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 鸥

（洛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上海私营影院业主要由美国八大电影公司供片，“加以影院经营者与观众受长期毒素麻醉造成畸形繁荣，故过去之经营方式是专为资产及有闲阶级服务”[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电影院被定义为“人民大众教育馆”，影院性质随之发生改变，如何为最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服务是这一时期电影院经营的重点。“拒映美片”之后，影院资方增加了积极片的上映比例，降低了电影票价，然而这些举措离“人民大众教育馆”的目标仍有距离，尤其在“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发生之后，原有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模式必须转变，电影院工会、同业公会、华东影片经理公司、各区政府、居民委员会共同合作的售票模式应运而生，并在各国电影周活动中进一步加强。

一、电影院工会、同业公会、华东影片经理公司、

各区政府、居民委员会共同合作的电影票“销售”模式1951年开始，影院逐步加强其政治宣传功用，专门设立特别早场、幻灯片、话筒广播等业务。以特别早场为例，1951年1月18日～2月3日，各家影院“轮值放映《无形的战线》《人民的巨掌》《思想问题》及《青年城》四片，以提高人民对特务份子的警惕”[2]4。春节期间，各院自2月12～14日，“免费招待本市各部队同志及烈军属，共发票十三万张，实到人数为九万一千零八十六人”[2]4。“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周年纪念之时，上海市首轮会员16家，自2月15～17日三天上午放映特别早场，“免费招待各级市民，以增进对改约签订意义的认识，受招待者共四万八千一百四十人”[2]4。为加强抗美援朝的时事宣传，各院自4月4～26日专门放映朝鲜新闻短片，共计97场，来院人数48140人。除此之外，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八一建军节等重大节日期间，影院公会同样组织了特别早场活动，以配合政治宣传工作。

纵观1951年的影院活动，尤以5月份“镇压反革命宣传月”最为突出。在该活动中，各影院分两期举行早场，“第一期自五月五日起至十日止，共发票十三万三千八百十五张，实际到院者九万九千零九十三人；第二期自五月二十一日起至三十日止，发同样票数，实到人数十万零五千四百七十六人，两共二十万零五千四百六十九人”[2]4。“镇压反革命宣传月”是1951年特别早场活动中持续时间最长、观影人数最多的一次。通过此次活动，“不仅是提高人民对反革命份子的憎恨和警惕，更使很多从未有机会看到电影的贫苦劳动人民，受到了生动的电影教育”[2]4。

1951年的特别早场活动中，“反特”早场、义务劳军以及“镇压反革命宣传月”全部采取免费送票的方式，在此期间，电影院工会、同业公会、各区政府以及居民委员会扮演了重要角色。以“镇压反革命宣传月”为例，上海市文化艺术工作者工会电影院分会、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上海市有关机关团体的放映队以及中国影片经理公司华东区公司通过组织合作，将《无形的战线》《光芒万丈》《青年城》《雾海孤帆》《党证》《世外老人》《人民的巨掌》《坚决镇压反革命》等十部有关镇压反革命及暴露反革命分子罪行的影片，交由电影院及放映队免费放映，入场券则由各区人民政府统一分发，并由各区冬防委员会及民主妇联组织观众，发票给平时不看或少看电影和报纸的里弄居民。[3]正是各个机构之间的密切配合促成了观众人数的剧增。

事实上，关于“赠票”一事，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普遍存在于上海私营电影院中间，只是当时赠票的对象以特权阶层居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新政府即作出取缔“赠票”的决定。虽然此后影院公会与上海市公安局曾因“赠票”与“特殊场所检查证”之间的矛盾发生过数次磋商，但取缔“赠票”已成必然。从以上关于1951年影院活动的论述可以看出，“赠票”在被取缔一年多之后，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为使更多的人进入电影院接受教育，以上海市文化局为代表的新政府机构带头进行大范围的赠票活动，数量之大前所未有。①以《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1951年工作总结报告》中列举的特别早场为例，该年共包括“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春节劳军”、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周年纪念”、“朝鲜新闻短片”、“镇压反革命宣传月”、“六一”儿童节、“镇压反革命短片”、“八一”建军节8次赠票活动，合计来院观影人数764106人。《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1951年工作总结报告》，上海图书馆藏，第4-5页。“赠票”——这一曾经特权阶层享有的服务，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电影、电影院性质的改变也发生了变化。

