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溪土

[摘要]南昌起义以国民党左派为公开旗号，为国民党左派东山再起提供了契机和政治舞台，凝聚了新力量，提高了政治影响力。起义期间，谭平山被推举为公开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他利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号，联系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其他革命分子，进行筹建第三党活动，这为后来民主党派的创立打下了基础。

[关键词]南昌起义 谭平山 民主党派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共独立创建人民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南昌起义还有一个历史意义，即它是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合作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开端，并且从中孕育了民主党派。

一、南昌起义以国民党左派为公开旗号，为孕育民主党派创造了有利条件

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以其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成了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共同的敌人。中共中央酝酿发动起义，认为目前还应该举起国民党旗帜，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获得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的支持。1927年7月20日和23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举行两次会议，提出发动南昌暴动计划，“在政治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黨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1]p29。随后中共中央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去领导南昌起义，并在九江成立“国民党中央办事处”，接应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去南昌参加起义。8月1日，以贺龙、叶挺所部为主力的起义军成功占领南昌，8月3日至5日主动撤离，10月初在潮汕地区遭到失败。

南昌起义爆发后，中共前委退居幕后，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国民党的名义召开会议，发表宣言，组织各级领导机构。起义当天上午，中共领导人谭平山、恽代英以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和委员的身份，在江西省政府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各省、区、特别市及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有30多人参加。联席会议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作为最高领导机关，推举25人为委员，由7人组成主席团，下设7个党政军工作部门。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及其他革命分子联合组成的统一战线政权组织，也是多党派合作开展武装斗争的新载体。25个委员中，大多数是中共党员，国民党左派代表有张曙时、贺龙，另有被推举但未到场的宋庆龄、陈友仁、何香凝、邓演达、黄琪翔、于右任等，张发奎也名列其中。起义当日，革命委员会以22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名义，在《南昌民国日报》发表起义纲领《中央委员宣言》。宣言回顾国共合作历程，抨击蒋介石、汪精卫等叛变行径，号召拥护孙中山民有民治民享社会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提出7项奋斗主张。

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左派同样遭到严重打击。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主动打着国民党旗帜，吸收国民党左派人士参与，中共领导人也以国民党左派形象出现，并在宣传中刻意不使用共产党理论，几乎全盘采用国民党左派的理论。这种做法为国民党左派东山再起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政治舞台，凝聚了新的力量，提高了国民党左派的政治影响力，为后来民主党派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参与南昌起义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部队官兵，跟随中共浴血奋战。左派将领贺龙于9月初，由周逸群和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共。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决定彻底抛弃国民党旗帜，打出苏维埃旗帜。10月初，周恩来在广东普宁向张曙时传达了这一指示。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就此友好分手，各举自己的旗帜，各奔革命前程。

二、南昌起义期间，谭平山着手筹建主要由国民党左派人士组成的新政党

谭平山1909年参加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转入国民党；1921年参加中共，中共五大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共合作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部长。谭平山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关系密切，国民党右派接连制造反共事件后，他与左派新领袖邓演达都认识到国共合作破裂在所难免，讨论了建立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党以维系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1926年11月，谭平山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他提出要么在国民党中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组织，要么不要国民党而成立新的政党，比如工农党、第三党。1927年5、6月间，邓演达与谭平山、施复亮、彭泽民等讨论建立新政党问题，主张对国民党实行二次改组。

谭平山是南昌起义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之一，他积极争取贺龙参加起义，坚决反对张国焘拖延起义。他虽然不是中共前委委员，但参加了前委会议决策。前委书记周恩来主管军事，谭平山主管政治和行政，与韩麟符负责联系国民党左派人士工作。南昌起义期间，他的筹建新政党的计划和行动，主要表现为：

第一，在九江筹划起义时，他极力主张争取一切与蒋介石有矛盾的军政人员参加起义，把一批未知情未在场的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和非蒋嫡系将领张发奎、朱晖日等拉进新政权名单。

第二，他负责组织起草的《中央委员宣言》，采用国民党左派的理论，提出7项奋斗主张，其中第三项是“共同努力为革命获一新根据地以便在新旧军阀势力之外，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集中革命势力继续革命工作问题”；第四项是“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各省党部代表推举全党信任之领袖组织临时的革命领导机关”[2]p18。这为建立新政党提供了政治基础，埋下了伏笔。

第三，他有一些右倾思想，特立独行。在九江策动起义时，他反对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在财政税收问题上，他主张沿用旧办法，以提款、派款、借款等筹集资金解决后勤问题，反对征收、没收政策。南下途中，他两次写信给政治保卫处负责人李立三，要求缓提惩办土豪劣绅。

第四，中共前委原计划起义军占领广州后，建立新的国民政府，由谭平山任主席。他与张曙时、彭泽民、章伯钧等计划在广州召开新的代表大会时，建立新的政党，并派朱蕴山去武汉动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到广州开会。朱蕴山回到武汉，邀请了一批国民党左派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准备前往广州，后因起义军在潮汕失败，此举未能实现。

大革命失败后，谭平山对中共失去信心，脱离了共产党。张国焘回忆：“平山同志当时一心想另开一新局面，连中央及国际等名词都不愿听。”[1]p55

南昌起义采用国民党左派政纲，参加起义的一大批国民党左派党政军人员及一些中共党员，后来参加了谭平山重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有的成为其他民主党派的重要干部，比如张曙时、彭泽民、章伯钧、李嘉仲、廖运周、侯镜如、张余生、梅龚彬、江董琴等。可以说，南昌起义为后来民主党派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等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中国必须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流亡到上海的谭平山与邓演达取得联系，1928年3月，中华革命党在上海秘密成立，推举邓演达为最高领导人，决定在他未回国前由谭平山负责，并与章伯钧、张曙时组成三人主席团，作为“总指挥部”，朱蕴山负责联络军事工作。随即在一些省区建立了党组织，发展了党员。中华革命党党纲基本采用南昌起义《中央委员宣言》和邓演达莫斯科宣言，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依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主张建立平民政权，超越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批评中共偏重于农民暴动，但表示愿意与中共合作进行革命。

中华革命党由于其党纲既不同于国民党，又不同于共产党，人们通常称它为“第三党”。国共合作破裂后出现介于国共之间的第三党，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南昌起义孕育民主党派，增添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力量。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0.

[2]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马永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