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敦煌变文为切入点，参考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法制文书，对唐代俗文学中出现的法律词汇进行辨析，以窥见唐代法律风貌。

关键词：敦煌变文 敦煌吐鲁番法制文书 法律词汇

敦煌变文，即清朝末年，在敦煌藏经室发现的一批唐五代时期的俗文学写本，统称为“变文”，郑振铎先生首先采用“变文”这一名称，遂得到学界认可，后对于敦煌变文的研究逐步深入，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王重民、向达等编《敦煌变文集》，乃敦煌变文辑佚的集大成之作。《敦煌变文集》一书分为八卷，共计七十八篇文章，卷一、卷二、卷三以及卷八主要收錄《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等民间故事，卷四、卷五、卷六、卷七主要收录《太子成道经一卷》、《太子成道变文》等佛教经文。

在对佛教的研究中，经常会看到“经变”一词，经是佛经，毋庸置疑，而“变”为何意？我国唐代时期盛行画地狱图，一般为劝善惩恶而绘制各种地狱苦难的图像，又名地狱变。四川大足宝顶大佛湾地狱变之雕刻，系保存最完整的大幅群像。其雕刻分上下两层，上层正中有地藏菩萨像，菩萨左右分刻秦广王、初江王、阎罗天子等十王像，下层刻刀山、镬汤、寒冰、剑树、拔舌、毒蛇、阿鼻等十六地狱的情形。每一像旁，均有题名与赞词。由此可知“变”乃“变相”之意，即用通俗的绘画故事来讲述佛经的精义，有教化宣传之用。推而广之，“变文”即起初以佛经故事写成的说唱文学，包括涵盖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敦煌发现的写本中，原来标明是变文的，仅有《汉八年楚灭汉兴王陵变》、《舜子至孝变文》、《八相变》等九篇 ，后人辑佚整理后，将虽未标明变文字样但具备变文特征的写本，亦整理入变文集中，本文所称变文即为后者，主要以王重民、向达等编《敦煌变文集》为研究对象。

近年来学界敦煌变文的研究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以现存敦煌变文为蓝本，对其校勘考释，诸如张涌泉等注《敦煌变文校注》、蒋礼鸿著《敦煌变文通释》等；一种为对从文学、美学、历史学等领域对敦煌变文做跨学科研究，诸如谢柏梁《敦煌变文中的复仇哀曲》、王于飞《字纸崇拜、舍经入寺与敦煌变文写卷的生成》，可喜的是，法学领域亦对敦煌变文予以关注，楚永桥《燕子赋与唐代诉讼》、陈登武《燕子赋所见唐代诉讼制度》的都以敦煌变文中《燕子赋》为视角对唐代诉讼中诉讼、受理、结案等环节予以阐释，但是笔者认为法学研究领域尚没有对以下两点加以重视：第一对敦煌变文中法律词汇的考释，虽然现已出版多部对变文的校注作品，但是多以语义研究为主，并未对词汇从法律角度做深入阐释；第二法学领域目前对敦煌变文的研究，一般以《燕子赋》为蓝本，且多以程序研究为主，其实在敦煌变文中除《燕子赋》以外，《唐太宗入冥记》、《伍子胥变文》、《茶酒论》等文中均含“争讼”因子，从不同角度反映唐代诉讼风貌。故本文拟从敦煌变文入手，兼参“后晋开运二年（945）寡妇阿龙地产诉讼案”、“宝应元年（762）六月高昌县勘问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等敦煌吐鲁番法制文书，对变文中出现的主要法律词汇做一考释，从对词汇的考释中窥见唐代诉讼一隅，兼论唐代诉讼风气状况。

“括客”与“俌逃落籍”

《燕子赋》讲述一则寓言故事一只雀儿霸占燕子夫妻的巢穴，并殴伤燕子夫妻，燕子夫妻诉至凤凰处，要求凤凰科责。全文以拟人的手法讲述一起诉讼的起诉、受理、判决的全部过程。其载：

“云：明敕括客，标入正格。阿你俌逃落籍，不曾见你膺王役。中遣官人棒脊，流向儋崖象白。”

此乃雀儿以违反“括客”法令规定，以“俌逃落籍”罪名要挟燕子夫妻，企图逼走燕子夫妻，占领他们的巢穴。在封建社会中，农民逃亡是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秦代即有记载。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对逃户记载：“可（何）谓匿户及敖童弗傅？匿户弗鹞（徭）使，弗令出户赋之谓医殳（也）”此处匿户即逃户，或作“流人”、“浮客”。

唐朝初年，逃户频发。据《唐大诏令集》 记载“江淮之间，爰及岭外，涂路悬阻，土旷人稀，流寓者多”，贞观初年，全国总户数不满三百万 。安史之乱后，逃户现象愈加严重，令逃户回原籍也成为不能。

括客，又名括户，即检括逃户，唐代多次实施括客。贞观十六年“敕天下括浮游无籍者，限来年末附毕” ，后武则天又曾派“十道使括天下亡户” ，唐代政府针对逃户所采取的措施主要为勒令逃户附籍，一般是勒令逃户回原籍，后于开元年间作出调整，允许就地附籍。

