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晓辉

（华南农业大学 艺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一、设计和人类学的交汇

美国应用人类学家沃森（Christina Wasson）在2016年的《通用人类学杂志》（General Anthropology）中对设计人类学（Design Anthropology）作出简单明了的解释：“它指人类学家和设计师、其他领域从业者合作，开发新产品和构思新概念的实践。人类学家的贡献在于以用户为对象的民族志研究，掌握他们的日常行为，阐释新产品的象征意义和社会属性；设计师和其他成员根据这些研究，发展出适合潜在用户日常经验的设计概念。”[1]3尽管设计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并未成熟，不过在过去短短三十年间，设计民族志（Design Ethnography）在西方企业和市场飞速发展，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①Christina Wasson."Ethnography in the Field of Design".Human Organization，2000(5),p377.沃森在这篇文章中对过去三十年间设计民族志在西方企业的发展历史作出详细的描述。

我们大部分人会认同，设计师促成现代人的生活达到理想状态，他们的实践成为社会改变的一个元素。在南加州大学数字媒体教授巴尔萨莫（Anne Balsamo）看来：“设计师的价值在于强调创新和改变，他们的实践构成文化生产一个重要部分，与科学、技术和艺术的地位相当。”[2]25人类学家一直对社会变化和人的创造行为保持兴趣，这其中包括设计，因为它是人类创新性活动的重要体现。

在20世纪70年代，应用人类学家开始关注商业发展带来的社会现象，但没有涉及设计领域。到了80年代末90年初代，一些在企业工作的研究者和设计师意识到用户研究必须结合社会文化背景，这形成民族志方法介入设计的契机。民族志方法对企业有巨大吸引力，因为它提供了认识用户的全新途径。拜尔（Hugh Bayer）和霍尔茨巴特（Karen Holtzblatt）在《情境化设计：重新定义用户中心系统》（Contextual Design: Defining Customer-Centered Systems）中列举了民族志介入设计领域的几个优势：（一）在自然生活、工作环境中与用户进行访谈交流；（二）对用户的现场观察和对细节的讨论交替进行；（三）对用户行为、言论及环境进行系统的分析、解释；（四）引导访谈者以获取与研究主题相关的资料。[3]35研究者和设计师通过这些途径深入了解用户的生活和工作细节，这是传统设计程序无法比拟的。

当然，设计和人类学之间有明显的差异。人类学作为一门严谨的学科，其目标是建构研究人类行为特征的普遍性理论；而设计的目标是提供特定情景下的问题解决方案。设计的特点赋予设计人类学特殊的性质。首先，人类学对社会变化和未来图景有兴趣，但作为一门学科缺乏主动改造未来的手段。与之相反，设计的过程和结果都是介入现实生活的实践，借鉴其经验，设计人类学将更注重改造社会的手段。其次，人类学家在大部分情况下进行独立的田野工作，而设计是一个群体协作的过程，设计人类学将打破这种传统，使设计师、研究者和其他专业人士进行合作。

另一方面，人类学为设计人类学带来几项优势。第一，设计强调实践而缺乏将其理论化的传统，而这一点正是人类学的长处，它善于将各种人类行为理论化。设计人类学把理论化的传统与设计实践结合起来，强化理论对实践的批判。第二，设计专注于改造未来，人类学一般情况下研究历史和现状。因此，设计人类学延伸了设计的时间维度，使其对未来的改造更有说服力。第三，人类学增强了设计师对不同群体价值取向的敏感性，这些信息在以往往往被他们忽略。

二、设计人类学的实践

设计人类学在企业和市场中应用的历史并不长，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两位研究者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实践模式。她们是美国IDEO设计咨询公司的总监苏瑞（Jane Fulton Suri）和索尼里姆（SonicRim）设计咨询公司的创始人桑德斯（Liz Sanders）。苏瑞接受过实验心理学的训练，拥有建筑学硕士学位。她从1979年开始就职于英格兰消费者工效学研究所。在早期，她尝试突破传统的人机工程学设计思维。1987年，她到ID TWO设计咨询公司工作——它在1991年合并成IDEO设计咨询公司。在那里她展开更有深度的项目研究，用民族志方法观察用户做事和使用产品的方式，取得理想效果。另一位研究者桑德斯拥有应用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她在1982年加入理查森·史密斯设计公司（Richardson Smith）——不久就被费奇设计公司（Fitch）收购。她在1999年又离开费奇设计公司，和其他三个同事成立自己的索尼里姆设计咨询公司（SonicRim）。桑德斯在“参与式设计”（Participatory Design）中不断探索民族志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后来成为这种研究模式的领军人物。

