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俞成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1]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在全面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基础上提出的新思想,蕴含着丰富的伦理精神，学界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研究大多从其形成背景、理论来源、主要内容、主要特点、价值意义和实践路径等方面展开。若是要更深入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神实质,则离不开对其伦理意蕴的研究。本文从伦理学视角深入探讨与挖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之伦理意蕴,不仅可以揭示其丰富内涵本质,还可以洞察其价值旨向,对全面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神实质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一、伦理基础:“伦理主体”的合理界定

当谈论某种伦理意蕴时,有这样一个话题是不能绕开的,那就是“伦理主体”的界定,这乃是深入把握某种文明伦理思想的前提和基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一种新型的文明思想,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意蕴。然而,其“伦理主体”到底是什么?与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相比,其扬弃和超越的地方体现在哪里?厘清这些问题乃是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之伦理意蕴的前提和基础。

(一)陷入困境:“两大主义”对“伦理主体”认识的局限性

历史地看，在就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上，人类社会存在两种价值主张，即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哲学大辞典》中，人类中心主义被表述为以人类为事物中心的理论，其含义也被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方面定义，分别为：人是宇宙的中心，人是宇宙中一切事物的目的，按照人的价值观解释或评价宇宙间的所有事物。不难看出，人类中心主义是坚持以人为本体的，认为人是伦理的主体，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的一切行为都被看成‘天然合理’的，因而人(对自然)‘有能力做’的，就是‘应当做’的。”[2]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与自然只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作为客体的自然界是为作为主体的人类而存在的；而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看来，人类中心主义存在五大“无视”：“无视人类的有限性，无视自然的存在与权利，无视自然存在的道德性，无视自然的内在价值，无视人与自然的整体性”[3]。从伦理关系上看，两者焦点的实质是人与自然到底谁是伦理主体的问题。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强调人的主体性，突出人的优越性地位；非人类中心主义则认为自然界是具有内在价值的，强调自然界要与人类平等，从而赋予自然界伦理主体地位，否定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非人类中心主义从一种伦理观而非发展的角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抹杀了人与自然主客体分野的现实差异，混淆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把自然物人格化、把生物抬高到与人平等的地位，表现为泛道德主义的倾向。”[4]

由上可知,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都是一种极端的价值观,二者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如何合理定义好主客体关系方面都陷入了理论困境,导致了主客体二元分立。因此,二者不可能成为现实唯一的选择。鉴于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性,有必要探究一种新的环境伦理观取而代之,这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二)辩证统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伦理主体”的科学认识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扬弃和超越,是一种理论上更为完善的伦理体系,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所产生的伦理体系,是一种实现人与自然主客体关系和谐发展的伦理体系。

一方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人是伦理主体,坚持人在自然中的主体地位,肯定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为什么要强调人是伦理主体?为何不强调自然是伦理主体呢?假如倡导“环境伦理”意味着是以自然界为主体,要求人的行为要服从自然物的利益,那么将如何实行之?首先是这里的“主体尺度和意志”如何体现和把握?其次是这里的伦理道德标准从何而来?最后是谁能充当它的真正执行者和“代言人”?“我们知道,自然界的一切从来都是、并且永远都是按其自身规律运行的。而如果不是最终以对人的‘赏赐’或‘惩罚’为依据来加以鉴别,这些规律和现象本身并不具有伦理道德之类的价值意义,不可能成为人类任何道德原则的出发点。所以,事实上的出发点只能是人自身。”[5]这就意味着人才是伦理的主体。在这里,特别说明的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人是伦理主体,体现的是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彰显,这并不是主张“人类中心主义”,更不意味着人类在改造世界中可以对大自然随意掠夺。

另一方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没有将人与自然机械地分裂为相互对立的主体和客体,而是将它们看作一个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生命共同体。马克思曾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没有自然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6]。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精髓,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同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自然界具有不依赖于人类的内在创造力,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依赖于自然界。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共存的生命共同体关系,是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人与自然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体。

