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青

（英国杜伦大学 现代语言文化学院，英国 杜伦 TS176BH）

一、引言

从1911辛亥革命到十年“文革”，中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近数十年来，学术界越来越关注革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重新评估革命的特殊历史意义。然而多数学者仍以现代化的范式研究革命的历史作用，关注革命对中国变革的影响。例如，汪晖（2015）将革命看作是现代化与民主之间的张力；萧功秦（2011）将革命视为满清朝廷拖延变革所激发的巨变。费正清（Fairbank，1986）与扎罗（Zarrow，2005）则认为革命不过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动荡史。尽管这些研究有其自身的学术价值，现代化范式并未能充分解释革命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所表现出来特有的力度、持久性及吸引力。现代化范式亦可落入“规范谬误”之窠臼，即以西方现代性标准审视中国近代史，使研究者的注意力局限于分析所谓偏离现代化的因素，以西方之尺度中国之身。本文避开现代化范式的束缚，以“有机社会”的视角剖析晚清社会如何应对外部的殖民冲击，及革命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的作用。本文关注的焦点是社会与历史的联系，而非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关注的是习俗与制度的历史沿革，而非变革本身的价值判断。有些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诸多有益的尝试，如金观涛与刘青峰（2009）以价值整合的视角研究中国的激进主义，认为这是中国对西方冲击晚清“超稳定社会”的自然反应。

本文探讨晚清报界“革命与改良”大辩论的话语结构，梳理晚清精英对现代性的理解与表征。通过考察报界对社会问题的讨论，剖析价值体系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及晚清知识分子在重要历史关头对待社会变革的态度与立场。1905年至1907年不到两年间，《新民丛报》（第73期至第92期）与《民报》（第1期至第21期）就现代化路向问题进行了激烈的大论战。《新民丛报》主张以“开明专制”的方式过渡到民主宪政，而《民报》则力主通过迅速革命的方式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新的共和国。随着现代媒体的崛起，这场由政治文化精英引领的大论战受到青年学子的热烈追捧。在那个动荡不安、充满未知、国家危难当头的时代，这场论战在国内及海外华人社区引起巨大反响，论战波及到位于新加坡、旧金山和洛杉矶的20多个新闻杂志。长久以来，这场论战被视为保守倒退势力对不可避免的大革命的最后抵抗，革命终将广泛传播进步的“启蒙价值”并将中国推向现代化。然而，这并非论战的全部意义所在，其历史作用及影响仍有待深入挖掘。20世纪广泛流行的诸多概念、价值观及术语在此次大论战中初见端倪。此外，这场大论战促发了中国激进变革的兴起。一般认为中国的激进主义发端于1895戊戌变法与1911辛亥革命年间，作为剧烈社会变革的话语原型，这场大论战拉开了20世纪中国“长期革命”的序幕。

晚清大论战堪比英美两国对法国大革命的那场著名大辩论。在17世纪90年代早期，英国埃德蒙·伯克与美国托马斯·潘恩就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意义进行了激烈的争辩，这场论战的结果之一便是现代政治的所谓“左”“右”两派的分野。晚清与英美大论战都是讨论以暴力推翻“旧制度”的合理性问题，并深刻影响了后世民众对社会变革的态度。两场大论战并非仅仅是儒雅的思想对话，而是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政治行为。晚清大论战最终引导了社会舆论的走向，促成了瓦解中国社会千年传统的辛亥革命。中国帝制的崩溃不仅是一场重要的政治事件，更有深远的文化历史意义。与伯克潘恩论战不同的是，晚清大论战虽然重要但并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关注。这场论战令我们能够窥见晚清精英的思想渊源、思维特征、思辨方式及话语特征。时代的大潮造就这些意见领袖，在皇权日衰的动荡历史背景下，这些时代精英掌控了巨大舆论资源，其行为与言辞不仅引发了激烈的改朝换代的政治行为，更奠定了社会变革的新型思考模式。在考察大辩论之前，我们首先简要讨论斯宾塞（Spencer，2012）关于社会有机论的理论及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观念。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以社会有机体三级循环的视角分析大论战的语料库。最后本文对大论战的历史意义做简要评论。

