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哲

内容摘要：龟兹回鹘风格的石窟是公元9世纪回鹘西迁龟兹后接受汉地文化而形成的，佛教教义方面受到龟兹佛教与安西大都护府时期来自中原佛教思想的影响，大乘佛教尤其是密教的影響较深，出现了地狱变的题材。另外，回鹘风格壁画与龟兹风格、汉风壁画在石窟中并存，反映了三种艺术风格在一个石窟中显现混合性的特点，证明了回鹘风格是在继承了当地龟兹风格、汉风壁画的基础上形成的，并具有回鹘民族自身的审美风尚。

关键词：龟兹回鹘风格石窟;继承与发展;混合性;生死轮回图

中图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9）05-0043-09

About the Uyghur Style Caves of Kucha

LI Ruizhe

（School of Ar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9）

Abstract： The caves carved in a Uyghur style in Kucha took shape when the Uyghur people migrated to Kuche in the 9th century and began to absorb Chinese culture via the Central Plains. When Kucha wa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Grand Anxi Frontier Command， the Buddhism of the local Uyghur people cam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both local Buddhist customs and Buddhist thought introduced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namely Mahāyāna Buddhism. It was especially influenced by esoteric Buddhism（Tantra）， which directly resulted in illustrations of Naraka appearing in the caves of Kucha. In addition， paintings in the styles of the Uyghur， Kizil， and Han Chinese people coexisted and mixed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aves， which verifies that the Uyghur style observable at Kucha synthesized both local Kizil and Han Chinese styles with its own aesthetic tradition.

Keywords： Uyghur style caves at Kucha;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mixture of Buddhist art styles; image of Naraka

龟兹回鹘风格的石窟是公元9世纪以后大量的回鹘人西迁并且定居龟兹地区后所开凿或改建的石窟，在库木吐喇石窟与森木塞姆石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石窟也是龟兹地区所开凿的最后一批石窟。此时，佛教在龟兹乃至西域处于衰落阶段。德国学者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早期对库木吐喇以及森姆塞姆石窟进行了研究，已经注意到了回鹘风格的问题[1]。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与瓦尔德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合著的7卷本《新疆佛教艺术》对具有回鹘风格的石窟壁画进行了研究[2]。国内学者对库木吐喇第75、79窟的研究较多[3]。中国学者马世长先生对库木吐喇的汉风石窟进行全面了研究，将回鹘风格石窟归入汉风石窟[4]。晁华山先生在实际调查以及全面掌握德国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库木吐喇石窟进行了详细论述[5]。贾应逸女士对库木吐喇回鹘石窟进行了专题研究{1}。龟兹回鹘风格的石窟在形制上沿用了龟兹式的方形窟或中心柱石窟，将窟内壁画进行了重绘，库木吐喇第75、79窟是利用前期石窟进行重绘的典型代表，两窟都为小型方形窟，题材题材主要是六趣轮回、地藏菩萨、供养人像和地狱变等内容，多使用红色和墨色线条描绘人物形象。

一 回鹘风格石窟的特点

从龟兹石窟的遗存来看，回鹘人新开凿的石窟较少，大多沿用前代石窟并加以改造[6]，主要以方形窟和中心柱窟为主，可以说，回鹘风格石窟在绘画风格上受到汉风的影响，在石窟建筑方面继承了龟兹早期的石窟形制，而在绘画技法上有着自己的一些特点。前贤多将回鹘风格的石窟归属于汉风石窟中，实际上，龟兹回鹘风格石窟是指回鹘人迁徙到龟兹并在当地定居后开凿或改建的石窟，石窟壁画在题材、布局、风格等方面表现出对龟兹风格石窟与汉风石窟壁画风格继承的同时，也表现出回鹘民族的审美风尚。

