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鹤

我跟绝大多数人一样，最初知道苏青是因为张爱玲。孤傲清冷的张爱玲说起苏青，难得地有几分热乎劲，颇有相惜相知的敬重。张爱玲不屑于旁人将她与当时有盛名的女作家冰心、白薇作比较，却只甘心情愿和苏青相提并论。她们同行而不太相轻，还一同逛街、做衣服，不是密友，却并不疏远。

1945年2月，《杂志》编辑在张爱玲寓所做她与苏青的访谈，并称她们为“当前上海文坛最负盛誉的女作家”。她们讨论男女平等、婚姻爱情，谈职业妇女的困惑与苦闷，苏青泼辣、直露、世俗的身影在这番对话中惊鸿一瞥。

还有最为张迷熟悉的关节：胡兰成之初识张爱玲，就是在苏青主编的杂志《天地》上读到张的小说《封锁》，继而拜访张爱玲，继而有后来一段欲说还休的姻缘。苏青算得上两人间接的介绍人。

也有文章考证道：苏青跟张爱玲，后期其实是无比淡漠了，原因也在胡兰成——原来，认识张爱玲之前，苏青也是他众多“民国女子”收藏簿里的一位。胡兰成笔下的苏青是这般模样：无可批评的鹅蛋脸，俊眼修眉，有一种男孩子的俊俏……面部的线条虽不硬而有一种硬的感觉。倒是在看书写字的时候，在没有罩子的台灯的生冷的光里，侧面暗着一半，她的美得到一种新的圆熟与完成，是那样的幽沉的热闹，有如守岁烛旁天竹子的红珠。

非得有过近距离的、静态的观察，才能描写得如此细致入微吧。

说来，苏青留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些影影绰绰的侧面，她随着张爱玲的風靡而从尘封烟锁中显影，被人时常提起，但她仿佛张爱玲身后的影子，或者一个配角。后来读到苏青的一些散文，率直、活泼、热辣的文字，有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的自然随意，确实是痛快淋漓的，绝无她瞧不上眼的“新文艺腔”。但平心而论，并没有初识张爱玲的那番惊艳。想来也不奇怪，张爱玲的奇崛、幽微岂是任随哪个都能比拟的？

后来在毛海莹的《寻访苏青》里看到苏青的身世：她早年在苦涩婚姻里挣扎，此后作为单亲母亲与职业女性独立谋生，诸多不易;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写作、出版上颇有成就，五十年代开始任越剧、锡剧编剧;六十八岁在贫病寂寞中逝去。

苏青（1914—1982）是宁波人，1933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外文系，次年二月结婚，丈夫李钦后是她高中同学，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苏青未及毕业就因怀孕而退学，陆续生下四女一子（其中一女夭折）后，婚姻渐渐搁浅，苏青遂以那个时代女人少见的担当选择离婚。张爱玲听苏青讲过她的丈夫：人不坏，但是个不负责的少爷，“他不能养家，他的自尊心又限制了她职业上的发展。而苏青的脾气又是这样，即使委曲求全也弄不好的了。只有分开”。

苏青离婚并非一时冲动，她后来在《再论离婚》里说：“一个女子在必不得已的时候，请求离婚是必须的，不过在请求离婚的时候，先得自己有能力，有勇气。”因为一个有能力、有勇气的女子自能争取其他爱情或事业上的胜利;即使失败了，也能忍受失败后的悲哀与痛苦。假如她因没有能力或决心而不敢想到离婚，或者虽想到而不敢说，或者只说而不敢做，那便只好一世做奴才了。

苏青的确兼具勇气与能力——她离婚后搞出版、卖文字，在物价飞涨的战乱中勉力抚育孩子，尽力照顾母亲、弟妹和伯父;她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的上海文坛风头甚劲，自传体长篇小说《结婚十年》1944年出版单行本，大受欢迎，频繁再版;她以当时女作家少见的犀利、袒露方式为文，谈饮食男女、家长里短，口无遮拦，被今天的评论者称为“私人化写作”的祖母级人物。苏青行文的明快、放任之风，在《论离婚》里尤其明显：性的诱惑力也要遮遮掩掩才得浓厚。美人睡在红绡帐里，只露玉臂半条、青丝一绺是动人的，若叫太太裸体站在五百支光的电灯下看半个钟头，一夜春梦便做不成了。总之夫妇相知愈深，爱情愈淡，这是千古不易之理。

还有个最知名的例子便是，苏青轻轻动一个标点，就将先贤语录“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改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在那个绝大多数女人还讲求含蓄、内敛的时代，敢把话说得这么放肆、野蛮，俏皮之间，个性立现。为文与说话都信马由缰，确实是苏青的一大特色。当时上海有位女作家叫潘柳黛，身材模样都寻常，苏青就跟人家开玩笑：你眉既不黛，腰又不柳，为何要叫“柳黛”呢？如果遭遇攻击文字，她也会撰文对骂过去，绝不温柔敦厚。

