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受宽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730030）

3050 年前的商朝末年，中国北方有个孤竹国（都今河北卢龙），国君去世，其子伯夷、叔齐，都不愿继位，遂让国而逃，听说西伯昌（周文王）善待老人，就前往投靠。到那儿才发现，西伯昌已去世，其子武王发车载西伯木主向东去讨伐殷纣王，伯夷、叔齐扣马劝谏道：“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杀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武王灭殷，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俩人饿得快死的时候，作诗道：“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1]卷6 1《伯夷列传》，2 1 2 3伯夷、叔齐弟兄就这样饿死在首阳山上。

以上就是《庄子》《韩诗外传》《吕氏春秋》和《史记》相继构建的夷齐故事。

孔子最早赞扬伯夷、叔齐“古之贤人也”“求仁而得仁”“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2]卷7《述而》，5 3 9 3.卷1 6《季氏》，5 4 8 0以后，孟子进一步称伯夷为圣人，言：“伯夷……古圣人也。”“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3]《公孙丑章句》，5 8 4 2,5 9 6 2司马迁《史记》，将伯夷、叔齐事迹写成《伯夷列传》作为《列传》的首篇，并发表大段评论，言：“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1]卷6 1《伯夷列传》，2 1 2 4-2 1 2 5从伯夷、叔齐仁善却饿死，怀疑天道之是非。唐人韩愈写《伯夷颂》，赞扬伯夷坚持主见，特立独行，是千百年中唯一的圣人，言：“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是。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4]卷1 2《杂著一》，1 9 7孔孟韩都是站在士人的角度，赞扬伯夷、叔齐谦让仁爱和独立人格。夺取政权前夕，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批评道：“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5]卷4,1 4 9 5-1 4 9 6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伯夷、叔齐的事迹之所以引起这么多的议论，最根本的在于他们的处世原则很特别，蕴藏有一种精神，就是坚持主见，特立独行，不为世俗所左右，这一点对士人来说是有意义的。

由于伯夷、叔齐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与二人事迹相关的问题引起了古人的纷纷讨论，其中分歧最多的是其隐居饿死之首阳山的地望。《史记·伯夷列传》三家注①《史记》三家注，指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中，罗列了至唐以前对夷齐首阳山地望的五种说法，言：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列出“首阳山”的五个义项。（1）又名阳山，即今河北省卢龙县东南二十五里阳山。（2）在今山西和顺县东南四十里。《清一统志·辽州》称，“本阳区山，俗号首阳山。（3）又名首山、雷首山，在今山西永济市西南蒲州镇南。（4）在今甘肃渭源县东南莲峰镇享堂沟村。（5）在今河南省偃师市西北，北接孟津县界。[6]1965却未载“正义”所云之清源县，即今山西清徐县。后来的学者，围绕首阳山地望，写了许多文字，且又衍生出一些新的地望，一直争论不休。

夷齐首阳山在陇西的说法始于东汉女史家班昭（曹大家），在为其兄班固《幽通赋》所作的注释中。但今本《文选·幽通赋》注中并无此言，其文字除上引《史记正义》云：“夷齐饿于首阳山，在陇西首”外，还有《通志·隐逸传》云“曹大家注《幽通赋》云，陇西首阳县是也。”[7]卷1 7 7《隐逸传第一·殷伯夷叔齐》按语,志2 8 3 3《汉书》唐颜师古注中言：“马融云首阳山在河东蒲坂华山之北，河曲之中。高诱则云在洛阳东北。阮籍《咏怀诗》亦以为然。今此二山并有夷齐祠耳。而曹大家注《幽通赋》云陇西首阳县是也。今陇西亦有首阳山。许慎又云首阳山在辽西。诸说不同，致有疑惑，而《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则当陇西者近为是也。”[8]卷7 2《王吉传》，3 0 5 5则不仅班昭，而且颜师古都肯定夷齐饿死之首阳山在汉陇西郡之首阳县。但，古代是非的判断，常以朝廷的意旨为准。而《山西通志·祠庙》蒲州府永济县有“二贤祠，在南五十里首阳山，祀伯夷、叔齐。……明成化初，佥事胡谧请于朝，命有司岁祀。二十三年（1465）御史张泰、佥事王存礼修葺，树坊门二，扁（匾）曰：‘清风高节’。”[9]卷1 6 6《祠庙·蒲州府永济县》山西永济县的夷齐庙自汉、唐、宋、元代为朝廷祭祀之所，明代自成化初，也以朝廷名义，每年祭祀。而渭源夷齐冢早已荒废，残破不堪，很久无人祭祀了。有鉴于此，曾任户部主事的陇西县进士杨恩（1546～1623）遂撰《首阳山辨》①文名《首阳山辨》，或书为《首阳山辩》，后者“辩”字误，似为作者生前所改定。一文，由汤懿书丹，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刻成碑，立于今渭源县莲峰镇享堂沟村首阳山上，又收入杨氏天启辛酉（1621）所撰《巩昌府志·艺文》。《首阳山辨》全文1200 余字，以丰富的资料和严密的推理，论证了天下多处首阳山，唯陇西首阳山为真，因此希望“当道贤人君子，诚念此而兴复遗迹，表章崇祀，比于河东，世世勿绝”。由于文章先后载于《巩昌府志》《首阳山志稿》和新编《渭源县志》中，碑文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及崇祯二年（1629）重刻，诸载体之文字颇有差异。我们谨以杨恩原撰、清纪元续修《巩昌府志·艺文》[1 0]卷2 6《巩昌府志·艺文》，6 4 1-6 4 3所载，参考其他文献，对该文的论证予以疏理。

