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蜀 陈昌兵 张 娜

（1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石河子大学农业现代化研究中心，新疆 石河子 832000）

一、引言

2010年3月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确定了19个省市对口支援新疆82个县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2个师。此次援疆工作是对口支援政策正式提出以来，援助领域最广的一次，之前的对口援疆主要以干部援疆为主［1］，而新一轮对口援疆项目涉及教育、医疗、产业、民生、科技等各个方面。新一轮援疆工作也是我国历史上资金规模投入最大的一次，据统计，2010年至2016年间，援疆项目量7080个，援疆资金724亿元［2］。

对于这样一次大规模的援疆工作，众多学者从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在政策建议层面，一些学者结合地区经济实际，就援疆政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刘建军［1］、罗斌［3］分别以受援方哈密和昌吉为例，结合实际就对口援疆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程广斌和程楠［4］、付玉翡［5］从援建的资金额度和民生项目数量分析了对口援疆政策的总体效果，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对口援疆政策、保障援疆工作有效开展的建议。吕朝辉［6］提出“精准化”发展已经成为我国边疆治理模式的必然选择，精准对口支援模式的建构路径应当从对口支援的制度化、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政策工具的多样化和精准化等方面入手。李菁［7］从府际关系的角度，通过对口支援政策实施现状和成效，分析了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因素，最后探究了对口支援政策完善的途径。高玉［8］着重分析了产业援疆，从产业援疆的六种典型模式入手，分析了当前产业援疆方面存在的六大问题，指出未来应以就业为导向调整援疆三次产业比重，加快构建新疆特色的产业体系，建立有效的利益共享机制。在政策评价层面，赵雪冉和倪超军［9］构建了对口支援新疆效果评价指标体系。高志刚等［10］以新疆阿勒泰地区为抽样对象，调查了社会公众对援疆经济效应及政策执行力的评价，结果表明：从总体来看社会公众对援疆工作整体评价比较高，对政策比较支持。张斌［11］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对2010年全面对口援疆以来的供给效率进行了评估：受援地区的效率水平基本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综合效率水平排名最高的两个地区分别是伊犁地区和喀什地区，最低的为克州。刘金山和徐明［12］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对口支援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对口支援政策显著地促进了新疆GDP增长和人均GDP增长；相对而言，援疆政策效果在北疆地区表现更为强劲，刘金山和徐明给出的解释是南疆地区薄弱的基础设施和不完善的配套体系削弱了援助政策的经济效果。

综上所述，有关对口援疆政策效应方面的实证文献还比较有限。到目前为止，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已经开展了7年之久，局部的成效显而易见，但总体效应却难以一目了然。本文在样本上选取了与新疆社会经济更具有可比性的四省区245个县市，涉及新疆地方82个县市，按总分层次，分别从总体效应、区域差异和时段差异三方面对援疆政策的总体效应进行评价。

二、估计模型与变量说明

（一）估计模型

本文将新疆经济增长看作中央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场自然实验，量化评价对口援疆的政策效应。通常来说，可以通过纵向比较政策实施前后经济增长的差异来说明政策的经济效应，但此方法没有考虑到即使没有对口援疆政策，新疆经济在全国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也会向前迈进。那么，通过横向对比能否说明政策效果呢？由于新疆与其他省区在没有实施对口援疆政策之前就已经存在差异，所以也不能。为剔除上述纵向差异和横向差异，本文用倍差法来解决对口援疆政策效应的评价问题。

模型构造两个二元虚拟变量treat和period。若某县市在行政上隶属于新疆，则treati=1；否则，treati=0。若时间点处于2010年之前，则period=0；否则period=1。treatper是treat和period的交互项。用1ngdpit和1npergdpit分别表示各期各县市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值，则倍差法模型如下：

首先，对于非政策冲击县市，由于treat=0，则其模型变为：

这时非政策冲击县市在对口援疆政策前后的经济增长情况为：

即在援疆政策实施前后，非政策冲击县市经济增长的变动为：dif1=β0＋β2-β0=β2，也就是说 β2代表了对口援疆政策实施前后，非政策冲击县市的经济增长的平均变动情况。

