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芬

（天水师范学院 高加索地区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0）

高加索地区位于黑海、亚速海和里海之间，总面积达44万平方公里。这里曾先后被金麦里人、西徐亚人、萨尔玛特人、哥特人、可萨人、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统治过。17世纪末，俄国自彼得大帝确立对外扩张的道路以来就不断蚕食高加索地区，直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最终吞并这一地区。然而18世纪以前，俄国在文化或者共同体记忆里是没有帝国意识的，[1]所以俄国侵略扩张的辉煌需要借助各种类型的文本塑造帝国意识，又因为俄国文化相对落后，关于分析帝国征服合理性的著作比较少，所以这一思想主题在文学里得到了大量书写。[2]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俄国军队对高加索的征服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坚强以及所遇到的危险和冒险在一系列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大量的描写，[3]这些描写一定程度上不仅塑造了高加索的自然形象、被征服的高加索各民族的定型形象以及社会组织形象，而且传达了俄国征服合理性的帝国意识，也奠定了后人对高加索整体认知与想象的基础。时至今日，由于复杂的历史演变，高加索地区依然是世界上矛盾冲突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因此对19世纪俄国作家围绕高加索战争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进行学术考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纵观中外学术界对高加索战争文学作品的研究，不难发现，在俄国，对19世纪高加索战争文学作品的研究不管是在文学研究中还是在历史文化研究中都没有得到重视。在西方，由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起，英语世界对俄国19世纪高加索战争文学作品的解读有了不同的观点，这集中体现在埃娃·汤普逊的《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与苏珊·莱顿的《俄罗斯文学与帝国：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笔下的征服高加索》中，这两本著作从不同的侧面论证了俄国文学在俄国扩张征服过程中所起的作用。[1，4]就我国来说，此项研究有待展开，有鉴于此，本文尝试用阐释学和现象学的相关理论从微观的角度出发，分析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里描述的高加索形象，并在此基础上阐述隐藏在其中的帝国意识。

一、《当代英雄》及其高加索背景

《当代英雄》是莱蒙托夫以高加索为背景写成的一部小说，也是莱蒙托夫唯一的一部小说，发表于1840年。该小说是莱蒙托夫多次造访高加索的产物，[5]小说讲的是俄国青年军官毕巧林在高加索地区和驻扎在此地的俄国军人、上流社会的夫人小姐之间的情感纠结以及在高加索的各种经历。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故事是毕巧林喜欢上当地的一个名叫贝拉的切尔克斯姑娘，然后通过各种手段哄骗并抢到贝拉，最终导致贝拉的死亡以及这个切尔克斯家庭的解体。用莱蒙托夫的话说，他是想“描述一个人的心灵史”。根据现象学的观点，任何文艺作品都是作者面对某个特殊环境后主体意识的体现，也就是说，毕巧林是作者有意识塑造的一个角色。同时，根据阐释学的观点，任何一个人当他有意识地在阐述一个现象、一个理论或塑造一个角色时，都是带着他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背景的，也就是萨义德所说的“再富天才和灵思的大脑在特定的文化中也不可能不受到一些限制。”[6]258因为《当代英雄》的故事发生在高加索地区，所以当作者有意识地塑造毕巧林这个角色时，他带着那个时代俄国对征服高加索合理性的帝国意识建构了高加索。

1.莱蒙托夫与高加索战争

莱蒙托夫（1814～1841年），出身于贵族家庭，接受了西方的理性教育。幼年时期的莱蒙托夫分别于1818年、1820年、1825年先后跟随外祖母去高加索疗养。1837年，莱蒙托夫被流放到高加索从军，这一年，他以军人的身份经历了不同寻常的高加索之旅。莱蒙托夫行迹的研究者勾勒了他1837年的高加索之行：“就这样莱蒙托夫第一次走上了格鲁吉亚战道。当时高加索是俄罗斯帝国的偏远边疆区，不间断的战争在进行着……到了第比利斯后，莱蒙托夫得知，在阿塞拜疆和库班省爆发了起义，为了平息暴动，调去了莱蒙托夫服役下的诺夫戈罗德龙骑兵团的若干骑兵连。”[7]35同年，莱蒙托夫又接到了改流放到驻扎在诺夫戈罗德的骠骑兵团服役的命令，于是他踏上了返回俄国的道路。

1840年7月，莱蒙托夫所在的部队在加拉耶夫中将的率领下，在捷列克河的支流瓦列里克河岸对反叛的车臣人发起进攻，莱蒙托夫本人则充当了观察员和传令员。瓦列里克河一战，莱蒙托夫获得了一枚勋章。同年，莱蒙托夫第二次被短暂流放到高加索，整个秋季，莱蒙托夫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不久，小说《当代英雄》出版。在《当代英雄》中，莱蒙托夫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了1837年他在高加索的旅行，并从自己多次造访高加索的经历出发，展现了他对那个时代的思考，这一思考集中体现在他对俄国征服高加索的肯定上。

