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彬

关键词党史叙事 党史分期 南昌起义 秋收起义 广州起义

自从人文社会科学出现语言学转向后，西方学术界率先开始将话语分析的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国内学术界在吸收和借鉴话语分析的基础上，逐步将其运用于党史研究之中，解析党史的话语与叙事，在探究权力同话语和叙事的关系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现有研究对于中共自身理论与其叙事之间的相互关联，特别是叙事逻辑转型背后的理论动因关注较少。本文希望通过分析中共，主要是中共中央和部分地方党组织对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叙事及其转变，探究中共革命理论发展与党史叙事转型之间的相互关系。

对于三次起义，学界长期聚焦于事件本身，从三次起义的产生背景、发展过程和后续影响等方面切人，分别介绍三次起义各自的历史发展逻辑及其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中的地位，重点在于厘清三次起义中的功过是非。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档案逐步开放，学界逐渐探讨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三次起义的影响，侧重点也是起义的过程。近些年来，随着纪念史学的发展，学界开始关注中共对三次起义的纪念和评价，阐述中共纪念活动的由来、发展以及纪念的形式、内容等。研究者们开始跳出起义过程等历史细节，将三次起义放置于更长时段的历史中，从中共思想史角度探讨中共对三次起义评价的历史演变，如龙心刚与陈仕平从“工农红军纪念日”的形成过程人手，阐述了1927-1933年间中共对南昌起义评价由贬到褒的转变;纪浩鹏则梳理了1949-1966年问南昌起义纪念活动的转变，描述了建国初期南昌起义纪念逐步转向毛泽东思想和武装斗争经验宣传的过程。然而，目前相关研究多将三次起义分而述之，分别阐述中共对各次起义的认识，其中南昌起义的研究居多。为数不多的对比研究主要着眼于三次起义的具体过程，如起义的旗帜、口号、方针、政权设计等。现有研究很少从整体上关注三次起义与党史叙事的关联。三次起义叙事转变的同时，民主革命阶段党史的分期标准和历史事件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改变，对于这一问题学界关注较少。中共最初如何叙述三次起义，后来发生哪些变化，为何会出现变化，这一变化又如何影响党史叙事框架与党史阶段划分，这些问题都有待回答。

一、“苏维埃运动”叙事框架的强势出场

三次起义构成了中共由大革命失败向新一轮革命转变的过渡阶段，我们现在习惯性地将后者称为土地革命战争，但当时中共却将其命名为苏维埃运动。当下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叙事逻辑中，三次起义共同构成了新阶段的开端，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秋收起义进一步将武装斗争引向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广州起义则作为一次英勇反击，成为土地革命战争的组成部分，与武装割据联系密切的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地位明显高于广州起义。然而，这种评价与历史的原貌有所不同。在当年“苏维埃运动”叙事框架内，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是大革命的结尾，标志着大革命武汉时期或者说左派国民党时期的结束，广州起义第一次在中心城市打出苏维埃的旗帜，标志着革命新阶段的发端，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广州起义地位远高于前两个起义，是三次起义的中心。

三次起義的由来与中共曾经设想的南下战略有密切的联系。1927年6月至7月问，中共为应对“四·一二”等一系列反共事变制定了南下广东的战略计划，希望联合国民党左派收复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在此背景下发动的南昌起义直指广东，秋收起义最初也被设计来响应南昌起义进攻广东的计划。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出台《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以在广东创建根据地和支援南昌起义军两项任务为核心，对秋收起义中四省的农民运动做出了分工：湖北由于距离广东和南昌起义军较远，主要发挥牵制作用;湘南与目的地广东接壤，因此划归广东革命委员会管理，准备响应起义军;鉴于南昌起义军正在江西，中央要求江西省委鼓动农民加入起义军，“马上夺取乡县政权”;在目的地广东，大纲规定南昌起义军到达的地方与江西一样立即夺取县政权，未到达的地方群众主要夺取乡村政权，等起义军到达后再夺取县政权。从秋收起义最初的计划来看，基本设想与南昌起义利用军队先取广东再举北伐的战略是一致的。后来南昌起义军与中共中央逐渐失去联系，再加上八七会议路线转变和人事调整的影响，秋收起义逐渐改变规划，转而以两湖为中心。但当南昌起义军一度占领汕头时，中共中央还曾考虑迁往广东，南下广东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广州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南下战略的延续。三次起义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南下战略的开端、发展和结尾。