二、有机社会与社会变革

（一）社会有机体三级循环

社会有机论的观念早在柏拉图时代便初见倪端。19世纪英国生物学家斯宾塞（Spencer，2008：14）是近代这种观点的重要代表人物，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是在自然界中“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而非人为打造出来的”，任何社会现状都是历史长河连续不断，循序渐进沿革的结果。一个充分发育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保守的社会，尽管任何社会都会求变以适应外部的竞争，但其仍然会极力维持现状。斯宾塞社会有机论的核心观点是，人类社会是一个自足的体系，体系由各类组成部分相互关联相互依存而成，社会肌体通过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以保持一种平衡状态。根据斯宾塞（Spencer，2008，2012）及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1935，1940）的社会有机论理论，本文提出了“社会有机体三级循环”的模式分析这场报界大论战。基于进化论的原理，斯宾塞（Spencer，2008：14）认为人类社会与生物在三个层面上有重要的相似性：（1）从小群体扩展到大群体；（2）从简单结构发展到复杂结构；（3）由独立单元发展到相互依存的单元组合体。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社会有机体”最重要的功能是通过相互依存的组成部分，在有机体内部实现与外部的“适应”或“共适应”。通过改变功能与结构以适应新的环境，从而获得社会有机体的平衡，这种机制便是所谓的“调试”机制。社会有机体不断进行着自我调试以掌控机体的平衡。科瑟尔（Coser，1977：307）强调社会变革中各组成部分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所有的机体活动都互相牵制，彼此制约，通过互动而生存、发展。肌体整体运行过程十分统一，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机体便是一个巨型的互惠组织。”

社会有机体在三个层面运行：社会实践、社会制度与社会价值。三者密切相连，形成一个相互衔接的内循环，循环由社会实践开始，通过重复不断的固定有序的行为社会实践演进成社会制度，社会制度的长期运行最终升华为全社会所认可的社会价值。社会实践是社会习俗约束下为生存而发生的人类日常活动，这些活动通过习俗与传统的长期浸润与影响形成模式化的行为方式（Van Leeuwen，2008：6）。社会制度是正式的组织化安排，如婚姻、家庭和政府，它们是在社会实践中自然而然发展生发出来的，其效用与合法性被社会成员广泛认可与接受。因而社会制度是集体认可，约定俗成的社会实践的固化、仪式化的集体行为。拉德克里夫·布朗（Radcliffe－Brown，1940：9）将社会制度定义为“社会结构及其社会关系网为维系其存在的标准化的运行模式”。社会价值只存在于思维领域之中，是作为制度化的社会实践的思想意识之认同，社会价值赋予社会实践以“意义”，并以“真理”的形式赋予其神圣性。抽象的价值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和美学诸领域中的核心理念，其功能是肯定、促进、巩固及复制制度化的社会实践。社会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爱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称之为社会“集体意识”的共识价值。马林诺夫斯基特别强调将人类社会实践，人类语言与抽象思维紧密联系起来，并声称“对词语的真正理解源于对社会生活的体验”（Malinowski，1935：35）。图1表示社会实践、社会制度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循环互动关系。

