千在上面墨书：“此宋初回鹘可汗供养像 。壬午十一月十六日蜀人张囗（爰）同门人德阳萧建初、朱方刘力上、六侄比德、十儿巡佛来临。”甬道南壁回鹘王妃像原来榜题漫漶，张大千在上墨书，有10余字，现在字迹模糊，无一字可识，但可看出是张大千字体。壬午十一月十六日为1942年12月23日。

第16窟“壬午十一月十六日”题记之后，第8窟有“壬午十一月廿七日蜀人张大千再度来”题记，推测十一月十六日游览西千佛洞之后，十一月二十七日陪韩辅臣又来西千佛洞（本文未调查韩辅臣在敦煌的活动）。

三 榆林窟

张大千1941年、1943年到过榆林窟。他把榆林窟洞窟编了29号，目前第2窟（张编第1窟）、第16窟（张编第10窟）、第19窟（张编第12窟）等有他书写的窟号。第15窟、第16窟、第25窟有他的墨书题记。

第15窟（张编第9窟）

第15窟开凿于中唐，前室东壁门南侧有红色题记框，高61厘米、宽14厘米，有2行文字，多数模糊，首行开头“辛巳”诸字可识，书法可判断为张大千笔墨。

第16窟（张编第10窟）

第16窟建于五代，在后甬道北壁回鹘公主供养人右侧有红色题记框，高52厘米、宽12厘米，框内有张大千1941年墨书题记两行“辛巳十月二十二日蜀郡张大千临写一周题记。”“张大千”三个字被刮过，但未刮尽，依稀可以辨认（图6）。

第25窟（张编第17窟）

第25窟建于中唐，是敦煌石窟的代表窟之一。主室西壁门南普贤变左侧，有两行墨书题记“辛巳十月二十四日午后忽降大雪时正临写净土变也。□□□”。最后三个字被刮掉，当为张大千落款。此题记旁边还有两行字，颜色很淡：“十一月初一画佛窟归……（下约有5字）大雪（后似无字）。”可看出两条题记均为张大千笔墨。十一月题记旁有后人墨书一行，字体很小：“十月降雪有何足奇，也要写上几句，可谓无聊之至。”（图7）

又，榆林窟附近的水峡口石窟第1窟有张心智题记两条，分别为“中华民国卅二年五月十二日蜀人张颖心智时别榆林纪念”“中华民国卅二年六月蜀郡张颖来此时别榆林窟”（图8—9），当张大千千方百计铲毁题记的时候，张心智却仍在水峡口写题记两方，父子情商，令人感慨。

本文使用的图片由敦煌研究院授权使用。在调查过程中，得到孙志军、王燕、陈亦文、李国、乔兆福等同事的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参考文献：

[1]张大千. 漠高窟记[M].台北：故宫博物院，1985：44-45.

[2]夏鼐.夏鼐日记（3）[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14.

[3]杨继仁.张大千传：上册[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334.

[4]荣新江.向达先生敦煌遗墨[M].北京：中华书局，2010：391.

[5]贺世哲.对张大千“不曾破坏敦煌壁画”之质疑[J].敦煌研究，2001（1）.

[6]荣新江.惊沙憾大漠——向达的敦煌考察及其学术意义[M]//敦煌吐魯番研究：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