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键

内容摘要：2018年6月，中贸圣佳拍卖了五件敦煌写经，其中一件是智惠山抄写的《瑜伽师地论》，有学者认为其值得怀疑。然而，笔者仔细考察了写卷的来历，并通过核对展出的原卷图片，从题记和内容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判断此卷并非伪卷，进而推断尚未公开的抄写于大中十年六月的其余三件《瑜伽师地论》写经也非伪卷。

关键词：敦煌写经;瑜伽师地论;中贸圣佳;智惠山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9）05-0121-06

On the Authenticity of a Dunhuang Manuscript of the

Yogacara-bhumi-sastra Sold at an Auction by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rp

XU Ji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Abstract： In June 2018， five Dunhuang manuscripts were sold at auction by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rp， one of which was a copy of the Yogacara-bhumi-sastra transcribed by Tang dynasty monk Zhihui Shan; several scholars， however， were quick to raise doubts about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text. By carefully examining the history of the manuscript and comparing this text with an image of the original，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inscriptions and contents of the manuscripts and concludes that this is not， in fact， a fake.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further infers that three other manuscripts of the Yogacara-bhumi-sastra that were transcribed in June of the tenth year of the Dazhong era and have yet to be publicized are also genuine productions.

Keywords： Dunhuang manuscript; Yogacara-bhumi-sastra;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rp; Zhihui Shan

2018年初，中贸圣佳发布了2018年春拍拍品目录，并在杭州、厦门、北京等地巡回预展。拍品包括五件敦煌写卷，其中两件曾被收藏家许承尧所收藏，分别是许承尧跋《十轮经》卷2以及智惠山{1}抄《瑜伽师地论》卷33。本文讨论的是智惠山所抄《瑜伽师地论》卷33（以下简称“圣佳拍品《瑜伽师地论》写卷”）。该写卷最后以510万元被藏家竞拍成交。

智惠山抄《瑜伽师地论》卷33（图1—2），首尾俱全。白麻纸，高30.5厘米，长408厘米。8纸，268行，行29字左右。首题“瑜伽师地论卷第卅三弥勒菩萨说沙门玄奘奉诏译”，尾题“瑜伽师地论卷第卅三大中十年六月三日苾刍僧智惠山随听学记”。楷书。卷首下部有钤印“歙许芚父游陇所得”。此写卷系法成在沙州开元寺讲经的产物，曾被日本藏家山本悌二郎收藏。

除了此卷以外，智惠山在大中十年六月六日、六月廿一日、六月十三日还分别抄写了“瑜伽师地论卷第卅四”“第卅七”（山本悌二郎旧藏{2}）、“瑜伽师地论卷第卅九”（大谷家二乐庄旧藏{3}），并有近似的题记。对此，荣新江、余欣曾撰文怀疑其真实性，认为这四个卷子“和法成讲经的速度是相矛盾的”“三卷山本氏旧藏应是辗转得到的，本身就有疑问”“这四个卷子的题记用语比较相像，這更增加了我们对这些题记本身的真实性的怀疑”[1]。简而言之，是说题记记录的时间有问题、卷子的来历不明、题记的用语不合常规，可谓疑点重重。

然而，通过考察圣佳拍品《瑜伽师地论》写卷的来历，并通过核对展出的原卷图片，从题记以及内容两个方面进行研究，笔者判断此卷并非伪卷。同样，上揭其他三卷有智惠山大中十年六月题记的《瑜伽师地论》写卷恐怕也非伪卷。

一 法成的讲经活动与智惠山的写经活动

法成出生于吐蕃贵姓管氏家族，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被当时吐蕃赞普赤松德赞选为译人加以培养。在赤松德赞崇佛政策的推动下，法成于9世纪初，从吐蕃来到河西，辗转于沙州与甘州之间，开展译经与讲经活动。大中二年（848），张议潮在沙州起义成功，并逐步收复河西地区，受张议潮邀请，法成在沙州讲解《瑜伽师地论》，直至去世。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敦煌写卷题记中，从大中九年（855）三月十五日，到大中十三年（859）岁次己卯四月廿四日，法成一直在沙州开元寺讲《瑜伽师地论》，所讲卷次从第1卷至第56卷。