二、“人民大众教育馆”的逐步形成

1951年参与政治宣传的影院以公营、公私合营和首轮私营影院为主，上海市二、三轮私营电影院（1951年前后的上海影院分为三个轮次，即首轮和二、三轮）参与较少。随着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的展开，以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电影周的举办，包括二、三轮私营影院在内的上海市所有电影院逐步加入到“人民大众教育馆”的宣传运动之中。

1951年12月28日起，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抗美援朝》第一部文献纪录片开始在上海市十八家首轮影院同时上映。公私合营北京电影院首先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宣传动员与组织观众工作”，具体包括：

一、对内进行思想动员。联合工会小组举行思想动员大会，号召全体职工一致动员起来，互相配合，大力展开组织观众工作。二、大规模召开座谈会。分批邀集该院全部基本观众代表（即各基本定座单位之文教、电教负责同志）举行座谈，介绍影片内容、意义，并商讨如何进行发动、组织等具体问题。三、通过该区（嵩山区）正在举行的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函请各界人民代表号召各界人民百分之百的动员起来，争取每一个人都看一次“抗美援朝”影片，把伟大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贯彻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民中去。四、紧接着座谈会的召开，举行一次群众性的动员大会，参加的有本区各界人民代表、本院观众代表共一千五百余人。会上除由该院负责人报告上映“抗美援朝”第一部文献纪录片的意义与要求大家协助广泛的展开宣传动员与组织观众工作。并由嵩山区政府陈区长作简单动员报告……五、在采取以上办法进行宣传动员与组织工作的同时，重点地深入各群众团体，进行个别联系，以加强动员效果。[4]

此后不久，为做好文献纪录片《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上海市文艺工会电影院分会专门成立了由上海市十八家影院组成的《抗美援朝》映出工作委员会，各影院文教干事与基本观众千余人首先观看了影片。十八家首轮影院职工，为了宣传《抗美援朝》文献纪录片，采取了各种动员办法。1951年12月29日，《文汇报》第8版刊登了《我们做了文献纪录片“抗美援朝”宣传员》的文章，作者系大光明电影院职工熊仲超，文中详细说明了影片宣传工作的细节。

我们是大光明电影院的职工，为了做好这部富有教育意义影片的映出工作，争取能够组织更多的观众来看这部影片，我们决定了下工厂、学校、里弄去宣传。这样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好宣传工作，我们估计，初步可以组织九万多观众来我院看电影的。

我们先争取看了“抗美援朝”文献记录片的试片，这部影片使我们的心情激动。我们在看这部影片时流了泪。我们认识了谁是最可爱的人，并从中看到了国际主义精神的具体实践。我们决定了一定把这部具有政治教育意义的影片，广泛地介绍给观众。

我朝（院）陈少培、周满初同志参加了大光明十五个小组中的第九组。我们在出动宣传的前一夜先开了一个小组会，作了准备工作。本月二十四日上午七点一刻我们集合在电影院工会，出发到静安寺、大木桥、老明（西）门一带去宣传。

我们先到了市政工会英电分会，仔细的告诉了英电的工人同志们，这部影片的整个内容，和它的拍摄经过。这样的宣传，使英电的同志们特别到“大光明”包场来看电影，同时我们又赶到人民出版社、震旦大学、鼎新染料厂、清心女中等单位去。我们都采取了用座谈会、漫谈等方式进行宣传。在大雨中，群众为我们的热情鼓舞了起来，为我们宣传的内容——“抗美援朝”文献纪录片是怎样一部影片鼓舞了起来。我们把看了影片后亲身的体热（验）无拘无束地朝大家谈，我们接触到的群众都愿意去看这部电影，他们说要从电影里去接受一次教育，看一看志愿军同志们的英勇事绩（迹）。同时群众的热情也鼓舞着我们，我们体验到今天我们是人民的电影院职工，怎样更好地为观众服务是最重要的。

大光明职工组织的十五个宣传组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抗美援朝”文献纪录片，最远的到了郊区的工厂中去，在大雨中、在泥泞中进行一天的宣传工作，晚上回来时衣服都湿了，洁（但）大家非常高兴，这是大光明职工们以前所没有过的举动。我们将再接再厉地面向观众，面向广大劳动人民，为他们更好地服务！[5]

