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山西临汾 041000）

徐时栋（1814—1873年），原字云生，后改字定宇，又字同叔，号澹斋、西湖外史、柳泉等，人称柳泉先生，浙江鄞县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举人，两次入都会考，均不得志，遂以搜籍读书为乐。徐时栋“经术湛深，著作宏富，四明人士推为儒宗，群经皆有撰述。”[1]于学有独到见解，论经取先秦之说，以经解经，旁及诸子，引为疏证，无汉宋门户之习，考辨凿凿，可思聚讼。论史独推史迁，班马以下则条举而纠之，多前人所未发。有《诗音通》《山中学诗记》《柳泉诗文集》等著作数十种。

徐时栋生平喜读书，多手自校勘，尤好购书，其藏书处原名恋湖楼，又名烟屿楼，藏四部之书六万卷，发而读之。自夜彻晓，丹黄不去手，覃思精诣，直造古人。咸丰五年，迁居城西，再建藏书楼，名城西草堂，积书五六万卷。咸丰十一年，烟屿楼藏书遭劫掠，同治二年，城西草堂五六万卷书不幸遭火而毁。次年再建藏书楼水北阁，藏书最多时达十万卷。徐氏“寝息于中，老而弥笃，穷年兀兀，著书数百卷”[2]。据《鄞徐柳泉先生水北阁藏书记》载“方先生在时，贾客辇书至，先生据长几，手一册，自简首至尾，且审且视。叶脱而断裂者补之，字画多三豕者校正之，付工排订毕，然后跋其书端，盖私印而登诸柜。”[3]266徐氏在同治年间颇收旧刻善本，每书皆记得书年月，并加以考订。水北阁的藏书虽然避免了被火烧、虫蛀的天灾，却躲不过人祸。数十年后，清宣统三年（1911年）水北阁30大橱藏书尽售与上海书贾，少量流入宁波藏家之手。流入上海的徐氏藏书后由书商捆载入京，部分被藏书家李盛铎、邓邦述、傅增湘等收藏。傅增湘曾于厂市收得柳泉藏书数种，见其印记宛然。张寿林亦收得柳泉旧藏《题诗经世本古义》，“寿林夙治《诗》学，得此柳泉晚年订本，什袭宝藏，可云物得其所，柳泉有知，其喜付托得人乎！”[1]足见徐时栋藏书之精善。

现今徐时栋旧藏分散各地，入藏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有五种，每种皆有徐时栋手书题跋，这些题跋均为《烟屿楼读书志》《烟屿楼笔记》所未载，故辑出并略作考释，以资学者利用。

1 童溪王先生易传三十卷 （宋）王宗传撰 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纳兰成德通志堂刻《通志堂经解》本

卷首林焞序末跋云：

此书凡三十卷，《说卦》以下皆无传，故何义门谓后缺二卷，非全书也。然第二十七卷《系辞》传之前有自序，云：予著《易传》计三十卷，其于《系辞》《序卦》《杂卦》未暇也。则似上、下经实分三十卷，今本乃作二十六卷，又不知何人为并合之。同治九年闰月二十夕徐时栋记于城西草堂。

按：王宗传，字景孟，号童溪，福州宁德人。淳熙八年（1181年）以上舍登进士第，任韶州教授。精于《易》学。林焞，字炳叔，福州宁德人。淳熙八年进士，开禧初为儒林郎、知衢州开化县。林焞与王宗传“生同方，学同学，同及辛丑第，知其出处最详”[4]，同乡、同学、同年的情谊令林焞得知王宗传《易传》书成之后欣然为序。

徐氏题跋中提到何义门认为《童溪易传》缺二卷，非全书。何焯（1661—1722年），初字润千，后改字屺瞻，晚号茶仙。先世曾以“义门”旌，学者称“义门先生”。以通经史百家之学，长于考订而有盛名。何义门认为《童溪易传》缺二卷的依据应该是传世宋本无《说卦》《序卦》《杂卦》内容，宋人冯椅《厚斋易学》附录中也称《童溪易传》为三十二卷，与何焯说法相近。通志堂经解与四库本《童溪易传》都有《说卦》《序卦》《杂卦》内容，不过因为篇幅较少，不是单独成卷，而是附在卷三十《系辞》之后的。冯椅和何焯认为《童溪易传》为三十二卷的原因，盖缘于将《说卦》《序卦》《杂卦》视为独立的卷第。另外，《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认为王氏蒙恩赐第还乡所作续传仅有《系辞》上、下传而止，“其书终未成也”。王宗传自序也没有提到《序卦》和《杂卦》是否完成的细节，而且宋本《童溪易传》卷首没有目录，所以还不能轻易认定王宗传没能完成全书。