2.《当代英雄》中的高加索背景

作为背景的高加索在《当代英雄》中是沉默的被建构的对象，作者笔下的高加索人几乎没有发声，即便发声也是别人（主要是代表俄国普通大众认知水平的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替他们发声。《当代英雄》中的俄国人几乎没有和当地人有过任何交集，除了毕巧林抢了贝拉，而贝拉也几乎是无声沉默的；俄国人与高加索各民族产生了一些矛盾冲突，甚至小规模的战斗，都是因为这些高加索人残暴野蛮。

这就是说，这个故事若放在另一个背景下也并不影响对主要人物“心灵史”的塑造。那为什么作者还是选择以高加索为背景呢？主要是因为经历了拿破仑战争的俄国，民族意识空前加强，这种自我身份的认同急需表达。1840年前后是俄国征服高加索的关键时期，俄国需要一种征服合理性的声音，这个声音从普希金（1799～1837年）的诗里就已经产生了。莱蒙托夫不仅多次造访高加索并且以军人的身份参与了俄国对高加索原住民的征服战争，所以，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对高加索的建构一方面是政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他自己生命体验的结果。通过把高加索建构成沉默的他者，莱蒙托夫让他笔下代表俄国不同阶级身份与认知水平的人充分宣扬了俄国对高加索征服合理性的帝国意识。

二、《当代英雄》中的高加索形象

虽然莱蒙托夫主要想通过《当代英雄》描述俄国青年军官毕巧林的心灵史，但由于这个故事的背景是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格鲁吉亚和北高加索地区，所以在描写毕巧林心灵史的同时，他带着他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背景建构了高加索的形象。在对这一地区自然景观形象、社会组织形象以及各个民族形象建构的过程中，通过俄国不同阶级的人的视角传达了俄国对高加索征服合理性的帝国意识。

1.自然景观形象

在《当代英雄》中，不同的人看到的高加索的自然景观是不同的。小说的开头，作者以叙述者的口吻对高加索的自然景观进行了赞美：“这山谷真是一个好地方！……”[8]3作者对在古德山上所看到的自然景观进行大段描述的同时发出了赞叹之声：“真的，这样的景观恐怕到哪儿也看不到。”[8]24与此同时，高加索壮美的自然景观让作者体会到了精神与心灵的自由：“当我们远离尘世而接近大自然时，就不由得变成了孩子。名利从心灵中消失，心灵恢复本来的状态和有朝一日准会重新出现的那种状态。”[8]23

在毕巧林的眼中，壮美的高加索也是心灵自由的象征。毕巧林住在玛舒克山脚下时，在五月十一日的日记里，他写了早晨五点钟打开窗户看到的美丽无比的自然景观，最后写到“住在这样的地方是惬意的！我全身的血管里都充溢着一种快感。空气又纯净又清新，像婴儿的吻；太阳明亮，天空湛蓝——还要怎样呢？还需要什么情欲、追求和悔恨呢？……”[8]65所以，在叙述者与毕巧林的眼中，高加索的辽阔壮美让他们的心灵从世俗的名利、情欲以及各种追求中解脱了出来，它是心灵自由的象征。这或许可以解释为像作者以及毕巧林这样出生于19世纪早期俄国上流社会且从小受到欧式教育的人在精神上的束缚，用毕巧林的话说就是“我的心灵被上流社会败坏”。而高加索纯净壮美的自然景观让他们的心灵从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了短暂的自由。但是，在“老实人”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的眼中，高加索绝不是自由的象征，相反，它处处是限制。“亚细亚就是够人受的！人也罢，河也罢，什么也靠不住！”[8]26至于高加索原住民怎么认知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环境，读者不得而知，因为他们在作品中是沉默的。

值得注意的是，莱蒙托夫对高加索辽阔壮美的自然景观带来的心灵自由的描述为外部世界所认知并不断被想象，这种想象同时也影响着高加索居民的自我认知。这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为什么高加索地区自始至终“不屈服”，直到今天仍然是世界上冲突与矛盾比较多的地区之一，因为高加索是“自由”的。

作者对帝国意识的强调穿插在他对高加索自然景观描述与赞美的过程中。十字架山是俄国征服高加索的主要象征。关于十字架山，根据作者的记述，“有一个奇怪而十分流行的传说，说是彼得大帝路过高加索时竖立的。可是，第一，彼得大帝只到过达吉斯坦；第二，十字架上明明用大字写着，这是奉叶儿莫洛夫将军之命建立的，是在1824年。尽管有文字为证，传说却根深蒂固，真不知应该相信什么才好。”[8]26这一方面将叶儿莫洛夫的拓疆之功凸显了出来，以战争的手段将那些不服从俄国统治的高加索原住民消灭或驱逐，然后立上十字架，表明这是信奉东正教的俄国征服了穆斯林原住民，此地已属俄国所有。另一方面说明俄国灌输帝国意识的成功，即根深蒂固的传说让一般民众相信这一地区自彼得大帝时代起就是俄国的领土，甚至连受了良好教育的作者在理性分析后得出了“真不知应该相信什么才好”的结论。

2.社会组织形象

《当代英雄》第一部《贝拉》一章完整再现了达吉斯坦一个切尔克斯上层家庭分崩离析的故事，而俄国青年军官毕巧林是导致这个悲剧发生的直接原因。但是作为背景的这个故事却告诉读者当地人野蛮、残暴、混乱、无序、无情，根本不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只有俄国人的统治才会给当地带来文明与秩序。