图1 社会变革的结构

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社会有机体三级循环的实践、制度与价值间协调互动。日常活动的习惯性实践演进成社会制度；固化的社会制度演进成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内化为一整套信念，以抽象的符号方式规范社会实践与社会制度。社会各组成部分都履行着特定的功能以满足日常生存的需要；社会制度为社会实践提供了稳定的环境；社会价值保障社会运行的有效性及效率，并复制制度化的社会实践。以有机社会的观点看，社会功能可理解为“局部对整体的贡献”（Radcliffe－Brown，1935：397）。社会有机体三级之间的互动，实现了拉德克利夫·布朗所谓的“功能统一体”，即通过减少肌体内部的摩擦冲突以实现社会和谐。“功能统一体”与斯宾塞的“平衡机制”（equilibration）原理相通，均强调减少社会动荡及偏离社会均值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宾塞将社会系统定义为“由复杂机制将每一部件集结而成的整体系统，这一机制永远处于自我平衡的调整之中”（Carneiro，1973：84）。斯宾塞认为，任何有机体的发展都遵循由简到繁的线性变化规律，及由独立到依存的关系性变化。第一种变化是量的扩张，第二种变化是质的提高。周期性的循环使社会系统能在内外部发生变化时有效地自我保护。作为有机统一体，社会的形成是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通过不断自我调整及由实践而制度，由制度而价值周而复始的循环，日臻完善，达到自我生存的目的。

（二）有机社会：保守与激进之间的平衡

与自然有机体一样，社会有机体易受内外部骤变的影响。对骤变处理得当，社会的平衡稳定便可得到维系。任何变化都会对社会系统带来干扰，而干扰将破坏社会平衡，同时启动社会再平衡的调节机制，即调整肌体与新能量间的失衡关系，使社会系统达到新的平衡状态。动态的平衡需要社会不断调节自身系统，以获得最佳生存状态。对社会变革的基本态度可分为崇尚传统的保守主义与崇尚破旧立新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是相对于激进主义而言的。所谓激进主义，即所倡导的变革往往超出社会的承受力。而所谓保守主义，即在适应新环境方面步履迟缓。保守主义是一种维护传统社会实践及制度的政治哲学，主张维持现状或循序渐进。激进主义则提倡迅速而根本性的变革。“保守主义”理念源于英国政治家伯克于1790年出版的《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一书。从那时起，保守主义便成为反对社会变革的代名词。作为保守政治家，伯克（Burke，2004：23）对未经时间检验的抽象理念持怀疑态度。他说“我对那种貌似高尚、极为抽象、形而上、对错未知的思想实在无话可说，因为它们会让现有的一切面临灾难，而这只不过为了只存在于人脑中的那些幻想”。伯克不赞成法国大革命，他并不害怕法国，而是害怕那些引发法国诸多事件的思想，及企图将这些思想引入英国的那帮人。伯克保守主义的核心理念是“生者之间，生者与逝者之间、生者与未降临于世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伙伴关系”（2004：194－5）。显然，伯克的保守主义重视维系社会成员间相互依存的社会实践与社会制度，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埃德加与斯德维克（Edgar and Sedgwick，1999：79）将保守主义特征归纳为如下四点：（1）对社会变革持消极态度；（2）坚信传统道德及政治价值观；（3）对人性持悲观态度；（4）将社会视为筋骨相连的有机整体。激进主义倡导在最短时间内改变社会的根本结构，并以革命手段实现其目标。“激进”的英文词radical意味着从根源着手。激进主义意味着对社会实践、社会制度和社会价值进行全方位的彻底的改变。然而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处于最佳状态的方式便是看社会实践、社会制度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一致。毋庸置疑，激进变革对社会肌体会造成巨大冲击。

三、报界大论战

（一）大论战背景

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逃往日本，1902年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通过《新民丛报》继续宣传维新思想。《新民丛报》为半月刊，后来不定期出刊，在出版96期后于1907年停刊。《民报》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创办，是国民党前身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初为月刊，后不定期出版，共出24期，于1908年10月停刊。《民报》重要编辑成员有胡汉民，章炳麟，陶成章，汪精卫。1906年4月8日，两报论战正式开始，《民报》发布了对《新民丛报》的论战声明，指责《新民丛报》倡导开明专制，将会导致中国“速亡”。《民报》向《新民丛报》提出了12点论纲，誓言揭露其愚枉之举。论战持续到1907年初《新民丛报》提出“停火”为止。为做详尽分析，本文建了两个语料库，每个语库取双方论战的关键文章，9篇取自《新民丛报》，16篇取自《民报》。两个语料库的总字数为231781个汉字。通过WordSmith Tools软件的两个功能“词频（Wordlist）”及“关键词（KeyWord）”对两报文本进行定量分析。词频（Wordlist）用于分析双方观点的宏观结构，关键词分析论战双方观点的根本分歧。

