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争

(枣庄学院 文学院，山东 枣庄 277160)

每个作家都活在两个时空里，一个是他生活着的真实的社会时空，一个是他创造的虚构的文学时空。对于社会时空，作家跟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一样，被生活裹挟着、推动着，身不由己地往前走；而对于他自己创造的文学时空则不同了，在这个时空里，作家就像一个高级建造师，他挑选甄别各种材料，搭建起一个超越时间藩篱和空间界限的超级时空。作家的两个时空并不是彼此隔绝孤立的，它们有时候相互并列、平行运行，有时候又相互映照、彼此纠缠，有时候还会交错叠加、互为表里，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作家的文学时空完全是他个人建造的，但其中的建筑材料却是来源于真实的世界，但是由于加工的方式不同，这些材料在新的时空里呈现的方式也是千奇百怪、变化万千的。对一个作家来说，要想构筑他自己的文学时空，他需要利用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建筑材料”，这些“材料”包括：历史传统、人文思想、地方风俗、时代思潮等等，更重要的是还要有作家本人的个人意识、独立思考、体察领悟、责任担当……来对这些“建筑材料”进行加工、修饰、雕琢、锻造等，只有这样，一个宏伟、瑰丽、迷人的文学世界才能够真正建成。闵凡利就是这样一个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文学时空的新锐作家，他用近20年的创作构建起一个由虚而实、由幻而真的多维文学空间。

一、玄禅哲理的心灵空间

不同于一般作家，初涉文坛的闵凡利较早热衷建构的是一个玄虚而抽象的文学时空，他自创了一种所谓的“新禅悟小说”。其实“新禅悟小说”这一称谓存在诸多不科学之处，首先，在中国的文学历史上并不曾存在过一个“禅悟小说”的文学流派，既然不存在“旧”，那么“新”也就无从说起；其次，闵凡利的这类小说并非宗教文学，也不是对禅宗教义的弘扬和感悟。据悉，闵凡利本人也不是佛教徒，也无意为宣传某一种佛教理论而创作，尽管如此，“新禅悟小说”的名称里有一个“禅”字却不能说跟禅宗毫无关系，但二者的关系并不在于表面名称的借用，而在于内在思维方式上的不谋而合。

禅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禅宗的这个“禅”字本来是从巴利文Jhāna “禅那”音译来的(梵文是Dhyāna)，“禅那”的汉译为静思，是指上升到某一种境界、层次的冥想。但“禅”在中国却获得了另外一种理解，它是指对本体的一种领悟，或是指对自性的一种参证。禅宗祖师一再地提醒弟子，不可一味地去冥想和思索，否则就会失去禅的精神。胡适一贯认为中国禅并非来自于印度的瑜珈或禅那，相反的，却是对瑜珈或禅那的一种革命。也许这不是一次有目的的革命，而是一种基于中国文化的自然转变，但无论是革命或是转变，“禅”不同于“禅那”却是事实。中国人把“禅”解作顿悟，是一种创见，是中国文化接纳外来文化时把其融汇到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过程，也足证中国人不愿囫囵吞枣地吸收印度佛教，而是把其本土化、中国化，这种“拿来主义”为我所用的精神正是中国文化长久屹立不衰的根源所在。

