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军 ［云南民族大学，昆明 650031］

一、国内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在人工智能艺术方面，1952 年，拉珀斯基（B.Laposky）用示波器创作了《电子抽象》（Electronic Abstractions）的作品；而后在德国产生了第一个计算机绘画程序；1965 年，第一幅真正意义的计算机绘画作品完成；美国艺术家科恩（H.Cohen）设计了艺术创作软件“Aaron”，形成了特有的绘画风格。在国内，如天津大学的孙济州用计算机模拟生成了水墨画，而浙江大学的徐颂华用计算机模拟生成了书画图像。20 世纪80 年代美国教授库柏（D.Cope）设计了“音乐智能试验”程序，通过分析和提取音乐家的旋律特征加以重组，创作出可以与大师比美的作品，而索尼公司设计的程序也可以创作类似披头士乐队的作品。2017 年，微软开发的人工智能体“小冰”创作了《阳光失了玻璃窗》，据称是“史上首部100%由人工智能创作的诗集”，是“小冰”师承1920 年以来的519 位中国现代诗人，经过了上万次的迭代学习（反复学习）才完成的。这就像谷歌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AlphaGo Zero先后击败了AlphaGo Lee、AlphaGo Master（后者在早些时候击败了围棋世界冠军柯洁），都是利用了专家系统（Expert Database）和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技术，存储并分析了大量艺术作品或棋谱，找出其中规律性的特征，加以重组，运用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技术，使得计算机程序不断积累和更新，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人工智能艺术取得进步的同时，也伴随着兴奋、支持、质疑与担忧。人工智能逐渐走向前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人工智能的发展分为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两个阶段，前者指的是“机器能够智能地行动”，而后者指的是“机器能真正地思考”。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还处于前一阶段。尽管人工智能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仍面临许多问题。如：还不完全具备模拟人类智能中的常识性推理、感觉、情感、想象力、创造力等能力，而这些要素正是审美所必需的。在人工智能哲学方面，很早就有哲学家塞尔（J.Seale）以及人工智能之父麦卡锡（J.McCarthy）等人的探讨，而这些探讨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转变。但是有关人工智能和美学的关联研究却很少有人问津。人工智能在模拟艺术家创作情感方面取得了初步的进展，正为人文学者研究人工智能美学创造了好的契机。在人工智能和美学两门学科之间存在巨大的学术空间，人文学者需要迈出自己的边界，去理解抽象的逻辑、计算机符号，去了解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艺术需要借鉴美学成果。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和美学的跨界融合，也才能让人工智能技术在人文审美的引导下得以健康发展。

国内研究人工智能美学的论文屈指可数，如陶锋的《人工智能美学如何可能》，他提出人工智能美学的定义，并从情感、感性、艺术应用等方面论述了人工智能美学产生的可能性，他分析了人工智能艺术研究现状，谈及感情计算与情感语法、艺术创作的意向性等问题。马草的《人工智能艺术的美学挑战》指出判定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即主体性，也就是从事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类审美面临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人工智能艺术创作是符号的自我组合与增生，本质是模拟，是一种相似性写作，并且人工智能的出现，将冲击归属权、天才等观念，伦理学将成为维护人类艺术的价值支撑。刘方喜的《“知性的僭妄”与打不败的想象力——人工智能的人文之思》谈及康德的感性力、知性力和想象力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与人的知性相关的人工智能已呈现巨大威力，其最终全面打败人类的设想，似乎是人的不自信，其实是“知性的僭妄”，即技术专家对能为智能机器设计出打败人的程序这种能力的过度自负。