当时中共对三次起义的评价不同于今日。南昌起义被认为是“真正革命军队的暴动”，类似于现在的评价——“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与今天不同的是，起义爆发后中共中央认定群众运动才是正统，依靠职业军队哗变的军事暴动应配合发源于群众运动的民众暴动，“革命的基础力量始终并不是叶贺的部队，而是工农群众”。因此，中共中央曾批评南昌起义是“军事投机”，“在政治上及策略上并未能真正代表工农，既没有明显的土地革命及工农贫民政权的政纲，又没有坚决摧毁豪绅政权的策略”。相比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意义在于对军事投机的克服和群众力量的展开，但当时对秋收起义的评价也远不如今天。广州起义曾是三次起义中被中共评价最高的一个。192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广东工农兵暴动建立苏维埃告民众》，高度评价广州起义“是工农兵士群众第一次革命暴动的胜利”，广州苏维埃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民众的革命政府”。数日后，中共中央又发布《中国共产党为广州暴动再告全国民众》，认为“十二月十一号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深记着的日子！我们将永远记忆着这个日子，因为这一天在广州高揭起了苏维埃政权鲜红的旗帜，因为在这一天广州英勇的无产阶级与广州近郊的农民联合一致推翻资产阶级军阀反革命的政府，建设了苏维埃政权——工农兵代表会的政府！”，“工农兵代表会的政府可为我们的团结一致继续争斗直到博得胜利的标帜”。12月15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杂志曾发表《伟大的广州工农兵暴动》一文，提出“广州工农兵这次暴动始终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破天荒第一遭最伟大最壮烈的被压迫剥削阶级之暴动”。同日，共产国际发布《为广州暴动告全世界工人兵士及被压迫民众宣言》，称赞“广州在革命斗争之中，顿开一新的局面，广州的工农夺取了政权，苏维埃革命的鲜红旗帜已经在南部中国的首要城市之中高揭起来了。广州工人空前的英勇精神实在是世界历史上伟大的事实”。

上述评价差异源于不同时期中共指导理论的转变。今天我们对三次起义的理解偏重于强调它们揭开了国共军事对抗和中共独立领导革命的序幕，评价的标准在于起义与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联系。但在1920年代后期至1930年代前中期，中共则将三次起义置于“苏维埃运动”框架中，通过衡量起义与苏维埃运动的关系确定各次起义的地位，起义在国共对抗之外还被赋予革命“进阶”的预设，即设定苏维埃是革命的最高阶段，中国革命要一步一个台阶地向苏维埃革命发展。

“进阶”的理论基础是斯大林的“三阶段论”。斯大林将中国革命分为三个阶段：广州时期是第一阶段，主要特征为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阶级联合反对帝国主义;武汉时期是第二階段，主题为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联合反对帝国主义，同时反对本国封建势力、开启土地革命;国共合作破裂后是第三阶段，无产阶级要联合农民进行苏维埃革命。在“三阶段论”影响下，三次起义被认为是由第二阶段通向苏维埃革命阶段的过渡。

对于中共而言，广州起义高举苏维埃的旗帜，标志着第三阶段的到来，也就是说“广州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开始”。在当时，广州起义是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的目标和方向，地位远高于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1928年1月，中共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议决案，提出“革命正在进于更高的阶段”，广州起义是“城市中的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出现于中国及整个殖民地的亚洲;被压迫及受列强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势力双层剥削的民众，用自己的力量把压迫者及剥削者的统治推翻了，建设起自己的政权，这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都是“革命进于新的更高阶段之过渡时期”，“广州暴动便结束了这一过程”，“革命已经过渡于比简单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更高的形势，这就是过渡于苏维埃革命”。广州起义地位极其显赫，以至于中共中央曾要求“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将来都要和广州暴动的结果与经验相联络起来”。