理解了中国禅宗的宗旨和其对印度佛学的改造，我们再来看闵凡利的“新禅悟小说”就能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二者关注的都是心灵、情感的自然流露和展示，而非形式上的殚精竭虑地冥想和行为上的不遗余力地追求。闵凡利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这样定义“新禅悟小说”：“所谓‘新禅悟小说’就是以佛道中人的故事为背景，通过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的追诉，展示生命的禅机和玄妙。”[1](P56)尽管闵凡利经常在“新禅悟小说”中借佛门中人来说事，但在具体的作品中，真正领略其“禅悟”精神的却不一定是僧人和尚之流，他把故事设定为禅佛的背景，只是为了借用他们的身份境遇达到一种自我反思的目的。因此，所谓“新禅悟小说”其根本乃是一种哲理小说，是对社会、人生、自我的一种感悟和哲思。比如他的“新禅悟小说”的开山之作《神匠》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以塑造女神像著称的神匠接了一个和尚的活儿，和尚要在自己20年化缘所得的新庙宇里塑一尊观音的神像，而且要以他提供的一个女子的画像为蓝本。观音像塑好后，神匠先给神“洗尘”，就是往神身上涂抹他的汗水，因为神匠认为：神有了人味神才是神，神才能活。然后，他给神“安心”，因为：“神是人变的，人和神都是一样的，都有心。”[2](P2)但这次神匠给这尊观音安的“心”非同寻常，竟然是他自己的心。为了让这尊观音更灵动逼真，他把自己的真心献了出来。原来，和尚提供给神匠的这尊观音像是神匠已经去世的妻子，神匠第一眼就认出了自己妻子的画像，但他仍然用自己的真心为和尚塑造了这尊观音像，为的是和尚也曾经爱恋神匠的妻子，和尚出家就是因为这段无法忘却的情感，而此时面对神匠的真心，和尚终于明白：真正能够赢得感情的不是物质和名利，而是汗水和真心。《神匠》奠定了闵凡利“新禅悟小说”的所有基石，所谓“禅悟”乃是“人悟”，所谓“神性”乃是“人性”，“新禅悟小说”悟出的都是人世的真理和真情。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用一个更宽泛的概念来概括闵凡利的“新禅悟小说”，那就是“哲理小说”。

如果说对人的本性的领悟是闵凡利“新禅悟小说”跟禅宗在本质上的相同点，那么“顿悟”则是二者在表现形式上的相同点。它通过正确的修行方法，迅速地领悟佛法的要领，从而获得真理。这就是禅宗的不著一字得真谛的原理。这一“顿悟”的法门被闵凡利充分地应用到自己的“新禅悟小说”中来，虽然他不可能做到“不著一字”，但他却做到了使用极少量的文字来阐明一个深刻的道理。为了最少最经济地使用文字，闵凡利的“新禅悟小说”几乎都是以“小小说”这种最短小精悍的艺术形式出现的，很少有长篇大论。闵凡利用小小说的形式来表现“新禅悟小说”恰如禅宗用顿悟的法门来修行。但另一方面，文字的少并不表示思想含量和价值情感的少，有时候甚至恰恰相反，深藏在文字背后没有说出的哲理反而更多，这也是闵凡利对小小说情有独钟的主要原因。他曾经这样评价小小说：“小小说是精致的、精妙的、易把玩的。作为此种文本，形式限制了她是短小的，然而她的内蕴却不短小。就如一杯海水与一盆海水，虽然态势上数量上有大小多少之分，但他们都是水。都是海的一部分。内里都有海的深邃和惊涛的声响，她的心野无垠而空旷，似天空一样高远而辽阔。这是小小说的意境。”[1](P49)这也正契合了闵凡利所推崇的海明威的“冰山理论”，露出来的仅仅是八分之一的冰山一角，另外更多的理念和情感深藏在文本的深处，需要读者自己去发掘。《神匠》也是闵凡利对海明威“冰山理论”的最好验证。闵凡利在他的一篇文章《<神匠>写作的前前后后》中曾经提到，有了这篇小说的思路后，他曾经计划把《神匠》写成一个中篇，笔墨的重点放在那个女人身上，而且已经写了接近两万字了，但后来他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把女人作为一条暗线，把和尚和女人的感情也作为暗线，原来的近两万字最终仅用了三千字就把所有的理念和情感都充分完整地表达了出来，而且丝毫不逊色于一个中长篇小说的含量，甚至由于用笔的含蓄，给读者留下了更大的艺术想象的空间。