其文首云：

首阳山其名最古，中古以前，一首阳山耳。自孔子称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其名遂与五岳争高，然《语》不著所在。后世好奇之士，争欲私之，寻声傍影，指点纷然。《说文》以为在辽西，刘延之以为在偃师，马融以为在蒲坂，《方舆胜览》以为在陇西，曹大家注《幽通赋》亦云在陇西。《庄子》云，北至岐山，西至首阳。故《索隐》以为在岐山之西，寰中遂有五首阳。后来不知何时崇祀，失于考据，断以河东蒲坂者为是，即其地祠而祀之，至今相因勿绝。观场者翕然信耳，以为此即夷、齐饿处，他首阳皆废矣。

野史杨子曰：河东之首阳，非夷、齐饿处也。然则何者为是？曰：陇西者为是。何以明其然？是有五可证焉。

杨氏不泛泛讨论其他的首阳山，只抓住河东即今山西永济的首阳山，说那并非真正的首阳山，是因为其他诸首阳山皆废，只有永济县的首阳山当时香火正浓，众人皆信以为是，他要树立渭源首阳山，就必须推倒永济首阳山这座牌坊。

其第一证言：

夫考古者准《经》，河东首阳不《经》见。史称，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②此字不清晣，有释为“阌”者，有舍去者。按，“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大意见《史记·封禅书》，该书此条历来无人注释，故难以猜测。原注：“山在蒲坂”，止名首山，不名首阳。《禹贡》曰“壶口雷首，至于太岳。”注者曰“雷首在蒲坂南”，止名雷首，不名首阳。《春秋传》曰：“赵宣子田于首山”，止名首山，不名首阳。使蒲坂者果为首阳，何为经史具不著以“阳”字也？唯《唐风》有云“首阳之颠”。而（毛）〔马〕氏《通考》则曰：“《采苓》乃《秦风》之首，误收《唐风》之末，篇次相连而错简耳。”亦以首阳在秦，不在唐为断，此可据明甚。乃安成刘氏注《唐风》，求首阳不得，以意度之，曰：“即古之雷首。”夫雷首可以为首阳耶？不核实以证误，而反曲解以就舛，此宋儒之陋，何可据也！《书》曰：“导渭自鸟鼠。”《传》曰：“渭水出陇西首阳县”。县以山得名。今鸟鼠与首阳并峙，昭昭若此。《书经》孔子手删，计必不诬。《传》为汉儒所作，去古未远，今舍经、传明书首阳不信，而猥以首山、雷首当之，奈何不信孔子而信刘氏耶？此一证也。

此系以经史所载，考定河东之首阳只名首山，不名首阳。查先秦著作《山海经》，其“中山经”中既有首山，又有首阳山，而且将首阳山列于岷山之次。言：“凡首阳山之首，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①指首山、虎尾山、繁缋山、勇石山、复州山、楮山，又源山、涿山、丙山。②“言”字为衍文。，二百六十七里。”[1 1]卷5，1 6 3可为杨氏上述观点做有力佐证，同时亦是首阳山在渭源观点的重要支撑。当然，古人对山西雷首山即首阳山也颇有考说，如唐《括地志》载：“蒲州河东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亦名首阳山，亦名襄山，亦名甘枣山，亦名猪山，亦名独头山，亦名薄山，亦名吴山。此山西起雷首山，东至吴坂，凡十一名，随州县分之。”[1 2]卷2，5 1一山多名的现象非常普遍，济州之首阳山也是如此，则杨恩否定河东首阳山为夷齐隐饿之首阳山的理由或可略打折扣。

