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世瑞

(阜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2)

人们把以某一区域为书写对象，以描写乡土人物、地理、历史、古迹、轶闻、方物、祥异等为内容，体例并不规范、写作也不甚严谨的作品群，或称之为地记，或称之为风土志，或称之为风土笔记，或称之为史部地理类杂记之属，或称之为地志小说，或称之为方志小说，或称之为风土记——因清代前期书目小说家著录的作品如《颜山杂记》《东城杂记》《湖壖杂记》《浔阳跖醢》《岭南杂记》《中州杂俎》等，在清代中叶以后的书目中(如《四库全书总目》《清通志·艺文略》《清文献通考·经籍考》等)又被列入“地理类杂记之属”， 如清代四库馆臣所云“其体不全为地志，亦不全为小说。例颇不纯，无类可隶”[1]。故本文把这一类带有笔记形式的作品统称之为地理杂记类笔记作品。

一

中国的历史记述并非完全按照一个“国家”整体来书写，具有主流与支流、中央与地方之别。“施坚雅最近提出，中国应该以地理上宏观的‘大区’(macroregion,有人将之译为宏观区域)概念来研究，中国历史应该被分析为‘一套互相纠结、层垒叠造的地方史和地区史’。”[2]相对于国家正史，有地方史志；地方志乘之下，则是出自私人撰写的地理杂记，阮元所谓“史家与小说家相通”[3]的观点也是基于地理之学有着上下沟通的功能而言。

方志为史家之一种，而且它还是集体创作、历史层累的史部类别，光绪元年邹五云《湖壖杂志》跋云：“史家中之体制，以志为难。邑乘外之简编，可传绝少。齿牙徒袭，则敷衍惜其纷繁；耳目未周，则纪载嫌其脱略。详方舆而遗人物，既愧淹通；考士女而缺山川，亦讥固陋。专收著述，挦扯者累牍连篇，务逞诙谐；猥琐者矜华斗靡。故知征文考献，成一家言，问俗观风，作千秋业，非易事也”[4]。方志与地理杂记的形式，在体例上即可分别。方志的体例，以康熙二十二年《江南通志》七十六卷为例，全书分三十九类：“前有凡例、目录，一《图考》，二《沿革表》，三《星野》，四《祥异》，五《疆域》，六《山川》，七《风俗》……三十六《流寓》，三十七《仙释》，三十八《方技》，三十九《艺文》”[5]。在当时的各省通志中，体例可谓较为完备者。然地理杂记类作品几无遵循这一体例者，如吴应箕《留都见闻录》，原目十三如《山川》《人物》《园亭》《官政》《科举》等；又如汪价之《中州杂俎》，仿《酉阳杂俎》体例，分天、地、人、物四函，天函子目五，地函子目十六，人函子目二十一，物函子目十四。有些笔记体例较为随意，并未按照内容进行分类者如《鲊话》《瓯江逸志》等。故与官方性质的方志相比，地理杂记类的分目较为随意，内容也更具个人化的色彩，故耿文光《万卷精华楼》小说家类案语中，在论地理书与小说相近者时云：“小说家言，自古有之，《山海经》《穆天子传》乃史部之地理传记，而杂以迂怪不典之谈，夫是之谓小说也”[5]。

从古代书目角度看，对自《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中子、史类目的不断调整而言，存在着部分作品从史部地理类调整到子部小说家类的现象，如北宋《崇文总目》小说家类著录有《岭南异物志》《岭表录异》《潇湘录》《洛中纪异》《海潮说》，上五种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卷六《纠谬》改入“地理”；又如《神异经》《十洲记》《山海经》等也有过这种由史到子的调整过程，或者说此类作品本身就并存有地理杂记与小说两种属性。从文体角度来看，它们又都属于笔记的文体范畴。

