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二十世纪，国家主义传入到了中国，不断得到壮大，在五四运动之后形成了中国的国家主义派即醒狮派。醒狮派的国家观体现了他们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思考和追求。在与共产党人的论战中，醒狮派阐释了自身的国家观，系统解答了国家的内涵，起源等问题。在与中共的论战中，批判了中共的“阶级斗争”思想，代之以“全民革命”“全民政治”的理念。醒狮派最后在论战中落败，逐渐瓦解。

关键词：醒狮派；国家主义；共产党；国家观

国家主义产生于18世纪的欧洲，并在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五四运动时期，国家主义得到了大力的宣扬。国家主义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点燃了部分青年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试图改变当时落后中国的现状，救治腐朽无能的政府。但是，国家主义反对通过阶级斗争武装革命的方式，故而必然与中共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矛盾。

1923年.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成立于法国巴黎，后改称中国青年党。其党魁曾琦，李璜在归国后与左舜生等创办了《醒狮》杂志，并将以此杂志为舆论阵地，宣传国家主义，发表其政治观点，醒狮派由此诞生。其代表人物还包括代表人物还有陈启天、余家菊等人。

在国民革命期间，醒狮派的影响力的一度与国共两党不分上下，甚至呈现出三足鼎立之势醒狮派的分支机构也在一年多时间里达到了三十多家。故而醒狮派是20世纪早期思想论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参与者。

国家主义派倡导“内求统一、外求独立”，主张通过运用“全民革命”、“全民政治”的手段，实现救亡图存，将中国建设成为为一个独立，统一、开放的国家。但是这一政治思潮存在诸多矛盾与漏洞，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恽代英、郭沫若、张闻天、萧楚女等以《中国青年》等杂志为舆论阵地，向国家主义派发起批判的同时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一、醒狮派的国家观

在封建社会，“天下观”就是传统中国人的国家观。古人相信“天圆地方”的概念，他们依据自身所观察到的情况并加以想象，总结出这种观点。在这套观点中，人们所生存的世界是谓“天下”，“天下”的中心就是“中国”，“中国”之外则是“四夷”。“天下观”不仅仅是古代中国人探索世界所形成的宇宙观，更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政治文化观念，在这套观念的影响下，古代中国逐渐形成了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如众星捧月的差序格局的政治秩序。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资本主义不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其思想文化更是冲击了以传统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体系。随着旧式的“天下观”逐渐瓦解，人们开始发出了自己的疑问，何为“国家”？国家的起源是什么？国家的目的和作用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有困扰了当时的中国人。而以李璜为代表的醒狮派在通过借鉴学习西方国家观念，结合本土的话语体系，做出了自己的阐释。

（一）国家的内涵

1923年，醒狮派的代表人物李璜在《国民教育与国民道德》一文中表述了了他所认为的中国人的国家观。他认为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国家的主权一直被帝王所掌握，而中国人对于“国家”与“朝代”的难以区分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中国的历朝历代是“以国土为一姓的私物，以朝代為一国的代表，当然不是近代所谓国（Nation）的意义。或者我们可以说，照近代国的意义看来，中国在未革命以前，虽有二三千年的立国的历史，然而还不能算是一个国”。虽至辛亥革命，种族的观念开始在国人之中盛行，但是这种专以种族来分别国家的“一民族一国家的主义”也不是近代意义的国家。

在指出了中国传统国家观的种种错误与弊端之后，李璜又表达了自己所认为的国家观。他认为，在一方土地上共同生活的人们所形成的“共同的利害和信仰”是一个国家能否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缺失了这种“共同的利害和信仰”，是中国人国家观念淡薄的主要原因。现如今国家即将灭亡，唤醒中国人的这种意识正是当务之急。所以，李璜一直十分强调这种“国家精神”。醒狮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余家菊将国家定义为“国民之共同心灵”。国家的根本和核心不是所谓的国家三要素，而是这种“共同心灵”。一旦失去“共同心灵”，“则土地将为灰尘，人民将为散沙，主权纵能行使，亦必为盲目而柔弱的。如是之国家必不足以久存”