对“苏维埃”政治意义的强调不仅提升了广州起义的地位，还影响了中共对党史分期的认识。广州起义当时是大革命结束、苏维埃革命开始的标志，这与当下将三次起义归人土地革命战争的党史分期方式有明显的区别。如前所述，《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议决案已经明确以广州起义作为新旧革命阶段的分界点，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议决案》更进一步确认“南昌暴动失败结束了左派国民党的时期”，“广州暴动便开始了中国革命的第三时期——苏维埃时期”。大会将12月11日确定为广州起义纪念日，规定“党要纪念他，要号召千百万的劳动群众纪念他”，当时三次起义中也只有广州起义享此殊荣。

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认为，南昌起义的意义在于“公开提出打倒叛变革命的武汉政府的口号”;秋收起义的意义在于矫正南昌起义军事投机的倾向，“使当时的革命继续发展，形成新的革命力量”;广州起义则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大革命和苏维埃运动的分水岭，广州起义的爆发意味着“1925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便完完全全结束”。据此，瞿秋白将大革命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是广州时期，第二个是武汉时期，“从南昌暴动到广州暴动，这是中国大革命的第三个时期”，广州起义之后中国革命进入苏维埃革命阶段，广州起义既标志着大革命的收尾也象征着苏维埃革命的开始。换言之，三次起义分属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属于大革命阶段，广州起义正式开启了苏维埃革命，属于苏维埃革命阶段的开端。

不过党内在大革命的划分上也存在不同意见。部分人反对划分大革命第三时期，认为大革命只有广州时期与武汉时期两个时期，不应单独划出一个新的时期。华岗在《中国大革命史（1925-1927）》一书中提出，南昌起义打出的是左派国民党的旗帜，应属于大革命的武汉时期而非第三时期，1927年9月南昌起义军在汕头的失败“结束了中国大革命的第二时期——左派国民党时期”，广州起义则“成为开辟中国革命的新的阶段——苏维埃阶段之旗帜”。另一种意见将南昌起义划人大革命武汉时期，而将秋收起义划人苏维埃革命，作为广州起义的铺垫和准备。例如张闻天同意将大革命分为两个时期，视南昌起义为武汉时期的一部分，将秋收起义与广州起义划入苏维埃运动阶段，认为秋收起义是“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最早的开始”，但因为没有大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开启苏维埃革命意义上价值有限，广州起义则是中国第一次在大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因此“广州苏维埃的出现，开展了中国革命苏维埃的旗帜”。上述诸种观点虽然在大革命具体如何划分上存在分歧，但对于将广州起义作为苏维埃革命的起点则是一致的，这与今天的党史叙事有显著的差异。

二、革命形式的探索与党史叙事的转向

1927-1937年间，中共的革命运动一直坚持苏维埃的旗帜，但中共对革命形式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原先群众暴动的主导地位逐步被武装割据所取代。这一变化导致两个结果：一是中共对广州起义的诠释发生变化，广州起义纪念活动的定位由推广群众暴动转化为发展武装割据;二是中共对南昌起义地位的认识发生转变，随着武装问题重要性的上升，南昌起义的地位日渐提升。

苏维埃运动十年间，中共几乎每年都要举行广州起义的纪念活动。1930年以前广州起义的纪念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纪念广州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启了中国革命的苏维埃阶段;二是纪念广州起义为群众暴动树立了典范。例如中共中央曾在《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一文中对比三次起义，认为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未能实现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兵士运动的联合，广州起义克服了前两次起义的不足，实现了工、农、兵的联合，这是广州起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亮点之一。在此基础上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议决案》指出，南昌起义“没有明显的政纲”，有军事投机的倾向，秋收起义“亦发生玩弄暴动和军事冒险”，虽然广州起义在具体执行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总的来说“意义是非常伟大的，大会特别号召各级党部，要详细研究广州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丰富的经验”。