尽管闵凡利的“新禅悟小说”跟禅宗“顿悟”的形式有诸多暗合之处，但闵凡利的禅悟小说毕竟不是宗教故事，我们读这类小说跟读宗教故事会有不同的感觉，原因就在于它是闵凡利独立的创作，无论是在结构的谋篇布局还是在语言的风格特色上都能显示出作者独具的匠心，个人风格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如果要追根溯源“新禅悟小说”的材料来源，只能说它们来自于作者本人的心灵感悟和哲理思索，来自于作者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和心路历程的外化，也是作者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人生价值观。只有了解闵凡利的奋斗道路才能真正理解他为什么曾经热衷于这种饱含人生哲理的“新禅悟小说”。闵凡利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山东滕州鲍沟镇的一个农民家庭，不同于当代文坛上大多数的作家都有过大学教育的经历，闵凡利没有名牌大学的学历背景，更没有显赫的家世依托。由于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闵凡利就过早踏入了社会的大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社会进入一个经济利益和物质主义至上的时期时，一无所有的闵凡利曾经经历过相当艰难的一段岁月，坎坷的经历让闵凡利习惯于深思，当同龄人在纷纷讨论下海、经商、升官、发财的话题时，闵凡利却在思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当他把个人的生存之路和人生的价值所在统一起来时，呈现给我们的便是一篇篇短小精粹的哲理小说，这是他初涉文坛的艺术奉献，也是他体察人世沧桑后的个人选择。因此，闵凡利建造的这个玄禅哲理的文学空间最重要的材料不是禅宗佛教，而是他个人的艺术心血和哲理思索。这个时期的闵凡利追求的是唯美的艺术，他追求主题的深刻、玄奥，追求人物内心的纯净、简单，追求叙事的凝练、明快，追求语言的简洁、精致。总之，闵凡利小说创作的起点是空灵的、玄禅的，是艺术至上的。

二、侠儒交织的江湖世界

除了“新禅悟小说”，笔者关注到闵凡利的另一个文学时空是侠儒交织的江湖世界，这个文学时空主要由其小说《死贴》《活镖》等武侠小说构筑而成。闵凡利的武侠小说在很多方面都有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子，离奇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刻的文化内涵，唯一不同的是闵凡利武侠小说基本都是短篇，而金庸的小说基本都是长篇。闵凡利的武侠小说尽管篇幅短小，但内蕴却是异常丰富，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死贴》是闵凡利武侠小说的代表作，这是一篇不到三千字的短篇，却最终被改编成一部长达九十分钟的电影，足见其内涵的丰富程度。在当今这个短篇的素材时常被写成长篇的时代，闵凡利反其道而行之，足见其文学旨趣的不同凡俗。而就武侠小说本身来说，闵凡利的追求也的确跟一般意义上的武侠小说有所不同，原因是他的武侠小说所建构的这个世界不是一个纯粹的江湖世界。他所建构的江湖世界总是混淆着俗世道德，黑道规矩中夹杂着“白道”精神，侠义英雄也是儒家精英。《死贴》就很好地体现了闵凡利的这一武侠小说理念。表面看来，《死贴》写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江湖世界。江湖第一大杀手集团血光门是一个极其看重江湖规矩的门派，讲义气，重然诺，接过的贴从没有误过。这一次，血光门的主人接了一个颇为棘手的死贴，刺杀善州的一个爱民如子众口皆碑的地方清官孟仲，为完成这个帖子，主人特意派了他最得力的杀手如蚁，如蚁杀人从未失过手，他有一个规矩，在刺杀自己的对象前总要替他们做一件事，让他们无牵无挂地走。这次也不例外，即将被刺杀的孟大人让如蚁替他去绑架地方首富黄玉霸，好获得一大笔赎金，为的是筹集款子在善州的荆河上游修一道堰闸，防止荆河泛滥成灾。如蚁帮孟大人筹集到修建堰闸的款子，并给孟大人留出了一个月修堰闸的时间。当堰闸完工后，孟大人主动以身试剑，就在孟大人倒下的那一刻，如蚁的主人赶到，此人竟然是孟大人的哥哥，更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死贴就是孟大人自己差人送给哥哥的。孟仲导演这出戏主要目的是想利用江湖手段筹集款项，整修堰闸，为民造福，另外一个私心就是希望以自己的死劝谏哥哥退出江湖，不再杀人。《死贴》这部小说真正的过人之处不在于结尾的出人意料，而在于它颠覆了所谓的武侠世界。首先，闵凡利所建构的这个武侠世界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江湖世界，它是一个正统儒家文化和民间侠义文化综合而成的侠儒江湖。正因为此，血光门的主人接到刺杀孟仲的死贴后才会如此的犹豫、犯难，犹豫犯难的背后一方面当然是兄弟亲情的不舍，更有违反民意，擅杀忠良的不忍。所谓的官方与民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官方有时候需要顾及民间的理念，民间更要遵守官方的规矩，否则二者都将不复存在。其次，在作者看来，真正的侠义英雄或许并不是武功高强的武林人士，而是心存仁爱之心的儒雅文人，《死贴》中的杀手如蚁也算是个另类的侠义英雄了，号称“仁义的杀手”，但他为了一人之仁，比起孟仲的为了千万人之仁，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孟仲煞费苦心地让自己的哥哥退出江湖，其实他自己也是江湖中人，而且是江湖中真正的儒侠。其实，江湖就在人的心中，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江湖，又如何能退出江湖呢？

