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丁柯 记录整理 洪梅芬

＞＞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胡立教同本刊总编辑丁柯（右）交谈。 资料图

丁老是与党同龄的新四军老战士，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上海解放时参与接管解放日报社的工作，曾任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上海《支部生活》杂志主编。在改革开放初期丁老已年近六旬，接手主持《民主与法制》工作。他在彭真、陈丕显、夏征农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关心支持下，用自己战地记者办报人特长，于改革开放初期，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法律尊严，宣传执行以法治国，推进法治化进程，发展壮大《民主与法制》杂志，使杂志社的社会地位、影响力和经济效益显著提高。本刊从2019年第1期起连续刊出丁老的口述文章，以飨读者。

2009年金秋十月，中国法学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民主与法制》创刊30周年座谈会。主持会议的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刘飏热情向杂志诞生和健康发展辛勤耕耘付出智慧心血的几代办刊人表示诚挚的问候。我作为第一任民主与法制社社长兼总编辑被邀请首先发言。

我说，3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拨乱反正、终结“和尚打伞”，改革开放，掀开了中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民主与法制》适应历史发展潮流、应运而生，抚育她的正是我们党的许多英雄前辈。王首道、伍修权、刘英、曾志、曾三、陈丕显、张友渔、夏征农、罗竹风……他们都是《民主与法制》的创始人，真正的掌舵人。五、六两届人大常委会叶剑英委员长、彭真委员长都情真意切地为《民主与法制》题词，刊名就是彭真同志亲笔题写的。党的老前辈对于伟大的人民共和国建设和加强中国式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殷切期望，永远深深地刻印在《民主与法制》工作人员的心坎儿里。

姓“党”姓“法”

“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我刚解放。1982年8月，在中央纪委、中共上海市委屡次催促下，市委宣传部和市社联决定由我去主持民主与法制社工作。

上海市社联党组和市委宣传部经市委批准，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成立民主与法制社分党组，由我任书记兼主编，市社联办公室主任为副书记，上海电台一位编委任副主编，原刊物主持人为副主编(没到位)，分党组在新闻界、法学界、华东政法学院、邮电部门等热情支持下，以自主聘用和人事部门分配相结合的方式，选用合格的离退休干部和优秀毕业生，重新组建了采编部、信访部和经理部等机构(人员满员时曾达到140人)；建立了党支部，几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在全体人员中进行坚持党性原则和反对割裂党性与人民性的教育，强调刊物的性格是姓“党”(坚持党性原则)、姓“法” (维护法律尊严)。编辑部自身的建设则应当改革开放，破除陈规，努力创新，走在时代前列。

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丕显同志十分关注《民主与法制》的办刊方向。1982年年底，我去北京，陈丕显同志知道了，立即请他的秘书乔晓阳同志派车把我接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陈丕显同志是我的老首长。他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我是办公厅副主任。听说我去整顿《民主与法制》了，他很高兴地说：你去很好，给你提两条意见，一是刊物一定要联系实际，普及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宣传教育；二是你们应当着力宣传，在改革开放中各级负责人都要学法守法，所有的企业都应该聘请称职的律师当企业法律顾问。陈丕显同志还热情建议，聘请中央和上海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知名学者专家担任民主与法制社的顾问，其中包括中顾委常委王首道，中央纪委原常委刘英，中顾委常委伍修权，法学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友渔，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仲方，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上海市社联主席罗竹风等。征得陈丕显同志的同意，我把他的谈话作为“访问记”，发表在1983年第一期首页。我们首先聘请上海著名的四大律师为杂志社常年法律顾问，公布在杂志版权页上。这一期《民主与法制》发行量就开始突破100万份(上年度75.5万)。

到了1985年，《民主与法制》发行量就达258万份。在全国有9个航空版，成为全国性发行量最高、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影响很大的宣传政治、法律、伦理、社会的新闻性杂志。1985年被京沪两地读者分别评选为全国“最佳杂志”之一。作为政治类的新闻期刊，获得广大群众如此欢迎，连新闻界的前辈都抚掌惊叹。老报人赵超构说，《民主与法制》销量激增，可以说明编辑部的工作成绩。刊物本身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社会原因是主要的。社会原因在哪里呢？就在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还不够健全，法治观念还不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没有完全做到。老百姓爱看《民主与法制》，同他们爱看包公戏处于同一心理。不少人看不到自己主人翁的力量，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有的人像秦香莲那样含冤负屈无处申诉，只能寄希望于包青天或海青天。《民主与法制》能替他们说些公道话，他们也就把你们的刊物当作包公戏来看了。