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地理杂记类作品的产生，首先出于“广见闻”的需要，如康熙四十年苏轮《蜀都碎事序》云：“自地皇氏画分疆域以后……其间山川城郭人物变迁之事繁矣，正史括地统志舆图而外往往家自为书、人自为记，以补见闻所不逮”[6]；其次在于方志有所阙略、需要其他史料的补充，如雍正六年厉鹗《东城杂记序》云：“每欲考里中旧闻遗事，而志乘所述，寥寥无几”[7]。光绪十年如孩老人《津门杂记叙》云：“自昔志与史合，陈寿志《三国志》即史也，后世州有志、县有志，而府又合州县以为志，诚以志也者，记事载言，凡以备故实、资考镜也。顾志或百余年一修，或数十年一修，岁殊时移、文献无征，往往传播异词、真伪淆混，读书论世之君子常惜之。”[8]都说明笔记可为志乘之补。因为带有个人创作的因素，所以此类作品可谓“一家之言”，颇有小说性质，咸丰三年蒋敦复《湖壖杂记》序云：“今天下省府厅州县咸有志，此官书也；又有一家言入于说部，犹之正史之外有稗乘云尔。其书冠以地如《荆楚岁时记》《洛阳耆旧》《洛阳伽蓝》诸记传是已，要于人物利病、习尚醇漓，详绎之不无少裨”[4]。此类创作也与小说裨世教、广见闻的功能一致。

地志与小说混合产生的地理杂记类作品，颇有秦汉稗官采风的遗存，其基本特征在于这类作品虽有地志的属性，但也带有“小说话”的特点，即《四库全书总目》在关于地理类杂记之属作品的介绍中所注意到的“小说之体”，如《中州杂俎》提要云：“采摭繁富，用力颇勤，而多取稗官家言，纯为小说之体”[9]。《湖壖杂记》提要云：“是书盖续田艺蘅《西湖志余》而作……亦颇有考辨，而近于小说者十之七八。”[9]《吴中旧事》提要云：“此书纪其乡之轶闻旧迹，以补地志之阙，其体例则小说家流也。”[1]故周中孚对此类文献有“地志小说”之谓。四库馆臣也注意到了此类作品的文体属性并不单一的问题，其《平江记事》提要云：“(《平江记事》)其体不全为地志，亦不全为小说。例颇不纯，无类可隶。以其多述古迹，姑附之地理类杂记中焉”[1]。“例颇不纯，无类可隶”恰恰是笔记困扰目录学家的一般特征，或亦是刘知几《史通·杂述》之“偏记小说”十类中列“地理”一种的原因。

地理杂记的价值，首先是保存文献，补志乘之阙，即“考核典雅，足备志乘之遗”[10]。如王昌纪《五茸志逸序》云：“天下之事废兴成败而已，史官掌之；郡邑之事，修举沿革而已，载乘掌之；独有嘉言懿行、珠零玉碎表表在耳目间者阙焉无闻，……此吴子《五茸志逸》之所由作也。”[11]方俊在《白下琐言序》中历叙《客座赘语》《金陵琐事》《金陵世纪》《金陵私乘》《白下余谈》《金陵闻见录》《白下琐言》等书后谈道：“异日贤守令重修志乘，征文考献，必将有取于是书。”[12]可见地理杂记类作品确有史的特性及补史乘的功能。其次是个人文学意志的外化，也是文学活动创作的重要表现，即“可以备志乘采，亦可自成一家言”[4]。如段公路《北户录》述岭南风物，陆希声以为胜于志怪、琐语、轶闻之类的小说：“近日著小说者多矣，大率皆鬼神变怪荒唐诞枉之事。不然，则滑稽诙谐，以为笑乐之资。离此二者，或强言故事，则皆诋訾前贤，使悠悠者以为口实，此近世之通病也。如君(段公路)所言，皆无有是，其著于录者，皆可考验”[13]。再次是它的教化功能，如宋龚明之《中吴纪闻自序》云：“不惟可以稽考往迹、资助谈柄，其间有裨王化、关士风者颇多，皆新旧图经及吴地志所不载者。至于鬼神梦卜杂置其间，盖效范忠文《东斋纪事》体；谈谐嘲谑亦录而弗弃，盖效苏文忠公《志林》体，皆取其有戒于人耳”[14]。陈琮《明斋小识序》云：“凡乡邦之山川人物、舆俗土风以及邮亭歌咏之章、闾巷诙谐之语，有裨风俗关名教者，耳目所及，悉辑而录之，非时下说部家所能仿佛也。”[15]

简言之，此类作品的价值功能与史家一脉相承，“补史乘”“有戒于人”“裨王化”皆是源自于史学，不过作家的精神向度是更加接近于民间与故土而已。魏晋六朝以来，此类作品创作渐成潮流，代有名作，如晋嵇含《南方草木状》，萧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唐段公路《北户录》、刘恂《岭表录异》，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周去非《岭外代答》、龚明之《中吴纪闻》，元陆友仁《吴中旧事》等，山川、古迹、园囿、风俗、物产、轶闻、异事、诗文、族群等，皆在叙述之列，其中记载博赡、考核精详、引征博洽、叙次典雅而结构详明者，可称此类作品之佳作，如同四库馆臣所云：“唐莫休符之《桂林风土记》，段公路之《北户录》，宋范成大之《桂海虞衡志》，明魏浚之《峤南琐记》，张凤鸣之《桂故》《桂胜》，皆叙述典雅，掌故可稽”[16]。