闵凡利为什么能够创作出此类侠儒交织、多种文化共存的武侠小说呢？他构筑的这个江湖时空的材料又源于何处呢？笔者考察了闵凡利生活的时代背景和地缘文化特色，得出以下结论：闵凡利的武侠小说材料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时代文化背景，一个是地域及历史文化储备。他少年游侠的青春期正赶上香港新派武侠小说风靡大陆的时期，他的“武侠梦”，是随着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在大陆的流行而催生出来的。除此之外，他之所以能构筑起这样一个侠、儒共生的江湖世界还源于他生活的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闵凡利出生的滕州自古以来就有“三国五邑之地，文化昌明之邦”称号，是个地杰人灵、人才辈出的地方，历史上，滕文公、孟尝君、毛遂、鲁班、墨子等历史名人，都活跃在这一片土地上。这其中最著名的是春秋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墨子。墨子“替天行道”的侠义情怀，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武侠小说的精神渊薮。因此，笔者认为，闵凡利兼顾平民的武侠精神来源于他遥远的老乡墨子。除此以外，闵凡利武侠小说还有另外一个精神来源，那就是儒家思想。滕州北邻孔孟故里，孔子的“仁爱”理念和孟子的平民思想始终弥漫在滕州上空，儒家思想对闵凡利的影响也几乎是深入到骨髓里的。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在闵凡利的武侠小说中看到一个“侠儒”的江湖。

三、乡土滋润的启蒙空间

“台湾柏杨先生说过：‘每一个民族都有他的生存空间——历史舞台，中国人亦然。中国人的历史舞台是世界上最巨大、最古老的舞台之一，这舞台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国疆土。’”[3](P2)闵凡利生于在滕州，长于滕州，有着几千年的文化历史积淀的滕州给予闵凡利的馈赠是丰厚的，不仅有改革开放40年来新观念的影响，也有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的浸染，更有生生不息的民间文化的熏陶。在闵凡利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善州”这一区域标志，滕州古时因滕文公善政，曾被孟子称为“善国”，闵凡利作品中的“善州”大概就是由此得来的。但他作品中的“善州”又不能完全等同于现实中的滕州，闵凡利自己曾经说过:“善州是我想象中的城市，她是虚构的。是我大部分小说中人物集中活动的场所，内里有滕州的影子，但不是滕州。在我眼里，滕州她不是城市，他只是乡村的一个扩展，是个大乡村。最多是个大乡镇。而善州，她比滕州要大，她是鲁南风俗、民情及各大城市的总和。”[1](P55)应该说“善州”就如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和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它是一个文学意义上的空间，也是作家的精神家园。作为一个从中国北方最寻常的农家走出来的作家，长期的乡间生活让闵凡利浸染了浓郁的乡土情怀。但闵凡利写的乡土题材的小说又非传统意义上的远离故乡后又思乡怀旧的“乡土小说”，闵凡利的乡土题材作品并没有回忆的情结，因为他始终生活在他所书写的这块土地，时刻浸润着这一方土地的风土人情和人事变迁。这种写作状态的不同给闵凡利的乡土小说带来不一样的素质。由于并没有远离书写的对象，闵凡利的乡土小说也更逼真更写实，同时也更具泥土气息，更能体现作者的乡土情怀；同样由于没有远离过故乡，对乡民身上所残留的小农意识和劣根性有更深刻的了解，因此揭露出来也更鞭辟入里，深入骨髓。