（二）词频分析：社会价值

论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辩论双方价值体系非常接近。如表1所示，词频最高的20个概念词多为政治词汇，表达的是启蒙主义的自由政治理念。两报前20个高频名词中有16个完全相同。这些高频词是论战中的热点词汇，构成两个宏观主题，即民族国家与现代政治制度。在民族国家主题中，“国家”（出现1145次）概念含盖了“国民”（979），“社会”（391），“人民”（388）和“种族”（308）。第二个现代政治的主题涵盖“政府”（733），“专制”（636），“共和主义”（457）和“国家机关”（450）。由于双方在自由政治理念上存在广泛共识，分歧仅限于两个方面，即是建立开明专制政体还是现代共和国的政体，以及是否需要革命。《新民丛报》反对革命，主张通过“开明专制”向宪政过渡，《民报》希望发动革命以建立共和政体。

区分什么是社会现实与什么是社会表征非常重要。社会实践与社会制度属于物质世界，而社会价值则属于表征世界。社会实践与社会制度由社会价值所调节。前三个高频名词“国家”、“国民”和“革命”在现代化的语境中语义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传统词义完全不同。晚清时期欧陆启蒙主义价值观的概念图谱传入中国后，晚清精英开始以全新的世界观看世界。传统的“天下”观由西方“民族国家”观所代替，传统的臣民观也向新兴的国民观演进，被视作改朝换代的“造反”亦变成铲除旧制度的“革命”。这些代表新概念的名词在论战中以高频词高调出现，构成了国家结构、国民身份及社会变革的新话语模式。

表1 出现频率最高的前20个名词

然而，如表2所示，两报对中国文化传统很少提及。《新民丛报》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方式将中西文化传统连接起来，就是将欧美的一些现代观念说成是中国古已有之，只不过是中国古典的思想萌芽在现代西方开花结果了。《新民丛报》列举法家、儒家、墨家这些古典学派，将其视作19世纪欧洲盛行的“开明专制”的思想渊源，将孔子与荀子看成是类似于现代西方的“开明专制者”。法家被认为有着开明专制的智慧，而时下正需要恢复这种古典的施政形态。《民报》只引用过7次中国古典文献，孟子的道德论观被用来褒扬现代革命及其革命家的胆识。政治家管子（公元前725年－公元前645年）及商鞅（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被认作可与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和卡米洛·奔索（Camillo Benso）相媲美的政治豪杰。尽管中国典籍及历史人物在论战中出现，但其话语逻辑使中国文化传统失去了认知的主体性，而沦为启蒙主义的附庸。这种“古已有之”式的引经据典被历史学家余英时（1993：126）称为晚清知识分子的“发现式解读”，即在中国典籍中找到西方现代实践的例子，然后声称其源于中国。余英时认为，从严复到康有为的晚清知识分子在西方发现了优于国学的理念与制度，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并没将之视为新发现，而是通过重新诠释中国典籍来消解西方的现代理念与制度。这与中国的传统的学术批判模式有关，中国的传统学术一般仅限于对“道”的阐释，而非对“道”的创新。新的“西方之道”必须披上中式的外衣才能登上大雅之堂。作为《新民丛报》的主要撰稿人，梁启超也并非仅做“重新阐释”，他很少提及国学经典，表明他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对传统的信心。另一方面，《民报》不再以重新阐释中国典籍为其话语手段，他们不再需要通过传统学术的认可获得话语权。双方都不再将传统国学视为知识、权威及合法性的来源。