自秦汉以来，以《山海经》为代表的地理书似乎与小说具有天然的联系，而在清代作为说部笔记之一种的地理杂记类作品，它所具有的笔记形式、叙事因素、地理空间、史学指向、道德要求、价值功能等，都足以使它成为一种较为别致的存在形式。叙事中的杂事与异闻，可谓是对本土文化的一种另类阐释，故芗谷老人云：“窃闻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老生常谈，大雅弗尚。然或纪方隅之琐屑，补志乘之疏异遗，又未尝不可，仿佛虞初，追希鸿烈耳。仆本散材无用，逸事时聆，听之饱积于怀，忆之常抒以笔。奇行隐赜，留为文献之征；怪事异闻，欲俟輶轩之采。所录皆耳目闻见，岂曰姑妄言之；所载或巷说街谈，于此窃有取耳”[17]。尤可注意的是，地理类著作自《山海经》到《扬州画舫录》，有一个从地理到文学的认知转变过程。

二

清代的地理杂记类笔记作品拓展了叙述的地理空间，呈现出江南与中原、北疆与岭南并兴的创作局面，作品如《辽左见闻录》《天山客话》《新疆大记》《轮台杂记》《粤西丛载》《潇湘听雨录》《中州杂俎》《滇南忆旧录》《吴语》《陇蜀余闻》等，不过各区之间有着数量的差异。疆域版图的新开拓是“康乾盛世”的标志之一，原因在于清代在经济层面“出现了稳步而又集中进行的国内的移民垦殖，将云南、新疆、台湾和满洲，以及许多少数民族群体纳入了汉人的世界。”[18]这就把关外与西域纳入了作家笔记书写的视野，不再如宋明时期，此类著述不过是使臣游宦偶一为之；而清代地理类笔记的创作主体，除本地士绅外，多为流人、仕宦和幕客。总体而言，此类作品集中出现于康乾时期；到了晚清，域外成了书写的重点(如《瀛寰志略》《乘槎笔记》《环游地球新录》)，这与清初传教士介绍有关海外的地理笔记(如南怀仁《坤舆外纪》)形成了遥相呼应的文学景观。

若依文学性的标准来看，清初的地理杂记作品，当以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杨宾《柳边纪略》为代表；清代中期以罗天尺《五山志林》、李斗《扬州画舫录》为著名。若仅以叙事性作为考量标准，则清初汪价《中州杂俎》、清中期《霭楼逸志》《霭楼剩览》的成就较为突出。就当时的影响力来说，当属《广东新语》与《扬州画舫录》，两书卷帙较多，叙述详细，前者开清代“岭南杂记”之风，亦兼有西洋之气；后者处于江南文化中心，叙述兼合诸体文学，是《广东新语》后地理杂记类笔记之高峰。除了以上特点，清代特别是康乾时期的地理类笔记作品，在作品来源、书写层面、文体、内容等方面中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志乘之余”与游记见闻

为了编纂《大清一统志》的需要，清代政府自上而下鼓励纂修方志，这在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清政府分别于康熙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雍正七年,乾隆二十九年、三十年、三十一年连续发布诏令，督修方志，雍正帝甚至要求各州县志每六十年一修，“在清王朝的檄催督修之下，各地方志编修蔚然成风，形成中国方志编修的全盛时期”[19]。省、府、县甚至乡里，皆有志书纂修活动。方志的纂修，吸引了大批未仕文人及学者型官员从事于此项文化工程，如孔尚任、章学诚、阮元、章攀桂、张之洞等。纂修方志一方面可以重新整理民间文献，起到补充故典的作用；一方面文人学士参与此项活动，沟通俗雅分界，也为处于社会底层的作家们提供一种被官方认可的文学活动，如《中州杂俎》《吴兴旧闻》《淄乘徵》《青社遗闻》《然犀志》皆为方志之余，它们的作者汪价、胡承谋、毕际有、安致远、李调元皆有从事纂修方志的经历。不过此类作品取方志所弃或暂时搁置的材料，重新纂辑出版，个人创作的色彩较为淡薄，创作的主体性不怎么突出。这种地理类笔记转换为纂修方志之余的现象在前代并不多见，在主政者看来，此类作品类于鸡肋，介于史乘与小说之间；但其中不乏优秀者如《中州杂俎》，体制谨严，搜罗丰富。即使有作品曾单独刊刻，如《五茸志逸》《南吴旧话录》《瓯江逸志》《蜀都碎事》《清波小志》《阴晋异函》《前徽录》等，它们也如前代的地理杂记作品一样，仍然具有被编入史乘文献的可能。