闵凡利的乡土小说创作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写乡间小民杂事的，通常篇幅短小，人少事小，但却意蕴隽永。另一类继承了鲁迅、老舍、萧红等现代作家揭露国民劣根性的文学传统，书写人性深处的自私、虚伪、愚昧、麻木，继承了现代文学的启蒙传统。

先说第一类作品。耳濡目染于乡间的人和事，让闵凡利对这类题材驾轻就熟，写来充满真挚的深情。《王朝村事》是闵凡利早期的一个短篇，分两个小节，写了两个感人至深的老农民。第一个题目叫《驼》，写王朝村一个叫砖头爷的农民平凡而辛苦的一生。砖头爷是王朝村“背棺头”的，这是一种地方流行的下艺差事，就是把装有死人的棺材从堂屋背到大门外的棺材架上，这种活计辛劳、危险，还被人看不起，但为了挣口饭吃，砖头爷凭着一把子力气干起了“背棺头”。终于，在一次被棺材时被压断了脊背骨，从此成了驼背。临死前，嘱咐儿子让他死后直着身子走，儿子为满足他的愿望在他死后找人用杠子压平了他的驼背。第二篇题目叫《在天之灵》，写一个叫道恒爷的老人在老伴死后思念成痴，坚信她还会回来，整日抱着老伴的红袄到处跑，儿子们看不下去，在母亲坟头烧掉了红袄，老人也扑倒在老伴坟头红袄烧成的灰烬上死去。这两个故事读来都让人心酸，然而却都是至情至性的乡间的人和事。

书写地域风俗文化是闵凡利此类小说最重要的特色，也是他作为一个滕州本土作家给予滕州人民最好的回馈。对红白喜事中白事的看重是滕州这一地方独特的乡风民俗，闵凡利有一篇小说《喜上梅梢》描写鲁南地区农村办理白事的整个流程，是一篇风俗文化小说，甚至可以作为风俗文化史料来看待。其中对死者的敬畏和对礼仪的尊崇很能见出鲁南地域文化经过历史的淘洗所留存下来的古风民情。小说通过给刚刚病逝的大青娘办丧事的过程，完整还原了鲁南农村的丧葬礼仪。从报丧、搭灵棚、设灵薄、封口、封门、塞耳、看日子、出殡、下葬、烧五七、烧百天等等一系列事情可以看出鲁南地区办理白事的规矩和礼仪，而其中砍哀杖子的诀窍、孝帽子的叠法、纸谷堆摆放的学问、喊路的章程、写丧简的格式，甚至不同身份的人不同的哭法，更能见出风俗礼仪中包涵的人情冷暖。中国素有“十里不同俗”的说法，而丧葬礼仪更是千差万别。试举《喜上梅梢》中的一个丧葬礼俗：“老习俗，人死了，要在嘴里塞一个剥皮的熟鸡蛋。俗称封口。因为人一死，胃里会窝住一口气，这口气就是‘殃’。说有人死了，口如果封不住，会有蛾子飞出来，扑着谁，对谁就不好。”[4]从闵凡利对丧葬礼仪详细的描述中，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他对地方风俗礼仪的详细了解，更能够见出他对人情世故的通晓谙熟，这正应验了那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如果说对风俗礼仪的描述折射出闵凡利浸染于乡风民俗的故土情怀，那么他对当地农民自私、愚昧、麻木的书写就反映出他对启蒙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鲁迅在《阿Q正传》中用“精神胜利法”诠释了国民的精神劣根性，闵凡利的小说则用“面子”一词来探讨当代农民身上依然存在的虚妄卑劣的精神病态。闵凡利有一篇非常出色的短篇《张山的面子》，真实记录了一个普通农民对“面子”的看重和为了挣得“面子”而做的荒唐事。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张山的老婆跟村长黄运河有染的事成了张村公开的秘密，其实张山早在一年多前就在自己家里撞见自己的老婆和村长的好事，但他慑于村长在村里的淫威，更碍于自己的面子，张山就当这事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没有想到这事被自己不懂事的儿子在学校里说了出来，随后全村人都知道了，再装不知道，面子上也就过不去了。为了挽回面子，张山想要在大街上当面骂村长一顿，但又怕村长给“小鞋”穿，所以先请村长的客，希望村长能同意他这个挣面子的打算，无奈村长也为了自己的面子断然拒绝了张山的办法，万般无奈的张山做出了另外一个“勇敢”的举动，去强奸村长的老婆，虽然没有得逞，但却闹得整个张村都知道了这件事。张山最终因强奸未遂罪被关押，但出来后，他却受到了张村人尊敬，因为他挣回了自己的“面子”。这出因“面子”问题而上演的荒诞剧在鲁南乡村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这是几千年来封建传统文化在民间土壤的变种，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遗传基因再现。