在《当代英雄》中，根据“老实人”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的叙述，达吉斯坦捷列克河对面一个切尔克斯王爷有个美丽动人的女儿贝拉，毕巧林使用阴谋手段抢到贝拉，最后又对她失去了兴趣，导致贝拉死于当地青年之手，该王爷在贝拉被抢后也死于非命，原本一个幸福圆满的当地切尔克斯上层社会的家庭就这样在俄国青年军官毕巧林的阴谋下分崩离析。但是这个悲剧在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的叙述中就是因为这些切尔克斯人智力低下、野蛮、没有理性、以及相互报仇残杀且根本治理不好自己而造成的。因为在这个故事中，这些切尔克斯人几乎都是沉默的，他们都是“老实人”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叙述的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故事中，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认为切尔克斯人为了报仇相互残杀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在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看来，切尔克斯人本质上就是野蛮、残暴、混乱的，只能被严厉地对待，而作者从这一点出发赞美了俄国人的明智与理性：“这足以证明俄罗斯人具有难以置信的灵活性和清醒明智的理性。”[8]22这就使得俄国人的明智、理性与灵活和当地切尔克斯人的智力低下、野蛮、混乱、没有理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这个对比，作者意在强调只有俄国人的统治才会给当地带来文明与秩序。

3.高加索原住民形象

《当代英雄》中作为背景的当地民族主要有格鲁吉亚人、奥塞梯人、车臣人、切尔克斯人、亚美尼亚人等，在提到这些人时，他们无不是贫穷、野蛮、混乱、狡猾、好斗、暴力、贪婪、肮脏的。

小说一开始作者就写到了给他拉马车的奥塞梯人偷懒。“老实人”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以特别了解高加索各个民族的口吻对叙述者说这些奥塞梯人不仅是酒鬼而且“全是狡猾透顶的骗子手……他们就喜欢敲诈过路人的钱……。”[8]4休息间隙，当这些奥塞梯人围着叙述者要酒钱时，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声色俱厉地对他们大喊一声，他们一下子就跑开了”。[8]5言外之意就是这些奥塞梯人需要被严厉对待。他们在旅途中遇到的格鲁吉亚人和山民，在作者看来都是“闹哄哄的”。他们翻越十字架山后由于天黑又有风雪不能赶路，于是就在附近找了一家人家投宿。在叙述者看来，那家人特别穷，只因俄国政府的支持与供养，他们才得以勉强度日：“屋子是用石板和圆石砌成的，围着同样的石墙。衣衫褴褛的主人一家亲热地接待了我们。后来我们才知道，是政府供养他们，讲定由他们接待遭遇暴风雪的旅人的。”[8]27贫穷、狡猾、贪婪，他们需要俄国的供养与治理，这是《当代英雄》一开始就流露出的帝国意识。

在提到车臣人时，“老实人”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重点强调了车臣人的好斗与抗争。他说他带着一连人驻扎在车臣十来年：“那些不要命的家伙叫我们伤透了脑筋。谢天谢地，如今太平了；原来可不是这样，只要你离开寨墙一百步，就会有披头散发的魔鬼蹲在那守候着你。一不留神，就会遭殃：不是被套索套住脖子，就是一颗子弹打进后脑勺。可厉害了……”[8]7毕巧林的日记里记述了一场战争，这也是《当代英雄》里唯一一场正面描述的战争，而战争的另一方是车臣人，毕巧林强调了战争的激烈与车臣人的“马刀”，但最后车臣人战败了。

在《当代英雄》中，作为被建构的对象，高加索的壮美与“处处是限制”的自然景观形象，混乱、缺乏理性与自我治理能力的社会组织形象以及贫穷、野蛮、狡猾、好斗、暴力、贪婪、肮脏的原住民形象，都是作者从俄国人的视角出发建构的形象，这种单线叙述在单方面建构高加索形象的同时传达了俄帝国征服合理性的帝国意识，也奠定了后人对高加索认知与想象的基础。

三、结 论

19世纪，随着俄国对高加索战争的胜利与征服，高加索在俄国文学中得到了大量的描写，这是把俄国人定义为成功的帝国主义者的文化描写的首批“档案”，这些作品所包含的对高加索本地居民的文学表述促成了俄国人的自我感知，影响了对高加索原住民的态度。《当代英雄》就是典型的案例。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把高加索设置成沉默的背景，莱蒙托夫顺应时代与政治的需求从俄国欧化知识分子的视角和俄国普通大众的视角出发，建构了高加索的辽阔壮美与“处处是限制”的自然景观形象；当地人智力低下、野蛮、混乱、没有理性不具备自我管理能力的社会组织形象；以及原住民贫穷、狡猾、好斗、暴力、贪婪、肮脏的民族形象。这些形象又成了同时代及其后人（尤其是俄国人）认知和想象高加索的基础，这些认知和想象同时也影响着原住民的自我认知。在建构这些形象的同时莱蒙托夫宣扬了俄国征服高加索合理性的帝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