除了“备志乘”之需而编纂此类作品外，地理杂记类的另外一个来源是游记见闻，此类作品或出于仕宦，或出于流人，如黎士弘《仁恕堂笔记》、冯一鹏《塞外杂识》、谢济世《西北域记》、杨宾《柳边纪略》、方拱乾《宁古塔志》、王一元《辽左见闻录》、牛天宿《海表奇观》、陆祚蕃《粤西偶记》等。

(二)“体兼数家”与“考证”

在写作方面，清人多遵循前代关于地理杂记的写作方法，包括内容、体例，如汪价《中州杂俎》仿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体例，张岱《西湖梦寻》“其体例全仿刘侗《帝京景物略》，其诗文亦全沿公安、竟陵之派”[20]；同时这类作品也进行了文体融合的工作。所谓文体融合是指地理类笔记融合了游记体、日记体乃至野史体的写法，特别是游记体、野史体的渗入，使地理杂记类作品增添了文学意味和史学深度，如徐霞客之子李寄《天香阁随笔》、王士禛《陇蜀余闻》，他们在游历之中讲述历史变革之轶闻。地理杂记类作品的文体浑融现象并非至清代方为凸显，在宋代如范成大《吴船录》即为游记体与日记体融合的地理杂记类作品。

首先，清代的文体融合现象更多是指实际的书写层面，作家对前朝某一作品的偏好而模拟之，即“体兼数家”的写作特征。地理笔记具有文献积累与个人创作相结合的特点，但个人创作并非完全向壁虚造，而是基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所以相比其他笔记类别如小说笔记、学术笔记、诗文评笔记来说，它更有史的属性，与史料笔记也较为接近。个人的能动性大多表现为文献整理与历史记录，如屈大均叙《广东新语》的材料来源云：“吾于《广东通志》，略其旧而新是详，旧十三而新十七，故曰《新语》”[21]。“旧十三”是旧志所已经记录者，“十之七”为新增加的内容，这些内容是岭南地区现实存在事物的记录，并非想象与虚构。在地理类笔记的书写中，清代作家考虑的是师法对象的选择问题，如《渠邱耳梦录》，张贞自序云其师法宋代笔记如张端义《贵耳集》、康与之《昨梦录》，从而为“抚掌之资”。融合前代书体，似乎是清人的一种普遍倾向，如《广东新语》，潘耒以为此书“视《华阳国志》《岭南异物志》《虞海桂衡志》《入蜀记》诸书不啻兼有其美善哉！”[21]又如《扬州画舫录》，袁枚谓此书与《洛阳名园记》《东京梦华录》为一类，阮元《扬州画舫录序》亦云：“或有以杨玄之、孟元老之书拟之者。元谓杨、孟追述往事，此录则目睹升平也。或有疑其采及琐事俗谈者，元谓《长安志》叙及坊市第宅，《平江纪事》兼及仙鬼、诙谐、俗谚，此史家与小说家所以相通也”[22]。实则此书包含了多种说部文本，故杭世骏评《东城杂记》云：“体兼数家，譬之《秦中岁时》《岭南异物》《襄阳耆旧》《益州名画》《洛阳伽蓝》《吴兴园圃》，合为一书，各臻厥美，求之簿录，古无其伦。”[7]虽不免溢美之词，“体兼数家”亦可见清代在此领域的集成之法，如梁佩兰评钱以垲之《岭海见闻》云：“其文博而该，精而核，古而篙，参错而善变。有类司马龙门者，有类班扶风者，有类《水经注》者，有类《尔雅》者，有类《草木状》《禽鱼疏》者”[23]。