“精神”、“心灵”的强调是李璜等人关于国家的定义震荡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但是并没有忽视其他物质的部分。在《释国家主义》中，李璜认为，国家不仅包括人口、土地、主权这样的基本要素，国家在缔造的过程中，则会生出一种“精神”，是“一种特殊文化的贻留，即有一种相当感情的回顾，因而国家不独有其实质，又复有其灵魂。”

（二）国家的起源、目的与职责

醒狮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曾琦在比较了西方诸多国家起源说后认为，学者休谟与边沁的“实利说”最符合他的观点，他认为，国家起源于人类实际利益的需要。国家的出现，使得人们生活得到了政府和法律的保护，终止了国家出现之前无序的状态。所以，曾琦认为，国家演进的过程应当是：从无序混乱的状态到逐渐结成为部落，在部落酋长的领导之下，不断扩张部落的范围，进化为市府，最终形成国家。造成这种进化的原因是因为人类的生活要“受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天演公例所支配”，人类为了“生存的欲求，谋生活的便利”，“不能不有严密的组织”。同时，“因市府亦易于败亡，不得不更进一步而有所谓国家”。

醒狮派的理论家认为，国家源自于“人性的要求”，这种要求包含两种，一种是物质，单独个体的人类在自然界中难以生存，故而要结成组织，采集渔猎，放工协作：另一种是精神，人类害怕孤寂，而群居“便发生快乐，所以自然驱使他们向组织方面去发展”。人类这两种要求的驱使下逐渐结成各种集体，并用“一种包举一切的大组织调和融洽、统摄起来，这便是国家的起源”。

总结国家主义派的国家起源说，可以概括为两个部分：一是“国家是长期进化的结果”，人类为了生存而结成各类组织，而这些组织通过不断地“进化”，最终形成了国家；二是“国家因人性的需求而产生”，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聚集而居是人类的天性，人与人之间彼此依靠，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国家。所以在醒狮派的学者认为，国家是为了满足人性的需要，逐渐进化得到的产物。

由此可就可以得出国家的目的与职责，曾琦认为国家的目的与职责应是一致的，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谋求个人的身心发展，二是追求社会文化的进步。而余家菊则表达出了大致相同的看法“国家之职责在维护人生权利以使善良的生活有实现之可能。……国家观念中必寓有一种人生观大纲，而国家则为实现此人生观的工具。”醒狮派的学者皆认为，维护人民的权利，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促进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是国家的职责和目的。

（三）国家、社会与人的关系

在探讨国家、社会以及人的关系方面，醒狮派强调国家对于社会的统合作用，其论述的重点往往落在了个体或者社会对于国家的服从之上。曾琦认为国家是广义的社会，但国家与社会又有不同之处，主要在于社会没有强制力，而国家拥有强制力。当社会处于病态发生混乱之时，需要国家进行调节与制裁。而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亦是如此，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保障个人的生存权利和条件，同时给予每个人公平机会以发挥个人的才能。国家对于社会与个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陈天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他认为国家包含一切社会组织，任何社会组织围绕着国家这一中心组织运作，在地位上，国家高于一切社会组织。

（四）国家主义与全民政治、全民革命

在谈及何为“国家主义”时，余家菊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对内保持国家统一，国家主义反对任何割据分裂国家的阶级或是组织；第二，对外保证独立自主，国家主义反对依赖其他国家；第三力求开放，国家主义反对闭关锁国。统一、独立、开放是国家主义的重要内容。国家主义“是对于其所属国家特有的一定的志愿”，是“反呼国际主义”的。醒狮派肯定国家的价值，反对阶级性，强调国家的全民性。

基于这种观点，醒狮派主张进行全民政治和全民革命。全民政治是将国家视作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统一体，对社会和个人进行统合，通过全民革命，“合四万万人之力。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所以醒狮派将其任务看作是以全民政治为手段为人民谋福利，以全民革命为手段外除国贼，内抗强权。