公元8世纪中叶，回鹘牟羽可汗（又作登里可汗，759—780年在位）皈依摩尼教，820年左右所立的《九姓回鹘可汗碑》记载了回鹘接受摩尼教而抛弃佛教的情况：“往者无识，谓鬼为佛;今已误真，不可复事……应有刻画魔形，悉令梵爇;祈神拜鬼，并摒斥而受明教。”[7]公元8世纪中叶至9世纪初，回鹘势力已扩展到西域的北庭、高昌与龟兹，回鹘与吐蕃争夺西域，在北庭、龟兹驻有大量军队，一部分回鹘人生活在佛教文化高度发达的西域地区，很容易受到佛教文化的濡染。回鹘佛教在龟兹深受汉地佛教的影响，信仰上以大乘佛教为主，后来也接受了密教思想。库木吐喇第12窟后室绘三头八臂观音，第38窟主室正壁佛龛前石膏地仗上绘制送子图，属于密教图像[8]。学者曾对甘肃以及新疆发现的回鹘文佛经与回鹘所开凿的佛教石窟艺术的内涵进行了研究[9]。安西大都护府移驻龟兹后，汉人将中原一带的佛教教义与绘画风格带入龟兹，与龟兹本地佛教艺术并行发展而产生互动，随着公元9世纪后回鹘大量西迁，对汉风佛教艺术的接受，致使龟兹石窟壁画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

库木吐喇石窟的建造年代要晚于克孜尔石窟，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龟兹王国时期（龟兹风格），约为公元5至6世纪;二是安西大都护府时期（汉风），约为公元7至8世纪;三是回鹘时期（回鹘风格），约为公元9世纪及其以后时期[10]。回鹘时期的龟兹佛教，是唐代势力于西域衰落后兴起的又一次佛教发展的高潮，库木吐喇石窟中回鹘时期的石窟有10余个，包括第9、10、12、13、22、24、38、41、42、43、45、46附1、75、79等窟，其中一些石窟出现汉风、回鹘风格的混合因素。库木吐喇回鹘风格洞窟又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有第79窟（壁画为后期重绘）、第75窟以及改建过的第21至24窟，中期有第10、12、42和45窟，晚期有第38窟。其中1982年由库车县文管所发现的第79窟的壁画题材、石窟形制比较特殊，尤其是该窟主室右侧壁所绘的地狱变在目前库木吐喇石窟中是独一无二的。近来，又有学者研究认为第79窟最后一次重修可能迟至10世纪以后[11]。森木塞姆石窟中也有回鹘风格内容的石窟，主要有第39、40、44、45、46等窟[9]424。森姆塞姆第11窟为大像窟，由回鹘人重修，并重绘了后室的券顶壁画[12]。

馬世长先生将库木吐喇的汉风石窟的特点总结归纳为四点：经变画、尊像图、汉式千佛、汉式装饰纹样与供养人[4]216-218。而回鹘风格石窟的壁画布局继承了汉风风格的壁画布局形式，如库木吐喇第10、12（图1）、45窟的左右两侧甬道以及后室后壁绘制的尊像图，也是以立佛与菩萨交替出现，且题记用汉文书写的，这明显继承了唐代石窟主室左右甬道绘制尊像图的形式。在尊像图的勾勒与平涂的基础上，继承了龟兹风格人物的椭圆形的脸，对人物脸面五官进行了简化[13]。另外，重视图案纹样的装饰美，是回鹘风格壁画的特点之一。库木吐喇汉风中心柱石窟券顶中脊以图案取代了龟兹风格中心柱石窟中脊的天象图，如库木吐喇第11、13、14、15、16窟。而回鹘石窟部分中心柱石窟继承了这种汉风石窟窟顶中脊的团花与云纹装饰题材，如库木吐喇第45窟窟顶中脊纹饰带绘汉式带状花卉图案，第45窟甬道券顶上的团花图案与第15窟后甬道上的二重团花图案非常相似，而第12窟后室券顶上的装饰带也与第45窟的相似，显示了对汉风壁画团花装饰题材的继承，而第46窟附1窟的后室券顶的团花则以土红线条勾勒外轮廓，技法上显得简单，属于回鹘风格石窟到了晚期的一种表现形式。可以说，回鹘佛教受到汉地佛教的影响，在佛教艺术上也表现出自己的一些文化传统。

