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焱

(枣庄学院 文学院,山东 枣庄 277160)

在20世纪90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1](P179)的文学潮流中，枣庄籍作家张继以对变革潮流中基层乡村的日常生活的关注而独树一帜。在《黄坡秋景》《杀羊》《村长的玉米》《两个农民》《村长与鱼》等小说中，张继用喜剧化的笔法来讲述90年代变革期的农村的人和事，用充满温情的语调讴歌农民卑微而坚韧的生命精神，不乏悲悯地对农村生存困境进行观照。

其小说《人样》正是一则典型的乡村日常悲喜剧，在这出带有黑色幽默色彩的故事中，张继不动声色地呈现了乡间基层干部——村长对村民的权势威压，并在对朱七等人非“人样”的性格批判中，隐晦地表达了对理想乡村人性的渴望。

一、何为“人样”？

《人样》发表于2000年，是张继艺术成熟期的作品。我们先从题目“人样”一词说起。张继的小说大多题目简单明了，或直指故事的核心情节，如《杀羊》《村长的玉米》《村长与鱼》《逼婚记》等；或点出故事的中心人物，如《两个农民》《棉花》《优秀青年王渔》《送茶的女人》《少年》等，而中篇小说《人样》却是个例外。“人样”一词既不照应中心情节，也不指向人物形象，而且“人样”二字在小说正文中从未被提及，这就给读者阅读带来了含混却也丰富的阅读感受。

那么，“人样”究竟是何意？《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1.指正常人所应有的品行、能力、仪表等。2.特指人的外表相貌。前者如“这才像个人样”，后者如“人样儿不错”。

考虑到张继的叙述语言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我们也可以参照枣庄方言来理解“人样”的含意。在枣庄本地方言中，“人样”的词义是由《汉语大词典》的第一个意思引申而来，大意是“遵循礼节或是原则，重视自己的形象、尊严”，用法类似于形容词，同枣庄方言中的“讲究”一词意思相近，如枣庄人说一个人真“人样”，就类似于一个人真“讲究”，是对一个人比较模糊的褒扬，可以理解为称赞这个人讲义气，重礼节，有尊严等等，也就是这个人活出了人应有的“样子”。

另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虽然“人样”一词历来语义模糊含混，但却“实在是一个纠缠着太多生命文化与社会价值的古老话题，呈现出了人生价值学、社会学、人生哲学方法论、人生形象审美和伦理学的众多研究对象”[2](P56)，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命题。所谓人样，顾名思义，即做人要成为其他人的榜样，尤其是对社会上的杰出人士或在高位的统治集团而言，应该能以自身引导社会形成正能量，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而对普通人来说，做人应有人样，即是人最基本的样子，本分守法，不懦弱也不贪邪，有着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从这个角度来讲，“人样”无疑代表着理想的人生样式。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最像人样，最有人样？小说《人样》是否树立了一种理想的人生范式呢？这要从小说的故事来进行阐释。同《村长的玉米》《黄坡秋景》《两个农民》等等故事一样，《人样》是张继最擅长讲的一类有着诸多戏剧性情节的荒诞故事，讲得是村长李木摸了村民朱七的老婆刘英，这让朱七倍感屈辱，于是向本家弟弟村文书朱学诗求救，二人设计以请吃饭为名让李木再摸一次，然后由朱学诗当场捉奸留下证据，逼李木允许朱七续包菜园，但最终结果却阴差阳错：朱七连请了三次饭都没抓到李木的证据，反倒是李木在朱七不知的情况下睡了刘英，也履行承诺让朱七续包了菜园，朱七夫妻俩对李木充满感激。

从故事的内核来看，题目“人样”既有“书面语中人的品行、能力”之义，也有方言里“讲究”之义，有人样的人讲道理，有原则，有道德有尊严，在为人处事上可以成为别人的表率。但不管意指为何，小说中的人物，不论是李木、刘英还是朱七、朱学诗，都配不上“人样”一词，很显然，作者以此为题，其实是对小说中各色人物人性失落、萎顿的反讽，是对基层农民以及农村干部身上种种落后甚至腐坏的劣根性的批判。

二、“人样”种种与谁有“人样”

