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传敏 ［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

尽管曹禺不承认自己在创作《北京人》之初就存在一个明确的反封建主题，但是他也承认这部剧作确实有主题：

我写出袁任敢说的那两句话：“那时候的人，要喊就喊，要爱就爱……”我才觉得这是戏的主题了。

这里的“那时候的人”是指原始社会的“北京人”。曹禺以原始人和 20 世纪北平城某家庭的成员相比较并表达对那已经湮灭无踪的社会生活的憧憬，自然就难怪有人认为他是在提倡“原始主义”了。但曹禺明确反对这种观点——这很可能是因为这个词和周恩来对这部戏的批评性意见极为相似 。

即便排除曹禺自己的反对声音，将他视为一个原始主义者也未必恰当。“原始”一词在他的剧本中或者他谈论自己的剧作时不时出现，却很难说它们都是在同一意义上被使用。有时它被用来修饰作者创作时的某种情绪，如在曹禺为 《雷雨》写的序言中；有时它被用来描述自然环境的阴森与恐怖，如在《原野》第三幕中。至于在《北京人》中，不过是出现了两次由它和“人”构成的偏正词组而已。

尽管曹禺剧作中的“原始”以及其他与之相似、相关联的词汇（比如“野蛮”）的用法各有不同，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些不同用法，乃至其各义项之间应该存在着某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关联，而不是互相独立、不相干的。对于这种关联的寻绎与辨识，就是发现词汇使用者的心灵线索的过程——某个或某种词汇如果被作者所钟爱并反复使用，它们对于作者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本文以下将首先对“原始”及与其相似或密切相关的词汇在《雷雨》《原野》两剧本以及曹禺对它们的相关陈述中出现时的用法、意义进行分析，界定它们之间的异同，发掘那些可能为人所忽略的意义并借此寻绎相关剧作中可能存在的思想与情感逻辑，然后以其结果作为解读《北京人》的互文性材料，确定《北京人》和原始主义的关系。

在《雷雨》中，“原始”出现了两次，分别被用于第一幕繁漪和周萍出场时的人物说明中：

她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哀静，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但是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在她的心，她的胆量，她的狂热的思想，在她莫名其妙的决断时忽然来的力量。（繁漪）

他有宽而黑的眉毛，……他是经过了雕琢的，虽然性格上那些粗涩的滓渣经过了教育的提炼，成为精细而优美了；但是一种可以炼钢熔铁，火炽的，不成形的原始人生活中所有的那种“蛮”力，也就因为郁闷，长久离开了空气的原因，成为怀疑的，怯弱的，莫名其妙的了。（周萍）

另外在曹禺为《雷雨》所写的序言中，“原始”出现了五次：

1.我对《雷雨》的了解只是有如母亲抚慰自己的婴儿那样单纯的喜悦，感到的是一团原始的生命之感。

2.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像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

3.《雷雨》可以说是我的“蛮性的遗留”，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了惊奇的眼。

4.与这样原始或者野蛮的情绪俱来的还有其他的方面，那便是我性情中郁热的氛围。

5.在夏天，炎热高高升起，天空郁结呈一块烧红了的铁，人们会时常不由己地，更归回原始的野蛮的路，流着血，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一切都走向极端，要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中间不容易有一条折衷的路。

《雷雨》剧本中出现的两个“原始”，表现了繁漪和周萍的对立性质，指向人物个性中那些未经教化的、粗野的、极端的，然而也更有力的成分。这里的原始可以被视为褒义词，因为曹禺明显偏爱繁漪。在《雷雨》的序言中，单独看前两处的“原始”，其意义很难确定，只有联系到后三处才能大致推断它们应该也是“野蛮”“蛮性”的近义词。

但是，在进行了以上分析之后，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彻底解答。《雷雨》中的“原始”真的只是一个带有野蛮、极端、有力意味的形容词吗？难道只是曹禺的一种野蛮、极端、有力的情绪就足以促成 《雷雨》的诞生？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这样的情绪又是从何而来的？

仅仅对剧本及作者自述中的相关句子、段落寻章摘句地作语言学分析，并不能回答上述问题。但只要了解了《雷雨》的主要情节，就不难得出结论：曹禺所说的原始情绪来自人的一种本能——性。由对性的想象（也许还有一些不寻常的亲身经验）、渴望、恐惧产生的复杂情感是这部剧作的真正创作动机。所谓“野蛮”“极端”“有力”，都是来自性本能的，修饰性本能的，同时又是暗示着性本能的。“原始的”就是性本能的。