又如1928年10月，瞿秋白为广州起义周年纪念撰文《广州暴动与中国革命》，指出“广州暴动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他举起了苏维埃的旗帜”，同时“中国工人阶级自己，也在广州暴动之中看见将来胜利的模范”。再如王明在《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一文中提出广州起义证明“‘武装暴动这种艺术，已不仅是先进国工人阶级善用的武器，且已成为后进国工农群众解放的法宝”，“广州暴动在事实上表现出共产党领导工农兵的伟大力量，提出为工农兵本身解放的政纲，建立了工农兵贫民自己的政权”，“开始了工农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它是中国革命的三个柱石——工、农、兵——通力合作的开始”。

此时中共党内在对广州起义的认识上比较统一，群团组织与地方党组织在纪念广州起义的活动中也基本遵循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例如，1928年12月，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在广州起义周年纪念宣言中宣稱广州起义“开辟中国革命新阶段——苏维埃阶段”，“广州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阶段的开始”。广东省委在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责任等具体问题上与中共中央有一定的分歧，但对于广州起义的地位和意义，则完全赞同中央《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一文中的观点。1928年11月至12月，广东省委在要求各级组织着手准备纪念广州起义一周年时强调，广州起义“不仅开辟中国民权革命新的阶段——苏维埃，而更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著作，与英勇的伟大的巴黎公社有同样的价值”，“是一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著作”。在此后相关的纪念活动中，广东省委不断突出广州起义在暴动问题上的榜样作用，认为广州起义是工、农、兵“通力合作的开始”，“广州暴动是中国工农兵革命大暴动的预演”，广州起义不仅竖起了苏维埃的旗帜，还“给予我们许多宝贵的斗争经验”，要求各级组织学习广州起义的精神和经验，发展武装暴动。又如1929年11月北方的顺直省委在纪念广州起义两周年的通告中提出“广暴结束了中国革命第一次高潮”，“开始了中国苏维埃革命阶段”，“是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最光荣之著作”，同时广州起义也是群众武装暴动的一次榜样，因此要“吸收广暴的精神，学习广暴的经验”，“准备以武装暴动答复军阀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完成广州暴动的历史任务”。再如江苏省委在广州起义的纪念活动中也指出“广州暴动是中国革命进到更深刻更彻底的一个阶段，并且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时期”，“开东方弱小民族革命的先河，为世界无产阶级建立他的革命政权于白色的世界之前驱”，要学习广州起义中群众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革命方法，逐步建立苏维埃政权。

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对革命形式的认识发生变化，武装割据逐步取代群众暴动成为主要的革命形式。1930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相关决议。在周恩来的报告中，发展武装割据已经被提到重要位置，与暴动并列为中共的两大革命形式。周恩来批评李立三等人过去对武装割据工作不够重视，“中央只注意到红军的发展与扩大，可是放弃了巩固与加强，尤其是对苏维埃区域，中央直接的指导是很不够的”，“红军的指导尚不集中，彼此没有配合，进攻的后方还不巩固，没有最高限度地发动群众，没有在敌人军队中的士兵工作，尤其中央的直接指导没有，所以在主观上缺乏可以胜利的前提”。1930年，国民党对中央根据地的“围剿”使得支援武装割据成为中共眼下最紧迫的任务。再加上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的改组，王明等人掌握中央话语权，忠实地贯彻了共产国际发展武装割据的设想，武装割据渐渐在实践中确立其核心地位，成为中共夺取政权最主要的革命形式。暴动则日渐没落，最终下降为白区支援苏区、配合武装割据的手段。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四中全会决议案》强调全党将工作重心集中到保卫武装割据上，要进行“全部的各方面的动员，去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苏区”。中共中央在四中全会后的第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将苏维埃区域和武装割据的发展作为“综合一切革命运动的唯一旗帜”，无论苏区还是白区，所有工作都要围绕反“围剿”进行。群众暴动只有在暴动时才强调武装斗争，在此之前主要是非暴力斗争，即对群众的长期争取和自身力量的积蓄。相比之下，武装割据则自始至终贯穿着武装斗争，武装割据地位变化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中共不断提升对武装斗争的重视程度。