综上可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种新型的环境伦理观,坚持人是伦理主体,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又要求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把人作为整个自然界系统的一个要素,与自然界的其他要素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升到“生命共同体”的高度,实现了主客体的有机统一,实现了“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二、伦理诉求: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马克思曾说:“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7]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干净的水、清晰的空气、优美的环境等要求越来越高。为了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盼环保”“求生态”的所想、所盼、所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回应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伦理诉求,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诉求，体现了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热切需要，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使命自觉。

(一)不忘初心: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这种共产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换言之,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解的社会形态,显然,人与自然和解就成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必须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要求生态良好的社会,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存生活的基本要求,从根本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共同富裕,即让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普遍要素有三,即最大限度的生存、尊重和自由。”[8]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实现离不开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通过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让广大人民群众每天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新鲜的空气,吃上安全放心的食品。首先是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生存环境的需要,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他们提供衣食住行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其次是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需要,让他们真正过上美好的生活;再次通过生态文明建设保持优美的生态环境让广大人民群众有更多的选择,去追求美好的事物,不断拓展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总之,在新时代,通过深化生态文明建设以便“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回应,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二)回应人民:体现了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热切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环境问题也呈现压缩型、复合型特点,旧瘴未除,新疾又生。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加快建设生态文明标志性举措为突破口,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治理能力不断提高,生态治理效果不断显现。但也要看到,当前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生态恶化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危害在加重。据《2017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在空气质量方面,2017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有239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占70.7%.在土地方面,中国现有土壤侵蚀总面积294.9万平方千米,占普查范围总面积的31.1%.与2016年相比,2017年全国新增水士流失综合治理面积5.9万平方千米。在生态环境质量方面,2016年2591个县域中,生态环境质量为“一般”“较差”和“差”的县域分别有766个、341个和26 个,县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58.0%”[9].随着公民生态理性的崛起,公民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公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加快提高生态环境质量”[10],而“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历史欠账太多”[11],“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10],为此,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所盼、所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而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正是回应和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热烈期盼。

(三)责任当担: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使命自觉

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已成为制约全球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各国也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加强污染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在处理全球气候环境问题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却把生态危机转移、嫁接到发展中国家身上,把责任推卸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推卸给中国。近些年来,发达国家给我国不断施加减排的压力,并在国际社会上制造舆论“中国生态环境不负责任”。面对巨大的国际压力,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发展命运的高度指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10]。中国将继续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并承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12],同时“设立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12],积极推动全球绿色发展合作。一次次的承诺伴随一次次的有效行动,无不展示着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和使命自觉。时至今日,中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和成效,在国际上是有目共睹的。”[13]

三、伦理原则:新型伦理的当代中国表达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的一种新型伦理,深刻体现了伦理特别是发展伦理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主要包括:人本原则、公正原则、责任原则和整体原则。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现了人本原则

人本原则，即“以人为本”是相对“以物为本”或“以神为本”而言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它强调在面对人民大众利益相关的问题时，要以人民大众、全人类的立场为根本，做到从人们的立场和利益出发，提出一套符合人自身利益的伦理原则，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代中国，人本原则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环境治理上升到重大民生工程来建设，深刻体现了人本原则，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一是体现了“为了谁”的价值指向。“为了谁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建设生态文明，就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习近平曾多次强调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14]，要把生态环境建设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在这里，习近平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彰显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二是体现了“为了谁的什么”的价值目标。生态文明建设最终为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价值目标。良好的自然环境是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和基础。在习近平看来，生态文明建设是为了人民美好生活的建设，是为了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建设，要让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惠及人民，这体现了我们党始终为人民谋福利的初心及高度的使命自觉。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现了公正伦理原则

公正是人类社会孜孜不倦追求的价值目标,公正伦理原则是生态文明时代人们追求的伦理美德,是人们处理各种不同利益主体在生态问题上的利益关系并使之保持均衡性、对应性的一种基本伦理准则,是解决生态不公平问题的逻辑前提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德保障。近些年来发生的严重生态危机,让每个人切身感受到良好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及生态公平紧迫性。习近平牢牢抓住生态公平这一根本问题创新性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5],深刻揭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的公正伦理原则。