表2 论战中中国典籍及人物词频

（三）关键词分析：自由主义政治与民生主义经济

为了揭示论战双方话语的核心差异，本文对两报文本“关键词”进行分析。利用WordSmith Tool的“关键词”功能将两报语库进行对比测算，生成两个关键词列表（见表3）。所谓“关键词”就是某语料库同另一语料库对比后呈现的高频词（Baker，2006：125），关键词亦可称为特色词，因为这些词之所以“高频”，正是因为在对比库中它们是低频。通过WordSmith Tool关键词功能将《新民丛报》语库中每个词的词频与《民报》语库中相同词的词频进行测算后便得到两报关键词表。从表3可看到，有些词语在论战一方出现频率远高于另一方。其差异度可由WordSmith计算出的“关键度”指数进行衡量。例如，“专制”一词的关键度是120.51，这表明相较于《民报》它是《新民丛报》中最重要的“关键词”。关键度数值越高，该词的关键度就越高。关键度精确显示了论战中关键词的重要性。表3中所列关键词是按“关键度”排列的，由关键度最高的词语开始并递降，直至关键度降到所能统计出来的最低值。关键度为零表明两个语料库中的某个词不具统计学上的差异。

在以词频显示的宏观认知结构中，启蒙主义概念框架使晚清现代话语实现了整合意义上的逻辑自洽。关于开明专制与共和体制的讨论在启蒙进步概念中获得意义。然而，双方的具体论战是通过局部微观话语结构取得其道义说服力的。也就是说，通过控制双方辩论所提及的历史事实与主观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来论证其道义合理性。需要指出的是，叙事的意义源于事件的时间顺序及因果关系。例如《民报》认为“满清”是酿成中国落后的总根源，因此必须通过种族革命将其推翻。而《新民丛报》将“满清”视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认为改造清廷应是建设新型民族国家的第一步。因此，论战双方都将各自的观点纳入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图谱中加以论证，从而得出其具体的救亡图存方案，其差异仅仅局限于解决方案的技术性、可行性及时间跨度。

表3 论战关键词列表

虽然双方在价值观层面重合度甚广，但各自关注的重点则截然不同。《新民丛报》强调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而《民报》则聚焦于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民生经济。《新民丛报》关键词有半数与其前20个高频名词重合，但《民报》的关键词与其高频词重叠率只占13%。这表明《新民丛报》以同一概念框架作为其宏观及微观话语的认知结构。而《民报》在宏观与微观的概念框架上出现了分野，宏观层面仍以民族国家作为认知结构，而微观方面则强调了民生经济制度，而民生经济制度远远超出了西方现存的制度安排。这种差异表明，尽管《新民丛报》表面上保守，主张“开明专制”，其关注点却落在西方主流自由主义政治制度层面。而《民报》不仅仅满足于政治平等，而极力促进经济平等。两报另一个重大区别是《新民丛报》预见到在中国实现自由主义政治将遭遇极大的阻力；而《民报》则认为这些阻力会在追求社会正义的路上被清除。然而《新民丛报》在推销自己政治理念方面节节败退，因为“开明专制”中的“专制”是一个及其不合时宜的负面词，令人联想到慈禧太后及其统治的腐败与独裁。《民报》倡导的民生主义在情感与道义方面更得人心，它对不平等的晚清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双重批判使其更具号召力。《民报》中的高频关键词“资本”批评少数精英通过控制资本剥削社会大众。“资本”一词高居《民报》关键词榜单，成为微观话语叙事的最重要概念。