所引《尚书·禹贡·传》一条最为有力，且言“县以山得名”，最是无可辩驳。所谓“县以山得名”，即指陇西首阳县之名，来自于县内之首阳山。按中国古代只有一个县曾以首阳为名，即治于今甘肃渭源县清源镇的两汉至北魏陇西郡所属之首阳县，该县西魏大统十七年（551）改为渭源县，一直至今。《汉书·地理志》陇西郡下有首阳县，自注言：“《禹贡》鸟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东至船司空入河，过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8]卷2 8 下,1 6 0 1有鸟鼠山的陇西首阳县内若无首阳山，何能命县名为首阳？故此条理由最充分地证明首阳山在陇西郡。

限于时代和资料，所运用史料尚有瑕疵。其所言《传》曰：“渭水出陇西首阳县”一句，并不在“导渭自鸟鼠”文后，而是在“西倾朱圉鸟鼠”正文后，其孔《传》云：“鸟鼠渭水所出，在陇西之西。”《疏》言：“《地理志》云‘鸟鼠同穴山在陇西首阳县西南，渭水所出。’”[1 3]卷6,3 1 8当然，古人著作与今人不同，所引材料多述其大意，且不严格出处。我们今人不必强求。

其第二证言：

又论世者原以夷、齐不尝避纣乎，不居纣土，而居北海之滨，意在远引。可知兹既以耻食周粟而去，则周地何处非周粟，亦必远引，其心始安。蒲坂去丰镐不四百里，固周之畿内地，避周而愿居畿内，不食其地之粟，又食其地之薇，薇与粟奚择乎？陇西古西羌地，至周孝王时，始封非子于秦，开天水郡，则周初尚未入版籍，夷、齐故乐居之。此一证也。

这是从疆域地理的角度论证，只有渭源之山才是可以“不食周粟”的真正的夷齐首阳山。古称王畿方千里，而蒲坂离丰镐不到四百里，在王畿之内，不管吃当地的什么食物都不能说是“不食周粟”。而陇西一带，长期为西羌之地。到周孝王时封秦人先祖非子于秦，周才拥有了天水一带。吃西羌的东西当然是“不食周粟”了，杨恩阐明的这一条，是很有说服力的。按，在《说文解字》中，将羌解释为“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1 6]卷4 上“羊部”，7 8就是说，凡居住在西部地区以畜牧业为主业的民族，都可以说是羌。非子封于秦，即今清水、张家川一带；秦人居西陲，即今天水、礼县一带，才在羌人居住区插进华夏族人。秦国于秦昭王时设陇西郡，郡治狄道，郡内所辖有县有道，所谓道，是因境内有少数民族聚居。秦汉陇西郡下的狄道、绵诸道、豲道、枹罕县名中的狄、绵诸、豲、罕都是大羌族之下的部族名称，这些地方围绕中的渭源，当然也是属于西羌地的。所以从夷齐“不食周粟”的意愿来说，他们在劝阻周武王未果后，当然只能往西走，而不是往东走。杨氏以这一理由，就将其他首阳山地望说全部否决了。

段中“始封非子于秦，开天水郡”的说法有误，因为天水郡是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才从陇西郡分出来的，此前何来天水郡！若改成“天水地”或“陇西地”，或许可以勉强说得过去。再者，杨恩说“陇西古西羌地，……周初尚未入版籍”也有问题。周人称王，其国家意识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 6]卷2 4《小雅·北山》，9 9 4当年周武王攻打殷纣王，参与指挥的太公望就是羌裔，参与作战的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1 3]卷1 1《周书·牧誓》，3 8 8西羌当时是周人重要的盟国，周人夺得天下，能不认西羌为其王土、王臣吗？所以，我们不宜绝对地说西羌不属于周之版籍。难怪《古史考》有言：“夷齊采薇而食，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餓死。”[1 4]卷2 4所引,史部别史类