法成讲解《瑜伽师地论》有三种文本：一是《瑜伽师地论》的“论”文原本，这部分大多为法成弟子听讲的“教材”，均有朱笔标记;二是法成对《瑜伽师地论》的科分，被听讲比丘们记作“分门记”，包含两类：一类是对某一具体卷次的科分，如“某某卷分门记”之类，另一类是对《瑜伽师地论》各部分系统的科分，如对《本地分》中“菩萨地”“声闻地”的科分，对《摄抉择分》中“有寻伺”等三地的科分，均是此类，二者在内容上是一致的;三是法成对《瑜伽师地论》的讲解，被听讲比丘们记作“手记”。三种文本中，“分门记”和“手记”最为重要，尤其是“手记”，更是法成讲解的核心内容。

了解了法成及其讲经活动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智惠山的抄经活动。

智惠山活跃于9世纪中叶的沙州，是法成讲解《瑜伽师地论》的参与者之一。除了智惠山之外，参与听讲的人还有智校、悟真、一真、谈迅、福慧、法镜、福爱、明照、洪真、恒安、随藏、福赞、法海等。其中谈迅、福慧、法镜、洪真是参与讲解的核心成员，记录了大量法成讲解的精华——《瑜伽师地论手记》。而智惠山、一真、明照、恒安四人主要负责《瑜伽师地论》的“论”文原本的抄写，已属于法成讲解的外围成员了，四人之中又以担任灵图寺知藏的恒安为首。据此我们可知，智惠山不属于法成讲解的核心成员，且在外围成员中也不是关键人物，所以在听讲的僧人当中，他的地位相对较低。

作为听讲僧人中的一员，智惠山提前抄写了《瑜伽师地论》的“论”文原本，并记录了法成的部分讲解。目前可查到的智惠山题名的《瑜伽师地论》写卷共19号，其中大部分为“论”文原本，少部分是“分门记”，“手记”则全无。“论”文原本分别为山本旧藏卷33、34、37，大谷旧藏卷39、52，国家图书馆藏BD14034、BD14035，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文献羽田亨517、哥本哈根图书馆藏MS12、英国国家图书馆藏S.6536、故宫博物院藏新86979、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敦煌写经第48号、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第155号;“分门记”则是大谷旧藏卷40分门记、羽田亨771、甘肃定西县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第6号以及国家图书馆藏BD14036、14037、14750。山本旧藏卷33即中贸圣佳本次所拍的敦煌写卷。

二 圣佳拍品《瑜伽师地论》的真伪

荣新江认为要判断一件写本的真伪，应当注意的问题很多，以下几点尤为重要：一是要明了清末民国的历史和相关人物的事迹，二是要弄清藏卷的来历，三是要弄清文书的格式[2]。《敦煌写本辨伪示例》对圣佳拍品《瑜伽师地论》真实性的质疑主要就是从上述三点展开的，但是笔者并不认为这件拍品是伪卷。

首先，此写卷来历清晰。

此卷初为许承尧所藏，卷首钤印“歙许芚父游陇所得”可证。许承尧，字际唐、芚公，号疑庵，室名眠琴别圃、晋魏隋唐四十卷写经楼，安徽歙县人。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民国二年（1913），受甘肃督军张广建（安徽合肥人）之聘，历任甘肃省政府秘书长、甘凉道（治今甘肃张掖）尹、兰州代理道尹、甘肃省政务厅厅长。民国十年（1921），随张返北京。民国十二年（1923），再赴甘肃，任渭州道尹。民国十三年返京闲居。从民国二年到民国十三年（1924），许承尧在甘肃上任长达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通过购买及他人赠送等方式，计得魏晋隋唐写经近300卷。返乡之后，他从中选出书写美观并标有年份的精品40件，藏于老家大厅上，名为“晋魏隋唐四十卷写经楼”。据其《疑庵诗》载，1916年所作的《以敦煌写经寄马伯通先生即题其后》中有“慧净传高文，瑜伽勤速记”句，小注曰“所藏有慧净法师遗著，沙门智慧山听讲手写瑜伽师地论义记各卷”[3]。可知许承尧不晚于1916年获此写本，且相当喜爱，将其藏于“晋魏隋唐四十卷写经楼”。后因生活所需，他将部分收藏品卖出，该写卷便经叶恭绰卖与中村不折，后为山本悌二郎所得，二战之后，此卷又被栗山氏收藏。山本悌二郎的《澄怀堂书画目录》卷1[4]和池田温的《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5]均有著录。

