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卫

内容摘要：陕西省在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过程中，发现了文物单位收藏的21种敦煌写经。这批写经属于早期藏经洞文物的流散部分，根据题识可知多数可能属于徐锡祺旧藏。徐锡祺曾在1905年7月至1906年5月间署任安肃道道台，他在上任伊始就得到了敦煌知县汪宗翰送来的写卷，其收藏写卷后来辗转收藏在陕西各个机构。陕藏流散写经多为精美的长卷佛经，不仅为佛教文本提供了新的资料，同时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

关键词：徐锡祺;汪宗翰;敦煌写经;早期流散;陕西文物单位

中图分类号：G256.1;G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9）05-0134-09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by Xu Xiqi

—Based on the Collections in Xian

WANG Qingwei

（Xian Beilin Museum， Xian， Shaanxi 710001）

Abstract： In the first national census of movable cultural relics， 21 Dunhuang manuscripts were found collected in the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organizations of Shaanxi Province. This group of manuscripts belongs to the large amount of Library Cave documents that became scattered throughout China; according to the titles， most of them belonged to the collection of Xu Xiqi. From July 1905 to May 1906， Xu Xiqi acted as Daotai（chief official）of Ansudao. When he came into office， Wang Zonghan， a county magistrate in Dunhuang， sent him several of these manuscripts， which were later spread to various institutions in Shaanxi. Most of these manuscripts are exquisite long-scroll Buddhist scriptures， which provide new material for the research of Buddhist texts and new opportunities for related historical research.

Keywords： Xu Xiqi; Wang Zonghan; Dunhuang manuscripts; early dispersion; Shaanxi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Institutions

小 序

从藏经洞开启到1907年间早期敦煌文献的流散，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荣新江先生已经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目前所知主要有廷栋旧藏、叶昌炽旧藏、端方旧藏、苏子培旧藏、陆季良旧藏，对于其他流散情况则不是很清楚[1]。在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了收藏在陕西各个文物机构中的敦煌写经，可以扩展我们对早期敦煌文献流散分布的认识。陕西藏敦煌写经素来少为学界所知，笔者在编撰《文物陕西·文献图书卷》的过程中，对陕西文物单位收藏的敦煌写经进行了整理，根据写经上面留下来的题记和来源分析，这批写经疑多数是1905年归于徐锡祺的旧藏，故草成此文，把具体情况公布于學界，以为相关研究参考。

陕藏敦煌写经概览

目前所知，陕西省收藏敦煌写经的主要有三家单位，即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博物院和西北大学图书馆。2007年开始全国古籍普查工作以来，陕西省参照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制定的珍贵古籍的标准，先后审定出版了陕西省收藏的687种善本古籍名录，以加强对古籍文献的保护和利用，其中收录了西安博物院藏敦煌写经9种，西北大学图书馆藏敦煌写经5种。在这14种写经中，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有12种，包括西北大学图书馆藏品全部，西安博物院藏品7种。西北大学图书馆藏品除了已经公布的5种敦煌写经外，其他的具体信息无法得知，故本文在行文中稍作说明，不再集中讨论。

1. 西安碑林藏敦煌写经叙录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敦煌写经没有参加2007年开始的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素不为学界所知。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过程中知其共收藏有敦煌写经7种，保存较为完好。

碑林001  《菩萨见宝三昧经》卷2（图1）

黄麻纸，卷轴装，唐代，卷长868厘米，卷高27厘米。有乌丝栏，每行17字，为《菩萨见宝三昧经》卷2《阿修罗王授记品第三》、《本事品第四》。本经原属《大宝积经》第十六会，亦单本别行。北齐三藏那连提耶舍译。经文参见《大正藏》第310号第11册第358—364页。

按：从书写字体风格来看疑为初唐写卷。

碑林002 《妙法莲华经》卷5

黄麻纸，卷轴装，唐代。卷长758厘米，卷高25.5厘米。有乌丝栏，每行17字，为《妙法莲华经》卷5《从地踊出品第十五》《如来寿量品第十六》《分别功德品第十七》。后秦龟兹国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经文参见《大正藏》第262号第9册第39—46页。