广州起义的叙事日渐与群众暴动脱钩，转而同武装割据结合。1930年10月中共中央提出对广州起义三周年的纪念要同反抗国民党进攻苏维埃区域相结合，“使纪念广州苏维埃能成为动员群众反抗进攻红军与拥护中国苏维埃政权之实际行动的口号”。1931年11月，针对广州起义四周年纪念中共中央提议“在苏区中广州暴动的纪念中必须举行各种公开的纪念”，“一切的纪念工作必须与巩固与发展苏维埃根据地的争斗联系起来”。1932年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在举行广州暴动五周年纪念运动中，必须以战争紧急的总动员为中心”，“学习广暴的经验，记取广暴的教训，使群众认识必须要迅速战斗的动员起来，每个人都来参加巩固与扩大发展苏维埃的斗争”。与此同时，作为中共武装斗争开端的南昌起义地位得到大幅提升。

“八一”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向俄国宣战的日子，也是南昌起义爆发的日子。在1933年之前，三次起义之中仅有广州起义有专门的纪念日，中共中央一直将“八一”作为国际反帝日进行纪念。例如1929年7月9日中共中央曾专门指示湖南省委散发传单、举行飞行集会、发动武装示威响应“八一”国际反帝纪念日，对地方党组织和红军“施以国际无产阶级的教育，使他们知道自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同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八一”纪念的通知，要求全党“站在全世界革命的利益上，拥护第一个工人阶级的国家苏联”。1930年7月，中共中央在第136号通告中再次强调“八一”的国际意义，主要精神为“反对进攻苏联，反对世界大战，援助殖民地革命运动”。

但此时部分地方党组织已经开始在“八一”宣传反帝反战的同时纪念南昌起义。如1929年7月20日，顺直省委发布第33号通告，提出“八一”“是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战开幕的一天，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劳苦群众，历年来事实上在这一天向帝国主义示威，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恰逢张学良武力接收苏联对中东路的管理权，这一行动造成中苏摩擦，史称“中东路事件”。这一年顺直省委的“八一”纪念特别强调有爆发帝国主义各国进攻苏联进而引发世界大战的危险，呼吁“拥护苏联的总示威，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夺取中东路”。此外，省委认为“八一”又是“共产党单独领导之下给武汉国民党以武装答复，开始土地革命的南昌暴动的日子”。又如1929年7月，江苏省委曾发布《关于八·一国际赤色纪念日宣传大纲》，突出“八月一日是帝国主义扩大战争的第一天”，为了纪念“八一”应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拥护苏联。与此同时，《大纲》还指出“八·一是前年南昌暴动纪念日，这个暴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实行土地革命，反对国民党，建立工农政府的革命行动”，应“继续南昌暴动的精神”不断扩大土地革命的斗争。

1938年11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强调，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运动，中国革命没有和平斗争的环境，“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毛泽东视武装斗争为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并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初步提出的以武装斗争作为党史分期主要标准的做法由军事史推向整个党史，强调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在武装斗争的框架内对党史、革命史进行新的阐释，强调三次起义在武装斗争问题上的重大意义，弱化“苏维埃”政治旗帜在历史划分中的影响。随后，毛泽东又继续完善新的党史叙事框架。1939年12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我们党十八年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将中共党史划分为“北伐战争”“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三个阶段，实际上将三次起义都归人“十年内战”的范畴，一改之前中共将三者归入不同历史阶段的做法。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又通过《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等文强化新的党史分期方法。

“苏维埃”地位的下降也是抗战大环境使然。瓦窑堡会议后，中共逐渐调整纲领，将主要注意力由内战转移到抗日。“七七事变”前中共就已经提出停止武装颠覆国民党，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领导下的苏区接受国民政府改编，苏维埃政府被取消，中共收起了苏维埃的旗帜。“苏维埃”这个概念已经被深深打上了国共内战的烙印，在国共团结抗日的大背景下，中共为了维护统一战线没有再提苏维埃问题。相应的，广州起义的纪念活动也逐渐淡出视野。