设计人类学真正发挥作用是在用户中心研究（user-centered research）领域。兰开斯特大学教授、应用人类学创始人萨其曼（Lucy Suchman）为此做出巨大的贡献。萨其曼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施乐帕克研究中心（Xerox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的团队使用民族志方法进行人机交互设计的研究。她最为人乐道的成绩是为施乐复印机设计了巨大和绿色的“开始”按钮。这项简单的设计蕴含了她的用户中心研究理念。她认为：“设计人类学发挥重要的作用，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将深入了解员工和消费者的文化和经验，为企业创造更大效益。”[4]50萨其曼的另一个贡献是构建设计民族志的基本研究框架，其成果见于《人机重构：方案与情境行为》（Human-Machine Reconfigurations: Plans and Situated Action），这是最早专题研究设计和人类学关系的著作。在书中，她借鉴民族志理论，阐述工作流程和方案设计程序，分析文化观念如何影响设计和技术的变革。她发现，民族志的访谈和行为分析法对软件设计尤为适合，因为它们从微观上考察用户的即时反应。

20世纪90年代，施乐帕克研究中心的设计民族志经验传播到工业设计领域。芝加哥设计公司德布林（Doblin Group）在1991年与施乐帕克合作“工作室计划”项目。期间研究部主管罗宾森（Rick E.Robinson）向萨其曼请教成功经验，并将民族志方法引入工业设计程序。罗宾森在离开德布林之后创立了“数字化实验室”设计公司（E-Lab），“数字化实验室”设计公司在整体上延续了施乐帕克的设计策略。具体而言，他们利用民族志方法建构了“AEIOU 框架”——Activity（活动）、Environments（环境）、Interactions（互动）、Objects（物体）、Users（使用者）——用于分析代码数据和用户行为。罗宾森还在教育领域推广设计民族志方法。他在芝加哥设计学院讲学和举办讲座，将民族志的研究和实践体系传播到芝加哥多家工业设计公司和机构。受到这个体系的影响，美国其他地区特别是加州的工业设计公司也开始把民族志运用到其研发程序中。

20世纪末期还有不少设计师、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倡在设计领域使用民族志方法。他们渐渐意识到民族志不只是收集数据的手段，而是详述终端用户需求的最佳方式。在设计和人类学的融合中，人类学家发现他们与设计师和其他专业人士的地位并不对等，因为设计强调的创意与人类学强调的严谨存在冲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布隆贝格（Jeanette Blomberg）和她的同事制订了一份设计民族志原则指引。她们结合体验模型和用户档案等手段，使设计民族志更加规范。布隆贝格认为，设计师和人类学家不应局限于创新或严谨的思维方式，而应利用好档案、图表、模型等工具，分享和连接两个领域的知识。在她看来，人类学家和设计师是社会“促变者”，在设计人类学这个新领域中会实现有效的合作。[5]141

设计和人类学的融合趋势在21世纪初期一直持续。斯夸尔斯（ Susan Squires）和拜恩（Bryan Byrne ）编辑的合集《创造突破性的观念：人类学家和设计师在产品开发行业的合作》（Creating Breakthrough Ideas:The Collaboration of Anthropologists and Designers in the Product Development Industry）是此时期最详尽讨论设计和人类学关系的学术成果。其中的文章主要探讨应用设计、产品生产和商业市场中民族志的价值与角色。它们表明，人类学介入商业设计是其学科传统的延续。“商业人类学”（Business Anthropology）一词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指人类学家对消费者行为的观察。设计领域只是引入了实现商业目标的问题。可见，商业人类学和设计人类学有诸多重叠之处。除此以外，人类学产业实务应用会议（Ethnographic Praxis in Industry Conference）自从2005年以来每年举办一次，是集中展示人类学与商业产业融合的重要场合。