老作家秦瘦鸥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肯定说：“《民主与法制》编辑部为大家提供了如此通俗易懂而又密切配合我国社会主义生活的读物，使人们可以在潜移默化中逐渐理解民主与法制的精髓，以之律己，以之阅世。”他说：“1983年，我听说《民主与法制》的销数超过100万份时，心里是有些觉得悬乎的。解放前，有关法律方面的刊物寥寥无几，每一种每一期能到一两万份，巳经很了不起。即使在解放以后，这一类报刊也从未成为‘热门货’，经过‘十年动乱’，人们大彻大悟，开始认识到民主与法制的需要，这是事实。但似乎也不会一下子就有这么多的人要买这类书看。为了打破这个谜，我连续细读了几期《民主与法制》，这才恍悟自己的孤陋寡闻，认识远远落后于现实。这一刊物接触广泛，搜集了一切可能发现的有关材料，而且既注意思想性与严肃性，同时又不忽视知识性和趣味性，谢绝任何类似教条、口号一类的东西。这样深入浅出、亲切动人的内容很自然地吸引了大量的读者。”

1984年和1985年，《民主与法制》先后举办了两届法制知识学习竞赛活动。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新闻报刊界发起较早、影响最大的赛事之一。法制知识学习竞赛活动，在刊物1984年第7期发布预告，第8期正式公布了竞赛办法，第9、10、11期连载竞赛试题。试题由杂志社聘请全国法学界著名法学家、学者审定命题及答案。第11期附印统一答卷一份，持有统一答卷者即取得参赛资格。截至1985年1月31日24时，共收到竞赛答卷25.1万份。此事证明，群众性的学法守法“法制热”正蓬勃兴起。

这次竞赛的全部试题，我们杂志社委托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运用电子计算机技术批阅处理。这是中国期刊史上计算机技术在大众期刊中的首次运用。《民主与法制》于1985年第1期公布了试题全部答案，第2期公布了所有获奖名单，后又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

第二届法制知识学习竞赛和中央电视台专题部联合举办。自1986年开始，历时七个月，有20多万人踊跃参赛，成为当年法制宣传教育中影响广泛的社会活动。这次最后决赛由中央电视台直播，10名“学法状元”由王首道、张友渔等前辈在中央电视台亲自授奖。

1985年8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普法”会议。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支持下，我们又经登记批准创办了一份宣传宪法、图文并茂、彩色的《民主与法制画报》(半月刊)，第一期首页刊登张乐平的漫画：“三毛学法”，当期发行量也达80万份。为了帮助自学法律，杂志社创办了刊授学校，由全国著名法学家撰写教材，报名自费，读者入学者达3万多人，遍及全国。

随着事业的发展，经济效益逐年提高，民主与法制社的自有资金已相当可观了。刊物财务组被上海财税部门评为信得过单位，上缴财政税35%，每年纯盈余100多万元，1986年还用100万元积余资金，购买了一层新建的1000平方米办公楼。为接送员工上下班和解决住房，添置了40多万元的交通工具，建了50多万元的职工宿舍。投资合办了一个拥有200多名职工的《民主与法制》印刷厂。相继在北京、广州、温州设立了办事处。1984年，《民主与法制》出资招贤，成立影视部，先后拍摄的故事片有《无罪的女囚》（上下集）、历史片《洗冤录》（上下集），颂扬历史上著名的法医学家宋慈，供各电视台播放。这也是报刊和影视部门合作的尝试。支持曲阳新村小学联办了员工食堂，为本社员工免费供应午餐，职工的福利逐年有所提高。1986年7月15日，民主与法制杂志社正式迁往位于上海市虹口区曲阳地区的自购办公楼。像这样不依赖国家财政而自购办公楼的期刊社，《民主与法制》是新中国报刊业界第一家。

记得1986年8月13日，民主与法制社改革体制，成立社务委员会。座谈会就在自购的办公楼召开，各方面的领导、法学界和新闻界的几百位同志济济一堂，兴高采烈。《民主与法制》顾问、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首道同志担任社委会主任。他特意从北京赶来上海参会，高兴地说，我们今天聚会的地点，是民主与法制社用自己创造的经济效益购置的办公楼，这生动地说明了改革给民主与法制社带来的变化，我们完全有理由对民主与法制社明天的更大变化满怀信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