由上可知，此卷来源明了，可信度高。尤其是来源于许承尧，而许承尧又是我国敦煌写经主要的私人收藏家之一，精于文物鉴定，又在甘肃任职多年，他所收藏的敦煌写卷精品相对比较可靠。

其次，此写卷题记记录的时间无误。

此卷是智惠山抄写的“论”文原本，卷后题记代表此卷抄写的时间，而不是法成讲解此卷的时间。笔者研究发现，比丘们往往提前抄写“论”文，以备听讲时使用，如另外一名听讲的比丘张明照，往往提前一两个月抄写。而智惠山则提前更早，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第155号卷12的题年距离法成讲解此卷约早8个月，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敦煌写经第48号的题年距离法成讲解此卷约早7个月，故宫博物院藏新86979号的题年距离法成讲解此卷约早18个月，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文献羽田亨517卷53的题年距离法成讲解此卷约早7个月。另外，目前我们可以查到的题名为“智惠山”的卷号最迟至第59卷（BD14035），而法成讲解则止于第56卷{1}，这从另一方面又证明了智惠山有提前抄写“论”文的习惯。据此，笔者认为智惠山在大中十年六月（856）抄写此卷是完全合理的。

再者，此写卷题记的用语符合常例。

哥本哈根图书馆藏MS12尾题“大中九年三月十五日智惠山随学听”，故宫博物院藏新86979尾题“大中十年六月十六日沙门僧智惠山随听学书记”，BD14037题记“沙门智惠山随听学记”，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敦煌写经第48号尾题“大中十年四月廿九日苾刍僧智惠山发心写此论随学听”，甘肃定西县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第6号尾题“智慧山随听学记”，此五号题记与圣佳拍品《瑜伽师地论》的尾题“大中十年六月三日苾刍僧智惠山随听学记”用语无甚差别。且另外一位比丘张明照抄写的题记也与此相仿，如俄藏敦煌文献Ф70尾题“寅年闰正月廿二日龙兴寺沙门明照随听写”，Дх1610尾题“大中十一年九月七日比丘张明照随听写记”，更可证明此卷的题记用语没有问题。

探讨了写卷的来历以及題记之后，我们最后来看此写卷的内容。

内容真伪主要看书写的风格以及常用字的写法，为了方便读者更加直观地比对，笔者将此卷的字形与同是智惠山所抄且来历相对比较可靠的S.6536、BD14034、BD14035的字形列表进行比对（附表）。

如附表所示，四号字形的写法均趋于一致，如“功”字左半连笔，“能”字右侧作“长”形，“于”字左侧作“才”形，“所”“引”二字最后一笔作竖勾，“时”字左半多作“月”形，“切”字左半多作“十”形。通过比对字形及书写风格，我们可以进一步确定此卷当是出于智惠山之手，其内容也应是真实的。

三 其他四卷有大中十年六月题记的

《瑜伽师地论》写卷

山本旧藏“瑜伽师地论卷第卅四”“第卅七”、大谷旧藏“瑜伽师地论卷第卅九”均见著于《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5]414，故宫博物院藏新86979见著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晋唐五代书法》，四号尾题分别为“大中十年六月六日沙门智惠山听学书记”“大中十年六月廿一日苾刍僧智惠山”“大中十年六月十三日沙门智惠山书记”“大中十年六月十六日沙门僧智惠山随听学书记”。

四卷中，除了故宫博物院藏新86979已公开图版且被鉴定外，其余三卷均未公布，其真实性也遭质疑。然而如前所说，智惠山往往提前抄写“论”文，且提前时间比较久，常在半年之前甚至一年多之前就开始抄写了。此四卷提前一年多开始抄写，且抄写时间前后相承，均在大中十年六月间，当为智惠山一并抄写，以备后来听讲所用。同为智惠山抄写的卷号尚有大谷旧藏“瑜伽师地论卷第五二”及羽517“瑜伽师地论卷第五三”，二者的抄写时间分别为“大中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大中十二年六月十三日”，由此可知智慧山不仅习惯提前很久抄经，还喜欢一次性连续抄写多卷。故而笔者认为此未公布的三卷也是真实可靠的。

