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

(枣庄学院 教务处，山东 枣庄 277160)

高等教育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的关键在于社会对知识的需求增加，人类社会的延续需要有一个地方能够保存知识、传承知识、创造知识。大学组织与其他组织的不同之处恰恰在于它的文化性，它是研究高深学问、追求知识理性之所。高等教育内部学科结构和学科形式以及教师、学生等群体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是直接影响学科规训制度、思维方式、学术生活的因素。

一、高等教育的文化系统——知识、学者、院校

英国著名学者托尼·比彻在《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一书中将高等教育的文化系统划分成了三类，即：院校、学者、知识。将学者划分为教师与学生两个亚文化系统，其中重点又对教师的学术生活与政治文化生活进行了分析。傅雷特·休斯曾说过：“当一个群体组成了一点共同的生活并与其他群体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当他们占据了社会的一个共同领地并产生了共同的问题，或者是当他们有了几个共同的敌人的时候，文化便产生了。”[1]

在我国古代，提倡“天人合一”的人才观，以培养出具有全面修养的君子或圣人为目标，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求学之道。南朝设立儒学馆、玄学馆、史学馆和文学馆，学科分化开始，隋朝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等科，分科教育逐趋成熟。在西方古代，追求的是“心灵的和谐达到完美境地”的哲学家、“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古希腊主张学习“七艺”，这成为了近代大学的学科雏形，巴黎大学的法律、医学、文学、神学四院，成为欧洲其他大学的标榜。学者们在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学者文化，也构成了中西不同的学科文化。

著名教育家梅贻琦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知识的保存与传承依赖于高等教育的学者群体，学者在文化中发挥着两种重要功效，一是传承文化给其他学者，二是将文化普世和应用。“大学是一个由学者与学生组成的、致力于寻求真理之事业的共同体”[2]。雅思贝尔斯的这句话与比彻对高等教育文化系统的分类是不谋而合的，学者是文化产生的合理内核。在中国近代，很典型的影响力巨大的学者群体——西南联大学者。在战火硝烟的时代，北大、清华、南开的师生为在战火中求学，一路南下寻求安生学习之所，最后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这一时代也成为大师频出的时代，朱自清、闻一多、钱钟书、朱光潜、陈寅恪、傅斯年、冯友兰、金岳霖、陈省身、华罗庚、吴大猷……教师与学生的界限并没有那么清晰，他们致力于追求知识、传播文化。这个学者群体，他们一同创造教学的机会，一同置身于科学研究，一同服务于当地，他们共筑了西南联大文化。

大学其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大学在建立之前，积累了几千年的文化还没有归于正统，社会需要一个传承文化之所。于是，“学生大学”“先生大学”产生。院校是文化滋生的土壤，其理念、制度、环境是院校本身的主要文化构成，是院校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文化，而院校文化的形成受学者的构成和知识的发展所影响。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高等教育的文化影响远远高出我们的想象，学者的学科背景、研究范式、合作形式、思维方式、价值观等等对高等教育内部文化系统产生影响，这种影响远比外部的制度、政策更加根深蒂固。

二、托尼·比彻的学科分类

(一)学科文化的内部影响

文化从内部和外部不同程度地影响高等教育，内部影响主要指知识本身的构成、性质，具体来说，学科性质和结构以及学者的学科规训、研究范式等影响高等教育文化系统。文化概念的分野是由学科视角的差异所造成的，不同的学科或不同领域的研究，只能选择一种悠闲的、相对的文化维度。[3]学科是知识的载体，学科文化是学术生活的具体体现。伯顿·克拉克指出，“每一个学科都有一种知识传统(思想范畴)和相应的行为准则；每一个学科领域，都有一种新成员需要逐步养成的生活方式，也即学科文化。”人们为了使同行间的互动更具专业性，创建了不同的符号系统，构建了不同的知识体系，各自学科的信仰也由此形成。[4](P83)学科究竟如何影响高等教育文化系统？托尼·比彻对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学者进行了调查研究，它将生物学、工程学、历史学、法学、物理学和社会学作为研究对象，挑选每个学科各20名有影响力的学者分别进行访谈。比彻发现影响学科文化的是认识论因素和社会学因素。