國共联合抗日的大环境对中共的“八一”纪念也有影响，相关纪念活动呈现出区域性差异。在国统区中共突出“八一”作为反帝纪念日的内涵，如《新华日报》为纪念“八一”撰写的《保卫武汉纪念“八一”》《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斗争》《纪念“八一”》等社论绝口不提建军纪念日，强调“八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一天，是帝国主义战争屠杀人类可怕可恨的一天”，激励全国人民反帝抗日。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则继续宣传建军纪念日，但不同时期重点也有所不同，抗战初期“八一”纪念的重点也在宣传反帝抗日，随着国共摩擦加剧特别是皖南事变后，重点转向宣传建军历史。如1937年《解放》周刊刊载的《八一感言》虽强调“八一”是“创造中国红军的纪念日”，但重点在于反帝抗日、“打日本救中国”。国共摩擦加剧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八一”宣传重点为纪念建军，如1942年聂荣臻在晋察冀军区直属机关纪念“八一”建军节大会上强调，“八一”“是我们人民军队十五周岁生日，也就是南昌暴动十五周年的纪念日”，“应当讲一些党军的问题”。1943年《大众日报》刊载罗荣桓《纪念建军十六周年要认识“八一”的历史教训》一文，指出“八一”“是中国共产党以武装起义反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裂倒退与叛变大革命的一天，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始决心走上独立的领导武装斗争的一天，把这一天作为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建军的纪念日，是有其严重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的地位在国共摩擦的背景下得到不断强化。1947年初国民党关闭和谈大门，中共在国统区的许多机构逐步撤出。此后，“八一”宣传的区域性差异消失，逐渐统一为建军纪念。

六届六中全会前后，中共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重新审视自身对苏联经验的学习过程。作为直接从苏联移植过来的概念，“苏维埃”在理论上遭到了根本性冲击，中共在抗日战争及随后解放战争中不再使用“苏维埃”作为自己政权的名称，这也是中共放弃“苏维埃运动”叙事框架的最主要原因。随着“苏维埃”政治符号象征意义的消退，与其紧密联系的广州起义地位也迅速下降。

毛泽东倡议的新的党史叙事框架逐渐得到党内领导层的认可。如1940年朱德为纪念中共建党19周年撰文《中国共产党和军队》，认为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人民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并认为1927年中共举行三次起义的重要意义在于“诞生了我们红军”。又如同年王稼祥所著《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一文，直接引用了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有关新的党史划分标准的相关论述，对妨碍武装斗争的各种观点进行了批评。

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对中共的历史进行了总结，决议不仅承认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而且还认可了毛将武装斗争作为中国革命主要形式和党史叙事主线的倡议，用武装斗争的框架解释1927-1937年间的党史，强调在这十年问中共的主要活动就是“创造了红军，建立了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分配了土地给贫苦的农民，抗击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进攻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期间各种错误路线、思想的出现重要原因在于“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

中共认可了新的党史叙事框架，但在用何种名称概括1927-1937年间历史阶段的问题上，党内当时没有统一思想，这也并非当时的紧迫问题。例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等文中多用“十年内战”形容这段历史;1943年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中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表达自己对于毛泽东的钦佩，同时却使用“苏维埃运动”描述1927-1937年问的历史;1946年陈毅在悼念罗炳辉的演说中以“十年苏维埃运动”概述十年历史。这种情况体现出“苏维埃”对中共影响之深，也展现出新框架取代旧框架过程之复杂。受到战争环境的影响，上述情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建立前后。1948年7月，罗荣桓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直属单位庆祝建党二十七周年纪念会上仍然使用“苏维埃运动时期”这一称谓;同年8月邓子恢在《农民运动的三个过程》一文中还在使用“苏维埃时期”;同年12月，贺龙在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也在使用“大革命时期”“苏维埃时期”。