一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现了代内公平伦理原则。代内公平是以时间同一性、空间差异性为向度的人与人之间在环境问题上保持公平正义的伦理准则,包括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两个范畴。在国际公平方面,要求国与国之间在环境利用权益和环境保护义务上要对等，而现实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不对等的。发达国家通过强权政治并且推行西方中心主义和环境利己主义,向发展中国家推卸责任。面对这种情况,习近平站在维护人类根本利益的高度,强调在处理全球环境保护问题时,一方面要坚持平等原则,保证世界各国要合理平等地享用自然资源同时相对应的承担全球环境治理责任；另一方面坚持差异原则,保证贫穷落后国家人民的生活环境和资源需求,坚决反对和抵制污染输出和危机转嫁等不道德行为,提倡通过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治理全球环境污染,“创造一个奉行法治、公平正义的未来”[12]。 在国内公平方面,当前客观地讲还存在着生态环境公平问题,主要根源是少数人对资源配置的控制,导致利益分配和责任承担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城乡不公平,城市环境的改善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区域不公平,对西部地区的环境要求不断提高,发达地区无偿享用环境保护的成果;阶层不公平,富裕人群的人均资源消耗量大和排放污染物多,而贫困人群消耗量少排放少,却是环境污染直接受害者。这就呼吁实现国内更公平的生态治理制度。

二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现了代际公平的伦理原则。代际公平最早由佩基提出,指的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种资源分配思想,要求当代人必须留给后代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环境资源和自然资源。地球只有一个,地球上的每一个成员,包括上代人、当代人和下一代,共同掌管着地球这个行星的自然资源。地球上每个人都应有权利享受这个属于公共的自然资源，然而由于当代人与后代人具有时间上的关联性,下代人发展的基本权利必须以上代人所遗留的物质、生产力、环境等为前提。这就要求当代人必须肩负起当代人的责任,限制对不可更新资源的消费,保护人类的共同财产,确保人类文明得以薪火相传。习近平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也是“利国利民利子孙后代的一项重要工作”[16],为此,在建设生态文明时,要有长远的目光,多为子孙后代着想,“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11],“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11]。习近平这些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刻体现了代际公平的伦理意蕴。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现了责任伦理原则

责任是生态文明时代人类应有担当,对生态文明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把道德责任贯穿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才能确保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实效。责任伦理原则贯穿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过程,主要体现四个方面。首先是对自然保护的责任。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但自然的承载力、自我修复能力是有限的,尽管人类的能力越来越强大,但是,如果人类滥用能力,就会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工业时代对大自然无情的掠夺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最后危及到人类的生存就是最痛心的教训。为此,我们要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和顺应自然,这是人类的共同责任。习近平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这是对自然保护的责任,也是我国持续发展最为重要的遵循,更是我们党的责任当担。其次是对当代人的责任。正如前文所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了人本原则,其实这也是对当代人负责的重要体现。“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既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宗旨,也是对当代人负责的重要体现。为此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着力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确保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失职追责落地生根,把生态环境提升到关系党的使命宗旨这样的政治高度，深刻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当代人的负责。再次是对后代人的负责。生态责任是“代表着一种事先责任,以未来要做的事情为导向,是一种积极的行为指导”。也就是说,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要充分考虑未来的长远利益,考虑后代人的生态环境需要,这是人作为主体存在应有的责任担当,这是对“已经存在”的自然和“未来”的生命的责任担当。习近平多次强调建设生态文明,“要为当代人着想,还要为子孙后代负责”,“使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造福子孙后代”,这是对后代人负责的重要体现。最后是对国际的责任。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中国从未缺席,中国一直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倡者、参与者、践行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利用各种国际交流平台,向世界表明,中国以最大的决心、最积极的态度和最有效的行动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这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对世界发出的承诺,也是对国际社会负责的重要体现。