《新民丛报》以波伦哈克（Bornhak）及伯伦知理（Bluntschli）的国家理论，以“议会”、“宪法”、“政府”、“立法”、“监督”和“政党”为语义群，力主开明专制，因而开明专制的话语是在渐进式制度主义的概念图谱中展开的。《新民丛报》援引“开明的”普鲁士菲特烈大帝和俄罗斯女皇凯瑟琳大帝，认为他们是“满清”皇室可以效仿的榜样。梁启超坚信具有现代观念、才能全面而强有力的君主才能理性地以渐进方式推动中国的现代改革。《新民丛报》的矛盾在于其即宣扬绝对君主制又倡导自由主义政体，两者看似水火不相容，但在梁启超眼中却是统一的，因为所谓开明专制重在开明，重在制度，而制度主义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灵魂所在。《新民丛报》的开明专制是表，制度主义是本。梁启超希望中国能踏入现代的宪政政治，但他并不看好中国的芸芸大众，认为他们并不具备民主的素质与能力，过早实行民主政治将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于是他将目光投向手掌权柄的皇族，寄希望于开明君主的出现，以欧陆“开明”而奋发有为的君主为蓝本，复制出中国版励志图强的“满清大帝”。值得注意的是，《新民丛报》所倡导的“开明专制”之路径与其启蒙主义的概念图谱严重脱节，以至其被普遍认定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守旧派。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新民丛报》关键词所显示的自由主义政治与“开明专制”体制格格不入，或者说“开明专制”的药方并无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支撑其观点。《民报》聚焦民生经济理论，其三分之二的关键词突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原则。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关键词包括“资本”、“生产”、“地主”、“资本家”、“土地”、“租金”和“价格”。语义群在“民生”、“国有制”、“民主”和“民族”的亚议题中得到充分的说明，对孙中山提倡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做了全面的阐释。这种语义焦点凸显了“民生”的重要性。然而最重要的是，在对待社会改革的态度上，《民报》与《新民丛报》形成了根本性的对峙。《民报》致力于平等主义的改革，将社会变革所需的时间框架压缩为一场革命式的巨变，向社会展示其革命后的社会理想蓝图，《民报》对《新民丛报》所担心的剧烈变革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着墨甚微。《新民丛报》强调当前的社会条件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不可忽视的基础，而《民报》则着眼于未来要实现的目标，但双方对中国的历史传统都未给予认真详尽的讨论，对传统与现实的衔接及与未来的关系也未给予充分的关注。

（四）审视社会现实：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

晚清大论战与伯克潘恩之间的论战有着极其不同的性质。伯克潘恩的论战有着明确的需要保护或脱离的传统。对于伯克来说，当下的社会实践与制度沉淀了以往人类社会的宝贵经验教训，因此其必然有其珍贵的价值。对潘恩而言，社会进步的原则应该是引导人类走向进步的政治行为，改造不合时宜与不合理的社会实践与制度，创造并实现理想的社会制度。他们在截然不同的概念框架里论证各自的论点。然而，他们争议所涉及的议题极广，包括自然、历史、社会、理性、自由及和平等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在晚清论战中，双方都极力摆脱传统，除了《新民丛报》主张保留君主制以过渡到现代宪政政治，双方几乎没有想保留什么传统。双方都以启蒙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支撑其论点。《新民丛报》以自由主义政治为圭臬，《民报》以民生平等主义为理想。然而，尽管他们都信奉启蒙进步的理念，双方的真正区别在于力图实现的政治目标及对社会现实之评判。如表4所示，在12个争议点中，有9个即75%是关于如何实现社会进步的具体方式问题。其余三个争议点涉及社会制度（第1及第12争议点）与社会实践（第3争议点）。共和与专制的制度之争之实质是实现自由主义政治的不同时间表的问题。在论战发生之际，社会主义还只是一个人们向往的社会制度，它还未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实践过，而只有欧美一些小型社区的社会主义实验。