如果说《张山的面子》是借“面子”问题批判了今天农民身上依然残存的国民劣根性，那么《张三讨债记》则借一个讨债事件思索当今的农民最缺失的是什么。老实人张三借给奸猾的李四两千元钱，几次去讨债都因李四耍手腕一无所获，最后张三决定蹲门要账，不还钱就不走了，却又中了李四的“美人计”，不但没有要来自己的钱，反被李四敲诈了两千五百元钱。陈晓明教授曾这样评述《张三讨债记》：“李四坏到极点，张三又老实到极点，这样二元对立的二个人不断上演着存在的游戏。这里面包含着博弈论的那种结构，好/坏，对/错，就象翻牌一样总是不断试错，张三的牌总是翻错了，最后他还是错了。这篇小说无情地嘲笑了我们流行的好人得好报、善最终战胜恶的流行法则。”[5]陈教授从伦理道德层面对张三和李四的评判固然到位，然而在我看来，这部作品更加不容忽视的一点在于揭示了新时期农民身上依然存在着的卑劣、愚昧和无知，这恐怕是中国将长期存在的社会现实。结合《张山的面子》，我们看到闵凡利的农村题材作品并没有超越五四的“启蒙文学”，他对待农民的态度也依然有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闵凡利的落后，恰恰相反，这正说明了闵凡利对当今农村的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了解，如果说对中国农民的启蒙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那么启蒙文学也不应该在短时间内结束，不同的作家所要做的只是如何在这一主题下写出自己的特色，写出地方的特色，闵凡利恰恰做到了这一点。

四、批判现实的责任空间

近年来，闵凡利最大的成就是着力开拓出批判现实的现代知识分子责任空间。“现代知识分子与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有着一种不相容性，‘批判’是他们与现实唯一的联系点，他们的基本任务就是不断揭示现实人生，社会现存思想文化的困境，以打破有关此岸的一切神话。”[6](P377)对于他的这类创作，笔者暂且称其为“新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如此定义这类小说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从文学渊源上看，闵凡利的这部分作品秉承了19世纪欧洲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以揭露社会中某领域存在的黑暗现实为己任；其次，从其产生的现实基础来看，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发展阶段的限制不可避免地造成人们思想观念落后、法制意识不强、民主理念缺失等社会问题，因此，“新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在当下仍有很强的社会现实基础；再次，就作者本人来说，现代知识分子面对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现状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和批判精神是这类作品产生的内在创作动因。闵凡利的“新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最主要的代表作是《债主》《我疼》《天皇皇》《皆大欢喜》等。