碑林003 《金光明经》卷4

黄麻纸，卷轴装，唐代。卷长648厘米，卷高27厘米。有乌丝栏，每行17字，为《金光明经》卷4《流水长者子品第十六》《舍身品第十七》《赞佛品第十八》《嘱累品第十九》。北凉三藏法师昙无谶译。经文参见《大正藏》第663号第16册第352—358页。

碑林004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8

黄麻纸，卷轴装，唐代。卷长613厘米，卷高26.3厘米。有乌丝栏，每行17字，为《金光明最胜王经》卷8《大吉祥天女品第十六》《大吉祥天女增长财物品第十七》《坚牢地神品第十八》《僧慎尔耶药叉大将品第十九》《王法正论品第二十》。大唐三藏沙门义净译。经文参见《大正藏》第665号第16册第438—444页。

碑林005 《妙法莲华经》卷1

黄麻纸，卷轴装，唐代。卷长507厘米，卷高26.8厘米。有乌丝栏，每行17字，为《妙法莲华经》卷1《序品第一》《方便品第二》。后秦龟兹国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经文参见《大正藏》第262号第9册第1—10页。

碑林006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385

黄麻纸，卷轴装，唐代。卷长498厘米，卷高26.4厘米。有乌丝栏，每行17字，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385《初分诸法平等品第六十九之三》。三藏法师玄奘译。经文参见《大正藏》第220号第6册第990—993页。

碑林007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456∕《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黄麻纸，卷轴装，唐代。卷长371厘米，卷高25.3厘米。有乌丝栏，每行17字，前面24行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456《第二分同性品第六十二之二》，后面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前者为三藏法师玄奘译，经文参见《大正藏》第220号第7册第300页。后者为姚秦天竺三藏鸠摩罗什译，经文参见《大正藏》第235号第8册第750—752页。

2. 西安博物院藏敦煌写经叙录

西安博物院的藏品情况也通过文物普查获得了具体信息，普查数据显示该院藏敦煌写经14种，均为卷轴装，其中8件已经公布了相关信息，6种未曾公布过具体信息。另外公布的1件写经在普查数据中没有找到对应的写卷，可能是普查时遗漏的藏品。据此来看，西安博物院藏卷共有15种，其中超过500厘米的长卷有8种，公布的写经和普查数据二者对于写卷的尺寸等略有出入，本文一律以普查数据为准。

西博001 《佛说佛名经》卷7

黄麻纸、卷轴装、唐代。卷长840厘米，卷高27厘米。有乌丝栏，每行17字。为《佛说佛名经》卷7，三藏菩提流支在胡相国秦太上文宣公第译。经文参见《国图善本部类》第8680号第2册第1—64页。

西博002 《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卷下

黄麻纸，卷轴装，唐代。卷长837厘米，卷高25厘米。有乌丝栏，每行20字，双行小字29至30字，钤有“师佛轩”“又明收藏金石书画”印。“又明收藏金石书画”印上方有题记“此经现存共十一张”。京兆崇义寺沙门道宣集。经文参见《大正藏》第1808号第40册第501—511页。

按：陕西古籍名录列为0014号的一件写卷，卷长450厘米，卷高26.7厘米，国家名录编号02518[2]，与此写经长度差别较大，不过比照二者的具体信息和文字书写面貌，乃同一件写经。

西博003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266[2]6

卷轴装，唐代，卷长837厘米，卷高25厘米。有乌丝栏，每行17字。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266《初分难信解品第三十四之八十五》。国家名录号02408。三藏法师玄奘译。经文参见《大正藏》第220号第6册第345—350页。

西博004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56

黄麻纸，卷轴装，唐代。卷长835厘米，卷高24厘米。有乌丝栏，每行17字。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56《初分辩大乘品第十五之六》《初分赞大乘品第十六之一》。三藏法师玄奘译。经文参见《大正藏》第220号第5册第315—321页。