徐时栋题跋中提到的《童溪易传》“似上、下经实分三十卷，今本乃作二十六卷”，应该是对王宗传自序中字句的不同理解。《易传》的体例为《彖传》《象传》《文言》三种各附于相关经文之后，《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四种各自独立为篇，列于经文之后。《童溪易传》“经”的部分共分二十六卷，《系辞》上、下各两卷，加起来共三十卷。据四库本《童溪易传》，卷二十七前有王宗传自序，自序称“岁在戊戌（淳熙五年，1178），予著《易传》计三十卷，其于《系辞》《序卦》《杂卦》未暇也”。又称“越三载，岁在辛丑（八年，1181），蒙恩赐第还乡。加我之年，兹惟其时，月月逾迈，不敢不勉。噫！此续传之所由作也。”[5]也就是说王宗传是在淳熙八年才开始撰写《续传》，即《系辞》《序卦》和《杂卦》。按照徐时栋对自序的理解，《易传》三十卷指的是“易经”的部分，不包括《系辞》上、下，所以他才说“似上、下经实分三十卷，今本乃作二十六卷”。核之宋传本，卷二十七至三十即为《系辞》上、下，是含在三十卷之内的，徐时栋的说法与宋本相矛盾。因此，可以推测王宗传自序所说“予著《易传》计三十卷”句中的“计”，应为筹划、计划之义，并不是说淳熙五年已经完成《易传》三十卷。徐时栋对此并不完全确定，加了一个“似”字表达自己的疑惑与猜测。

2 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八十卷 （清）纳兰成德撰 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纳兰成德通志堂刻本

纳兰成德序后墨笔题跋云：

此书考订原书各注出处，其中为康节、和靖语条有未注者，不见原书也。至蓝田吕氏说盖全在之。《集义》并不知吕氏原本是何书名，故条下无一不留墨丁，而《集义》仅有上下经，故《系辞》以下更无一条吕说耳。采辑众说合为一书，虽便学者观览，何义门竟斥其杜撰，似乎太过。惟坤卦以后，并用程例，以彖传次彖辞象传次爻辞，而乾卦独先总列，彖爻而后载传文，不知程例何以庞杂如此？抑其例更有未善者。儒先之说各有失得，兼收并蓄，任学者自择可也。今乃或高或低，显为轩轾，岂列高格者，果无一字不精当？列低格者，皆未尽善？而姑存其说耶。分门别户之见殊就解经正轨。至于紫阳，南宋以来说易家无不奉为圭臬。

国朝虽多尚汉学，而苟采宋说亦必以朱子为大宗，今此书专辑宋儒易说，于邵周程张五子皆尊之为先生，其说并列高格，而朱子乃仅称新安朱氏，杂十余家儒说中，并以低格列之，是尤宋元后说经者未有之例也。同治九年闰月二十有四日检校此书既毕，识之。徐时栋。

按：《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八十卷，署名纳兰成德辑，因其汇集宋人十八家“易说”，简要精当，故颇受时人推许。《四库全书总目》曰：“宋代诸儒之微言精义，实已蒐采无遗。”纳兰成德自序云“宋陈隆山《大易集义》六十四卷，曾穜《大易粹言》七十卷。二书摭集宋儒论说凡十八家，而《粹言》所采二程、横渠、龟山、定夫、兼山、白云父子七家，其康节、濓溪、上蔡、和靖、南轩、蓝田、五峰、屏山、汉上、紫阳、东莱十一家之说皆《集义》上下经所引，《粹言》则未之及也。《粹言》有《系辞》《说卦》《序卦》《杂卦》，《集义》止上下经。余窃病其未备，曰于十一家书中将讲论《系辞》以下相发明者一一采集，与《粹言》合而订之。”[6]宋人讲《周易》注重探讨其中的义理，将《周易》原理高度哲理化。清人解《易》，反对宋人易学，要求恢复汉人解《易》的传统，注重文字训诂和考据。这一特征在乾嘉时期尤为显著。纳兰成德主要生活在康熙年间，其编辑《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仍以宋人易学为主，其学术取向似乎仍重义理而轻考据。

3 诗说一卷 （宋）张耒撰 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纳兰成德通志堂刻《通志堂经解》本

康熙丙辰纳兰成德跋后蓝笔题跋云：

此跋云十二条，《四库总目》亦云十二条，而检之仅得十条，细核之，一条是误连上条，一条适逢前条满行无留白。吴氏据此本刻入《艺海珠尘》，遂亦误，并为一条耳。庚午（同治九年）闰十月柳泉记。末钤印：“徐印时栋”（白文方印）。

按：张耒（1054—1114年），字文潜，号柯山，祖籍亳州谯县，长于楚州淮阴。因担任过起居舍人，人称张右史。晚年居陈，陈地古名宛丘，又称宛丘先生。纳兰跋云：文潜《诗说》一卷，杂论《雅》《颂》之旨，仅十二条，已载《宛丘集》中，后人抄出别行者。观所论“土宇皈章”一则，其有感于熙宁开边斥境之举而为之也欤？《宛丘集》今不甚传，此亦经学一种，因校而梓之。《四库全书总目》曰：纳兰成德以其集不甚传，因刻之《通志堂经解》中，凡十二条。如《抑篇》“惧尔出话”一条，盖为苏轼“乌台诗案”而发。《卷阿篇》“尔土宇皈章”一条，盖为熙河之役而发。