(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现了整体伦理原则

这里的整体,主要指两个方面:“生态系统整体”和“人类整体”。生态系统整体是指从自然生态系统出发,将自然生态系统的各个要素看成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看作是生命共同体。人类整体则是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出发,把世界各国的公民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看作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分别体现了这两个整体伦理原则。一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自然生态系统的各个要素看成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以整体的思维深刻把握了各个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整体的思维来抓生态文明建设,以整体的观点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统一的生命共同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在共同体中,各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互为前提,从而把与人类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山脉、河流、森林、农田、湖泊等自然环境要素有机地联系起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还强调每个要素都是自然生态系统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必须保护好、利用好,而不能顾此失彼,造成生态系统性破坏,否则即使花大力气修复,也很难恢复原有生态。二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维护全人类根本利益的高度出发,把全球环境治理看作是一个整体性的工作。当前,生态危机已是全球性危机,是全人类不得不一起面对的共同难题。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必须站在“人类整体”的视角通过国际社会统筹才能解决;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承担责任和义务,才能应对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共同维护我们的家园。

四、伦理实现:一场价值观变革的实践

生态文明,重在建设。新时代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必须来一场价值观变革的实践,树立“绿色生产观”“绿色保护观”和“绿色文化观”,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形成建设美丽中国的宏大力量。

(一)树立“绿色生产观”,推行生态化发展方式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7]经济的发展方式决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污染,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要求保护生态环境,这就要求树立“绿色生产观”,推行生态化发展方式。首先要坚持正确的发展理念,变革传统的发展方式。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理念,实现生产方式的革命性转变,坚持科学的发展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绿色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自然资源和能源利用率,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最有效地保证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其次要依靠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绿色科技,打造生产方式的升级版;打破唯经济发展论英雄的思维,以生态科技为推手,走出一条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发展道路。深化改革,对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对新兴产业进行培育;激励生态化工程和信息化工程为代表的低物耗、高增值、高技术产业发展,做到扩大总量与提质增效并重;抓好生态工业和农业、抓好旅游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

(二)树立“绿色保护观”,健全最严格保护制度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制度和法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可靠保障,是“绿色保护观”能够顺利实施的护身符。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都与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法治不完备有关。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迫在眉睫。一是建立最严格的生态文明制度。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将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纳入考核范围,树立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矫正政绩评价的错误导向,摒弃唯GDP的政绩考核,加大生态效益、环境保护等指标的权重,更加注重民生福祉,提升人民美好生活的幸福指数。健全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从整体着眼,建立完整系统的生态管理制度,引导绿色发展,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协调发展。二是实行最严密的法治。根据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法律制度明确规定生态保护者和生态受益者的权利和义务。要落实责任追究制度,突出强调制度和法律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作用,注重法律制度的执行力和效果。实行环保督察工作机制,加大生态执法力度,严格执行奖惩措施。强化“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实现离任审计、损坏评估和赔偿制度,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对损害生态环境的领导干部坚持依法依规,严肃追责,实行“零容忍”,终身追责。通过责任追究制度,提升广大领导干部有生态文明的使命自觉、行动自觉,从根本上杜绝唯GDP而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

(三)树立“绿色文化观”,培育最浓厚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灵魂。培育最浓厚生态文化,为推动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供持久的精神动力。首先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生态意识。文化和文化价值观具有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生态文明建设要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和重视,离不开鲜明的生态文化。为此,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增加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将生态文明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增强全民生态意识,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和保护生态的责任观;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编写进国民教育体系的教材中,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绿色生态意识;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党员干部培训的重要内容之一,培育党员干部的生态意识;将生态文化融入企业发展之中,增强企业家的环保意识。通过发挥生态文化的引导力作用,让尊重自然成为广大民众的自觉认知,让保护环境成为全民的常态行为。其次是弘扬生态保护美德,倡导绿色消费方式。绿色、环保、节约的生活方式是有效减少生态环境污染的重要途径之一,只有当低碳环保的理念深入人心,生态文化才能真正发挥出它的作用,生态文明建设才有了内核。为此,需要一场真切践行生态文明的价值观革命：深刻转变人们思想观念,培养人们节约意识,推崇绿色消费和简朴的生活；以适度消费取代过度消费,以简朴生活取代奢侈浪费,以崇尚物质消费转向崇尚精神消费；鼓励消费者购买对环境污染最低的产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浪费；鼓励使用低碳环保的交通工具,减少污染物的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