《人样》借由一个带有喜剧色彩的荒唐故事展示了变革期的农村的各色“人样”，从而由这些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小人物的日常琐事揭开90年代乡村生态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里农村文化的斑驳复杂，窥见一个民族文化根性之顽固与改变之艰难。

(一)李木的“人样”

村长李木是张继笔下腐坏的农村基层权力拥有者的代表(这一人物还出现在张继的其他作品如长篇小说《到城里受苦吧》中)，与另一类好村长李四平共同组成张继乡土世界中最基层的权力结构。后者展示的是农村基层领导干部夹在只重形式主义的上级领导与农民实际利益之间左右为难却能以自己的生存智慧解决困境的人性之光，前者则通过村级干群矛盾的描写警示着权力对人的腐蚀和威慑。在《人样》里，李木抓住了朱七夫妻要续包菜园因而有求于自己的心理，靠手中的权力几乎是明目张胆地对刘英进行了非礼。在塑造这一形象时，作家没有太多展示人物的心理动因，李木作为一个反面村长所呈现的更多是语言和行动，而其语言和行动均直接而粗暴。

李木与朱七夫妻的正面交锋一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朱七家里，李木公然在朱七面前进入内室，名为安慰刘英，实际是为满足自己邪恶的欲望。结果在抚摸刘英的臀部时被朱七看到，然而李木却丝毫不以为意，非但没有愧疚，反倒是抓住朱七气愤之下摔碗误砸自己的脚一事占据了主动，他一遍遍强调“你/他砸了我的脚了”，其实是一次次地来暗示自己手中所握有的决定承包菜园者的权力。在这无形的权势的威慑下朱七夫妻内心深感不安，担心因此丢掉菜园的承包权只能忍气吞声地向李木道歉。这是故事的起因，在这个回合中，做了丑事的李木因为手中“现管”的权力而占据了上风。第二次，朱七为了寻找证据要挟李木而请李木到家里喝酒，李木当着朱七的面挑逗刘英，并用拙劣的借口试图支开朱七，在朱七看穿自己的心思拒绝离开时，李木仗着手中的权力摔了个酒杯后扬长而去。这次交锋再次以李木的获胜结束。两次交锋中，李木之所以牢牢地控制着主动权，究其原因还在于他深谙弄权之道。虽然他只是个芝麻绿豆大小的村长，但“县官不如现管”，他的手中握着朱七急需的菜园承包权，他摸准了朱七不敢公然反抗自己，因而有恃无恐，明明是自己有错在先，却能轻而易举地获得主动权。

如果说前两次交锋李木对自己的欲望还多少有所遮掩的话，当刘英独自去请他赴宴时他连最后的一点遮羞布也不屑于遮盖了，直接以菜园的承包权进行威胁，半是强迫地睡了刘英，并且诱使刘英说出了朱七与朱学诗捉奸的计划。最终，这个村长与村民对决的故事以村长的大获全胜而结束，张继也在不动声色之间完成了对乡村权力等级秩序之悖谬性与荒唐性的批判。

这样的李木，为人，不能称为有“人样”，为官，更没官样。唯一能说得上“人样”的是李木信守了对刘英的承诺，睡过刘英后将菜园承包给了朱七；同时在换届时兑现了对王麻子的许诺，赶走了朱学诗，让王麻子做了文书，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朱学诗说：狗日的李木说话真算呢。”[3](P248)而这“说话真算”就是枣庄方言里的“人样”之意，但李木这样荒唐的践诺显然是对“人样”一词的羞辱。

(二)朱七的“人样”

农民朱七，是张继最擅长塑造的一类形象，这类形象还包括《村长的玉米》中的平四、《两个农民》中的黄自力与张本分等人，他们是贫穷的农村的大多数，他们勤劳能干，看上去老实巴交，但内心里却不乏智慧与狡黠，同时又有着懦弱且卑怯的灵魂。他们永远是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的弱者，同其精神祖先阿Q一样，只能在精神胜利法的安慰下排解自己的伤痛。这类人处于乡村权力链条的最低端，面对以村长为代表的农村基层权力拥有者的欺压时，从不敢公然反抗，更不敢借助于法律或正常的渠道解决问题，只能把仇恨埋于内心，伺机进行报复，但对权力的畏惧和文化心理的狭隘往往使他们的报复最终有一个尴尬的结局。