徐时栋跋中所言“一条误连上条”指的是原书“桑柔”条“不能序爵故也”后紧接着便是“卷阿之诗曰”，没有分条，徐时栋在其上批曰“卷阿以下与上文不相属，当另一条也，柳。”“一条适逢前条满行无留白”指的是“治人之道”条到“肃不乱也”恰好满行，紧接着的一条“老子曰”前没有空格，所以两条误连为一条。徐时栋在其上批曰“老子以下亦另一条，柳”。

徐时栋云吴省兰据此本刻入《艺海珠尘》遂亦误，后商务印书馆印《丛书集成初编》据《艺海珠尘》本排印仍沿其误。

4 春秋属辞十五卷 （元）赵汸撰 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纳兰成德通志堂刻《通志堂经解》本

卷十五末金居敬跋语天头有徐时栋墨笔批校云：

此跋已另刻于《师说》之后，此似可删去矣，柳。

按：此本《春秋属辞》卷十五末及《师说》后皆有金居敬跋，云“《春秋赵氏集传》十五卷，《属辞》十五卷，《左氏传补注》十卷，《师说》三卷，皆居敬所校定。……然后知黄先生所谓《周易》《春秋》经旨废失之由，有相似者盖如此，故以《思古吟》等篇及行状附于《师说》之后，庶几方来学者有所感发云尔。”则此跋应在《师说》之后。此本有两跋，或是装订之误。

5 玉谿生诗详注三卷首一卷樊南文集详注八卷 （唐）李商隐撰 （清）冯浩笺注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德聚堂刻本

王鸣盛序末墨笔题跋云：

李义山诗文集注共十一卷，年谱一卷，同治甲子（三年，1864）二月二日城西草堂徐氏收藏，乙丑（四年，1865）十一月下旬重装为四本。卷中杂用私印多不佳，惟每本首素纸中“恨不十年读书”一印为可观耳。二十九夕时栋记。末钤印：柳泉（白文方印）。

按：李商隐（812—858年），字义山，号玉谿生、樊南生，怀州河内人。开成二年（837年）登进士第。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弘农尉等职，累官至工部员外郎。有《李义山诗集》《樊南文集》行世。

如徐时栋所言，此本藏书印较多，外封皮钤印：“竹素山房廷烒校藏”（朱文方印）、“舟子和尚”（朱文方印）；封面钤印：“稽山渔者”（白文方印）；封面次页钤印：“城西草堂”（朱文方印）、“恨不十年读书”（朱文方印）；乾隆乙酉钱陈群序首页钤印：“月湖长”（白文方印）；玉谿生年谱首页钤印：“柳泉书画”（白文方印）、“甬上”（朱文圆印）；卷端钤印：“柳泉”（白文方印）。

徐时栋“善铁笔，印章多自琢，故其藏书印极多”[3]236。所用藏书印有“烟屿楼”“城西草堂”“柳泉”“水北阁”等近20余枚之多。他把烟屿楼藏书约“勿卷脑，勿折角，勿唾揭，勿爪伤，勿夹别纸，勿作枕头，勿巧式装潢，勿率意涂抹，勿出示俗子，勿久借他人”刻成竹简式五行分书大方印，盖在书上，以表达他对藏书的珍惜之情。徐时栋爱书如命，书籍稍有残损，即命工人修补装订，甚至亲自整理补缺。此书即经徐氏重装订正，如跋中所言：“乙丑十一月下旬重装为四本”。徐时栋题跋中关于重新装订图书的字句比比皆是，如“礼记大全明刻本，尚不模糊，佚去末卷七八纸，为手抄之。咸丰元年八月十一日烟屿楼重装毕识之，徐时栋。”“鄞殷隘殷西园手稿。同治七年六月十三日，其外孙徐卓人携至书局，重装订之。是夕徐柳泉记。”“明刻春秋繁露十七卷附录一卷二本，同治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城西草堂徐氏收藏。明年正月重装。”[7]等等，足见其爱惜图书之性情。

此本徐氏认为可观的“恨不十年读书”印出自唐李延寿《南史·沈攸之传》（卷三七）：“攸之晚好读书，手不释卷，《史》《汉》事多所记忆。常叹曰：‘早知穷达有命，恨不十年读书。’”作为一位爱书读书的藏书家，徐时栋“四十年来苟无事故，吾手中未尝一日而释卷也”[8]，欣赏此印也就不难理解。

6 结语

近年来，关于徐时栋的研究渐有增多，主要集中于他的藏书活动，偶有文章探讨其学术思想。题跋作为学者思想的记录，往往有真知灼见。本文辑录的五则题跋，皆出自徐氏旧藏手书，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资料是独一无二的，可补其他文献之不足，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亦可从中窥见徐时栋学术思想之一斑。通过题跋，可以看出徐氏十分重视辨伪和考证，对书中所载每一字都力求通达，反映出他严谨的史学态度；徐氏读书治学不因循守旧，无门户之见，兼采众学，他认为儒家先贤的学说各有失得，不必强分高下，其“高格者”不可能“无一字不精当”，其“低格者”未必毫无可取之处，读书人应当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徐氏作为藏书家，注重文献的保藏，题跋中每每提及书籍如有破损即及时修补装订的字句，这种爱书惜书的品行也值得后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