德国学者格伦威德尔记录了库木土喇涅槃窟（德国编号第33窟，中国编号第38窟）的壁画{1}，已经注意到了回鹘供养人的问题，第38窟门左侧上下两排人物的下部有两身世俗供养人的头像，在两行人物之间，则有两行红色的中文题记作为分界线。格氏将后部一位供养人的头部进行了复原，发现供养人头部有一个木梳（图2），第46窟附1窟女性供养人以及第79窟前壁右端壁外侧女供养人头部也有木梳，并且这种头饰在焉耆硕尔楚克石窟（？觢or■uq）壁画上也出现过（图3）。门右侧的男性供养人穿长衫，黑色腰带上挂着各种布袋、革带、鞘套和容器（图4），回鹘人就是佩戴这些物件的[1]51-52。从格伦威德尔对森木塞姆饿鬼洞（现编第46窟）右侧壁绘画风格的描述可知壁画属于回鹘风格：“他们的构思完全是另一种艺术风格，技法上也发生了变化……技法上在这里也不是细致入微的绘制底色、以覆盖色方式使人物形体逐步圆满，并以白色涂层使形体隆起;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却是轮廓线，即在白墙上以黑色勾画出轻快潇洒的轮廓线，然后填入色彩。”[1]337这种技法在焉耆和吐鲁番随处可见，是回鹘石窟壁画风格的特点之一。

龟兹回鹘石窟的另一个特点是在一个石窟中出现龟兹风、汉风、回鹘风三种风格并存的现象，库木吐喇第10、12窟与森姆塞姆第44窟后室后壁出现涅槃图，是回鹘风格石窟对龟兹风格绘画的继承和延续。另外，库木吐喇第12、76、79窟中龟兹文、汉文、回鹘文同时出现，也显示了回鹘人在接受龟兹佛教艺术与汉风艺术的基础上融入回鹘本民族的审美风尚后形成的回鹘佛教艺术。根据刘韬博士的研究，森木塞姆第46窟窟顶立佛与正壁佛说法图以回鹘风格融入龟兹风格，而叠涩绘制具有汉风的团花图案，出现三种风格同时出现在一个石窟的情况，反映了龟兹、汉与回鹘民族在佛教艺术方面的混合与认同[13]225。回鹘风格壁画是回鹘人在吸收龟兹、汉风壁画风格的基础上形成的，对汉风的继承与发展以及三种风格壁画共存并呈现混合因素是龟兹回鹘石窟最主要的两个特点。

二 龟兹回鹘石窟的壁画风格

格伦威德尔将新疆的石窟壁画风格分为五种：犍陀罗画风、武臣画风（龟兹风格）、早期突厥画风、晚期突厥画风、喇嘛教画风[14]。其中克孜尔石窟只有第一、第二种风格，而库木吐喇石窟除了第一种、第二种风格之外，还有汉风{1}、回鹘风格（即格伦威德尔所谓的“晚期突厥画风”）。回鹘时期的石窟形制主要沿袭当地流行的佛教建筑形式，形制上以中心柱窟和方形窟为主，而在绘画方面却有着自己的一些特点。

龟兹回鹘风格石窟壁画表现出对当地龟兹风壁画与汉风石窟壁画的继承性，可以说回鹘石窟是回鹘人在接受龟兹风格与汉风的基础上融入了本民族审美风尚而形成的一种混合风格。库木吐喇第75、79窟是利用前期石窟进行重绘的典型石窟，两窟都为小型方形窟，壁画颜色较多地使用土红色和墨色线条描绘人物形象，表现出热烈的感觉，题材内容主要是六趣轮回、地狱变和供养人像等。库木吐喇的汉风石窟与回鹘风石窟相比较，在壁画布局、题材内容、绘画技法上也保留了回鹘民族喜爱的一些传统。一是用笔以细线勾勒为主，面部几乎不施晕染。人物造型表现出回鹘人圆浑健美的形象，长圆形面孔、丰腴莹润、修长的眉毛稍稍挑起、柳叶形的眼睛、黑色的眸子、鼻梁高直、嘴小;二是重视线条的使用和表现力，大量使用铁线描，以密集的线条表现衣服的褶襞，常常使用赭色、红色、黄色等热烈的颜色，大量使用暖色，大部分石窟用赭色打底，佛、菩萨、供养人的服饰往往以红色为主，在暖色中又以石绿、白色相间，显示出回鹘人在壁画风格与绘画技法上的审美风尚。