此外，刘方喜在《从“机械复制”到“机械原创”：人工智能引发文化生产革命》一文中，引用了一个新的概念，即“卢德谬论”（Luddite Fallacy）,这一概念本来出自发展经济学。在19 世纪，蓝领工人普遍认为在生产中由于自动化机器的应用使得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减少，从而导致了失业率的居高不下。于是，他们把这一切归罪于自动化机器，进而产生一种抵触情绪。那么，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自己的尊严受到侵犯，自然、本能地也会产生这样一种情绪，对于进入生产的自动化机器来说，蓝领工人的反应是如此；相应的，对于进入艺术创作的人工智能而言，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家的反应，也是如此，会产生一种抵触情绪。即所谓的“卢德谬论”同样适用于AI 与人类艺术家的关系。这可以从某些艺术家的言论中窥见一斑。同时，他还提出了“机械原创”的概念，并且认为“机械原创”引发了主体革命。从较早的本雅明提出的机械复制时代，到后来的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体的出现开启了“电子复制”时代，再到“数字资本”的“数字复制”时代，人类的复制技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然而，即使是“非智能化”计算机、Web 1.0，仍旧没有突破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复制模式，直到AI 的出现，这种局面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它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真正进入智能化时代，现代文化生产进入了全新的“机械原创”时代。AI 的每一次创作都是“原创”而非“复制”，“原创”代替了“复制”，具有了“数字复制”的“数字资本主义”所未曾有过的全新意义。比如人工智能小冰写诗、Amper 作曲、Andy 绘画，每一次都会生成一个不一样的作品来。他还指出，面对AI 作为“智能主体”带来的威胁，许多学者提出了新的方案，如人—机互动、共生、并存等。

王峰在《人工智能的情感计算如何可能》一文中指出，人工智能模仿活动的核心就在于以可计算性取代了人的生物属性，必须是将人的生物属性算法化，而不是相反，即将算法生物化。因此，我们可以明确人工智能模仿的任务，就是要解决情感如何转变为算法的问题。再就是，人类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反应模式移植于人类个体与人工智能体的沟通模式当中，毕竟没有必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对二者进行区分，这样的移植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会产生许多有趣的话题，比如人工智能是否像人一样，也有心灵、内在的情感等。此外，他还在《人工智能模仿：新模仿美学的起点》一文中指出，应该将人工智能模仿排除在传统的模仿论研究范围之外，也应该将其排除在传统的美学研究范围之外。但是，由于它与人类模仿形成对比、观照的关系，我们可以把它统一并入模仿美学这一更大的范围中。他提出，由于人工智能的根本属性是可计算性，所以，人工智能的模仿就是一种可计算的模仿。可计算的模仿，就是一个新的美学概念。在人工智能的可计算性与人类的看似非计算性能力（如创造性、情感性、个性、心灵性等）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匹配可能性，具有了某种转换和替代的功用。此外，在人类意识中，只有外部特性转化为内部特性，即心灵性的活动，才算是实现了智能的活动，而对于图灵来说，智能的根本标志在于外部的效应，这是人工智能根本性的改变。人工智能美学只是通过某些替代性途径实现了某些审美判断的功能，割裂了它与心灵之间的必然关联，而对于人工智能美学，或者称之为可计算性美学，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对美学做出多元化的理解，如此才能不断开启美学研究的新视域。同时，把人工智能的可计算性纳入美学研究当中，将意向性和心灵性因素排除在外，也会带来新的研究方法，带来新的理解和思考。

二、国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国外的文献主要有：Turing,A.“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Mind.1950 ；Boden,M.“Artificial intelligence”,San Diego:Academic Press,1996 ；Hawkins,J.and S.Blakeslee.“On Intelligence”.St.Martin's Grifn,Reprint edition,2005；Russell,S.and P.Norvig.“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Modern Approach”,Second Edition,NewJersey:Pearson Education,Inc.,2003；Goertzel,B.,C.Pennach in.“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Berlin Heidelberg:Springer-Verlag,2007 ；S.Wilson,“Computer Art:Art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Arts”,Leonardo,Vol.16,No.1（Winter,1983）；Fish wick,P.“Aesthetic Computing,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6 ；Silver,D.and etc.,“Mastering the game of Go with deep neural networks and tree search”,Nature,vol.529,2016；Kant,I,“Werkausgabe X:Kritik der Urteils kraft”,Hg.W.Weischedel.Frankfurt am Main:Suhr kamp,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