其次则是“训诂名义，率多精核”，即以考证之眼书写物象，带有明显的考证思维。训诂名物、考证地理的偏好，并非始自清人，四库馆臣评论《岭表录异》云：“记载博赡，而文章古雅……训诂名义，率多精核”[1]。可知在唐代已经有此类著述活动，今日则属历史地理学家的研究范围。在清代开地理考证者，恐为顾炎武之《京东考古录》《山东考古录》《谲觚》：“炎武，昆山人，最明于地理之学”[24]。清人论及本朝考证之学，往往举《日知录》为首，故地理杂记之叙述亦往往有考证之文，其意大约在于求是精神与博学之内需。这种地理考证的活动，首先表现在古代地理书的疏证，如吴任臣之《山海经广注》十八卷《图》五卷、毕沅之《山海经新校正》十八卷、郝懿行之《山海经笺疏》十八卷《图赞》一卷《订伪》一卷，赵一清之《水经注释》四十卷《附录》二卷《刊误》十二卷、董佑诚之《水经注图说》四卷等；其次则是在地理叙述中，注意结合古代文献进行辨正，去伪存真，摒弃附会、浮诞之言，如吴骞《桃溪客语》五卷，李调元关于岭南的《南越笔记》十六卷、蜀中的《然犀志》二卷，不免引经据典，加以考证，足见其博学广识之能，故李调元《南越笔记自序》云“自虞帝明庶务、孔门讲格物，而后之儒者遂不厌详细，举凡峙流夭乔、鹮飞喙息之俦，无不欲各尽其情实而自成一家言……征信而核实，畴见昔人著述诧为怪怪奇奇、惊心炫目者，至是又不觉知其或失则诬，或当于理，而因为之弃取焉”[25]；又如陈祥裔《蜀都碎事》四卷补遗一卷，此书仿自《金陵遗事》《武陵旧事》，所述为川中地理、物产、风俗、沿革、故实等，聂鼎元称此书“或得之见闻，或参之载籍，考证精确，典雅弘深”，每引多注出处，如《渭南集》《北梦琐言》《丽情集》《帝王世纪》等，语皆典实，并录诗文，既类游记之体，复有考证之学，考证以案语出之，如卷一《摩诃池》出自《渭南集》，陈祥裔案语云：“按此池填为蜀藩正殿，西南尚有一曲，水光涟漪，隔岸林木蓊翳，游者寄古思焉”。关涵《岭南随笔》卷六《南言略下》之《大娘小娘》条云：“东莞称女未字者为大娘，已字者为小娘。广州统称夫娘，犹言有夫之娘也。韶州人统称婆娘。”后有关涵案语云：“《梦粱录》载议亲帖，即写第几娘子。《南史》刘孝绰妹称刘三娘女未出嫁，先得称娘。《辍耕录》云：‘南人妇之贱者称某娘’，又云：‘庶人妻及大官国夫人并称娘子’，则娘子之名达乎上下者也。《明皇杂录》载公孙大娘。李益呼霍小玉曰小娘，韩愈祭女拏亦曰小娘，与此大小娘有别。娘与孃音同义异，《齐后妃传》冯娘、王娘、李娘、穆娘皆宫中之媵，均从娘。《隋书·韦世康传》‘孃春秋已高’、杜甫诗‘爷孃妻子走相送’，子之称母俱从孃。《集韵》云：‘娘者，少女之谓。孃者，母之称。’今人混而一之，失考者也。”

(三)“类目标题”

所谓“类目标题”是指文本中的内容，往往具有“拟题”的特征，或根据内容划分类别，或每一则(篇)拟有标题，类似于书目中的一级目录、二级目录。前所举吴应箕《留都见闻录》、汪价《中州杂俎》具有此项特征外，他如《广东新语》全书二十八卷，类目为天、地、山、水、石、神、人、女、事、学、文、诗、艺、食、货、器、官、舟、坟、禽、兽、鳞、介、虫、木、香、草、怪等二十八种，每类一卷；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七十卷记述明代北京掌故，以建置、形胜、城郊、宫殿、坛庙、公署、名迹、寺观为题，实际上是一种叙述秩序；又如张渠《粤东闻见录》二卷，上卷分《分野》《日南》《南极》《气候》《飓风》《疆域》《著述》等类目，下卷则有《榕》《木棉》《桄榔》《夹竹》《洋船》等每则标题。与志怪小说相比，地理杂记类作品更倾向于在本类别中进行“类目标题”的编排，原因在于方志编纂体例的成熟，方志学观照下的地理杂记类作品，文本形成本身也受到方志的约束。具体而言，与笔记小说中的标题“采首句二三字”“檃栝全篇”“取人名物名”等方式相比，清代地理杂记类作品较为简单，随意拟题的空间并不大，像明人郭棐《粤大记》以四字拟题(如“岩泉隐德”“岭海武功”“兵职军制”“弓兵营堡”)的现象并没有出现，这大约与清人淳厚质实文风的取向有关。