按：在已經公布的写经中有一件《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56[2]2，乌丝栏，长834cm，高24cm，国家名录号02405。这两件写经在尺寸、内容上基本一致，不过对比书写字体知二者并不是同一件写经。已经公布的这件写经在普查数据中没有记载。

西博005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83[2]4

黄麻纸，卷轴装，唐代。卷长778厘米，卷高24.8厘米。有乌丝栏，行16至18字。国家名录号02406。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83《初分受教品第二十四之二》。三藏法师玄奘译。经文参见《大正藏》第220号第5册第463—468页。

西博006 《妙法莲华经》卷8[2]12

黄麻纸，卷轴装，唐代。卷长521.2厘米，卷高25厘米。有乌丝栏，行17至20字。卷首略有残缺，有满汉文钤印一枚（图2），卷末有满汉文钤印两枚，并有题识（图3）。卷首钤印与卷末上方的相同，为满汉文官印“分巡安肃兼管水制兵备道之关防”，卷末钤印上方还有题识“光绪三十一年秋七月朔七日分巡安肃使者徐锡祺敬阅于酒泉节署”;卷末下方的钤印为满汉文官印“敦煌县印”，左侧有题识“花翎同知衔知敦煌县事前吏部主政楚北汪宗翰敬阅”。国家名录号02445。为《妙法莲华经》卷8《陀罗尼品第二十六》《妙庄严王本事品第二十七》《普贤菩萨劝发品第二十八》。后秦龟兹国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经文参见《大正藏》第262号第9册第58—62页。

按：安肃道，分巡安肃等处地方兵备道，乾隆三十七年（1172）四月合并原属安西道之安西府、原属甘肃道之肃州置。驻肃州，辖安西府、肃州，抚治番彝兼管肃州屯田事务。乾隆四十四年（1179）八月，兼管驿务，至清末未变[3]。

西博007 《妙法莲华经》卷8

黄麻纸，卷轴装，唐代。卷长506厘米，卷高26.7厘米。行17字，为《妙法莲华经》卷8《陀罗尼品第二十六》《妙庄严王本事品第二十七》《普贤菩萨劝发品第二十八》。后秦龟兹国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经文参见《大正藏》第262号第9册第58—62页。

西博008 《佛说相好经》/《妙法莲华经》卷6[2]17

黄麻纸，卷轴装，唐代广德三年（765）。乌丝栏，行17至20字。有两部分内容，分别为《佛说相好经》和《妙法莲华经》之《常不轻菩萨品第二十》、《如来神力品第二十一》。《佛说相好经》钤印有满汉文官印“分巡安肃兼管水制兵备道之关防”和“敦煌县印”，并有题识“光绪三十一年乙巳新秋朔七日分巡安肃使者徐锡祺敬阅于酒泉节署”和“花翎同知衔知敦煌县事前吏部主政楚北汪宗翰敬阅”（图4），卷末题抄经的时间和抄经人“广德三年正月十八日沙门克念写了奉上努力受持”，是陕藏写经中唯一有准确纪年的一件写卷。《妙法莲华经》卷6为《如来神力品第二十一》，写卷中钤有满汉文官印“敦煌县印”，并有题识“敦煌令庚寅进士楚北汪宗翰敬观”。国家名录号02508。《佛说相好经》，佚名。经文参见《新编部类》第31b号第3册第414—421页。《妙法莲华经》，后秦龟兹国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经文参见《大正藏》第262号第9册第50—52页。

西博009 《因明入正理论》[2]15

黄麻纸，卷轴装，唐代。卷长241厘米，卷高26厘米。行17字。国家名录号02493。三藏法师玄奘译。经文参见《大正藏》第1630号第32册第11—12页。

西博010 《大般涅槃经》卷18[4]