对于逃户问题，唐代政府除以“括客”等方式治理以外，法律也规定了相应惩处措施。《唐律疏议》第十二卷户婚下第150条脱漏户口增减年状、151条里正不觉脱漏增减以及152条州县不觉脱漏增减，均与逃户问题相关。第150条律文“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无课役者，减二等；女户又减三等”明确规定了对“脱户者”家长的处罚。疏又云“率土黔庶，皆有籍书。若一户之类，书脱漏不附籍者，所由家长合徒三年”，可知所谓“脱户”，即“脱落不附籍”，亦即雀儿口中“落籍”之意。此外，第151条、第152条对于“不觉脱漏”的里正、州县官员按辖内脱漏户数定罪处罚，处以笞刑、杖刑以至徒刑。不难看出，唐代对“落籍”的处罚不仅限于“脱户者”家长，而且对“脱户者”所在辖区的里正、州县等政府官员亦有相应处罚。还可看出，对于“脱户者”的处罚，刑及家长但并不罪及本人，此与唐代注重礼法与宗法制度不无关系。

“款状”与“对直”

《唐太宗入冥记》记述玄武门政变后，其兄弟建成元吉在冥司告发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生魂”接受冥司判官崔子玉裁判的故事。其中记载：

崔子玉奏曰：“二太子在来多时，频通款状，苦请追取陛下，称诉冤屈，辞状颇切，所以追到陛下对直。”

所谓二太子即李建成和李元吉，系李世民兄弟，死于玄武门政变之中。此处提到“款状”，即诉状，而“频通款状”，即多次起诉之意。而在《燕子赋》中对“起诉”另有别称。《燕子赋》记载：

夫妻相对，气咽声哀：不曾触犯豹尾，缘没横罗（罹）鸟灾！遂往凤凰边下牒分析。

此处“下牒”，即起诉，而下文“燕子文牒，并是虚词”，即诉状。

敦煌出土的、我国现存最早的诉讼文书“后晋开运二年（945）寡妇阿龙地产诉讼案”文书落款为“开运二年十二月日寡妇阿龙牒”。

唐代诉讼一般称之为“牒”，少数情况下也称之为“状”。 较之于状，牒的意义更为宽泛，唐宋以后“状”的意思范围逐渐缩小，后特指诉状。《唐律疏议》第355条规定“诸告人罪，皆须明注年月，指陈事实，不得称疑。违者，笞五十。”可知唐代及对起诉作出形式和内容要求，但是由于唐代百姓知识水平所限，并非所有人都能亲自书写诉状，故而会常有代写诉状，《唐律疏议》对此亦有明文“诸为人作辞牒，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重罪重，减诬告一等”，该条款为对代写诉状的人“加增其状”的限制和惩罚。另外唐代一般不允许越级诉讼，《唐律疏议》明确规定“诸越诉及受者，各笞五十。”可见唐代对于越级诉讼，不只对起诉人施以惩处，对受案人也要做出处罚。

《唐太宗入冥记》中提到“所以追陛下对直”、《燕子赋》中所说“终须两家，对面分雪”“眯目上下，请王对推”等等，所谓“对直”、“对面分雪”、“对推”皆是要求原被告双方到庭参与诉讼，两造对质。关于唐代庭审情况的直接记载匮乏，冥司判案和出土案卷均可视为唐代诉讼中庭审程序的不同记录形式。 冥司判案的笔记小说仅能作为参考资料，出土文献才可作为印证。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敦煌“后晋开运二年（945）寡妇阿龙地产诉讼案”民事诉讼案，以及吐鲁番“宝应元年（762）六月高昌县勘问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刑事诉讼案，可从个案角度反映唐代庭审环节。唐代庭审制度中存在拷讯制度，拷讯制度古已有之，睡虎地出土的秦墓竹简中即有对拷讯的记载，到唐代日趋完善。敦煌变文《茶酒论》记载拟人化的茶和酒的一场辩论，云：

酒罍（煞）父害母，刘零为酒一死三年。吃了张眉竖眼，怒斗宣拳。状上只言粗豪酒醉，不曾有茶醉相言。不免（囚）首杖子，本典索钱。大枷（榼）项，背上抛椽。

所谓“杖子”“大枷（榼）项”“背上抛椽”即对拷讯的描写。对于拷讯，历来唐律研究者论述颇多，在此不再赘述。

“晚衙”与“六曹官”