表4 12个争议点

两报论战中对中国社会实践、社会制度与社会价值的评估与判断是最为重要的核心环节，因为这种评判是其论战的基础。《民报》认为“满清”政府是中国问题的总根源；而《新民丛报》认为中国所有问题皆源于民众的无知与落后，因此民众要对中国的衰落负责。对《民报》而言，顽劣的政府导致民众愚昧，而《新民丛报》则认为中国民众本身愚昧，没有资格创建现代的共和体制，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何谓“民族”何谓“国家”，甚至不知道其他国家的存在。更严重的是，他们是顺从的臣民，而非独立的公民。在1902年至1906年年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以“新民”的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详细阐述了中国之“民”必须要进步要更新，这些文章后来以书的形式出版，取名《新民说》。梁启超在书中叹道，中国注定要灭亡，不是亡于外国侵略或邪恶的“满清”政府，而是亡于四万万愚民的胆怯与无知。梁启超希望不要立即施行激进的制度改革，要给民众时间成长为“新民”，否则中国将会在政权真空中陷入混乱的内斗，从而引发境外干涉及殖民占领。这些结论的得出并非来自事实的考证，而是源于将中国的社会实践与启蒙以来欧美价值观的对比。这种绝对化、非理性分析的表述，成为排斥否定中国传统与现状的重要话语。这种饱含情绪的写作风格虽然后来有所淡化，它反映出论战的实质是一场政策之争，而非纯粹的理性分析。它促发了社会的政治行为，而非鼓励实证调查以洞察社会。质言之，晚清报界大论战是一场政治动员，是现代化的路径之争，双方剑拔弩张，都在对方身上看到对现代化之破坏，急于向公众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

四、现代性的裂痕

（一）反向社会变迁与传统的割裂

在外来概念图谱新思维模式中，《新民丛报》与《民报》论战的是现代化实现的模式问题。论战双方都因数十年来中国未能有效抵制外部殖民侵蚀而倍感焦虑，急切地以启蒙主义价值观反观中国的社会实践。这种反观导致了社会的逆向变革，即社会变革不是以斯宾塞式的“自发进化”形式发生的，不是从社会实践层面开始变革，而是套用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制度，虽然这些制度在中国并没有经验的基础。因而这些制度要么是通过革命而强加的，要么是通过新政体建立得以实现，如开明专制。因此一个逆向的社会变革的过程出现了，即变革从抽象的价值观开始，经由价值观的制度化阶段，最终过渡到强制实行新的社会实践。这种逆向型变革一般出现在外部诱发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因为它不是调整失衡的社会实践，而是为保护社会有机体免遭过渡的外部冲击的一种应急性措施。在稳定平衡的社会体系中，社会实践与社会制度均会强化该社会体系，而不是去破坏它，因此任何一种社会体系都自然地规避不必要的变化。因此，逆向型社会变革的第一个牺牲品便往往是文化传统。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注定要发生的，因为文化传统最容易被视作累赘而被抛弃。在外部压力下，生存本能会促使人们采取激烈的行为进行自我调节，以取得新的平衡。但重要的问题是，社会形态是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是由实践、制度与价值观不断自我加强和周期运动形成的。

逆向社会变革会造成外来价值与本土实践的割裂。价值体系的剧变会给社会制度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及社会价值与实践的关系带来巨大的张力。随着新制度与新价值的全盘输入，社会将被强制接受这一切。这种强制性剧变将激活斯宾塞式的“适应性变形”（Simon，1960：295），即以剧烈方式重建社会与其新环境之间的平衡（Carneiro，1973：89）。论战双方都充分意识到中国需要新制度建设，因此都力图实行强制的制度改革。对《民报》而言，强行进行制度改革不仅是以革命方式废除旧制度，也包括实现“军政”“训政”及“宪政”的民主化方案。对于《新民丛报》来说，需要实行“政治革命”以实现“开明专制”，其手段包括暗杀及抗税等。“开明”是君王必须遵守的条件，只有如此新型现代君主才能为国家利益服务，而非为朝代利益服务。而在民主不发达的社会必须实行“专制”，方能以国家之力实现现代化。制度的变更亦需实行自上而下的强制方式才能实现现代化。然而迫使人们接受与其生活无关的价值是很难的。社会实践若要得以延续，需要建立连接社会实践与社会价值之间的有机联系。强制社会成员改变其行为的局限性在于，人们可以被迫接受外在行为的变化，但很难改变他们的思维模式。逆行社会变革可导致社会价值与社会实践间关系的脱节。