黄麻纸，卷轴装，唐代。卷长229厘米，卷高27厘米。存一纸。138行，行字数不等。有乌丝栏。首尾残缺。卷末有李问渠题识：“敦煌石室藏经，徐州李问渠得自伏羌县。民国十九年六月七日住宅被焚，庋藏书画全毁，独此卷幸免，亦异事也。灾后十月问渠记。”《大般涅槃经》，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谶译。经文参见《大正藏》第374号第12册第473页。

西博011 《四部律并论要用抄》卷上

黄麻纸，卷轴装，唐代。卷长187厘米，卷高28厘米。有乌丝栏，大字单行23至24字不等。经文参见《大正藏》第2795号第85册第691—694页。

西博012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4]2

黄麻纸，卷轴装，唐代。卷长117厘米，卷高24厘米。存1纸，98行，行17字。有乌丝栏。首尾残缺。姚秦天竺三藏鸠摩罗什译。经文参见《大正藏》第235号第8册第748—752页。

西博013 《妙法莲华经》卷1

黄麻纸，卷轴装，唐代。卷长97厘米，卷高26.7厘米。有乌丝栏，行17字。为《妙法莲华经·序品第一》。后秦龟兹国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经文参见《大正藏》第262号第9册第2页。

西博014 《妙法莲华经》卷1

黄麻纸，卷轴装，唐代。卷长40厘米，卷高26.5厘米。有乌丝栏，行17字。为《妙法莲华经·序品第一》。后秦龟兹国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经文参见《大正藏》第262号第9册第3—4页。

3. 西北大学图书馆藏敦煌写经概况（表1）[2]7，8，9，10，16[5]

西北大学图书馆藏卷为卷轴装，有乌丝栏，都是长达七八米的写卷。B1号存15纸，435行，每行17字。B2号存21纸，500行，每行16至18字。B3号存15纸，445行，每行17字。B1、B2和B3内容分别为《大般涅槃经》卷11《现病品》、卷13《圣行品》和卷31《狮子吼菩萨品》，B3号墨线界栏，B1和B2铅栏线，三者框高20厘米，栏宽1.8厘米，笔法劲秀，其中《现病品》中有唐人挖补的痕迹，3件均麻纸，染黄[6]。B4号存17纸，478行，每行17字，被认为是归义军时期的写本，不过从其书法特征来看，很可能不是归义军时期的写卷。B5号存18纸，468行，每行16—17字，字体遒劲，看起来和归义军时期的写卷差异较大，比较开元二十七年（739）《李隐之墓志》书丹情况[7]，我们认为此卷的时代属于盛唐時期。

陕藏所见1905年间敦煌写经的流散

陕西文物单位共收藏22件敦煌写经，在这些藏卷中有3件具有独特的价值，对于了解这些写经的传播流散具有重要的作用。从西博006、008、010这3件写经的相关信息中，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从1905年之后到民国时期这批写经的传播，为早期敦煌写经的流散提供了新的线索。

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王道士发现，吕钟《重修敦煌县志》载王道士“即时报知地方官，时县令汪宗翰率同文武官绅，大致翻阅一过，约数佛经二万余卷，当时人亦不之重也。有携回一、二卷，也有不携回者，汪令即吩示王道人善为保存”[8]。汪宗翰初步调查藏经洞文物是在1902年，事后，按照一般的程序他应该逐级上报给陕甘总督崧蕃（1901—1905年在任）[9]。

