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视角下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策略研究*

2019-01-19徐路程煜姜晔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2019年3期

徐路程煜姜晔

（1.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2.南京图书馆江苏南京210018）

智库作为一种组织形态，一般从事某种专门研究与咨询业务，国内习惯于将智库从事的业务称为决策咨询服务[1]。智库具备抢占思想理论高地、提高决策咨询质量、提高国家软实力等重要职能，而决策咨询服务作为智库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具有高知识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工作。决策咨询服务作为图书馆在转型和创新发展中形成的新服务，需要发挥自身优势，通过编撰专报、成果要报、信息简报和内参等资政成果的形式，积极参与有关部门开展政策、措施和规划研究，为各级政府、人大、政协等部门提供决策参考，这对图书馆服务能力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也为图书馆实现自身价值带来了新挑战与新机遇[2]。本文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为视角，基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中国药科大学图书馆等单位的决策咨询服务实例，探讨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相应策略。

1 特色新型智库下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现状

1.1 发展历程

从中国特色智库与决策咨询服务发展历程看，决策咨询服务与智库建设存在着紧密关系。2013年9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政府可以购买决策咨询服务，该政策的出台为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服务制度”。2017年1月，文化部印发《省级（副省级）图书馆等级必备条件和评估标准》，将智库服务列入图书馆服务效能的重要评估指标之一，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被提升到了智库服务的高度。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上强调要“建设国家科技决策咨询服务制度。”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体系与众多社科研究力量一样，是我国特色新型智库服务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图书馆在本领域积极探索，深挖潜力。

1.2 研究现状

针对智库背景下的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定义多种多样。在我国特色新型智库与决策咨询服务中，决策咨询服务是智库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智库服务是决策咨询服务的提升，二者互为补充。田燕妮等人[3]区分了“智库”与“知识库”的差异，认为智库是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的服务方向。初景利等人[4]从二者关系角度思考，认为图书馆的知识咨询会向政策咨询转移，从而构建了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与特色新型智库的联系。杨友清等人[5]提出，咨询服务是基于图书馆馆藏资源、信息资源、教育属性和情报能力基础上的一种面向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团体的咨询服务。除此以外，陈峰[6]从决策咨询服务特征进行定义，认为决策咨询服务就是智库利用情报手段为决策层服务，即利用集体智慧将政策信息与知识进行采集、分析、加工、整理、重组等步骤，用于辅助决策层科学决策；而梁光德[7]认为智力与信息资源融合发挥，形成高质量的智力产品供给决策层。鹿遥等人[8]从智库建设角度思考，认为图书馆要注重特色馆藏和灰色文献的积累，从而保障决策咨询服务个性化服务的质量。

随着国内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政府政策实施、落地和制定过程也会越来越复杂，需要更多权衡舍取的参考依据。对此，王凤满[9]认为智库是解决复杂问题的决策咨询服务机构，会越来越被重视。梁宵萌[10]认为图书馆庞大的信息资源储备是优质决策咨询服务的基础。王红[11]认为智库服务是集图书馆情报开发与决策咨询服务为一体。赵雪岩等人[12]认为图书馆对智库成果数据起到保存和整理的作用，可以形成决策咨询服务平台化效果。

咨询馆员在决策咨询服务中要积极关注政府各类政策信息，保证决策咨询服务的时效性、有效性和科学性[13]。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要充分发挥产学研一体优势，要建立在市场调研、行业分析、数据分析、技术支撑和竞争情报等智力要素之上[14]。张鹏等人[15]提出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分为信息传递、参考咨询和决策咨询服务三个层次，智库服务有望成为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下一层次服务。而王世伟[16]认为图书馆提供的决策咨询服务是其智库建设的前端功能。

一般而言，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发展历经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文献信息目录传递功能；第二阶段则转向文献信息内容的参考咨询功能；第三阶段是基于政府、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情报咨询功能；特色新型智库则是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下一阶段契机，使决策咨询服务产品报告更为科学化和系统化。

2 决策咨询服务转型案例分析

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资金、人才和规章等的建章立制。本文分别以美国国会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中国药科大学图书馆作为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案例，分析其决策咨询服务业务开展情况。