第75窟主室正壁僧人之下站立着五身供养僧人，下有墨书汉文发愿文。所绘“六道”也有汉文榜题。东、西壁各有数排禅定佛、菩萨和僧人，并有多身供养人。东壁供养人共十七身，一身僧装、四身汉装，其余为回鹘装。供养人身后榜题有“兄骨禄口”“妹骨禄思力”等。西壁绘有供养人十四身，身后榜题有“……道秀一心供养”“清信伍弟子茅……”等[15]。该窟壁画从供养人所着回鹘装以及“骨禄”氏题名看，无疑是龟兹回鹘时期开凿的石窟。

第79窟中心坛基的四壁，壁画至少重绘两次。坛基正壁绘一列七身僧俗供养人（图5），正中一身为呈跪姿的回鹘童子，汉文题记为“童子搜阿迦”。童子左侧三身比丘供养人手持莲花，右侧三身供养人最右边的两身为回鹘供养人[15]225。除汉文榜题外，还有横写的龟兹文、回鹘文榜题。第76窟附近崖壁上的“王骨咄（duo）禄啜（chuo）”五字为突厥语ilik qutluБ tfor的汉译[16] 。关于第79窟中的回鹘文题记，最近德国慕尼黑大学的潘涛先生进行了解读，对应的汉文为“里公主”，与五身供养人中左起第一身女性供养人榜题框内的汉文题记“新妇颉里公主”对应[13]232-233。另外，第79窟主室前壁右端绘五身供养人（图6），供养人面向右侧，跪姿，均着宽大长袍，使用墨線勾勒衣纹。此窟两处供养人、基坛本生故事壁画当属最后一次重绘，而从供养人的服装及榜题看，很可能是龟兹的回鹘小王子及其家属;从绘画风格及其服装特征分析，此窟显然要晚于第75窟，可能属于库木土喇石窟群最后的壁画创作了。库木吐喇第41窟窟顶中脊绘莲花、云朵图案，地仗上绘大团花图案，具有较浓厚的汉风特点，该窟土坯上发现一披长发、多胡须手持花枝的供养人，旁边墨书汉字“磨勒”，此为回鹘人姓名的一部分（图7）。库木吐喇第76窟甬道侧壁的题记“大唐大顺五年五月三十日”表明，至晚到公元894年当地的汉人仍在奉行唐朝正朔，显示出统治天山以南地区的回鹘政权虽因河西被吐蕃阻隔，无法及时与中央政权保持联系，仍自认是唐朝中央政府领辖下的一级地方政权。

公元840年，回鹘西迁，西域一带的民族成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回鹘一度在天山以南建立了政权，回鹘在早期大多信奉摩尼教，进入西域后很快接受了当地居民的宗教信仰并改宗佛教，随着时间的发展，回鹘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绘画艺术。从一些石窟的壁画中可以看到汉风和回鹘风格是融合并行的特点，尤其信奉密教，这也说明回鹘风格是在与汉风密切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

三 关于龟兹回鹘石窟的地狱图像

库木吐喇第75窟和第79窟题记均见轮回报应思想，壁画中又出现六道轮回。而六道轮回中的地狱思想（Naraka）原产生于印度，为“五道”或“六道”中的“恶道”之一，传入汉地又与汉民族对于生死的观念糅合在一起。敦煌莫高窟盛唐到中唐的一些石窟中开始出现地狱变，中、晚唐以后，这种题材传入高昌。印度阿旃陀（Ajantā）石窟第17窟正面左侧壁有五趣轮回图，其中就绘有地狱图像[17]。第79窟壁画地狱变，内容复杂，地狱场面比较完整，并带有一定情节，与高昌以及敦煌的表现形式有一定的联系，应视为内地向西域的文化反向传播。但我们注意到回鹘在信仰佛教之前所信仰的摩尼教也有地狱的观念，佛教的十王思想与摩尼教的冥府思想之间有密切联系，因而表现地狱的画面在高昌回鹘佛教寺院中出现，并呈现出与摩尼教图像相近的形象。今龟兹地区复出地狱变壁画，可能与摩尼教在回鹘人中的传播有关。