可能此事并未引起崧蕃的重视，不过他的幕僚许宝荃（字伯阮）得知了相关信息，进而到敦煌进行了考察。对此《清稗类钞·鉴赏类》载：“壬寅（1902），许伯阮游敦煌，得唐人手书藏经五卷，出而语人曰：‘石屋分内外，内屋因山而筑，有六十六穴，穴藏经四五卷，别无他物。外屋石床一，左铺羊毛毡，尚完好，右铺线毡，已成灰。床下僧履一双，色深黄，白口，如新造者。中一几甚大，金佛一尊，重约三百两。金香炉大小各一，大者重百余两，小者二三十两。大石椅一，铺极厚棕垫。县令某携佛炉而去，又取经二百余卷。后为大吏所知，遣员至敦煌，再启石壁，尽取经卷而去。闻县令取佛炉，悉镕为金条，以致唐代造像美术，未得流行于世，惜哉！”[10]这应该是敦煌文物流散过程中最早的一次详尽记录，文中所言的县令正是汪宗翰[11]，而许宝荃得到的5卷写经则是敦煌写经最早流散的藏品之一。至1903年，又有恒介眉、张又履、张元潹等人得到了藏经洞中散落而出的部分文物[12]。

在早期藏经洞文物的流散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和一个关键人物即汪宗翰有所关联。汪宗翰，字粟庵，湖北通山县人，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进士，二十八年（1902）四月以“吏部主政”改任敦煌县令。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汪宗翰被甘肃藩府衙门调任兰州，另任命黄万春为敦煌知县[8]646。汪宗翰任敦煌令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他在任职的四年间为了调离敦煌四处送礼，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时任甘肃学政叶昌炽，而汪宗翰最后能够离开敦煌，除了土地税事件的影响之外，也和叶昌炽的积极运作相关[13]。

汪宗翰送礼的主要对象中，除了叶昌炽之外，驻扎在肃州（酒泉）直接管辖敦煌县境事的安肃道道台更是他首先需要考虑的重要对象，在1900年藏经洞发现后先后分巡安肃道的有和尔赓额（满洲镶白旗监生，光绪二十五年任）、徐锡祺（四川邛州附贡生，光绪三十一年署）、崇俊（满洲正白旗监生，光绪三十二年署）、廷栋（满洲镶黄旗副贡，光绪三十四年任）四人[14]。廷栋任安肃道道台时汪宗翰已经离任敦煌知县，关于廷栋藏敦煌写经的相关情况，荣新江和王冀青两位先生已有详细考察[1]57-60[15，16]，本文略而不论。早期流散的一件《唐画大士像》上有汪宗翰题识：“甘肃敦煌县千佛洞宋初石室所匿唐画大士像。光绪卅年四月朔，奉檄检点经卷画像毕，迎归署中供养。信士敦煌知县汪宗翰谨记。”[17]1904年汪宗翰奉命检点藏经洞文物，同时也一定会私自带走一些经卷，在他完成叶昌炽交给的任务后，又命令王道士将藏经洞文物封存起来，并负责照看。于是，王道士在藏经洞入口安装了一扇木门，加装了锁具，直到1907年斯坦因到来时一直如此[11]38。从这种状况来看的话，1906年5月署任的安肃道道台崇俊基本没有机会再从汪宗翰处得到敦煌写卷了，他是否会从王道士处得到藏卷还无法确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和尔赓额和徐锡祺一定会收到汪宗翰送的藏经洞文物。

关于和尔赓额所藏敦煌藏经洞文物，目前还没有发现有关的信息。不过敦煌民间有王道士给和尔赓额赠送经卷的故事，相传和尔赓额本人书法造诣颇深，不大瞧得上经卷上的翰墨，所以對王道士送来的写经并不看重。1905年和尔赓额转赴新疆任职，他所得到的敦煌写经应该被其带到了新疆，之后零落不明[11]33。徐锡祺虽然曾在甘肃任职，但以前学界对他关注不多，不过陕藏西博006号和008号写经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使我们知道了徐锡祺藏卷的具体情况，对进一步了解早期敦煌写经的流散史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于徐锡祺的事迹文献中记载不多，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一件《徐锡祺履历折片单》（下文简称《履历单》，档案号单0075-12）和一些奏折，《履历单》档案馆原来标注为光绪七年，根据内容分析疑误，当是光绪八年。根据目前可知的相关材料{1}，我们把徐锡祺的生平归纳如下：