至于智惠山提前如此之久就开始抄写“论”文的原因，据笔者分析，可能是因为在听讲僧人中地位低下。前文已说智惠山不属于法成讲解的核心成员，就算在外围成员中，他也不是关键人物，所以他的地位相对是比较低的。他最重要的任务是抄写“论”文原本，有时也被允许听一下讲解。也正是因为他的地位比较低，专事抄写而无其他任务，所以才可以提前如此之久抄写。

笔者还发现，智惠山在大中十年六月间的抄写并非按照卷次先后顺序进行的，如卷33、34为六月初三、初六，卷39、40为六月十三、十六，而卷37却为六月二十一，这是出于何种原因呢？由于智惠山提前很久就开始抄写了，时间充足，加之其地位低，抄写具有随意性，所以不拘于卷次的先后。笔者根据上述五卷尾题题写的时间推测，智惠山三天左右抄写一卷，抄写卷33—40的顺序当为33、34、35、39、40、36、37、38，卷35的抄写时间当在六月初九前后，卷36的抄写时间当在六月十九前后，卷38当在六月二十四前后。想来智惠山在六月初三、初六以及初九前后抄写完卷33、34、35之后，看到卷36、37、38都是一万字左右的大章，便跳过三卷直接抄写只有八千字左右的卷39、40，抄完卷40之后，才回过头来抄写卷36、37、38。智惠山的抄写先易后难，所以才有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抄写次序。

结 语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吸引了无数觊觎中国文物的外国探险家和商人，而清政府的积贫积弱则直接导致了敦煌写卷的大量外流。如今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已流散海外的敦煌写卷出现了回流的现象，如2016年9月伍伦拍卖的滨田德海旧藏敦煌写经，2018年6月荣宝斋拍卖的敦煌写经以及同时中贸圣佳所拍卖的敦煌写经，还有2019年6月嘉德拍卖的敦煌写经。敦煌写卷的回流印证了国家力量的强大，然而我们在自信的同时，更要关注这些写卷的真伪，尤其是日本各公私机构散藏的敦煌写卷的真伪。日本的敦煌学前辈藤枝晃曾直言“在日本还有数百件到几件的大小不等的收藏品，但就其中我们所能见到的而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都是赝品”[6]。这样的判断也许言过其实，但是日本公私机构藏品有伪卷是不争的事实。围绕写卷的真伪问题，日本的敦煌学大家如藤枝晃、池田温、上山大峻、石冢晴通等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在藤枝晃的影响下，大英图书馆于1997年举办了一场“二十世纪初叶的敦煌写本伪卷”的学术会议，与会者皆是各国敦煌学的代表，从中可知敦煌写卷辨伪的重要性。

就在2016年伍伦拍卖的36号敦煌写经中，方广锠就指出伍伦7号及13号都有局部作伪的嫌疑[7]，因此考辨这些回流写卷的真伪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在质疑的同时，不能矫枉过正，正如荣新江所说：“如果这些写本是真的敦煌写本的话，把它们误当作伪本而剔除于研究范围，又会极大地伤害敦煌学的正常研究，阻碍敦煌学的发展。”[2]360

敦煌写经在收藏拍卖市场的兴盛，使得世界各地私人收藏的敦煌写卷得以面世，许多只见著录而不见原本的卷子终于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为研究提供了种种便利。我们在饱览这些珍藏的同时，更需细加区分其真伪，以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荣新江，余欣.敦煌写本辨伪示例——以法成讲《瑜伽师地论》学生笔记为中心[C]//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95.

[2]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60-368.

[3]许承尧.疑庵诗[M].合肥：黄山书社，1990：84.

[4]山本悌二郎.澄怀堂书画目錄[M].东京：求文堂书店，1932：6.

[5]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M].东洋文化研究所丛刊第11辑.东京：大蔵出版株式会社，1990：414.

[6]藤枝晃，著.徐庆全.李树清，译.荣新江，校.敦煌写本概述[J].敦煌研究.1996年（2）：101.

[7]方广锠.滨田德海搜藏敦煌遗书：序言[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 3;方广锠.滨田德海搜藏敦煌遗书：条记目录[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