对于政策冲击的新疆各县，由于treat=1，因此，这些县市在对口援疆政策实施前后的经济增长情况为：

因此，在19省市对口援疆政策实施前后，政策冲击县的经济增长变化为：dif2=（β0＋β1＋β2＋β3）-（β0＋β1）=β2＋β3。

假设没有对口支援政策，则新疆各县经济增长的变化与其他非政策冲击县的经济增长变化相当，为β2。但实际上新疆各县市在对口援疆政策前后的经济增长的变化平均为β2＋β3，因此，援疆政策对新疆各县市经济增长的净影响为：dif=dif2-dif1=（β2＋β3）-β2=β3。 即 β3代表了对口援疆政策对新疆县市经济的净效应，如果其值为正，代表政策效应为正；否则，表明政策带来了负效应。为提高模型的稳健性和说服力，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一起放入到模型的xlist当中，因此，最终模型如下（5）式，具体控制变量见第三部分。

当数据为面板数据并存在多个年份时，可以根据年份设置时间虚拟变量。例如，如果存在2000-2004年5年的数据，则可以设置5个虚拟变量：Year2000、Year2001、 Year2002、Year2003、Year2004。 当年份为 2000 年时，Year2000=1，否则，Year2000=0；其他四个虚变量类似。这样，需要引入四个虚变量，式（5）就变为：

此时模型实质上是面板固定效应模型［13］。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倍差法的思想是将样本随机或近似随机分组，第一组是政策干预的处理组，第二组是未实施政策干预的控制组。作为自然试验，试验的对象应满足同质性假设。根据空间经济学相关理论，多数情况下，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空间依赖性［14］。一般地，在地理位置上相邻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速度和水平相当。陕西、宁夏、青海、甘肃和新疆同属于西北五省，内蒙古与新疆相似为少数民族自治区。从地理方位上看，以上六省区都位于我国西部，属于远离沿海的内陆地区，且其中四个省份都属于少数民族自治区，人口密度相对稀少，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因此，本文拟将西藏、青海、陕西、宁夏、甘肃、内蒙古作为对照组。但西藏与新疆一样是我国对口支援政策的受援方，不符合对照组成员的条件，而青海缺失2011年至2015年的县市人均GDP数据。因此，本文将陕西、宁夏、内蒙古和甘肃四省区作为与新疆进行对比的“对照组”。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市统计年鉴》。由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只统计到2013年，因此，2014年和2015年的数据来自《中国县市统计年鉴》。其他个别指标在个别年份没有数据时，用地方统计年鉴或地方年鉴中的相同指标代替，个别样本某一年缺失数据用插值法补齐。

19个省市对口支援新疆82个县市全部作为处理组样本，其他四省区各县作为对照组，其中，甘肃有69个县市样本，宁夏13个县市样本，陕西83个县市样本，内蒙古80个县市样本。时间跨度从2005年至2015年，全部样本数3597个。

（三）变量处理与说明

测度经济增长最直接的指标就是GDP及人均GDP，但需要将物价因素剔除，因此，各县名义GDP、名义人均GDP均以2005年为基期，按各省的GDP平减指数换算成实际值。

影响GDP和人均GDP的因素很多，但主要包括一个地区的人口（popu）、固定资产投资水平（invest）、产业结构（agriperc）和一地区的初始经济发展水平（lngdp2005）。因此，为了提高模型的稳健性，在考虑对口援疆政策效应时需要控制这些变量，以免这些因素被视作随机干扰因素而被忽略。

首先，根据宏观经济理论，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和人均产值都有重要的正向推动作用。为控制物价因素对数据的影响，对各县名义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按所在省区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算成实际值。

其次，根据产业经济学中的克拉克定理，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第一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高，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重越低；反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会越来越低，而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会越来越高，这一现象也被称之为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将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作为各县产业结构的替代变量，这一数值越高，说明产业结构水平越低；相反，这一数值越低，说明产业结构水平越高。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越多，GDP总量数值越大，但人均GDP数值越低，即人口总量对GDP有正向影响作用，对人均GDP有反向影响作用。

最后，考虑到各县市初始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引入变量 lngdp2005和lnpergdp2005，用2005年的实际GDP水平和实际人均GDP的对数值表示，变量含义及其处理过程如表1所示。

三、新一轮对口援疆政策效应评价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描述性分析

本文用STATA15对数据进行处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控制组总样本量为902个，对照组总样本量为2695个。对比两组因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差异发现，两组样本人均GDP对数值没有显著性差异；但在GDP对数值、人口总量、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和产业结构方面差异显著，对照组与处理组相比，GDP对数值均值水平高于 0.19；人均 GDP 对数的均值高出 0.06；县市人口均值高出4.12万人，固定资产投资额均值高出161.99千万元，第一产业占GDP比重的均值低 9.74个单位。