其第三证言：

又，循名者责实。夷、齐之诗曰：‘登彼西山兮，（言）②采其薇矣。’是明言山为西山也。蒲坂之山，何所据而称西山？堪舆大势为北山，据周都为东山，据蒲坂为南山。非西山而云西山，夷、齐岂不辨方隅者耶？陇西在天地之西，首阳又在陇西之西，颜师古亦云：‘歌登西山，当以陇西为是。’斯所谓登彼西山者矣。此一证也。

这一证，系对唐颜师古运用夷齐诗“登彼西山”观点的采用和阐发，颇有道理。首先，渭源在周朝丰镐的西方。再甘肃地区相对中国而言，在大西北。又秦人所建最早的郡之一陇西郡，亦因为其位于陇山之西。再秦汉之陇西郡治狄道，在今临洮洮阳镇，三国魏时移治襄武，即今陇西县。以明代政区言，渭源县位于巩昌府治陇西县之西。又陇西位于黄土高原最西侧，紧邻青藏高原，相对于广袤的黄土高原诸山来说，渭源首阳山亦可称为西山。所以，无论怎么说，称渭源之首阳山为西山这一证据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渭源之首阳山从来没有西山之别名，而全国各地以方位“西”名山者太多了，即便自称为夷齐首阳山的地方，也有称其首阳山为西山的，如据称三国时已载诸史册的河南偃师县西北的所谓夷齐首阳山，即邙山最高峰狮子头山，其地今名首阳山镇南蔡庄村西山，山上建有夷齐庙。看来，保存古地名，实在太重要了。

其第四证言：

又，论名者稽义，山名首阳，其义何居？以居群山之首，阳光先被之耳。蒲当舆地腹胸之间，（不得言首。又负坎而立，亦何得言阳？即称山南曰阳，亦蒲坂之阳耳。首阳之乎哉？不过）①加括号之33字，系据《渭源县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10页）录“首阳山辨碑”文增补。以雷泽发源为雷首，以中条起处为首山，于首阳无当也。天下之山自昆仑来，在北戎（界）②首阳山辨碑文为“戎”字，当为杨氏原文，《巩昌府志》系康熙间所刊，为避满洲统治者之戎狄夷蛮之讳，改刻为“界”字，大体可通。③加括号之5字，系据汪楷《陇西金石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8页）录“首阳山辨碑”文增补。④此上为概括范三畏著《旷古逸史：陇右神话与古史传说》（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29-330页）语。者，陇上诸山为头颈，终南、太白、太行、中条值胸腹，医无闾为尾。陇西地高山峻，与东海对立相望，曜灵出海，阳光首照，兹命名之意也。又一证也。

这是从首阳之名的含义，讨论只有陇上之首阳山才是真的夷齐之山。指出从中国地形看，西高东低，所有山脉都自最西方的昆仑山（即帕米尔高原）来，因此，陇上诸山为大中国的头颈，中部地区包括河东中条山等为胸腹。头者阳也，故而称陇上之夷齐隐饿之山为首阳山。这一论证给人较大启发，因为读者对“首阳”最直观的理解是首先照到太阳，若是，河北卢龙首阳山位于东经120度，在全国每天最先出太阳。杨恩另辟蹊径，从地形地势上来解释，让对手无法驳斥。当然，古代对山西首阳山之含义也另有解释。宋苏辙《诗集传》卷六《采苓》云：“首阳，雷首也。夷齐居其阳，故谓之首阳。”[1 7]卷6《采苓》，经部诗类认为首为雷首山之首，阳为夷齐居该山之南（阳）。此说或可供参考。在校录这一段时，我发现，碑文与刻本有较大不同，前者之33 字可能是作者原删，后者“戎”与“界”字的不同显然是康熙间因畏惧文字狱所改。

其第五证言：

又，（闻声者稽实）③，援古以证今。夷、齐采薇而食，是山有薇矣。今蒲坂首阳，薇不产，每致祭，则取于别所，后来好事者或移植之，亦复不多，地气然耳。陇西蕨薇遍满山谷，土人以之代食，且储以御饥。贾人转贩江南、京都者，皆陇西产。又其地原有二贤祠，今虽颓废，而双冢屹然现存。又一证也。