实际上，醒狮派所提出的全民政治全民革命，矛头均指向中共所提出的“阶级斗争”学说，在他们看来：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旧式的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早已因政治平民化而消失。醒狮派认为，现今的中国国民大多已经转化为小资产阶级，农民大多拥有了土地，而工人不能算是无产阶级。因此，他们认为中国不存在阶级对立。并且醒狮派还认为中共的“阶级斗争”还会造成中华民族的分裂。同时醒狮派通过列举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没有的东西”以及“如果没有抑压阶级之必要的时候……国家权利渐次归于无用而终于死灭”等言论阐释共产党是国家的反对者。

二、大革命时期中共对于醒狮派的批判

醒狮派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存在较大的差异，醒狮派为了宣扬国家主义思想，经对中共的思想进行攻击。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中国青年》、《向导》为舆论阵地，开展了对醒狮派的批判。

萧楚女在《讨论“国家主义教育”的一封信》中认为，“中国已亡国多年”，中国人现如今的任务应当是救亡图存，将中国从军阀与帝国主义的手中拯救出来，而不是爱一个亡国的多年的国家。

醒狮派利用《共产党宣言》中“工人没有祖国”的论断指责共产党人反对国家，对此郭沫若撰文进行了批判。他认为醒狮派并没有好好研读《共产党宣言》，仅凭一句“工人没有祖国”就得出共产主义者是反国家的也有失偏颇的。郭沫若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并不是反对国家，相反他们是认可国家的，他们仅仅反对的是无产阶级处在被压迫地位的国家。

刘仁静在《告国家主义的青年》中指出：国共两党是扶助工农，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的主力军，而国家主义派仇视工农队伍的阶级斗争，仇视苏俄，主张的全民革命即上层社会所领导的革命，这样的革命难以拯救当下的中国。刘任静分析了各阶级的革命性，总结出应当拥护国共两党所领导的革命，因为它代表了历史的趋势。

随着论战的不对推进，醒狮派也在逐渐被瓦解。1926年中国少年自强会在《上海商报》宣布放弃国家主义，随后该组织也随之解体。而自强会和起舞社发起人彭十严和宋继武先后表示“从国家主义中觉醒起来”。

三、结语

中国的国家主义诞生于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人们因西方列强的入侵民族即将灭亡而产生了普遍的危机意识。一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所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这股思潮也波及到了中国，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众多民族国家出现的刺激下纷纷寻找救国的出路，国家主义就属于他们所寻找的一个答案。

醒狮派通过历史案例等多方面宣传国家主义对于当时中国可行性，希望国家主义能够成为中国国民的共同信仰，醒狮派希望通过全民革命，达到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目的，最终建立统一、独立、开放的国家。在19世纪20年代，醒狮派的政治主张曾经风靡一时，在广大知识青年中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其在思想界的势力一度与国共两党不相上下但是醒狮派的观点也不无缺陷，其主张的“全民政治”、“全民革命”等观点，与共产党人所提出的“阶级斗争”针锋相对，醒狮派在与共产党人的论战中败下阵来，在时代的潮流中渐渐褪去华丽的身影。

国家主义其实质依然是民族主义，其自身也包含了民族主义的一些缺陷。国家主义中有其可取得部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确实激励了不少中国人，但是国家主义又拥有极端的性质，它往往与法西斯主义眉来眼去。而在“威权时代”下的中国，不少政策法令也体现了“国家主义”的色彩。如何把握爱国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尺度依然是当今社会的一道待解之题。

參考文献：

[1]李璜.国民教育与国民道德[A].国家主义的教育[C].北京：中华书局，1923.45-47.

[2]余家菊.国家主义教育学[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26.2-3.

[3]李璜.释国家主义[N].醒狮周报，1924-10-10.

[4]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总部.国家主义浅说，1929.7.

[5]曾琦.国家主义之学理的根据[A].曾慕韩（琦）先生遗著[C].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141-142.

[6]陈启天.新社会哲学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11-15.

作者简介：袁天晓（1993-），安徽合肥人，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