库木吐喇第75窟正壁中部是一身结跏趺坐僧人像，此像高大，占据了约三分之一的画面。僧像双手置于腹前，似捧持一钵状物或宝珠。钵或宝珠中伸出墨线数道，与左右两侧画面连接。右侧上方绘庭院和山形，山尖绘圆形日月;右侧中部是四身世俗人像;右侧下方是两身立于火中的裸体瘦人。左侧上方是四身跪姿天人。左侧中部绘一牛头鬼怪，手执三股叉，其前是一大锅，锅内露出几个人头，锅下火焰升腾，应为地狱道[15]246。其右侧上方仅可辨认有四身带头光的天人，双手合十作跪状，应为天道。最下方为两匹马和蛇，汉文榜题“此□□□□畜生□□□……乃至辇□□等”，表现畜生道。左侧上方画面下方仅见一尊化佛和隐约可见的日、月，马世长先生记录“上方绘须弥山，当是阿修罗道” [4]211，中间为人间道，四位世俗人物，面向地藏菩萨（K■itigarbha）站立。最下方绘两身瘦骨伶仃的裸体人，是为饿鬼道。僧像下方似有汉文墨书经文一方，全壁表现的是六道轮回的场面（图8）。南壁下部是一列供养人像，男女混合排列。人物身着盘领长袍，双足穿靴，各供养人头上方有汉文榜题，如“兄骨禄□□”“妹骨禄思力”等。由此推测，供养人应该是回鹘供养人像。

库木吐喇第75窟以地藏菩萨信仰为主，地藏菩萨是释迦涅槃后、弥勒降生前普度六道众生的菩萨。《大方广十轮经》卷1记载：“地藏菩萨作沙门像，现神通力之所变化。” [18]画面中的地藏“露顶不覆”，袈裟上有六瓣花朵纹样，头上方飘荡着宝物，地藏菩萨下方墨书发愿文，高24厘米、宽34厘米，汉文题记自右向左书写，共16行，文字漫漶[15]246。美国学者太史文（Stephen F.Teiser）根据正壁的题记，认为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题记中的轮盘，接近《毗卢遮那成佛经·神变加持经》观想对象的宇宙轮（六种类型的轮观想）;二是题记内容与库木吐喇附近的都勒都尔·阿护尔（Douldour-？魢quour）发现的《瑜伽禅经》（Yogalerhbuch）描述的观想有关（该经第三章记载了有关冥想的六种要素，将地轮、金轮、和风轮作为观想对象[19]）。日本学者森美智代（Mori Michiyo）女士根据题记中的“八洛叉水”，认为与世亲（Vasubandhu）的《阿毗达磨俱舍论》卷3所载水轮的厚度以及宇宙论有关，题记中透露出说一切有部的传统，她还认为题记中的金轮、水轮和风轮与《瑜伽禅经》有密切的关系[20]。任平山博士将第75窟正壁主题图像与敦煌文献P.2649V进行比对，提出正壁图像为“腹海乳注图”，表现了僧人密修禅定的奇特观想之相[21]。最近日本东京农业大学与新疆龟兹研究院合作，利用高科技手段对石窟内正壁下部的汉文与右侧壁底端的回鹘文题记进行了释读，认为汉文题记与辽代道殿编著的《显密圆通成佛心要经》以五大宇宙观想的内容较接近，与密教有关。题记中出现的“四无量”，即友善（慈）、怜悯（悲）、欢喜（喜）、平等（舍），这些都属于修行实践方法，《瑜伽禅经》第7章至第10章都有记载，实际上“四无量”中的禅修也与正壁的六道轮回密切相关[22]。吐鲁番还发现了辽代高僧诠明的作品[23]，由此推测龟兹与辽之间存在着佛教文化与艺术交流的可能性。