闵凡利首先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中国农村最广大的基层政府，从乡镇一级，甚至村支部的层面来对当前农村现状做出一针见血的批判。《债主》讲述乡镇政权对私营企业资产的不法侵占和巧取豪夺，不仅使私营企业无法正常运行，甚至导致私营企业主走投无路，不得不铤而走险，以绑架的方式讨回借给乡政府的钱。小说讲述私营企业主赵青海、赵大庆父子先后借给当地乡政府23元，屡次讨要都被乡长张伟峰以种种借口赖账不还。当赵氏父子面临生意场急需资金盘活和赵大庆的母亲突发心脏病急需手术费救命时，乡镇干部却依然置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变着花样玩弄权术、欠账不还。不论是老赵的公开起诉和无奈下跪，还是小赵的私下请客、拉关系送礼，最终债务依然追讨不回来。被逼无奈的赵大庆只好铤而走险，伙同他人闯入乡长张伟峰家里，控制住张伟峰，从其家中搜出几十万别人送的礼金，拿走了乡政府尚欠自己的15万元钱。结局当然是赵大庆锒铛入狱。虽然小说最后张伟峰也因被检举揭发而入狱，但小说中揭示的乡镇干部腐败弄权的现状却是触目惊心的。这些所谓的人民公仆手握人民赋予的权力，干的却是巧取豪夺中饱私囊的勾当，不仅丧失了责任与义务，甚至连做人最基本同情心也没有了，读来的确让人愤懑而寒心。《债主》中所涉及的乡镇政府拖欠私营业主钱款的事情曾经是基层非常普遍的现象，但鲜有作家敢以如此尖锐的笔触书写此类事件，闵凡利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普通公民的良知触及此类题材，不能不让人佩服他的勇气和担当。

闵凡利有着敏感的神经和大胆的笔触，敢于写别人关注不到的事情和别人不敢触及的题材。《天皇皇》就是一篇触及当今农村普遍存在、但又很少被人关注的事情。由于农村青壮劳力常年在外打工，留守在家的妇女便时常面临生理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状况，于是非正常的两性关系在农村就大量存在，这里固然有你情我愿的男女偷晴，但也不能排除大量的像小说《天皇皇》中描写的那样，在村长王柳淫威下的性侵犯。小说表面上写了一个杀人的刑事案件，“角猪村长”王柳一而再、再而三霸占老实巴交的农民王大帅的妻子张雨玲，王大帅终于忍无可忍举刀将王柳砍死。在作者看来，王柳的死和王大帅的伏法并非这类事件的结束，这种普遍存在于当今农村的既违反道义又违反法律的行为并未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男人外出打工的生存需要，留守妇女的隐忍与无奈，不良社会风气的漫漶，给“角猪村长”们欲望的泛滥、恶意的横行创造了可乘之机，原本维持乡村次序的伦理道德荡然无存，原本民风淳朴的乡村日渐消失。作者让我们看到维护乡村伦理的最后一片遮羞布的滑落，更让我们深思商品经济冲击下的农村精神生活的缺失，这是一个长期接触到农村基层的知识分子面对道德滑坡、伦理缺失的乡村一声无奈的叹息，是一首唱给衰颓的中国乡村文明的挽歌。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小说叙事手法的新颖，小说的各个部分分别使用了叙事、说明、描述、目击者证词、议论、证词、闪回、哭诉、新闻报道、补述等不同的叙述语言来一遍遍还原事情的原委。作家力图从不同视角再现整个事件，使这个乡村案件的不同侧面以不同的方式刻印在读者的脑海。

闵凡利的“新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中所涉及的诸多问题，恰恰是中央政府近几年建设“新农村”政策要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其中拖欠私营业主债务等问题已经开始通过法律手段或者行政手段加以解决。闵凡利的此类小说已经发挥了真正的社会效果，这对于有良知、有责任的知识分子来说应该是一件非常值得欣慰的事。

综上所述，闵凡利所建构的这个多维的文学时空，是他长期艺术创新和哲理思索的结晶，也是他浸润于滕州的风俗、历史和文化的地域馈赠，更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体现和责任担当，这一文学时空的建构全方位、多角度地折射出闵凡利文学追求的日趋成熟和艺术风格的日趋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