（二）对口援疆政策的总体效应

采用倍差法就对口援疆政策进行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第一列为解释变量，第二列和第三列数据是不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四列至第七列是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不加入控制变量时，对口援疆政策效果不显著，表现为政策实施后对GDP和人均GDP虽有促进作用，但无法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1 变量及其处理过程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加入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人口和初始GDP（人均GDP）水平四个控制变量后，模型的显著性水平得到提高。表中第四列至第五列数据将面板数据当作混合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为提高模型的稳健性，采用自举法降低偏误，数据显示，援疆政策对GDP和人均GDP的净效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具体来看，在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对口援疆政策对GDP促进作用的净效应是0.1062，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口援疆政策对新疆各县市经济的促进作用较对照组县市平均高出10.62%；对口援疆政策对人均GDP促进作用的净效应是0.0269，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口援疆政策对新疆各县人均GDP的促进作用较对照组其他县市平均高出2.69%。

由于本文数据是时间长度为11年的面板数据，对于多期（设期数=N）面板数据，倍差法模型可引入N-1个时间虚拟变量，由于篇幅所限，加之本文重点关注政策效应，表3将这些虚变量略过。Hausman检验的P值为0.0000，所以强烈拒绝原假设，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当采用增加时间虚拟变量的固定效应模型时，模型当中的解释变量treat会与地区效应产生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为消除多重共线性，需要将treat变量删除。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见表3的最后两列，从t值来看，对口援疆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但对人均GDP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参数估计表明，对口援疆政策的净效应为0.0734，即对口援疆政策使得新疆各县市经济增长较对照组县市平均高出7.56%。

表3 对口援疆政策的倍差法分析

可见，只要考虑了控制变量，控制住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主要因素，不论采用何种方法，对口援疆政策对经济总体的拉动作用都很显著，但比较而言，对口援疆政策对GDP的政策效应大于对人均GDP的政策效应。通过查阅《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发现，近年来，新疆人口增长率一直居于全国首位。2015年新疆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1.08‰，分别高于宁夏的 8.04‰，甘肃的 6.21‰，陕西的3.82‰，内蒙古的2.4‰。模型控制了人口总量，但若将人口自然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可能效果会更好。但相关年鉴中只有县市人口总量数据，而没有县市人口自然增长率数据，理论上可通过人口总量数据计算出人口自然增长率，但由于多数年份人口数据均以万人为单位，对于一些人口变动不大的县级样本，数据没有变异。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对口援疆政策对人均GDP的影响效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也与人口数据质量不佳有关。

（三）对口援疆政策效应的区域差异

从地域上来看，新疆一般可以划分为南疆和北疆。其中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乌鲁木齐市、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包括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和伊犁直辖县）、吐鲁番地区和哈密市属于北疆地区。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属于南疆地区。依此原则，根据各地州行政区域，可以将全疆受政策干预的82个县市划分为南疆县市和北疆县市，其中南疆县市共42个，北疆县市共40个。

如表4所示，对口援疆政策对南北疆的GDP的促进作用都较显著，但对人均GDP的推动作用都不显著。从参数估计值的大小来看，对口援疆政策对北疆经济增长的净效应为0.0823，对南疆经济影响的净效应为0.1284，可见，援疆政策对南疆经济的推进作用较北疆更为强劲。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南疆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对口援疆政策的刺激作用更易显现，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支援南疆的省区多为经济发达区。

表4 对口援疆政策对南北疆经济推动作用的差异分析

表5 对口援疆政策在不同时段的推动作用差异

从新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特征来看，南疆经济发展水平较北疆更弱，人口较北疆更多。2005年-2015年间，南疆各县市实际GDP平均值为215730万元，实际人均GDP的平均值为9681.83元，而北疆各县市实际GDP均值为2865255万元，实际人均GDP的平均值为16328.09元，可见，南疆实际GDP和人均GDP都比北疆低。同时，2015 年，42 个南疆县市人口 1134.38 万，40个北疆县市人口总数为783.59万。鉴于南北疆经济上的差距以及力图缩小这种差距的现实要求，对南疆经济的支援力度应该更大才是科学合理的。对口援疆政策考虑到了这些情况，自治区领导也强调援疆资金项目应向南疆倾斜［15］。观察南疆和北疆的支援方可以发现，南疆的对口支援方（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深圳、山东、安徽和江西）多为经济发达地区，而北疆的对口支援方（辽宁、吉林、黑龙江、山西、福建、河南和湖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弱。