近20年学术领域中不乏设计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它们主要关注人与物、生产和使用的关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克拉克（Alison J. Clarke）编辑的《设计人类学：21世纪物质文化》（Design Anthropology:Object Culture in the 21st Century）和耿恩（Wendy Gunn）、奥托（Ton Otto ）编辑的《设计人类学：理论和实践》（Design Anthropology:Theory and Practice）。克拉克的合集没有脱离设计主题，从人类学的视角研究物质文化、消费、时尚等话题。耿恩和奥托的合集则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延伸至社会文化范畴，探讨当代设计中呈现的创造力和物质文化转向。书中的作者从三个学科（人类学、设计、哲学）的方法论出发研究上述问题，因此扩宽了跨学科合作的视野。

三、一种新的认知风格

加拿大科学哲学家哈金（Lan Hacking）使用“推理风格”（styles of reasoning）来描述科学思维方式。“推理风格”是对科学史家克龙比（A.C.Crombie）提出的“科学思维风格”（style of scientific thinking）的借用和改造，他在《欧洲传统中的科学思维风格》中提出，欧洲科学发展史上先后出现了六种特有的思维风格，分别是数学推理、分类探索、假说模式、实验探索、统计推理和历史—发生思维。哈金认为，“思维”这个词的主观味道太浓，所以用“推理”

取而代之。[6]30-32与之类似，“认知风格”（styles of knowing）用于描述认知和实践的思维方式，它既包括对社会现象的思考反思，也包括对世界的实践。根据哈金所说，“风格”有几个特征。第一，风格有历史过程，在某一个时间点产生，随之发展，也有可能慢慢消退或消失；第二，每种风格必须引入新鲜之物，它们包括对象、证据、语句或成为真假候选项的新方式、规律以及可能性；第三，每种风格都有一定稳定性，主要指质量评估的稳定标准。[6]30

虽然设计人类学的发展历史不长，但是它符合哈金对“新风格”的定义。设计人类学还引入一系列新鲜之物，包括干预性的田野工作和重复思考的改变创造程序。设计师和研究者运用综合性的方法（录像、演示、互动）和工具（场景模型、道具）进行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框架或视角。设计人类学还包含各种跨学科的合作，连接不同的公众群体，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

人类学家格尔兹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人类社会行为是有意义并且是可阐释的，社会行为需要被作为一种文本解读。[7]148格尔兹使用“文本”概念，他所说的“文本”已超越一般符号学所研究的文字和语言的文本，而是指用行动书写的“文化文本”或“行为化的文献”。文本的意义并不是它所固有的，在特定社会文化中民族志撰写者赋予其以意义。这就是他所提倡的文化相对主义立场之上对地方性知识的深描。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社会行为被解读为以人类为媒介的结果，人类行为还会影响社会结构。在这个背景下，人类学家开始反思“田野”的概念，它应该还包括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改造实践。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设计师的活动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无疑构成“田野”的重要部分。对于人类学家而言，介入设计领域的田野是巨大的飞跃，同时是对当代文化和科技全球化的应对。

设计师和研究者都意识到，文化和设计不再是彼此独立的领域，相反，它们在人和物的层面上相互交叉。如巴尔萨莫所说：“各种社会现象显示，设计实践已经根深蒂固地成为文化的一部分，通过设计物品、科技和系统，我们事实上正在设计未来的文化。”[2]25传统人类学研究强调人类行为的历史和现状，设计人类学令人类学家更关注人类和社会的未来。这种现象无疑造就设计人类学的前瞻性。

结语

在当下全球面临各种社会问题的情境下，制造业、政府部门和各类机构越来越倾向于用设计思维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设计的基本原则是发现和创造有意义的生存方式、生存手段和生活秩序，当人们希望以能动和创造性的态度制订方案时，无疑已经进入到设计师的角色。人类学为设计带来民族志方法、理论化途径和更广阔的跨学科视野，使得设计人类学成为一种更有效的改造未来的实践。在人们渴望有效合理和人性化地构建未来的诉求下，设计人类学将更明确其位置、机遇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