到了《原野》第三幕中，“原始”的这种性意味明显减弱了。它主要是以“古老的、未开发的”之类的含义被用来描述仇虎逃亡时所处黑森林内的环境：

林内岔路口，——森林黑幽幽，两丈外望见灰蒙蒙的细雾自野地升起，是一层阴暗的面纱，罩住森林里原始的残酷。

森林充蓄原始的生命，……

这里盘踞着生命的恐怖，原始人想象的荒唐；……

从修辞学角度来看，剧作对黑森林原始性的强调，极有利于烘托饱受复仇伦理困扰的仇虎的迷幻、恐惧状态。这种环境也可以说就是人物的一部分。“原始”有时被直接用来修饰逃亡中的仇虎：

时而，恐怖抓牢他的心灵，他忽而也如他的祖先——那原始的猿人，对着夜半的森野震颤着，他的神色显出极端的不安。

仇虎由树丛中走出。惊惧，悔恨，与原始的恐怖交替袭击他的心，……

那么，为什么曹禺要用这个词汇来修饰男主人公以及他所处的特定环境？这应该来自曹禺对仇虎复仇性质的设定（当然，也不能排除这是受到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影响的可能性）。曹禺在1981 年7 月28日田本相采访他时曾经这样说：

仇虎的复仇观念是很强的，原始的，那个时候共产党还没出世，世世代代的农民，想要活，就必须复仇，他要杀焦阎王，但焦阎王却死去了。所谓“父债子还”，仇虎就要杀大星，尽管小时候和大星很要好，他还是把大星杀了；而杀了大星之后，他却变得精神恍惚起来，于是在他眼前出现了阴曹地府，牛头马面，还有焦阎王……最后一幕，是现实的，也是象征的，没有仇虎的出路，金子死得更惨。

曹禺之所以说仇虎的复仇是原始的，应该是因为仇虎秉持的“父债子还”观念以及据此所采取的行动是和现代伦理、法律相悖的。曹禺所描写的仇虎的“原始的恐怖”及黑森林的“原始人想象的荒唐”，都是和仇虎复仇的原始性相一致的，仇虎的死亡又宣告了曹禺对“原始性”无出路的命运的认定。但这并不是说曹禺在 《原野》中摒弃了原始性——对“原始”的人与事在理智上的否定与情感上的认同在他那里是并存的。在《原野》第三幕第一景中，作者就赞美了仇虎的原始性并顺便将花氏的肉体之爱（这当然也是原始的）进行了升华：

在黑的原野里，我们寻不出他一丝的“丑”，反之，逐渐发现他是美的，值得人的高贵的同情的。他代表一种被重重压迫的真人，在林中重演他所遭受的不公。在序幕中那种狡恶、机诈的性质逐渐消失，正如花氏在这半夜的磨折里由对仇虎肉体的爱恋而升华为灵性的。

将曹禺在《雷雨》与 《原野》中的“原始”进行比较，不难觉察两者之间的歧义：一个主要意思是“性本能的”，而另一个则主要是指“现代文明所不允许的”。

在《北京人》中，表面上看用来修饰“人”的“原始”只有“人类发展史上的最早阶段”的意思，实际上这部剧作继承了《雷雨》与《原野》中这个词的几乎所有含义。剧作中的“北京人”、袁任敢及其女儿袁圆一起承担了“原始”的叙事功能。如果说“北京人”是该词的具象化并主要表达了它在以前剧作中被强调的力量感，袁任敢承担着从成人的、理性的（学术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说的功能，那么袁圆则以隐晦的方式图解了它的性意味。

袁圆对曾霆的情感主要是由性本能所决定的。她还不懂得“文明”世界两性关系的规范，不懂得男女之间要专一的原则。她既喜欢曾霆，也喜欢小柱儿；她亲吻小柱儿之后，还不明白为什么曾霆会吃醋。当袁任敢问她究竟是爱“北京人”还是曾霆时，她的回答是不知道。只是当父亲明确地问她长大了愿意嫁给哪一个时，她才本能地选择了前者。因为后者和《雷雨》中的周萍一样，由于在大家庭内所受“教养”的束缚，变得缺乏力量感，变成了一只小“耗子”。然而当曾霆为自己马上要当父亲的消息而震惊、沮丧并失声痛哭时，她又表现出强烈的同情心并声称要嫁给他——她的爱没有方向性。读者当然可以认为她在两性关系方面的言行是因为她天真未凿不通人事，但从她所承担的“原始”叙事功能来说，其所作所为其实是作者所设定的一种开放的两性关系的理想状态。她和《雷雨》中的繁漪是具有一致性的，只不过繁漪那种由性本能带来的可怕意味在她身上已经被洗刷干净，从而使她具有了一种完全正面的、可亲的性质。