就对口支援的本质来看，对口支援是中央政府从支援省区抽取财政资源投放于受援方的一种政策［16］。因此，支援方能力越强，可抽取的资源就越多。也就是说，支援方经济越发达，可用于支援的资金就越丰裕。从支援方经济发展情况来看，2010年至2015年间支援南疆的10个省市的GDP总和平均水平为256677亿元，人均GDP水平（算术平均值）为50794元。而支援北疆的8个省市的GDP总和平均水平为123077亿元，人均GDP水平（算术平均值）为32264元。比较来看，支援南疆的省市经济体量更大，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因此，支援力度相应也会更大。有数据显示，从2010-2013年，援疆资金投入居前五位的省市分别是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其中前三个省市，其援疆资金均超过50亿元，援疆项目都在350个以上；而受援资金居前三位的地区均位于南疆，分别为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10］。支援北疆的省区，如东北三省、山西省等省区，由于种种原因，其支援力度难以达到山东、浙江、上海、北京等省市的水平。

从援疆政策的总体效应来看，本文研究结论与刘金山和徐明［12］的结论相同，但援疆政策的区域差异结论却正好相反。刘金山和徐明选取的样本为我国西部12个省的192个县级市（县），而本文选取了地理位置上与新疆相邻，社会和经济环境与新疆相似的四省区的几乎所有县市，对照组样本为245个。从涉及的省区来看，本文倍差法分析的省份（区）数量小于刘金山、徐明所选取的省份（区）数量，但县市样本数量却多出不少。样本差异可能是本文结论与刘金山、徐明结论相左的原因之一。

（四）对口援疆政策不同时间段的差异对比

为考查不同时段对口援疆政策对经济推动作用的差异，模型将样本分为两个子样本，一个样本分析政策干预前三年（2010-2012年）的效应，另一个样本分析政策干预后三年（2013-2015年）的效应。由于GDP和人均GDP都有随时间变化而增加的趋势，模型引入时间趋势变量，以控制时间效应。表5的（1）-（4）列反映的是当时间趋势变量为线性时（模型Ⅰ），对口援疆政策在不同时间段对GDP和人均GDP的影响。从参数估计值的符号来看，政策效应始终为正。从参数估计值的大小来看，对口援疆政策在实施的前三年对GDP推动的净效应为0.0836，而在实施的后三年为0.1300；在实施的前三年对口援疆政策对人均GDP的净效应为0.0041，在实施的后三年为0.0449。这说明后三年的政策效应大于前三年。为了使结论更具有说服力，本文还引入时间趋势变量的平方项（模型Ⅱ），其结果如表 5的（5）-（8）列，参数估计仍然支持上述结论。

后三年的政策效应大于前三年的政策效应，这可能是政策效力存在时滞所致，比如固定资产投资往往需要多年才能显现出效果。本文虽然引入了一些控制变量，但人才援疆、制度援疆、教育援疆等变量由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差，无法引入模型，这也是本文的不足之处。但从政策效应的时滞来看，这些援疆手段的时滞更长，可能需要十年或数十年方能显现，因此，模型估计依然可靠。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以年鉴数据为基础，以倍差法模型为手段，分析评价了新一轮对口援疆政策效应，通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自2010年实施对口援疆政策以来，总体效应显著，效果比较突出。从南北疆地域上看，援助政策对南疆经济增长有更为显著的作用，一方面是由于南疆经济发展水平较弱，有后发优势；另一方面是支援南疆的省区在经济体量上更大，掌控的资源更多。从时间段来看，对口援疆政策在不同时段上的差异显著，由于政策效应存在时滞，政策实施前三年的效应小于后三年。以此类推，未来的对口援疆政策效应将会更加显著。

（二）政策建议

首先，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种加快新疆经济增长的政策，对口援疆政策达到了最初的政策设计要求。为实现新疆的长治久安，这一政策有必要在一段时间内延续下去。对口援疆政策的总体效应明显，虽然政策对人均GDP的拉动作用不那么明显，但鉴于对口援疆政策是全方位帮扶政策，支援方不仅仅从经济或产业上支援，还从医疗、卫生、民生、社会保障、人才、教育等各个方面支持，这其中有一些项目的援助效果是GDP核算难以全部囊括的。因此，支援的实际效果不能用GDP指标完全概括。

其次，从对口援疆的支援方来看，各省市长期抽取自身资源，通过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支援新疆难以长期持续。古人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因此，结合人才援疆、制度援疆和产业带动等手段，支援新疆转换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应成为未来持续支援新疆的必要手段。

最后，从新疆自身来看，作为受授方，应秉持提升自身核心能力的原则，以产业兴疆，完善制度为基础，提高经济效率，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另外，作为全国脱贫任务较为繁重的省区之一，如何在加快GDP与人均GDP增长的同时，尽快减少贫困人口，注重基层基础，显著改善人民生产生活条件，缩小贫富差距也是未来工作的重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