2.1 美国国会图书馆

1914年，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的决策咨询服务部门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服务部成立。百余年来，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服务部始终以知识与情报作为基础，为美国议员提供信息咨询，为美国国会提供决策分析，为美国政府建言纳谏等。因此，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服务部逐渐形成一套成体系的决策咨询服务模式，成为全球公共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的典范之一。唐绍明[17]认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拥有最强决策咨询服务手段和理念，为了满足国会及议员提出的每项研究目标，研究服务部会采用当下最新信息技术、最好的协同机会、最实用的法律工具和最可靠的咨询需求等一切手段。进入21世纪后，美国国会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尤为活跃，对美国政治、学术和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美国国家工业、农业、商业和教育等多个领域的制度变革[18]。

2.2 上海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实践起源于1993年的“剪报”业务[19]。2014年10月，上海图书馆成立决策咨询服务和监督管理机构理事会，进一步提升了上海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的行业水平[20]。历经数十年，上海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实践在建设、业务、品牌和服务范围层面已有一定建树。在建设层面，上海图书馆拥有文献中心和信息咨询研究中心两支决策咨询服务模块，搭建了战略研究、战略信息、技术情报和竞争情报四大部门，形成有效的决策咨询服务架构。在业务层面，上海图书馆对国内媒体舆情监测、两会服务简报、内参简报、国外媒体舆情监测、专项课题研究、专利研究和高新技术动态等均有深入探索。在品牌层面，打造了《Infolibexpress》和《第一情报》两大品牌栏目，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在服务范围层面，服务对象涉及上海市领导办公室、市政策研究室、委办工作智囊机构和市重点培植企业等，成为资政上海城市发展的重要角色之一。

2.3 中国药科大学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在“双一流”驱动下，也在探索将传统的学科咨询转移到学科行业领域政策咨询，从而实现新时代高校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21]。中国药科大学图书馆作为有较为完善决策咨询服务体系的高校图书馆之一，其业务路径具有一定代表性。从建设层面看，中国药科大学图书馆于2015年成立药学知识创新机构服务中心[22]，以学科专家为核心，并为其配置“药学学科馆员+图书馆情报馆员+情报学博士+计算机馆员”的团队，专职为医疗领域参考咨询采集信息、提供分析和政策研究；从业务层面看，中国药科大学图书馆将决策咨询服务区分为主动需求与被动需求，涉及学科评价、竞争力分析、药理前沿和药理问题的跟踪分析等，为其他各学院提供了参考基础；从服务范围层面看，中国药科大学图书馆先后为母体决策层提供了多份“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分析报告，服务对象涵盖校领导、各院办公室、教师和学生等。

3 国内图书馆决策服务面临问题

3.1 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信息不对称

我国图书馆多与政府隶属关系，地位不同且关系复杂。不同图书馆的决策咨询服务能力往往被行政级别所约束，信息难以实现公平对称。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规定了图书馆要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决策咨询服务的建设，但由于各个图书馆人才力量不对等、物资水平差距大以及信息能力不对称等实际问题，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中操作性强的策略较少，详细的咨询能力提升与建设仍是图书馆决策服务的盲点。同时，一些地方政府政策研究室和行政院提供决策研究时与图书馆业务联系较少，导致信息沟通不足。这些信息不对称因素影响了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的效果。

3.2 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评价体系缺乏

决策咨询服务能力评价是图书馆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发展重点也是难点。虽然目前中国的智库外部评价体系有很多，但评价方法和评价侧重不尽相同，国内外学术界在智库评价体系方面尚未产生获得广泛认可的研究成果[23]。与此同时，图书馆决策服务评价不仅缺乏外部评价体系，各图书馆内部决策咨询服务评价也较为缺失。例如，多数图书馆官方网站的用户留言、建议板块、馆长信箱等模块很难实现实时回复，甚至一些图书馆官网对外信息更新状态还处在若干年前；一些图书馆提交的政府决策咨询服务报告往往流于形式，过分强调行文格式和字面排版，至于报告内容是否有用，政府与图书馆相关部门缺乏交流与反馈。

3.3 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战略定位缺位

当前，我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遍地开花，但有的研究机构战略定位高度不足，图书馆提供的决策咨询服务也同样存在盲目跟风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一些图书馆建设智库缺乏体系思考，延用原学术管理规章制度，传统学术架构难以支撑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需求，决策咨询服务产品少可行性且内容教条化；另一方面，一些图书馆的特色馆藏和品牌活动等有利资源，没有在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中充分体现。例如，公共图书馆和党政图书馆提供的智库服务内容千篇一律，甚至会在城市规划、政府管理、企业管理和产业服务等专业领域同行业智库抢业务，而忽略了中华文化传承研究、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革命文化弘扬研究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研究等优势领域的定位。