《人样》中，农民朱七没有活出个“人样”，他的“人样”在村长的权威压制和对自身利益的计较下呈现出某种病态的扭曲。同李木的粗线条勾勒不同的是，作者在描写这一可怜可悲的农民时是工笔细描，将朱七从目睹妻子从被村长非礼后的气愤——伺机报复——感恩这一心理过程展示得淋漓尽致。

面对村长对自己老婆的侵犯，朱七敢怒不敢言，只能在心里发狠，对老婆发狠，对玉米发狠，背后骂“狗日的李木”当面却满口逢迎，在前述与村长的几次交锋中完败。第一次，他目睹了村长对自己老婆的非礼，内心气愤却不敢明说，表现得口是心非，为排解心中的郁闷他以铲除自家玉米的方式逼迫自己的老婆，这种欺软怕硬、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像极了阿Q欺负小尼姑。类似的行为还有去请村长时偷睡了村长家的床甚至想在床上撒尿，就自以为是对村长进行了报复，这显然是阿Q“儿子打老子”的现代翻版。当因刘英的原因获得了菜园承包权时，他对村长的愤恨突然间就烟消云散了，他不但原谅了李木，而且觉得自己占了便宜：

“他想摸一次有什么了不起，我还睡了他的床呢，半斤对八两，扯平了。这样一想，他又觉得这段时间对待李木过火了一点。他说：以后说李木的时候，把狗日的去掉吧，怪难听的。”[3](P248)

在朱七自己看来，自己没有吃亏，或者说虽然吃亏却吃得值，而且还叫了这么多天“狗日的李木”，睡了他的床，自己的“人样”并没有受损。自私、麻木、健忘、自以为是的胜利感——这样的朱七身上积淀着古老的乡村文化性格，真正当得起阿Q的子孙。而作者也通过这阿Q式的“人样”书写展现了在长期不公的乡村权力秩序下农民心理的病态与扭曲，从而达到了对批判国民劣根性这一乡土文学传统主题的继承和发展。

故事里还有一个看似无关的人物朱学诗，这是一个典型的个人利益至上者，他对朱七的帮助实际上是因为听到了李木要将文书给王麻子当，为了保住自己的文书这位才给朱七出了那个荒诞的主意，结果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自己闻了两次厕所的臭味，还搭上了两顿饭钱，最后落得个钱、权两空的结局，这样的人当然也称不上有“人样。可见，小说的各色人等，从李木到朱学诗，从官到民，无一当得起“人生榜样”，无一是人生的理想范式，这显然隐含着作家对农村文化现状下人性异化的失望与焦虑。

三、刘英的“人样”

在《人样》中，村长性侵事件的真正受害者是刘英，而从头到尾，刘英自己的感受却无人在意。整个荒诞的事件中，李木看中的是刘英的肉体，这肉体完全受控于自己手中的权力；朱七在意的是男人的尊严，在尊严丢失后想换回一些实际的利益；而被性侵的对象——女性刘英的尊严，刘英作为一个人的权力则被他们完全漠视，包括刘英本人。

(一)卑微的“人样”

和对朱七的关照相似，张继对刘英的心理变化也给以了相当细腻的展示，完整地呈现了一个普通农村女性在面对强权时的懦弱和可怜。当李木把手放在刘英的肩头时，“刘英很想把李木那只手从肩上拿掉，可是她又觉得拿掉了对她们家的菜园可能很不好，就犹豫了一下，她想不就是一只手吗，就没拿。”[3](P205)这种委曲求全的心理助长了李木的得寸进尺，李木将手放在了刘英的臀上，“她想骂李木一句，可是当她想到她们家菜园的时候她又忍住了”[3](P207)，甚至有了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心理，“同时，她还觉得肩膀和乳房都已经被他摸过了，到这时候再翻脸实在有些吃亏。”[3](P207)刘英对自己身体遭受侵犯的漠视与朱七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他们的思想里，身体被摸是吃了亏，但如果能换回某种实际的利益这亏就吃得值，至于自己的屈辱与自尊根本不在她的考虑之中。