受制于战争环境，新的划分法虽有意将三次起义列为“十年内战”的开端，但中共党内未能立即统一意见。例如张闻天1930年代所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曾将南昌起义划人大革命，广州起义划人十年苏维埃运动，1948年辽北书店、1949年华中新华书店等还在继续印行这一著作。解放战争时期新出版的许多著作也未将三次起义纳入“十年内战”中。如1948年9月由黄祖英、沈长洪和陈怀白编著的《近百年史话》是经过山东省政府审定的中学课本和青年自学读物，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地党组织对三次起义的认识。《史话》在历史划分上沿用了“十年苏维埃运动”的称谓。并且，《史话》虽然承认参加南昌起义的部分武装“成为后来红军的基础”，但将三次起义都归人大革命的范围，广州起义是“大革命的退兵一战”，十年国内战争的开端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1949年《史话》由东北书店印刷在东北发行，1950年又由东北新华书店再版发行，可见此书影响不仅限于山东，也可以推测将三次起义归为大革命最后阶段的叙事在党内颇有市场。这一叙事在党外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例如上海解放后，1949年7月上海编译社曾出版《中国共产党史纲》一书介绍中共的历史，在三次起义部分提出“南昌起义的失败，结束了中国革命的第二个时期——左派国民党时期，广州起义则成了大革命的‘退兵之一战”，在党史阶段的划分上和三次起义的认识上与《史话》一书相同。

1950年代初，中共逐渐统一党史叙事。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已经提出以武装斗争作为党史的叙事主线和分期标准，但受到战争环境的影响一直没有统一的表述。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逐渐贯彻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倡的新党史叙事框架。根据毛泽东的叙事框架，三次起义被规定为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十年国内革命战争的发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取代“十年内战”“苏维埃时期”“苏维埃运动时期”等，成为官方认定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一些教材已经开始使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指涉1927-1937年的历史。例如1950年胡华根据华北大学革命史讲義改编成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一书，已经使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等来划分党史。但影响更大的是1951年胡乔木代表中宣部和马列学院为纪念中共成立三十周年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此书特点有二：一是用数字序列区分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1年-1927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年一1937年）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1945年-1949年）。用一、二、三等数字命名，表明各革命阶段是一种平行关系而非进阶关系，不同阶段形成的原因是主要矛盾、策略转变，阶段与阶段之间并没有高低上下之分，这与之前中共将苏维埃运动作为革命高级阶段的观点截然不同。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历史》等官方著作又对三个历史阶段重新命名，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一变化主要是名称的调整，官方党史划分历史阶段和评判三次起义的标准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二是以武装斗争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发展为主线重新建构三次起义之间的联系。《三十年》认为“七一五”事变标志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结束，三次起义开启了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三十年》突出了作为武装斗争开端的南昌起义和代表革命正确道路的秋收起义，涉及到广州起义则是一笔带过：“在一九二七年秋冬到一九二八年春，党还在湖北东部、湖南东部、湖南南部、广州市、广东东部、海南岛以及其他地方组织了起义”，既不再强调苏维埃旗帜的政治意义，也不再坚持广州起义在革命阶段过渡中的重要作用，转而以三次起义与武装斗争和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联系界定其地位与作用。

随后，相关叙事逐渐统一。例如1952年陈毅在南京鸡鸣寺受访时不再使用“十年苏维埃运动”等词汇，转而采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称呼1927-1937年间的历史阶段，并强调南昌起义开启了武装斗争，井冈山斗争具体解决了武装斗争道路的问题。又如1954年何干之在《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中突出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广州起义仅作简要介绍。再如1956年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辑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授提纲（初稿）》也对广州起义采取了边缘化的处理。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在评判三次起义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秋收起义的作用日益凸显。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反思城市中心论，开始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重新评价自身的历史。中共高层基本认可为秋收起义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开辟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且秋收起义是中共建军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如1944年周恩来在中央党校所作的报告中提出南昌起义“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又如陈毅在为中共七大准备的军事报告《建军报告》中指出，秋收起义是中共建军的重要源头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继续提高对秋收起义的评价。