这一证是从地方是否出产薇菜来论证只有陇西之首阳为真。《史记·伯夷列传》中有“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句，杨恩并非终老于故土的矇懂腐儒，而是中过进士、当过户部主事识见广博的学者，其“蒲坂首阳不产薇，每致祭，则取于别所”的说法，应该是其亲见或亲闻之事。查〔雍正〕《山西通志·物产》，蒲州府产“薇，久食可延年，《三秦记》夷齐食薇，三年颜色不变。陆璣《疏》薇，山菜也。茎叶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羮，亦可生食。屠本畯《野菜笺》可茹，可茹，彼美有薇。”[9]卷4 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不知是《山西通志》编者是有意撒谎，还是他们对夷齐之薇与杨恩所说有不同理解。《诗经》所咏之薇历代解释极多，范三畏先生认为，薇可指好几种植物，一种指野豌豆，其嫩苗叫巢菜，可充野蔬。二指白薇，多年生草本，当然，属于蕨类的带紫色的薇菜“紫萁”嫩芽，头包白膜，似也可称为白薇，但又不可以这样叫。只是陇西首阳山一带所产之薇，并非白薇，却也从艺术角度，在夷齐碑前的砖坊联语中，仍题作“白薇”：“满山白薇味压珍馐鱼肉”。薇的第三种是紫萁，属蕨类植物，亦称薇蕨，是有名的山珍。杨恩所言之薇，就是第三种的薇蕨，俗称蕨菜④。据乾隆《甘肃通志·物产·临洮府/巩昌府》载:“蕨可作蔬，根可批改捣粉，兰州产。”“蕨菜，巩昌产。”[1 8]卷2 0《物产》，6 9 4,6 9 5古人诗文中，常将薇、蕨连称或将夷齐采食之薇与蕨换用，如宋蔡卞《毛诗名物解》 “采薇”之薇言：“薇蕨甚微，而采於南山。”如南朝梁阮孝绪言：“昔周德虽兴，夷齐不厌薇蕨。”[1 9]卷5 1《处士阮孝绪传》，7 4 0唐杜甫《早发》诗：“艰危作远客，干请伤直性。薇蕨饿首阳，粟马资历聘。”宋辛弃疾《玉楼春》词有“伯夷饥采西山蕨”。是故杨恩称“陇西蕨薇遍满山谷，土人以之代食”，将渭源盛产之蕨菜认为即古史中之薇菜，从而成为夷齐首阳山在渭源的一个有力证据。

杨恩《首阳山辨》充满自信地说：“夫是数者有一焉，亦足以明此是而彼非矣，况历历若此乎。”尽管用今天的眼光看，其五证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不足或考虑欠周，但是，作为400多年前的一位地方学者，能够有这么宽阔深明的眼光，这么丰富的资料，这么逻辑严密的论证，最终解开真正的夷齐首阳山在哪里的迷团，确实难能可贵。从此，伯夷、叔齐隐居饿死之首阳山在今甘肃渭源当成定论。

有学者因伯夷叔齐事迹出现较晚，而称其“羌无故实”。我们知道，中国准确的编年史始于公元前841年的西周共和元年，共和以前的历史事件及人物经历除《尚书》《诗经》等可靠篇什的记载，以及有考古资料证实的以外，大都难以细说。而伯夷叔齐的事迹，在五《经》中皆未曾提到。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有殷帝辛“二十一年春正月，诸侯朝周。伯夷、叔齐自孤竹归于周”[2 0]卷上,2 3 1的文字，此时距“西伯昌薨”，尚有二十年，距武王伐纣灭商尚有三十一年。与后来诸书所述夷齐至周时西伯昌已死，其子发正欲率军伐殷时间相差数十年，难以置信。甚至始于《庄子》的伯夷叔齐为孤竹国君之子的说法也有疑问，先此之《论语》《孟子》、后此之《吕氏春秋》皆未言为何国人。虽然孤竹国为殷之诸侯国一事，已被1973 年辽宁省喀左县北洞村发现的商周窖藏青铜器2#罍铭文证实，但若夷齐与孤竹国无关，则此发现对我们研究夷齐事迹并无帮助。伯夷、叔齐事迹，经《论语》记载孔子在回答弟子询问时的赞颂，才在《庄子·盗跖·让王》《孟子·公孙丑章句》《列子·杨朱篇》《楚辞·离骚》《吕氏春秋·诚廉》《韩诗外传》《史记·伯夷列传》中陆续构建，形象日渐丰满。我们今天只能说，商周之际或许曾有伯夷、叔齐二人，或许二人有让国、谏伐殷纣及不食周粟之事，其他究竟如何，则难以全信。由此看来，我们可以将伯夷、叔齐作为“特立独行”之古代精神象征对待，但其他细节，包括所说饿死之首阳山之真实地望，亦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能自圆其说，就可以各自以为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