在面对刘英这一实际上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时，作者采取了他一贯的零度感情介入的叙述方式，平静地还原了一个普通农妇可笑更可怜可悲的精神世界。虽然作者在叙述刘英被非礼的过程时无丝毫个人情感的流露，几乎是以一种旁观者的平静来客观讲述，但起到的阅读效果却是惊人的。这惊人的阅读效果源于刘英作为一个女性令人震惊的自我意识的缺失——在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被数代人喊了几十年也为之奋斗了几十年之后，在改革开放后的九十年代农村，仍然存在着如刘英般麻木落后的女性，她们连自己的身体都不懂得珍异，更何况自尊、独立这一意识层面的自觉？

刘英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源于自我意识的缺失。正是刘英自己对自己的麻木与轻贱才有了以后的荒唐闹剧，在她的意识里，自己身体的重要性远远低于菜园的承包权，所以她才会没有丝毫犹豫就同意了丈夫与朱学诗以自己的身体再次引诱李木的计划，甚至“觉得这个计策很高明，她想如果不需要吃一顿饭的话，这个计策就十全十美了，可惜还要吃一顿饭”[3](P231)——自己身体的价值比不过一顿饭，这一内心活动既透露出刘英的愚昧、麻木，也展示了其无我意识形成的文化动因——“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贫乏的物质条件下，生存才是人生的第一要义，肚子都吃不饱，何谈尊严？而当最终李木强暴了她时，她居然只顾着让李木作出承包菜园的承诺而对身体受侵浑然不觉，就这样以肉体为代价换来了菜园的续包权，刘英没有感到委屈，没有痛苦，更没有仇恨，有的却是对侵犯自己的村长的感激，甚至因为担心李木中了朱七的计(李木若中计，就做不成村长，当然承包菜园的承诺就无法兑现)而全盘说出了丈夫和朱学诗的计划。

在刘英的意识里，自己的尊严比不上一顿酒饭，更比不上菜园的承包权，这是何等麻木何等卑微又何等可怜的人生！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女人刘英的麻木落后的卑微“人样”的展示过程中，张继依然不动声色，没有批判没有指责甚至没有表现出同情，只是冷静地叙述。但在这冷静之后，我们分明能感到鲁迅先生当年的痛苦与愤怒。

(二)被物化的“人样”

刘英的麻木固然令人震惊，却也绝非无迹可寻，在长达数千年的男权社会里，女性从身体到思想早已被男性话语牢牢控制，没有声音，没有自我，反而以男性的声音为声音，以男性的是非为是非，而自己的尊严，自己的“人样”却完全缺席。

在刘英身上，自我意识的缺失具体表现为自我认同感的缺失，即对自己身体的轻贱，而这种自我身份的认知也是在男性的规训下形成的。在强大的男性话语里，女性一直以“无我”的形态存在，女性被塑造，被物化，她可以是花是月是美丽的风景，唯独不是她自己。女人没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力，她的身体她的人都属于她的男人，无论美丑都逃不脱被男人欣赏把玩的命运。所以当小说中刘英被村长摸了时，朱七在乎的是自己的女人被村长摸了，自己作为丈夫对妻子身体的拥有与支配权受到了侵害，而妻子是否感到委屈是否受到了伤害，根本不在他所考虑之列。

刘英“一点也不漂亮”，这一点在文本里被多次强调，因了此，朱七包括朱学诗都对李木的做法很是怀疑，朱七在目睹了李木将手放在妻子的臀部时甚至怀疑自己的眼睛，因为在他心里，老婆过于肥硕的屁股实在是非常丑陋，“朱七一直以为这是一件丑得不能丑的事情，他曾经建议刘英走路的时候绷着劲收敛一些，刘英也接受他的建议，并试着做了，结果不但收效甚微，而且差一点使刘英变成了一个瘸子”[3](P201)，这件事情说明朱七对刘英身体的认识便是刘英自己的认识，男人眼中自己的屁股是丑陋的，那自己的屁股就是丑陋的。