地狱轮回图是回鹘石窟壁画的内容之一，库木吐喇第79窟地狱变按情节分为审讯和地狱两部分（图9）。外端为审讯场面，庄强华先生早期做了详细的描述[24]。里端为地狱受刑场面。外端与里端用一条竖线隔开[15]254。这种包括审讯和地狱行刑两部分内容的地狱变壁画不见于国内其他石窟。高昌回鹘时期的石窟内大多绘制出地狱行刑的场面，而不见审讯的场面，这是龟兹回鹘风格石窟壁画所独有的。森木塞姆第40窟主室左侧壁也绘有地狱图，格伦威德尔进行了描述[1]336。另外，焉耆语（Tokharian A）《弥勒会见记》从第19幕开始，讲到Nanda和Kokāliya因不守清规，Nanda堕入阿鼻地狱（Avīci），第20至25幕专门讲述地狱的各种情况[25]。而回鹘本《弥勒会见记》译自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可见地狱观念当时在西域一带是非常流行的。

《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忉利天宫神通品》卷1记载：“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26]地藏菩萨像往往和六道或十轮图组合在一起。《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如来赞叹品》卷6记载：“听吾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現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彩画形像……作此（地藏）菩萨，一瞻一礼者，是人百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于恶道。假如天福尽故，下生人间，尤为国王，不失大利。”[26]782地藏菩萨信仰对大众来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德国探险队第二次西域考察时在柏孜克里克石窟发现回鹘文《地藏菩萨本愿经》残卷[27]。地藏的愿力不仅使四天下一切众生衣食丰足、身心病苦悉皆除灭，更能救拔众生出脱地狱，摆脱诸般烦恼，离一切不善之法[28]。后来地藏成为“幽冥教主”，“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成为地藏信仰区别于其他菩萨的最主要的标志[29]。有关地藏的汉文经典，最早见于北凉时期的《大方广十轮经》和《金刚三昧经》。地藏图像在我国首次出现在龙门药王窟，敦煌、大足都比较多见。敦煌莫高窟于中唐始现地藏与六道的组合图像，新疆地区现仅见于库木吐喇，其时代可能在晚唐时期。

四 回鹘风格石窟开凿的历史背景

隋唐之际，原被东突厥汗国统治的回鹘逐渐崛起。公元744年，骨力裴罗统一了“九姓乌古斯”诸部，漠北回鹘汗国确立。公元840年，由于内忧外患，加之自然天灾，回鹘汗国又遭到黠戛斯的进攻，部众被迫离开漠北，向西逃散，其中西迁的一支回鹘投奔安西。《旧唐书·回鹘传》卷195记载：“有回鹘相■职者，拥外甥庞特勤及男鹿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30]此“安西”，即原安西都护府所管辖的以龟兹为中心的广大地区。随着回鹘迁入西域，并建立高昌回鹘王国，其文化也随之进入。当时的安西即安西大都护府所辖之地，治所设在龟兹。庞特勤在安西建立了回鹘政权，回鹘各部“皆西向倾心望安西庞勒（勤）”，唐宣帝于公元856年派卫尉少卿王端章册封其为可汗。