《燕子赋》中雀儿要求狱子为其“脱枷”，狱子不肯，雀儿说“官不容针，私可容车。叩头与脱，放到晚衙。不须苦死相邀勒，送饭人来定有钗”，雀儿所称“晚衙”，即唐代州县办公时间“两衙”之一，两衙分别为朝衙和晚衙。日本僧人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详细记载“唐国风法，官人政理，一日两衙，朝衙晚衙。须听鼓声，方知坐衙，公私宾客侯衙时，即得见官人也。”另外唐代文人诗作中也多次提到“两衙”、“晚衙”一类，白居易《城上》云“城上咚咚鼓，朝衙复晚衙”，另元稹《醉题东武》“功夫两衙尽，留滞七年余”。由此可知，唐代存在“两衙”制度，而且以“鼓声”为标志。但是“两衙”制度仅存在于州县地方政府，唐代中央政府并不存在“两衙”之说，唐代中央政府存在“宿值”。《唐六典》记载“凡尚书省官，每人一日宿值，都司执职簿一转以为次。凡内外百僚日出而视事，既午而退，有事则直官省之；其务繁，不在此例。”可知一般唐代官员日出上班，中午下班，只上半天班，但各官署须安排一人值班。但是事务繁忙的官署，不适用。浪漫的唐人往往在宿值时诗兴大发而作佳句，故不少诗文以“宿值”、“寓直”为名，宋之问《和姚给事寓直之作》、张说《宿值温泉宫羽林献诗》等等不胜

枚举。

《唐太宗入冥记》中提到“六曹官”，谓之“阳道呼为六曹官，阴道亦呼为六曹官。”所谓冥界六曹即天曹、地曹、冥曹、人曹、神曹和鬼曹。平遥古城城隍庙中即有“六曹府”，供奉阴间六位判官，六位判官没有名字没有职责划分。东汉尚书开始分为六曹治理国事 ，据《续汉书·百官志三》记载，有三公曹、吏部曹、民曹、南北两主客曹、二千石曹、中都官曹。两晋、南北朝，除北周不设尚书外，均以五曹或六曹尚书统辖诸曹。隋定制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唐沿袭随，直至清末，其中刑部掌管国家法律、刑狱等事务，又称秋官。唐代皇帝享有最高司法权，拥有终审权和赦免权。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录囚制度，虽盛起于东汉，但唐代录囚制度有所发展并趋于完备，皇帝亲录囚徒成为常典。《旧唐书》载唐太宗贞观六年“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应期毕至，诏悉原之。”此外，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为唐代中央专职司法机关，称中央三法司，其中大理寺作为中央审判机关，刑部作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而御史台则为中央监察机关。每逢大案，常常由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为“三司推事”。

“上柱国”与“收赎”

敦煌变文《伍子胥变文》记载：

中有先锋猛将，赏绯各赐金鱼；执毒旌兵，皆占班位；自余战卒，各悉酬柱国之勋。

另《燕子赋》又云：“一例蒙上柱国，见有勋告数通”，以上文章都提到“上柱国”，“上柱国”是唐代的勋官，据《唐会要》记载：“上柱国以下，至武骑尉，为是十二等” 上柱国始于春秋，原为军事武装的高级统帅。汉代予以废除。五代复立。唐以后作为勋官的称号，逐渐成为功勋的荣誉称号。勋官是唐代官职的一种，有品级而无职掌。唐代的官分为职事官、散阶、勋官、爵位等，可兼得。

《燕子赋》中雀儿以拥有“上柱国勋”的称号而“请与收赎罪价”，体现出唐代的另一重要制度，即官当制度，官员可用官品抵当因犯罪而遭受的刑罚。《唐律疏议》卷二第17条载“诸犯私罪，以官当徒者，五品以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若犯公罪者，各加一年当”、“有二官者，先以高者当，次以勋官当”，可知唐代“勋官”也是官当范围之内。唐代官当是封建社会官员特权的一种体现，但非恣意而为，适用范围有限而且区分公罪死罪和官员品级。

从对敦煌变文法律词汇的考释中可知，唐代民间对唐代诉讼法律制度具有一定认知，且衍生出一些与正式法律词汇不同的民间化、口语化的法律词汇。唐代变文所记载的所谓诉讼多为冥司神判或者拟人化描写，虽不可作为唐代诉讼严肃考究的依据，但是确是唐代民间诉讼理念的生活展现，因唐代变文多为民间故事且广泛说唱。而且无论是《燕子赋》“燕雀既和，行至邻并”，还是《茶酒论》“从今以后，切须和同”，以争讼开篇，以和解结尾，均不无体现唐代对于“息讼”、“和谐”的价值追求。

参考文献：

[1] 周绍良著《唐代变文及其他》，载《文史知识》，1985年12月13日

[2] 《唐大诏令集》卷111，宋敏求著，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

[3] 黎仁凯著《关于唐代的逃户》，载《文史哲》1982年4月

[4] 《资治通鉴》卷196，司马光编，中华书局2009年出版

[5] 《新唐书》卷125，欧阳修编，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

[6] 楚永橋著“《燕子赋》与唐代司法制度”，载于《敦煌研究》2002年第6期

[7] 陈玺著《唐代诉讼制度研究》（博士论文），第72页

[8] 《唐会要》卷81，王溥著，中华书局2017年出版

作者简介：韩丽（1986—），西北政法大学2016级法律史硕士研究生，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公司法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