小说中，刘英对自己的认知完全仰赖于男性，丝毫没有对自己身体的认同感，当然也不在意是否拥有身体的支配权。这种认知让刘英在被轻贱时没有自我保护的欲望，甚至当李木摸自己的屁股时竟感到一丝轻松，“她想反正我身上长得最不好的就是这肥腚，朱七也没把它当好东西，你爱摸就摸去吧”[3](P207)，作家这样描写刘英的心理绝不是为了说明刘英性意识的开放，恰恰相反，这是和阿Q的“虫豸”说一脉相承的自轻自贱，是长期无我历史中女性卑微地位的真实体现。

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和摧残让女性失去了对身体的自我认同感，只能将男性对自己的物化内化为自我的认知，三寸金莲的斑斑血迹既昭示着男性对女性摧残的罪恶，同时女性身体的残缺与不完整也是自身主体性泯灭的明证。而处在全新的变革时代的农村女性虽然摆脱了宗法制度的压制和封建礼教的束缚，但长期被物化的心理内因却很难被根本消除。因此，我们看到《人样》中的刘英可以用身体换取菜园的承包权，《棉花》中的棉花也在被东庄的强暴后低头认命……出身农村的张继对农村女性有着天然的悲悯，他有意将自己的同情隐在波澜不惊的叙述之后，这种写作姿态正反衬出她们生存的坚韧顽强，更彰显了她们的无知无奈与卑微。

很显然，刘英虽然在恶劣的文化环境中顽强地生存着，但她也绝不是女性应有的“人样”。

四、“人样”与张继的乡村理想

一篇《人样》展示了90年代乡村种种人生形态，也昭示出这片土地上的种种困惑与无奈，同时隐含着作家对乡村文化的担忧和对理想的人性的渴望。毫无疑问，小说中的几个人物，李木、朱七与刘英，虽遭际不同，但结果相似，均是丧失了自我缺少强大生命意志的人生弱者，是被物化了的阿Q。李木屈服于自己的欲望——官欲与性欲，因而丧失作为人的基本良知，丧失作为官的基本公正；朱七与刘英败于实际利益——对物质的占有欲远大于自我的尊严，就这样，一篇《人样》活画出一幅光怪陆离的人性迷失图：男人被欲望物化，女人被男人物化，物欲至上，精神低迷，官没官样，人没人样，女人没有女人样。

那么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什么样的人才最像“人样”？换言之，作家所希望的理想人生范式是什么样的？

先说农村基层官员，虽然张继并没有给出一个官员“人样”的标准范式，但通过他对李木式的以权谋私式“人样”的批判，大约可以判断，作家理想中的基层官员应该是黄大发(《黄坡秋景》)式的能为人民办实事的乡镇领导，也或者是四平村长这样的在上级领导的压力下仍能保护人民利益的朴实村长，更或者是张瑞安(《谢庄》)这类有文化有理想有知识又能用自己的知识与智慧造福乡里的农村知识青年。

如果说张继在农村官员形象中还寄寓了些许人生理想的话，他笔下的普通农民形象则平实得几无亮色。作家批判了朱七、刘英等愚昧乡民的自私、狭隘与目光短浅，批判了他们在权力面前的懦弱、苟且与尊严的缺失，并将他们放置于阿Q的子孙谱系里展示他们荒唐、荒诞的人生悲剧，那么，他所希望的理想“人样”是什么样的呢？在他现实题材的农村小说里我们找不到答案，我们只看到作家在讲述那些颇具喜剧色彩的乡村故事时所隐含的对乡村现状与未来的担忧。

但研究张继为数不多的历史题材小说，从中似乎能寻到一些足迹，在《三八年日本人占领俺峄县城》这篇小说里，鸡蛋贩子朱三合、老中医黄二先生和云雨渡的妓女软玉虽均是身处低层的普通人，但面对家国危难，却能坚守民族气节，以自己的智慧和生命向侵略者进行抗争，无疑，这些人才是活得像个“人样”的人。从朱三合等人物身上，我们大约也可以得出张继所渴望的理想人生：不管外在的环境如何，一个人应当有气节有操守，应当体面而有尊严地活着。而这样的乡村理想显然来自于作家的民间文化立场，体现着低层民间朴素却强大的道德观念，更寄寓着作家深沉的悲悯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