《三十年》为评价三次起义定下了基调，即以武装斗争和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为标准评定党史重大事件。中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三次起义的评价具体化：南昌起义开启了武装斗争但却没能选择正确的道路;秋收起义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联系紧密，代表着正确的方向;广州起义体现出中共英勇的精神，但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相悖，因而主要意义在于提供“历史教训”。如1951年8月，贺龙在《回忆“八一”南昌起义》一文中指出“‘八一南昌起义仅是我们党认识武装斗争的开始”，“南昌起义之后，军队往哪里去的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又如1952年陈毅在回忆南昌起义时指出“八一起义，回答了人民要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但却没有解决怎样武装斗争的问题”，“怎样进行武装斗争，是毛主席解决的”。再如1957年《人民日报》发表《广州起义的伟大历史教训》一文，指出“‘八七会议前后，党先后在三个重要方面组织了武装起义，南昌和广州两次起义都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只有湘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的重心放在农村”，“南昌和广州两次起义都失败了，而在农村中的起义，虽然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但总是坚持了斗争，得到了胜利和发展，建立了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为整个中国革命运动建立了坚实的基础”。具体到广州起义，文章认为“广州起义是有广大工人群众和革命士兵相配合的典型的城市大起义，所以广州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就使我们党获得了重大的经验，从而得出历史性的重要结论，认清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必须以乡村为主，在乡村中依靠工人阶级领导，发动和组织农民，结成坚固的工农联盟，开展武装斗争，一步步地取得最后胜利”。还如1958年罗荣桓为纪念建军31周年撰写《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提出“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开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这就是向农村进军，依靠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借此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逐渐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余论

从1920年代末瞿秋白等人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归人大革命的结尾，将广州起义作为苏维埃革命的开端，到1933年中共中央开始正式纪念南昌起义，再到1936年以后毛泽东逐步将三者划出大革命、纳入“十年内战”中，中共的党史叙事框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这一复杂过程的背后是中共指导思想的转换：1920年代末，受到俄国革命经验和斯大林“三阶段论”的影响，中共赋予群众暴动和苏维埃旗帜以近乎神圣的地位，与其紧密相连的广州起义自然也备受尊崇。1930年代初，中国革命逐渐走上一条不同于“十月革命”群众暴动的发展道路，中共对各次起义的叙事日渐与武装割据相结合。1930年代中后期到1940年代初，在中共抛弃苏维埃旗幟的背景下，毛泽东总结出中国革命自身的经验并将之发展为一套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随之而来的是中共逐步以武装斗争的发展为主线重新诠释自身的历史，三次起义被视为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十年内战”的开端。解放战争的胜利使得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地位急剧上升，成为革命真理，中共也以此为标准重新认识自身的历史，对三次起义进行新的评判。在此过程中，党内权力的转移对三次起义认识的演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中共自身的认识史以及党史的叙事并非简单的权力重构历史的过程，其中理论转型对历史叙事的转变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中共党史历史叙事的变化固然与权力的升降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并非历史叙事对权力单调的亦步亦趋式的服从。历史叙事的形成与转变不是单力作用的结果，而是多力博弈的产物。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语境下，权力只是其中最为明显、最容易被人发觉的一种力。实际上，权力的来源本身也是复杂的、多元的，既有硬实力、也有软实力，既有物质的力量、也有精神的力量，思想问题、理论问题因其隐匿于组织变革、权力升降背后而容易被忽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理性主义高歌猛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历史叙事往往与思想和理论紧密联系，构成某种思想或理论逻辑的历史表达。这种思想理论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联既可能随着理论的变化发展剧烈震荡，也可能随着理论的延续保持相当的稳定性。例如1950年代至今，中共关于三次起义的叙事除了在“文革”极端年代经历过剧烈变动外，主要的叙事框架和逻辑主线保持了下来，并未随着权力的代际更替不断发生根本性调整，展现出了思想理论与历史叙事关联的稳定性。总而言之，在中共党史叙事的研究中，应避免研究的简单化，即仅从权力一叙事的角度考察党史叙事的形成、发展与转型，将党史叙事简单地归因为权力形塑历史，而应以更加开阔的思维审视复杂的历史，避免思维的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