（二）否定传统与激进革命

通过推广“新民”改造国民性，《新民丛报》与寻求建立新制度的《民报》一样急于改变中国社会。然而，由于双方都否定了本土实践，都失去了与现实社会的关联。双方均未充分说明传统文化中什么值得保留，因此未能明确自己对待传统的态度。双方对传统的否定都很隐晦，虽然没有公开鞭笞传统，在话语上避开或不认可中国的传统。但对中国的社会实践则大肆批评。由于双方都没有对传统文化表明立场与态度，对传统中国的评判就失去了参照与依据。论战的核心不是对应该保留何种传统的不同观点，而是建构了消极的当下与美好的未来之间的二元对立。最重要的社会现实因而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由于双方对中国传统文化态度的缺失，人们无法断定那些是不可变更的传统，于是所有的传统均被置于可变、可批、可抛弃之列。正如余英时（1993：141）所言，20世纪初中国人喜欢层出不穷的意识形态与新的思维模式，以新为好，以新为贵。

表5 论战小结

斯宾塞认为，剧烈变革会影响社会系统不同组成部分间的自然协调。发展过快，变革将干扰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变革过速将导致部分社会肌体的萎缩，破坏肌体的修复。晚清社会肌体遭受最大的萎缩是传统价值的丧失。以毫不妥协的立场破旧立新，使变革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强大的变革话语与变革实践互动形成了社会变革大潮。随着20世纪初年各类社会运动对传统否定的强化，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思想的全面否定便不可避免了。晚清知识界的激进改革话语促成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并间接带来整个20世纪的“长期革命”。晚清报界大论战开启了社会变革的新型话语模式。首先，社会变革的话语中缺少一种基准定位，即确立什么可改什么不可改的明确立场。由于这种基准的缺失，社会便不存在变革的共识与底线，因而社会也不存在什么是必须保护的传统，其结果是没有任何一项东西能逃过被彻底变革。其次，对传统和现代的审视是通过对抗性而非调适性的视角进行的。机械的推陈出新替代论是以否定性的话语为前提的，被否定的不仅仅是过去的传统，而且也包括了当下，因为所谓的当下是历史的积累，一旦历史被蒙上了否定性的阴影，当下也就被否定性的话语所笼罩了。这种“新”即“进步”的话语将平等、自由等价值观俗称为仪式化、机械化的替代性行为。第三，强制性的话语是以精英主义的说教方式进行的，就像帝王对臣民的仁爱说教一样。第四，强制变革的话语中隐含着对未来乌托邦式的愿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价值与实践的断裂反而增强了对未来的乌托邦式的想象，因为乌托邦式的话语没有实践的负担，而过去与当下都被扫入“恶托邦”的角落。

这些话语特征促发了社会变革的激进倾向。然而，激进主义可视为社会体系对危及其生存的外部冲击所采用的应急性手段。这是对知识资源匮乏的过度性补偿，或是为获得社会快速平衡的强力调节，或对社会惰性发出的严厉警告。在自上而下、机械、权威型的的运行模式中，激进改革首先是通过社会价值观形式在意义世界运作。其特点是社会批评的抽象化，因为无形的社会价值对社会实践的影响方式是思维模型的确立。激进改革充满了道义的说教，因为社会动员既取决于物质利益的权衡亦出于对高尚理想的追求。就革命者而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道义高地不能确保成功，但是必要的条件。情感对激进改革至关重要，因为人类对事物的情感反应不亚于理性思维。激进改革亦需修辞的力量，话语的威力源于逻辑的缜密及语言动人心魄的魅力。然而，激进改革恰恰表明晚清社会分裂之巨。源源不断的革命动力来源诸多，但对历史及当下的否定及对未来憧憬的魅力是革命最大的动力之一。中国社会体系的平衡钟摆是否会摆离过度补偿的大幅摇动还未可知，但中国若要平稳地走向现代，还需学会接受传统，更好地连接历史、现在及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