徐锡祺，四川邛州直隶州人，道光二十二年（1842）生。早年由附贡生报捐通判，投效陕甘总督杨岳斌军营，后经时任护理陕甘总督恩麟奏留甘肃差委。同治五年（1866），在收复宁灵一事中，徐锡祺于中卫会同兵勇防守，出力劳绩较著，经宁夏道三寿等详请奖励，宁夏将军穆图善认为其人尚精明，能耐劳苦，遂予以保奏，奉旨免选本班，以同知直隶州知州，不论双单月遇缺前尽先选用，并赏戴蓝翎。同治六年（1867），因私给跟丁七品顶戴，在营弁勇无不同声訾议。穆图善以其任意夸张胆大妄为殊属有玷官常不堪造就为由，请旨将其革职，军机大臣奉旨徐锡祺着即行革职。被革职后，徐锡祺愧奋交加，以年力正壮，不甘废弃，情愿投营效力自赎。同治七年，官军攻克渭源、狄道二城，徐锡祺奉委转运军火等项，随同进战，歼贼多名，复首先爬上狄道州城，亲斩要逆。穆图善认为其人经此番惩戒，行动举止渐知收敛，痛改从前轻躁之非，尚与始终不堪造就者有间，遂请开复原官、蓝翎，并免缴捐复银两。奉旨吏部议奏，旋经部议照准，仍缴捐复银两，奉旨依议。同治九年，署靖远县知县，复经吏部议奏，改留甘肃，以原官归原班补用，奉旨依议。同治十一年荡平金积堡贼巢案内出力，经大学士陕甘总督左宗棠保奏，奉旨赏加同衔。是年十二月，丁母忧，卸事回籍守制。光绪元年（1875）三月，服阕，到甘候补。光绪二年，甘肃全省肃清案内出力，经左宗棠保奏免缴捐复银两，吏部议覆照准，奉旨依议。光绪三年，绥来县知县荣还撤委遗缺，左宗棠檄委甘肃补用同知、直隶州知州徐锡祺代理。后克复乌鲁木齐各城案内出力，经左宗棠保奏，奉旨赏换花翎。光绪四年，卸事，经伊犁将军金顺咨调，留营差委。光绪五年，克复玛纳斯南城案内出力，经左宗棠、金顺保奏，奉旨免补本班，以知府仍留甘肃，遇缺尽先题奏，并赏加盐运使衔。光绪六年，历次剿办窜回西北两路肃清案内出力，经金顺保奏，奉旨免补知府，以道员仍留甘肃，遇缺尽先题奏，并赏给二品顶戴。光绪八年七月初十日，吏部带赴内阁，经钦派王大臣验放。十一日，覆奏堪以发往，奉旨依议。十二日，上谢恩折。光绪八年十一月初八日，徐锡祺到甘肃，至九年十一月初八日，试看一年期满，由藩、臬两司出具考语，陕甘总督称其年力正强，才具明晰，堪以留省补用。光绪十二年，署理分巡宁夏道。光绪十六年，徐锡祺署理西宁道。光绪二十二年，徐锡祺署任分巡平庆泾固化道。平庆泾固化道员缺，因此地汉回杂处，事务较繁，署理陕甘总督陶模奏委徐锡祺署理。光绪二十七年，署理甘肃按察使。光绪二十八年，署理兰州道。光绪三十一年，署理安肃道兼嘉峪关监督税务。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调任他处。

关于徐锡祺署安肃道道台的具体时间，学界曾有不同的说法。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清代官员履历材料，1905年9月16日光绪皇帝下旨安肃道道台和尔赓额升任四川按察使，所遗一职由廷栋接任。此时廷栋担任锦州知府，由于锦州距离甘肃遥远，而且廷栋还需回京陛见、省亲等，所以安肃道道台一职先由徐锡祺署任，廷栋实际到达甘肃的时间要迟至1906年下半年，而此时的安肃道道台亦在5月由兰州知府崇俊署任[16]214。王冀青先生还指出和尔赓额是在1905年7月转任新疆的，惜没有说明具体依据[11]33。在西博006号和008号写经中，徐锡祺题识分别为“光绪三十一年秋七月朔七日分巡安肃使者徐锡祺敬阅于酒泉节署”和“光绪三十一年乙巳新秋朔七日分巡安肃使者徐锡祺敬阅于酒泉节署”，可知徐锡祺在1905年7月7日已经署任安肃道道台一职了。