但以上判断可能会招致反驳：如果说袁圆代表了剧作中两性关系的典范，为什么现实生活中的曹禺爱的却是和袁圆具有对立意味的愫方背后的原型人物方瑞？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剧作家自相矛盾。读者在提问时不应该忘记的是，对于曹禺来说，袁圆是，而且可能只是一种理念，愫方才因为和方瑞之间的联系而成为具有最直接的现实性的人物。曹禺希望愫方（方瑞）向袁圆所指引的方向前进，但他在现实生活中肯定不会因为袁圆这样一个没有温度的符号而放弃现实可感的人。而且这个符号所昭示的，正是对它的符号性质的否定：听从人类自身本能的召唤。也就是说，曹禺没有表达过对袁圆的爱，正是对她的“旨意”的遵从。

但和《雷雨》相比，袁圆的“旨意”——对于性本能的肯定，显然被伪装过了。在《北京人》中，袁任敢作为袁圆的父亲，既是“听凭自己的本能”理念的给予者，又是这种理念的解释者、掩盖者。在第二幕中袁任敢说过的下面这一段话，正是本文开头引用的曹禺交代的该剧主题的原文：

这是人类的祖先，这也是人类的希望。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们整年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险，没有陷害，没有矛盾，也没有苦恼；吃生肉，喝鲜血，太阳晒着，风吹着，雨淋着，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吃人的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

在这一段话中，性本能是以爱的面目出现的，也是和恨、哭、喊、生、死等一起被呈现的。但《北京人》的主线——曾家几代人之间的情感纠葛说明了，爱才是作者强调的重点，其他内容不过是这个重点的陪衬而已。袁任敢将这种爱和人类最原始的生活状态相连，认为它是破除了礼教、文明的束缚之后完全自由自在的爱。毫无疑问，当两性之间的爱被解除了所有的束缚之后，剩下的只能是性本能而已。最后袁任敢陈述原始生活方式的结果是“非常快活”，作为原始生活内容之一的爱自然也不例外。我们可以由袁任敢的逻辑推论：它带给人的应该是由本能的释放、满足所给予的快感，而不是压抑与痛苦。

袁任敢的叙事功能决定了他对于爱的态度基本等同于作家自己的态度。但这种判断也许会遭到质疑：作家真的是主张在两性关系之中完全听凭本能的支配？当年曹禺给方瑞的信中不是有多处强调了两人灵魂的相通甚至还称道过方瑞的教养吗 ？

我们不能指责曹禺给方瑞的信是在撒谎，但也不能就此推翻《北京人》在两性关系上要求开放性的判断。一方面，在文明社会中，任何被实现的本能都必然会受到各种文化因素的制约而不可能真的是纯粹本能的；另一方面，本能和任何属“灵”的因素或者文明、文化因素之间也不必然是矛盾的，它们只有在方向不一致时才会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曹禺来说，我们不能排除他和方瑞的灵魂相通之处——在他和方瑞交往的初期，也许由于来自其妻郑秀的生活上的限制（譬如强迫他洗澡），使得他获得并强化了和方瑞的灵魂相通之感（当然这只是一种臆测）。但我们同样不能断言他们两人之间纯粹是因为“灵”的因素而结合，并非因为本能的发动。至少在《北京人》所宣示的理想状态中，本能的实现是被视为第一位重要的，阻碍它者都应被冲决、破坏，哪怕阻碍者是一种属“灵”的东西。文清和愫方之间何尝不是灵魂相通？愫方那富有牺牲精神的爱又何尝不是“灵”的表现？它们显然都被曹禺予以坚决否定。

任何人都不应该将“曹禺提倡性本能的自由释放”这个判断视为对当事者的一种侮辱，正如曹禺认为不应该将繁漪、焦花氏仅仅视为有道德缺陷的女性一样。我们甚至可以更大胆地说，繁漪在某种程度上也和袁圆一样，和曹禺的理想女性很相近。她和《北京人》中的愫方并非是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两种人物类型。大多数读者在谈论繁漪时最关注的也许是她最“雷雨的”性格——果敢、阴鸷、乖张、极端，往往忽略了曹禺在剧本中对她“中国旧式女人”“文弱”“哀静”“明慧”、爱好诗文的个性的描述。再看看曹禺在《北京人》中对愫方的描述：