于是，比彻从认识论角度将学科划分为硬/软和纯/应用两个维度，一般而言，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往往具有硬度高、软度低的特征，历史学等人文学科则刚好相反。认同度高，则硬度高，认同度低，则硬度低，这里的认同度不是指学术界对某一学科科学性的认同程度，而是指同一领域的学者对同一知识的认同程度。历史学相比物理学具有更高的不可确定性，学者的观点一致性相对低。而纯度比较高的学科往往需要依赖前人的知识并吸取相关学科知识，知识的理论性相对较强。而应用度较高的学科的许多概念和理论源于实践，由实践推动理论的方式而形成。一般而言，物理、历史等学科纯度较高，医学、教育学等学科应用度较高[5]。不同学科具有不同的学科特点，这就较好地解释了物理学同质化的研究少，独一无二的研究多，历史学共性的研究多，研究结果也需得到普遍认同。物理学和历史学的共性就在于对理论基础的要求更高，学科特征明显，其学科渗透性相对较小，理论纯度高，所以需要一定的前期理论知识积淀，在毫无学科基础的前提下渗透进入这两个学科，难度较大；作为应用学科的医学和教育学最终的落脚点在于实际操作，理论基础为操作应用服务。不同的学科特点也促使学者们形成不同的学术性格，物理学家容易把自己视为学界精英，傲慢自大；工程师则认为他们重实效求稳妥[1]。

同时，托尼·比彻从社会学角度将学科分为会聚/分散和城市/乡村两个维度。比彻认为物理学是最为明显的会聚学科，共性的意识强大，拥有重要的集体观念、相关的兴趣和共享的智力风格，物理学和历史学都是会聚学科。社会学是典型的分散学科，具有分化或分裂倾向，有人认为它是一门“多范式科学”。化学、生物和法律等学科常被认为处于会聚和分散之间[5]。在城市和乡村维度上，物理学被看作具有典型城市学科的风格，而化学却具有乡村学科风格[5]。

学科与学科之间也会有相互渗透的现象，有些学科本身充满价值观念，允许有外来价值观念渗入，有些学科保持“价值观中立”。 “拓扑结构”形象地说明了学科与学科外部边缘渗透的程度，以及它们与其他学科的边缘重叠的程度，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即学科内部边界的性质和这些界限可能引起不连续性[1]。也即是说学科内部分化，由此形成不同的学术团体和学术文化，从而形成两种局面：不同学术团体相互抵制或者相互接纳。相互接纳促成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但是这种渗透也是在学科边界之间渗透，大多数情况下，学科的核心部分是封闭的，以保证学科文化的独特性。一般来说，知识被外界接近的程度越高，外界渗透高，该学科研究投入精力越小，外界认可度越低；而知识被外界接近的程度越低，该学科就把这种能力归因于某些专门的、可能是天赋的才能，所以，要成为该领域的专家就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外界认可度越高。

(二)学科文化的外部影响

相比内部影响因素而言，外部影响因素的影响不会改变高等教育系统的核心部分，只会改变外部表现形式。国家的主导方向和对某学科的重视程度会相应地影响学科文化的发展。比如历史学和法学就更多地受制于国家上层建筑的主导，从而间接影响学科研究方向。文化传统也可能影响学科的研究倾向和价值观念，同样的学科，可能会逐渐形成不同的派系，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可能会有各自的特色。比如在教育学研究领域方面，厦门大学的教育学是建立在文理综合的基础上，它对人文综合素质的要求相对要高；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学更多地是研究基础教育，倾向于做一些实证研究；云南师范大学的教育学立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擅长民族区域教育研究。但是，总的来说，学科的共性都是存在的，外部影响因素不会改变学科本身的特点。

就学科文化的影响来看，归结到一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学科性质的不同造成了研究和学习方式的不同，同时学者的思维方式也因此产生不同的差异，不同领域的学者会采用不同的学科范式证明自己的观点。学科文化一旦形成，很难改变，这直接体现在学者的研究范式、思维习惯、规训制度等表现中。一门学科的历史越长，文化领地越明显，学科特点更明显；一位学者研究某一知识领域的时间越长，对本学科的文化感受越深刻。同时，认识论、社会论内部影响因素影响学者的价值观念，而学者又反过来影响学科生活。学科文化是高等教育文化这个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知识的逐步分化构成了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术文化。知识性质决定了不同学科文化。