徐锡祺任安肃道道台时间在1905年7月至1906年5月之间，西博006号和008号写经上面有徐锡祺和汪宗翰的题识，还有二人的官印钤印“分巡安肃兼管水制兵备道之关防”和“敦煌县印”，徐锡祺自署为分巡安肃使者，用的是比较正规的称呼。从徐锡祺和汪宗翰的题识我们大概可以知晓，约徐锡祺一上任，汪宗翰就给他送去了相当数量的敦煌藏经洞写卷，这批文物应该是1904年4月汪宗翰封存藏经洞时或之前所带出的藏品，原本都是属于汪宗翰所珍藏的，这从西博008号写经《妙法莲华经》卷6部分只有钤印“敦煌县印”和题识“敦煌令庚寅进士楚北汪宗翰敬观”即可明晰。推测徐锡祺上任后，汪宗翰为了给新上司送礼，由于藏经洞已经封存，所以他只好从自己收藏的写经珍品中挑选了一部分送给了徐锡祺。可以想象汪宗翰藏品多是藏经洞文物中的精品，这批“徐锡祺旧藏”自然弥足珍贵，而且在这两件写经上钤印留下了官印以资铭记。

有趣的是，在西博006号和008号写经上钤印有安肃道和敦煌县的满汉文官印，而并不是一般个人的名章或收藏印。其实从宋代以来士大夫就有“假公济私”的习惯，以官印盖在自己珍藏的藏品上，上海博物馆新入藏的最善本《淳化阁帖》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例证[18]。宋人的风气一直保留到了晚清时期，这种做法尤其在西北地区官员的藏品中多有表现。徐锡祺和汪宗翰在写经上盖上自己的官印，不仅说明了这批藏卷的流散情况，也证明了文物的可靠性和真实性。1906年后徐锡祺的生平不明，其旧藏又是如何辗转流落在西安的，由于资料的缺失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了。

在陕西文物单位藏卷中，西博010号写经上面有李问渠题跋，此件写经李问渠得自于伏羌县。李问渠（1884—1964），江苏徐州人，富收藏，尤好宋元旧椠和明清文人手札字画等，他仕官来陕，终老长安，是民国时期西安地区有名的收藏家。李问渠民国时期致力于陕西考古会之事，新中国成立后在陕西文物部门工作，据传其藏品多数散入了西安文物商店[19]。西安碑林博物馆和西安博物院的藏卷中除了有题跋的西博010号写经外，虽然只有西博006号和008号写经可以明确为徐锡祺旧藏，不过从写经的珍贵程度、抄写格式以及它们的文物档案记载来看，它们中的相当部分都曾属于徐锡祺旧藏。徐锡祺从酒泉带走的藏经洞写经，经过社会的变迁和人员的变动，在民国时期可能被陕西考古会等机构收藏，后来在文物机构调整的过程中又流入不同的单位，形成了今天陕藏敦煌写经的基本局面。

1907年斯坦因到达敦煌之前流散的藏经洞文物，荣新江先生对其特点进行了总结和归纳，一是这些文物应当都是经过王道士之手送出来的，二是王道士送出来的写本和绢画属于藏经洞文物和写经中的精品，三是早期流出的绢画多数属于10世纪后半期绘制的，经卷也是一些比较完整的卷子，四是可以當作判别伪品的标本[1]。陕西文物单位藏卷中的徐锡祺旧藏，也验证了荣新江先生的判断，尤其是广德三年写本无疑可以作为标准文本来对待。