高昌回鹘在《宋史》中因其居地属唐之西州，而称西州回鹘。除此以外，尚有“龟兹回鹘”和“西州龟兹”之说。《宋会要辑稿·蕃夷四》：“龟兹，回鹘之别种也，其国王自称狮子王……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又称龟兹回鹘，其实一也。”[31]高昌回鹘兼有西州和龟兹两都督府之地，因以名之。目前虽然还不能十分把握史书中分称西州回鹘和龟兹回鹘的原因，但高昌和龟兹两地均属高昌回鹘王国，大概没有疑问。回鹘以败亡之师发展成为这样一个较大规模的王国，短短几年的时间当然不行，据日本学者羽田亨（Tooru Haneda）的意见，回鹘西迁，其中一部分据有天山山脉以北的地方，经过二十余年，遂南进占据高昌，在此奠定了以后所谓高昌回鹘之根据地。它在天山南麓的势力急速发展，未几，龟兹及其他诸国也归其占有[32]。如果以公元840年作为回鹘西迁的起始年代，那么在龟兹安下脚跟恐怕要到9世纪末10世纪初了。库木吐喇石窟的回鹘洞窟最早也就兴建在这一时期。库木吐喇沟口区第7窟，右侧壁残存汉文题记有“金砂寺”字样。此汉文题记附近还存三行回鹘文题记，两者似乎为同期所写。金砂寺的存在一直延续到回鹘占据龟兹时期[4]220。窟群区第49窟（僧房窟）居室的右侧壁上刻写汉文“金砂寺”三个字。此题刻的附近还刻写两行回鹘文。1903年，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库木吐喇石窟获得一片回鹘文木简，其内容由日本学者梅村坦（Ymeimura Hiroshi）解读为：“羊年九月十八日，我库塔德弥失与伯克们……（和？）都督（伯克？）对KYMS'SY寺院（表示）虔诚的敬意……”[33]其中KYMS'SY寺院，对应的是汉文“金砂寺”。木简书写的时间可推定在9世纪的某个时期[33]52。由此看出，直至11世纪末，佛教在龟兹仍然很活跃，龟兹回鹘人的佛教信仰很虔诚。

龟兹石窟中有不少回鹘供养人像。克孜尔石窟第47窟中重绘的上层壁画中所见供养人，头戴冠，冠带系于领下，留发过肩。身着圆领长袍，是典型的回鹘装束，在吐鲁番地区较常见。库木吐喇第75窟左右侧壁发现几十身供养人像，现存的供养人旁的题名中，多姓骨禄，显然是回鹘人的姓氏。第79窟也发现十身供养人，其中几人旁边的题名见“颉里”姓氏，这也是回鹘人的一个显姓。由于回鹘在漠北时即与唐接触交往很频繁，回鹘军还曾助唐平定“安史之乱”，所以汉文化对回鹘有较深的影响，而且在第75、79窟中，可见较为浓厚的中原风格。

回鹘在西迁之前对佛教就有一定的接触，西迁后佛教在回鹘人中开始盛行。吐鲁番地区，不仅发现出土大量的回鹘文佛经，而且柏孜克里克石窟内还能看到许多回鹘供养人像。回鹘佛教文献大多译自汉文，以大乘佛教经典为主。回鹘佛教受到汉传佛教的影响，艺术表现形式上都体现了一些中原文化的色彩。敦煌、吐鲁番、北庭等地回鹘时期的壁画也都属大乘佛教系统。

结 论

公元9世纪中叶，西迁的回鹘人来到龟兹，受到唐安西大都护府统治时期龟兹地区的汉风佛教艺术的影响，并逐渐融入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和审美情趣，形成一种新的佛教艺术风格。壁画中回鹘文、回鹘供养人像的大量出现，表明回鹘人皈依佛教之后，其文化也影响到当地的佛教石窟艺术领域，形成了龟兹回鹘佛教艺术。

回鹘风格石窟有的是通过对以前的石窟进行改建或重绘而来，壁画题材仍沿用汉风的千佛和尊像，出现了地狱变等一些新内容，主要以大乘思想为主，具有明显的密教色彩。

另外，壁画风格方面，常常在同一石窟中汉风与回鹘风格并存。有些石窟内榜题往往汉文、龟兹文、回鹘文并用，而壁画画法基本属于内地绘画传统，人物形象具有回鹘民族的特征。

回鹘风格石窟反映了该民族进入龟兹后与龟兹人、汉人生活在一起，彼此互动相互认同，库木吐喇与森姆塞姆石窟至今保存的龟兹文、汉文与回鹘文题记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对龟兹回鹘风格石窟的研究，有利于我们了解回鹘民族在龟兹当地的宗教信仰以及在佛教艺术领域对汉风壁画的继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A.格伦威德尔.新疆古佛寺[M].赵崇民， 巫新华，译.贾应逸，审校.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51-52.