熊仲超并非普通影院职工。笔者掌握的一份资料显示，他在1953年前后的年龄是24岁，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祖籍安徽合肥，1945年进入漂汤申大煤矿工作，1948年进入国太（泰）后转入大光明，同时还是文艺工会电影院分会组织科干部。[6]笔者无法确定熊仲超在《文汇报》上发言时的具体身份，即是否已经是影院工会干部或团员，但是，熊仲超的发言内容显示，大光明电影院明显沿袭了此前不久公私合营北京电影院上映“抗美援朝”文献纪录片时采取的宣传方式。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电影制片厂制作了一批“三反”新闻特辑，在电影院放映。3月4日，《新民晚报》的《新影剧》专栏发表文章，将这一行为称为“电影的报纸”。作者认为，从“三反”新闻特辑这一事件可以看出，“电影这一宣传教育的武器，是很可以当作报纸一样地使用，而且很可以在这一方式下完成更多更好的政治任务的”[7]。因此，“以‘三反’新闻特辑为开始，我们的电影当局今后就应该在每一个新的政治任务上使用这样的‘电影的报纸’来迅速地发挥宣传教育的力量——而这正是电影这一武器所必须有的好作用！”[7]由此可见电影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重要性。

面对电影宣传教育属性的进一步确立，电影院也相应加强了影片宣传活动。例如，为使1.2米以下儿童也能接受教育，1952年7月国际电影院开始试办“幼童早场电影”，每周一次，时间定在上午，票价五百元，团体满十人给予八折优惠，1.2米以下儿童在家长、保姆的陪同下可以观看电影。除此之外，各个里弄居委会与电影院之间也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每有进步影片上映，居委会总是尽量发动居民们去观看，同时利用黑板报等，介绍和宣传影片内容。有许多影片像《少年游击队》《华沙一条街》《白毛女》《海上风暴》等，在居委会的宣传动员下，集体观影人数都在一百人以上。

综上所述，随着美国等毒素影片的禁映，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影的宣传功用成为政府关注的重点。以电影院为代表的放映业通过与各方机构合作逐渐形成了一套适应新形势的经营方式。华东电影公司在完成计划排片之后，院方派出专门人员将电影说明书、宣传资料以及电影票送至各单位，即使是远在郊区的单位也在影院的服务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影院与各区居民委员会逐步建立起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影院宣传组职工将电影信息告知居委会相关人员，居委会通过黑板报等形式组织群众购买团体票，配合影院宣传。如此一来，电影院不仅与各单位组织建立了联系，而且通过居委会这一形式，实现了向非“单位”群众进行宣传的目的。这一方式不仅增加了院方的收入，同时改变了普通大众关于电影院的既有观念，逐渐培养了群众的观影习惯。

三、“教育馆”功用的进一步加强

1952年11月1日，即“中苏友好月”苏联影片展览开始前，上海市文艺工会电影院分会决定专门成立“苏联影片展览联合观众服务处，代办全市电影院团体订票业务，并予统一分配与调度”[8]。同时规定“所有电影院不再接受团体订票，只有订票有余额时作为临时门（票）售个别观众。票价团体照原价七折计算，个别观众八折优待”[8]。报道还详细列明了每部影片的订票电话以及订票地点等信息。①如《难忘的一九一九》64891、61262，《顿巴斯旷工》60544、63877，《金星英雄》67275、67276，《明朗的夏天》32717、61897，《大马戏团》60724、61655……《乌兹别克斯坦》67270。订票地点：黄陂北路三十三号文艺工会电影院分会。联合服务处联系询问电话：65244。见《苏联影片展览本月七日开始 十部优秀五彩片将上映 文艺工会电影院分会特成立联合观众服务处接受团体订票》，《文汇报》1952年11月1日，第8版。11月7日，《文汇报》第8版分别刊登了10部苏联彩色影片的“主题思想”，强调这些影片“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苏联，并从而获得共产主义的前途教育”[9]。当天，上海市44家影院开始同时上映这10部苏联彩色影片。在此期间，“二万到三万人的宣传队员，深入群众，到工厂、学校、住宅区和郊区去宣传中苏友好，去举行报告会、座谈会，访问过苏联的各界代表人物，纷纷被邀请到各基层单位去做报告，报道他们目见耳闻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10]。11月15日以后，“中苏友好月”活动逐渐转向细致深入的阶段，“工厂里的活动深入到了车间，学校里深入到了班级，里弄里深入到了每一幢房屋、每一住户，郊区的农民，也普遍受到了一次中苏友好的宣传教育。过去三个星期中，听过报告的群众有一百七十四万零三百五十七人，参加座谈会的有五十一万八千八百三十八人，看了苏联图片展览的观众仅中苏友谊馆等十个重点展览会和较大街道里弄的展览就有一百八十九万二千五百人看。‘苏联电影展览’三个星期来已经看过和已经订座尚未观看的观众已超过四百五十万人”[10]。以安远路锦绣里的居民为例，在“中苏友好月”活动中，平均每人至少看了两部苏联电影。[11]