(四)内容的人文性与物象的文人化

地理杂记类笔记作品多是据作者身经目见后撰写，如王渔洋《陇蜀余闻》《广州游览志余》、江昱《潇湘听雨录》、佟世思《鲊话》《耳书》等，所述地理名胜、山川古迹、节庆民俗、族群风貌、物产气象等，并非刻板的记录，而是一种文人化叙述，记录山川之秀丽、族群之奇异、物产之丰富，带有作者适度参与的理解，以散文笔法出之，自然风光、人文景观之外，名人轶事、志怪异闻、诗词引述、野史传说、族群风俗等，也是所在挥洒自如，这也是形成此类作品人文性特征的重要部分，如佟世思在《鲊话》中记佟伟夫在恩施教化士民：“士子无城居者，来则跣足骑牛，至城下就河水洗足著屐而后入。每来谒，伟夫必与饮食，无一人知迸退周旋之节者。伟夫多事。必捉襟曳肘而教之。予亲见伟夫以白面微髭之知县教白头诸生拜揖酬酢，始终不成礼而罢焉”。“堂置木架一座，上置鼓一面，即以乱棕缚云板子下，此伟夫升堂号召胥役之具也。夜间，一老人身不满二尺，蹲鼓下司更，或自三鼓交五鼓，或自四鼓又交二鼓，从来无伦序，但随其兴会耳。闻伟夫曩者怒，命易之，询通邑无可代者，因仍之。”“伟夫听讼，庭鞠之下，土人作乡语，彼此不得了了，伟夫久于此间，或揣摩万一，土人却绝不省官长话，一堂之上，重译而后晓，若皂隶行杖，必白官曰：‘谅责’；罪人杖下乞免，大呼曰‘超’；知县公出，胥役郊送书，手板曰‘秉护’，言语文字之妙，真无间然矣。”故周作人云其行文“诚实”“波俏”(见《鲊话》)。面对他者地域的差异，文人在目击心存中以作家主体的视角来写出此种差异性，也给志乘的呆板叙述中抹上一层人文的亮色，给读者以活泼、亲切而欣喜的感受。

三

综上言之，作为笔记文体形态之一的地理杂记，具有地理笔记与小说的双重属性，内容也介于史乘与小说之间，内涵较为丰富。清代在地理类笔记作品的创作方面，与前代相比，取得了很大成绩，书写特征也较为显明。有清一代，此类作品数量众多、内容多样、体例各异，或重在叙述风土如《耳书》《鲊话》，或以志怪见长如《霭楼逸志》，或兼述杂史掌故如《留都见闻录》《春明梦余录》。若依《中国古籍总目》“史部地理类杂志之属”著录的11 527种作品而言，被称为文化渊薮的江浙沪地区，创作了437种笔记(其中浙江225种，江苏176种，上海36种)，数量居全国之冠，清代中叶也出现了合诸体文学于一身的“地志小说”的代表作《扬州画舫录》。与此同时，岭南地区在屈翁山《广东新语》之后，也出现了一个创作“岭南杂记”(说粤)的文学现象(据《中国古籍总目》“史部地理类杂志之属”著录文献，岭南地区有140种左右，是仅次于江南地区的作品群)，如钱以垲《岭海见闻》、汪森《粤西丛载》、范端昂《粤中见闻》、李调元《南越笔记》、王庭筠《粤西从宦略》、罗天尺《五山志林》、邓淳《岭南丛述》等，可见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已有追步江南之势。地区经济文化水平的相对高涨，会直接或间接使文人书写“小说”文献的视野大为开阔，故民国元年陈新佐《西村余录序》云：“小说九百，载于班书，今时所存汉小说类古雅可诵。降自唐宋，骚人词客不能以史笔自见者，则亦寄之稗乘以发其才：或纪朝野轶事，或详山川草木。要之，不盭于正也”[26]。可见“骚人词客不能以史笔自见者……寄之稗乘以发其才”是唐宋以来文人志乘、地理杂记类兴起的主观条件，而“纪朝野轶事、详山川草木”也是此类笔记书写的重要内容，虽为“小道小说”“委巷之谈”的案头文学，却也“不盭于正”。当然，如果考虑到魏晋“文学的自觉时代”及六朝地记[27]的斐然成就，那么陈新佐所论就不免简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