[2]阿尔伯特·冯·勒柯克，恩斯特·瓦尔德施密特，著.新疆佛教艺术（七卷本） [M].管平，巫新华，译.乌鲁木齐：新疆教育出版社，2006：203，515-518.

[3]梁志祥，丁明夷.新疆库木吐喇石窟新发现的几处洞窟[J].文物，1985（5）：1-6; 庄强华.库木吐拉第79号窟初探[J].新疆文物，1986 （1）：75-79.

[4]马世长.库木吐喇的汉风洞窟[M]//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库车县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编.中国石窟·库木吐喇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2：203-224.

[5]晁华山.库木吐喇石窟初探[M]//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库车县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编.中国石窟·库木吐喇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2：170-202.

[6]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3：375-418.

[7]程溯洛.唐宋回鹘史论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4.

[8]刘松柏.库车古代佛教的观世音菩萨[J].敦煌研究， 1993（3）：36-40.

[9]霍旭初，赵莉，彭杰，苗利辉.龟兹石窟与佛教历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6：425.

[10]贾应逸.新疆佛教壁画的历史学研究[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75.

[11]荻原裕敏， 庆昭蓉.浅论库木吐喇窟群区第79窟汉—婆罗谜—回鹘三文合璧榜题[C]//饶宗颐，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7卷.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314.

[12]贾应逸，祁小山.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2：361.

[13]刘韬.唐与回鹘时期龟兹石窟壁画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222.

[14]晁华山.德国人研究克孜尔石窟的概况[M]//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144.

[15]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 库木吐喇石窟内容总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246-247.

[16]李树辉.库木吐喇石窟第75、79窟壁画绘制年代和功德主身份研究[J].敦煌研究，2008 （4）：38-39.

[17]李崇峰.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I）[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01-102.

[18]大方广十轮经：第1卷[M]//高楠顺次郎，等.大正藏：第1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681c.

[19]Schlingoff Dieter.Ein BuddhistischesYogalehr-

buch[M]//Textband，Sanskrittexte aus den Turfan

funden，vol.7.Berlin：Akademie-Verlag，1964：85，

95.

[20]森美智代.ケムトラ石窟第七五窟の壁画主题について：ウイグル期龟兹佛教の一侧面[J].美术史研究， 2012，50：138;山部能宜，赵莉，谢倩倩.库木吐喇第75窟数码复原及相关壁画题材及题记研究[M]//李肖，主编. 丝绸之路研究：第1辑. 北京：三联出版社，2017：232-233.

[21]任平山.库木吐喇第75窟——敦煌写本P.2649V的龟兹图现[J].美术研究， 2015（5）：12-19.

[22]新疆龟兹研究院，日本东京农业大学.库木吐喇第75窟数字化复原及相关壁画题材及题记研究[J].龟兹研究，2015 （1）：34， 42-43.

[23]Yamabe Nobuyoshi.Yogācāra Influence on the Northern School of Chan Buddhism[M]//Buddhist Meditative Traditions：Their Origin and Development.Kuo-pin Chuang，Pei-shin Lo，ed.Taipei：Shin Wen Feng Print，2014：249-314.

[24]庄强华.库木吐拉第79号窟初探[J].新疆文物， 1986（1）：76.

[25]季羡林.吐火罗文研究[M]//《季羡林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季羡林文集：第12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8：51-52.

[26]實叉难陀，译.地藏菩萨本愿经：上：如来赞叹品第六[M]//高楠顺次郎， 等.大正藏：第13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778.

[27]杨富学.回鹘之佛教[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131.

[28]那连提耶舍，译.大方等大集经：须弥藏分卷五七[M]//高楠顺次郎， 等.大正藏：第1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387b-c.

[29]张总.地藏信仰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54-55.

[30]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13.

[31]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道释[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130-131.

[32]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外一种）[M].耿世民，译.北京：中华书局， 2005：113.

[33]梅村坦，著. 杨富学，黄建华，译.东京国家博物馆藏回鹘文木简[J].敦煌研究，1990 （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