在苏青无遮无掩说男女关系、说性的四十年代，作家们谈“食”很稳妥、安全，谈“色”则不免回避，即便男作家落笔都深有禁忌呢，所以她也知道自己犯讳，有时候不免要事先心虚地嘀咕一句“说出来恐怕要挨骂”——然而还是要说：知识女性要求高，找丈夫是宁缺毋滥，若一时找不到理想的正式配偶，“无可奈何的补救办法……我以为还是找个把情人来补救吧”。她认为，“女人与男人同处，除性的关系外，别的往往是难以融洽的”。当记者问她：女人常说，男人都不可靠，所以养孩子是女人比较好的投资了？苏青脱口而出：“我并不存什么偏见，只不过在一切都不可靠的现代社会里，还是金钱和孩子着实一些。”“我们宁愿让感情给孩子骗去，而不愿受别的不相干的人的骗。”她就这么率气而任性地说与写，这么不掩饰自己的片面、偏激甚至粗俗，然而实在有直抵核心的犀利，有新鲜动人的机趣，当然也常有懵懵懂懂的浅白。总之，话说得很陡很露，一点都不故作深刻，不刻意隐瞒、回旋，更不扭扭捏捏装淑女。喜欢她的人都拍案叫绝，大呼过瘾。不少人则为她的惊世骇俗目瞪口呆，消受不了，甚至还有人气呼呼骂她为“文妓”。

1945年，危月燕、周楞伽等撰文批评苏青做出版生意急功近利，贪小失大，只知拜金，不知信用，说发行人想赚百分之三十五的折扣都不容易，她竟然自己掮着《结婚十年》等书去马路上贩卖，甚至不惜与书报小贩在马路上谈批发价，“比男人还厉害”。

同样一件事，张爱玲则是用欣赏的眼光看过去的。她认为自己与苏青的相似之处，是都明显有世俗的进取心，“对于钱，比一般文人要爽直得多”。她记得苏青那次上街贩书是在过年之前，一时钱不凑手，于是“性急慌忙在大雪中坐了辆黄包车，载了一车的书，各处兜售。书又掉下来了，《结婚十年》龙凤帖式的封面纷纷滚在雪地里，真是一幅上品的图画”。这幅“上品”图画里有一个女人的干脆利落、精明强干。

假如苏青多愁善感，会因此而生出一丝沮丧、自怜吗？

然而苏青不会那么纤柔，张爱玲认为她有天生的豪爽。炎樱这么评点苏青：“我想她最大的吸引力是：男人总觉得他们不欠她什么，同她在一起很开心。”但苏青也认为自己“就吃亏在这里”：男人把她当男人看待，凡事由她自己负责。她不愿意了，他们就说她自相矛盾，新式女人的自由、旧式女人的权利她都要。张爱玲感慨：“这原是一般新女性的悲剧……她不过是一个直截的女人，谋生之外也谋爱。”

看民国人物在二十世纪中后期的沉浮，总是感触良多。人的遭际，既受大时代制约，也与个人性格、机遇攸关。苏青短暂地在汪伪政府任职的经历，虽与时势艰险、谋生不易相关，仍属大节有亏;作为越剧编剧，她曾经写信向复旦教授贾植芳请教，以致她1955年受“胡风事件”牵连，入提篮桥监狱一年半，则属飞来横祸。苏青出狱后辗转到红旗锡剧团担任编剧，“文革”时又被辞退，贫病交加，凄凉度日。幸而从1975年开始从黄浦区文化馆领到退休工资。

王一心著《他们仨：张爱玲、苏青、胡兰成》记述，苏青出狱后曾在给朋友的信里说起当时的清冷：“‘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一门关煞，与人不搭界……”她晚年的萧索枯涩与曾经的热闹风光恰成鲜明对比。

写作是苏青离婚后“愁居无聊”、聊以自遣的途径，更是养家糊口的方式。她用文字安顿残破的内心，支撑分崩离析之家，也成就一段四十年代的海上绮丽。这个倔强好胜的女人，不掩饰她泼辣中的隐忍，坚韧后的无助，也匆忙到来不及孤芳自赏、雕章琢句，她也真的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再从这惨淡中看出趣味和温暖。

看苏青跌宕起伏、不甘沉寂却最终寒冷的人生，突然觉得，她写得是否精妙绝伦，是否雅致婉转，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文字有时候坚硬到能够拯救一个女人，这也是文字独特的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