结 语

在早期敦煌写经的流散中，敦煌县令和安肃道道台都在其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陕西文物单位藏卷就为我们提供了曾经短暂署任安肃道道台的徐锡祺的情况。徐锡祺旧藏的发现，不仅提供了以前少为学界所知的陕藏敦煌写经，还让我们认识到了一位在早期藏经洞文物流传过程中的重要人物。陕藏写经虽然基本是佛教文献，不过它们多数都是精美的长卷，保存了更多的文本内容，我们相信随着陕藏写经的全面公布，一定会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契机。

本文在写作完善过程中，先后得到了审稿人，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荣新江先生、史睿先生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杨奇麟先生的指点和帮助，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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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陕西省文化厅，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编.第一批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图录[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18.

[3]傅林祥，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380.

[4]陕西省文化厅，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编.第二批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图录[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4.

[5]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40，42，48，6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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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齐运通，杨建锋.洛阳新获墓志二〇一五[M].北京：中华书局，2017：192.

[8]吕钟.重修敦煌县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40.

[9]王冀青.藏经洞文物的发现与流散[J].文史知识，2016（11）：16.

[10]徐珂.清稗类钞[M].北京：中华书局，2010：4197-4198.

[11]王冀青.国宝流散——藏经洞纪事[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33，38，33，33.

[12]王冀青.敦煌文物早期收藏者张元潹事迹考[J].敦煌学辑刊，2008（1）：75-87.

[13]王冀青.1907年斯坦因与王圆禄及敦煌官员之间的交往[J].敦煌学辑刊，2007（3）：63-64;蔡副全.叶昌炽与敦煌文物补说[J].敦煌研究，2011（2）：98.

[14]升允，长庚，编.甘肃全省新通志[M].宣统元年刻本.

[15]王冀青.关于敦煌写本廷栋收藏品[J].敦煌学辑刊，2008（2）：1-9.

[16]王冀青.廷栋旧藏敦煌写经入藏时间辨正[J].学习与探索，2008（3）：213-215.

[17]卫聚贤.敦煌石室[J].说文月刊，1946，3（10）：24.

[18]李伟国.上海博物馆新入藏《淳化阁帖》的板本归属——从宋跋、宋印入手[J].上海文博论丛，2003（4）：32-33.

[19]罗宏才.民国西安古玩市场的调查与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179-187;郎菁.“准长安人”李问渠的几则书跋[J].收藏，2013（21）：88.

{1} 相关材料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兼署陕甘总督穆图善奏为特参直隶州知州徐锡祺胆大妄为请革职事折（同治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档案号03-4633-148）、《署理陕甘总督穆图善奏为查明已革蓝翎候选同知直隶州知州徐锡祺投营效力奋勉立功请开复事折（同治七年）》（档案号04-01-13-0312-017）、《甘肃遇缺尽先题奏道徐锡祺奏为蒙恩准以遇缺尽先题奏道员发往甘肃差委谢恩事折（光绪八年七月十二日）》（档案号04-01-13-0351-

058）;台北故宫博物院《陕甘总督谭钟麟之奏折（光绪十年三月十六日）》（档案号12579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陕甘总督谭钟麟奏为委令徐锡祺署理宁夏道事折（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档案号03-5216-028）、《署理陕甘总督陶模奏为委任徐锡祺署理平庆泾固化道事折（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档案号03-

5347-046）、《署理甘肃按察使徐锡祺奏报接署臬司印务日期事折（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三日）》（档案号03-5399-098）、《护理陕甘总督何福堃奏为委任徐锡祺署理甘肃按察使事折（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五日）》（档案号03-5399-096）、《陕甘总督松蕃奏请以徐锡祺署理兰州道事折（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八日）》（档案号03-

5411-096）、《陕甘总督松蕃奏为徐锡祺署理安肃道事折（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三十日）》（档案号03-5441-138）;秦国经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4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2—43页;左宗棠《饬委张槐等署理宁夏知府各遗缺片（光绪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载《左宗棠全集》（第7册），岳麓书社，2009年，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