3.4 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领军型人才匮乏

领军人才的数量、参与度和专业方向都是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能力的重要指标，对图书馆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也有较大影响。我国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需要大量行业专家，而关键领域领军人才更是“一将难求”。对图书馆而言，本馆专家是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研究工作的重要研究力量，也是重点培养对象。但本馆专家毕竟数量有限，且学科专业背景局限，无法跳出图情领域的小圈子，导致决策咨询服务研究路径、研究成果和研究思路难以面面俱到。而一些图书馆则会启用客座专家引荐机制，但多数客座专家身份较多，其本身工作也十分繁忙，很难投入较多精力在图书馆咨询决策服务，因此产品质量往往难以得到保障。

4 国内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发展建议

结合国内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发展现状和现有问题，针对决策咨询服务信息不对称、评价体系缺失、战略定位缺位和缺乏领军人才统筹等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4.1 加强决策咨询服务顶层设计，促进信息对称

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对应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其借鉴之一就是完善决策咨询服务主体间相互间协同机理，统筹信息交互渠道，避免信息不对称现状。具体建议如下：①图书馆要加强决策咨询服务团队学科团队配置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从根本上促进决策咨询服务健康发展；②图书馆要按照特色新型智库标准，统筹决策咨询服务体系战略规划与战略建设，实现与其他社科研究力量的交互对接；③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产品要按照现场调研、理论研究、材料分析、数据分析、产品流程、同行评议和影响评估等一系列标准化流程，在决策咨询服务进程中修正信息不对称问题；④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要秉承均衡发展，将战略性问题、专业性问题、全国性问题和区域性问题分类分层，加强分类研究，实现不同需求机构之间的信息精准对接。

4.2 加强科学合理指标分级落地，完善咨询评价体系

目前，我国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智库体系的目标，如何拟定不同类型智库评价的具体指标是业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评价标准的制定可吸收国外智库评价的经验，坚持“以评促建，评建结合”的方案，在发展中制定符合自身特色的咨询评价体系。具体建议如下：①建立图书馆智库服务团队工作评价机制，摒弃“唯批示”“唯论文”和“唯课题”等手段，这些手段应当仅作为智库团队的“入门”指标，评价核心标准要放在真实的资政能力上。也就是说，未来智库既要有大量的学术成果作为决策咨询服务资质外，还要有“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应变能力；②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建立可行性与平衡性强的科学评价指标，根据决策咨询服务项目分类定级。例如，一级指标设计馆员、用户、咨询方式、图书馆环境和相关项目等；二级指标指定纸质文献、电子文献、财政等；三级指标设计产品效果、社会影响等。

4.3 加强决策咨询服务战略定位，完善咨询战略体系

短期目标看战术，长期目标看战略。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需要明确奋斗目标与方向，既要有决策咨询服务的“表”，还有实现决策咨询服务的“里”。因此，图书馆要加速改善决策咨询服务战略定位缺位的现状，从而让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目标更为明确。具体建议如下：①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要全面对接小康社会、中华文明、公共文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等战略目标，彰显决策咨询服务“三观正”“精神强”和“内容实”等优势特征；②加强现代科技手段的战略定位，增加决策咨询服务共享、共建、互联和融合的服务元素，让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走上开放、共荣、多样和多层次的战略定位路线；③决策咨询服务向着智库服务层次转移，将决策咨询服务打造成地方政府机构的“耳目、尖兵、参谋”，努力成为一方政策评议的重要力量。

4.4 加强决策咨询服务人才引荐培育，完善领军人才体系

领军人才的质量与规模是特色新型智库的衡量水平，也是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的综合实力的保障。参照智库组织，通过聘请客座专家和培养自有专家进行补充，满足自身高端人才的配置需求。具体建议如下：①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专家馆员的引荐，要有合理的规章制度与服务合同，规范专家馆员的治理路径，采用“自律”和“他律”路径相结合的方式，让专家人才为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投入更多的精力；②图书馆要意识到现代决策咨询服务领军人才的管理是多元化的，既要有稳固的专家团队，还要考虑到政府官员、行业专家等客座领军人才在决策咨询服务中的作用；③图书馆要构建青年馆员培育路径，让年轻有潜力的专家馆员迅速成长，成为领军型人才，从而委以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