三、文化的视角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如果不从文化的视角分析高等教育系统，就很难回答在同样的经济条件和政治背景下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高等教育发展态势，也很难回答在实行同样的制度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出现治理结果的不同。而学科和学者是高等教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答高等教育文化核心问题的关键所在，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思考。

(一)高等教育应建立双轨并行的管理体制

学者包括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是高校的主体人群，他们每个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构成了学校的文化生活。阿什比曾说：“大学的前途应多取决于成千上万个别教师的价值观，而很少取决于大学的理事或校长。因为思想与创造不能由行政部门以命令方式向下推行，大学必须自下而上的进行工作。”[6]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根据内部的发展程度和价值观影响自由发展的，外界的过度干预会使高等教育原本的文化属性受到冲击。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在行政管理上受政府主导，高校的发展受政府统一领导，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形成千校一面的状态，高校总是需要紧跟政府步伐，很难根据自身文化和发展需要形成高校自身特色，同时，学者的诉求得不到应有的关注。高等教育的学者群体更懂得院校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加了解教学运行要达到什么目的，学者文化和学科文化会自然而然地影响未来高等教育的走势，因此，自下而上的学者管理制度有待建立。

(二)高等教育研究亟待建立新的学科范式

对学科文化的分析也使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为什么需要有高等教育学这门学科，根据学科文化形成的逻辑分析，教育学只是高等教育学学科基础的一部分而已，高等教育学应该成为与教育学比肩的一级学科。很明显，高等教育的研究者群体是独立的学术共同体。张应强说：“高等教育远远超越了学校教育中的高等教育概念和内涵，成为“社会高等教育”。它产生了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使得高等教育问题成为关涉知识社会所有社会问题的核心问题，成为知识社会的重大问题。高等教育变得如此重要和复杂，不可能只从传统的教育学科角度对之进行研究了，甚至已经不可能只从社会科学的某个学科角度对之进行研究了。”[7]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早已跳出了教育学这门单一学科的研究视角，学科渗透非常明显，按照比彻的学科分类，它属于软应用学科。但同时，由于多学科的渗透使得它的学科边缘“动荡不已”，一种核心的且相对稳定的学科范式有待建立。

(三)永恒知识是专业发展的生存之基

大学之所以从社会的边缘走到今天社会的中心，在于它的知识理性，千百年来，大学不断创造知识、传承知识，成为知识的权威并成为今天社会的知识权威机构，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知识被学科承载，学科的建立使得知识更加科学、权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职业逐渐分化，为了使知识更好更快地服务社会，专业成为了知识的“新面孔”。现代大学跳出了传统大学“七艺”的桎梏，专业成为了大学传承知识的基本单位。然而，大学在传承和创造知识时，学科的功用却在不经意间或多或少被抹杀。随着社会需求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专业在大学诞生，新专业诞生的同时也有不少经典传统学科在消失。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总是以不同的面貌问世，它的表征不同程度被更换时，我们呼吁经典永恒知识的留存。大学更不能成为产业，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某一功能性机构，知识不能成为“急功近利”的载体，大学仍需保持一份清醒和独立的姿态。

(四)大学要主动发挥文化的价值判断与选择作用

大学是知识的发源地，大学也像一个巨大的过滤器，将非正统文化汇聚起来，经过科学论证、探讨，形成正统文化。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开化，文化系统日益复杂，现代大学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更加重大。早在民国时期，蔡元培就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提倡“在大学里营造一种多元开放和自由选择的学术氛围。”[8](P313)所以大学要筛选具有主流价值判断的文化，宣扬文化中的思想与价值观，营造社会氛围，使文化得以延续与发展。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高等教育的文化创新与引领，高等教育不但要肩负起文化传承和创造的责任，还要发挥其前瞻性的功能。高校应具有敏锐的洞察，能够主动引领社会文化，而非被动适应社会需求，带领全社会朝着更加文明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