与之前的“反特”“三反”“五反”运动的宣传力度相比，此次“中苏友好月”在宣传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方面，上海市所有影院无论公营、私营全部加入到了影片宣传的队伍之中；另一方面，电影院在此次“中苏友好月”中充其量只是宣传队伍的急先锋，报告会、座谈会、图片展等各种宣传方式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与“二万到三万人的宣传队员”相比，影院宣传组成员的数量之小几乎可以忽略。不仅如此，“中苏友好月”之后又相继举办了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等各国电影周活动。在此期间，各个私营电影院已不再是独立的个体，仅从影院经营的角度看，其与公营、公私合营影院的差距越来越小，其在协助政府进行政治宣传的同时，自主性逐步丧失，相应地，也逐渐习惯于政府的计划或安排，甚至形成了某种依赖。

1952年12月4日召开的同业公会记录了私营电影院资方向上海市政府提出的几点请求，从请求中不仅可以窥见私营电影院的经营困境，同时也可以看出其对政府的依赖。

决议：关于业务方面

……

（3）建议公营影院加强对私营影院之领导，并希与上海文艺工作者工会电影院分会加强联系以期推行新的管理和经营方式。

理由：目前公营及公私合营影院在业务基本上已无困难存在，但私营影院无可否认仍存在着些不合理的经营方式，如公营影院能大力领导并与电影院分会保持联系则其影响所致□能促使私营影院早日建立新的经营方式。

（4）建议中国人民银行对为改善影院设备或为保养影院房屋而缺乏资金之影院□虑信用贷款。

理由：目前电影院之保养及改善设备工作多以限于资金无法展开多破旧凌乱，如银行能根据影院之计划（当然通过劳资协商）□虑贷款予以及时之改善则对影院之保养当有莫大之裨益。

（5）建议公营采办机构保证及时供应影院映机零件之配购。

理由：目前部分影院时以损坏拷贝负赔偿之责，考其原因并非以放映同志技术不良而以“十六牙”年久□移轧片所致，同时又无从配购，如能备置充沛则可避免上开损失，其他零件亦然。

关于发行方面：

（1）希望于变更映片合约内容前贯彻协商精神（以最近提高纪录片拆账为例）。

（2）希望对部分营业情况较差而有实际困难各院勿以停供映片为催款之手段，以目前部分团体观众积欠影院之票款者为数不鲜，如能予以相当筹调之期限当便利不少。[12]

此次会议是就中央文化调查团来沪一事召开的，除业务、发行方面的意见外，影院资方还就票价、轮次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这一时期私营电影虽然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实际上同业公会已基本由公营、公私合营影院掌控。不仅如此，影院资方已经丧失选片、排片和电影票价的定价权，影院人事、财政以及行政权在经历一系列劳资纠纷之后几乎丧失殆尽，资方心态也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发生了诸多改变。①“解放初期的私营会员对于本身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中是处于被领导地位的道理不够了解，大都还保留着浓厚的自由主义和追逐个人利润的资本主义思想。因此与推介进步电影和贯彻电影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国营影片公司（中国电影发行公司上海市公司）和公营会员影院为逐步压缩消极无聊电影所采取的各项步骤是有距离和矛盾的。但是这些距离和矛盾在现实教育的体验下以政治觉悟的提高而接近而消减。”见《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1953年总结报告》，上海档案馆藏，档号：C48-2-590。因此，转变经营方式，协同工会、华东影片经理公司、各区政府以及居民委员会组织、宣传、售票（赠票）的经营模式是资方的必然选择，上海电影院——过去专为“资产及有闲阶级”服务的娱乐场所逐步转变为“人民大众教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