愫方这个名字是不足以表现进来这位苍白女子的性格的。……

见过她的人第一个印象便是她的“哀静”。苍白的脸上恍若一片明净的秋水，里面莹然可见清深藻丽的河床，她的心灵是深深埋着丰富的宝藏的。……她时常忧郁地望着天，诗画驱不走眼底的沉滞。

繁漪和愫方的相通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旧式家庭中的女性、通晓某些传统文化、“哀静”而“明慧”。她们的主要不同之处就在于愫方多了一份为爱而牺牲的情操，而繁漪心底深处则更具本能所赋予的野性。曹禺希望愫方像原始人那样“想爱就爱”，不也可以说是希望她朝着繁漪的方向前进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人》中那个同时作为“新人类”和“原始人”的代表的袁圆其实就是被清洗掉了乱伦罪恶的繁漪而已。

行文至此，再来看曹禺《北京人》乃至《雷雨》《原野》等一系列剧作中的原始主义，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无可无不可的话题。必须承认，在《雷雨》《原野》《北京人》以及曹禺对它们的解说中，“原始”的用法确实具有连续性。在不同的语境中，它都是在和“与现代文明相对立”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并随时透露出使用者的批判意识。如果有研究者就此依据某种原始主义的定义将曹禺划归原始主义者的范畴，当然是应该被允许的。在《不列颠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中，原始主义（primitivism）有如下定义：“一种对于人类事务的看法，认为历史是一个从往昔的美好状态衰落的过程（时序原始主义）或者认为获得拯救的途径在于回归简单生活（文化原始主义）。与此相连的观点是自然的东西应该是人类价值的标准。自然可能是指内在的、客观的、正常的、健康的或者普遍有效的。原始主义的不同含义取决于自然的是否被设定为反对历史发展的，反人工制品及矫揉造作的，反对法律、风俗习惯的或者反对思想的理性活动的。”（an outlook on human affairs that sees history as a decline from an erstwhile condition of excellence(chronological primitivism) or holds that salvation lies in a return to the simple life (cultural primitivism).Linked with this is the notion that what is natural should be a standard of human values.Nature may mean what is intrinsic,objective,normal,healthy,or universally valid.Various senses of primitivism depend on whether the natural is set over against historical development;against artifact and contrivance;against law,custom,and convention;or against rational mental activity.）以此来考量曹禺剧作，不难在其中找到很多可以和这个定义相勾连之处：《雷雨》中强调性本能不是在谈论“自然”吗？《原野》中以原始方式复仇的仇虎不是被作者盛赞其“美”吗？《北京人》中不是明确地提出现代人已经堕落，原始人才是人类的希望所在吗？

但是，给剧作家带上原始主义或者其他任何主义的帽子，除非这位剧作家恰好信奉该主义或对它素有研究，这些大帽子都很难被裁剪得当。研究者们固然能够在曹禺那里找到很多和原始主义相契合的“点”，这些“点”却只能形成一条似连非连的虚线，而不是清晰的实线。如果曹禺对其剧作中的“原始”如本文前面所做的那样进行解说，读者应该不难发现那些“原始”看似相近的用法、意义背后更深层次的断裂性。在《雷雨》中它是性本能，是被憧憬的，但又是含有恐怖意味的——因为它很可能导致悲剧性结果。在《原野》中，它主要不再指向性本能，虽然“美”，却也是恐怖的、没有出路的。到了《北京人》中，它又回到性本能的意义，但以一种经过伪装的崇高的形式出场，变成了一种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力，不再是“残忍”的或“冷酷”的“蛮性的遗留”，完全没有了恐怖意味。就这些“原始”的不同意义来说，对曹禺及其剧作的原始主义的任何指控或赞美，都是站不住脚的。

① 曹 禺：《和剧作家们谈读书和写作——在中青年话剧作者读书会上的讲话》，《剧本》1982年第10期。文中省略号为原文所有。

② 1 983年2月17日张瑞芳在接受采访时说，当年周恩来观看《北京人》演出之后曾对曹禺说：“你还在向往原始共产主义啊，我们已有了延安了。”见田本相、刘一军著：《曹禺访谈录》，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05页。

③ 这 五处文字分别见于田本相、刘一军主编：《曹禺全集》第1 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第7页，第7页，第9页，第9页。

④ 田 本相、刘一军著：《曹禺访谈录》，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65页。文中省略号为原文所有。

⑤ 曹 禺致方瑞信的内容，见田本相、阿鹰编著：《曹禺年谱长编（上下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8—251页。

⑥ T he Editors of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Primitivism(philosophy)[Z/OL].[2019-11-14].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primitivism-philoso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