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

一、中国在全球大豆产业与贸易中的地位变迁

大豆产业是我国粮食产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大豆产业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甚至是国家的总体安全（涉及国民饮食安全、基因安全和国民健康），是我国粮食战略的重中之重。近20年以来，我国大豆产业出现了急转直下的态势，大豆生产、贸易以及整个大豆产业链的安全问题成为学术界热议的焦点。我们必须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并从大豆产业的全球竞争格局、大豆全产业链和农业供给侧改革多重视角，综合分析我国大豆产业的发展趋势与前景，并为我国大豆产业的复兴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与产业链布局。

中国是大豆原产国，大约有5000年栽培史。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我国大豆在全球大豆产业中占据不可摇撼的领先和主导地位。在二战前，我国大豆产量占全世界的90%以上，中国是最主要的大豆出口国，尤其是中国东北地区的大豆，以其高质量享誉全世界。但是在20世纪60至90年代，中国的大豆产量占全球大豆总产量的比重有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先后被美国、巴西和阿根廷超越。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大豆供求的总趋势大体来说处于基本均衡且供大于求的状态，在很长时间以来大豆作为重要的出口产品为我国赢得了大量外汇。而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大豆产量锐减，到2016年，我国大豆总产量为1300万吨，仅占世界总产量的5.5%。

与此同时，我国大豆的进口量出现急剧上升的趋势，从1996年到2016年，我国大豆进口量由 110.75万吨上升至 8600万吨，20年间剧增8000多万吨。究其原因，大概有内外两个方面：从内部原因来说，这二十年我国国民的饮食结构和消费发生了深刻变化，肉蛋奶以及豆制品的消费量猛增，这就导致对大豆食品以及豆粕（作为肉制品来源的牲畜的主要饲料来源）的需求量猛增，而国内产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从外部原因来说，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打开了大豆进口的大门，取消了针对大豆的配额制、高关税等贸易限制，并大幅度降低了进口关税。内外两种因素，导致我国在十几年内迅速由大豆的重要出口国变成全世界第一大大豆净进口国。在此期间，我国大豆每年仍旧有少量出口，2016年我国出口大豆13万吨，而同年进口量为8600万吨，出口占进口的比重可谓微不足道，可见我国大豆的进出口贸易出现严重失衡，整个产业可谓岌岌可危。从1995年我国仍旧是大豆的净出口国到2016年成为年进口量达8600多万吨的世界超级大豆进口国，这个巨大的反差，折射出我国近二十年在大豆产业方面存在的诸多深层问题。

二、中国大豆产业的供求与产业链现状

中国人一直对大豆情有独钟，大豆在我国国民饮食中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发展的加速和国民收入的增加，国人对于大豆的消费需求猛增。从图1提供的数据来看，我国大豆消费需求在1964-1992年之间基本处于稳定上升的状态，上升幅度不大，1992年之后则出现比较明显的较大幅度上涨，到2003年之后则出现直线上涨的趋势。数据表明，我国大豆消费量由1992年的1020万吨增加到2016年的9820万吨，增加了近8.6倍，如此大的消费需求，而国内的产能低，远远满足不了旺盛的需求。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大豆产能不仅不能响应增加了的庞大需求，反而种植面积出现波动向下的趋势，2010年之后种植减少的趋势明显加快。这一现象表明，我国大豆产业的供给之所以持续下降，甚至在一段时间以来迅速下降，与国内大豆消费需求形成巨大的反差，形成巨大的供求鸿沟，其根本原因绝非经济和市场原因（从经济和市场角度分析，巨大的消费需求应该且必然激发更大的供给），而是贸易政策与国内产业政策的原因。在中国本土大豆产业的产能低迷，远远不能满足国内巨大的消费需求的同时，中国的大豆进口却以直升机一样的增速迅猛上升，导致我国大豆的进口依存度居高不下，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反思。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出在我国大豆全产业链的自主性上。

图1 1964-2016年中国大豆消费需求变化图

大豆产业链主要包含豆粕、大豆蛋白加工制品以及大豆压榨油等产业。从绝对产量的角度来说，除了大豆种植生产环节之外，无疑我国的大豆全产业链的规模都是很大的，在世界大豆产业中占据重要地位。比如豆粕产业，2015年我国豆粕产量6120万吨，约占世界豆粕产量的26.92%。比如大豆蛋白加工产业，我国大豆蛋白食品生产量占全世界大豆蛋白贸易的50%（中国大豆产业协会秘书处数据，2012）。但是这些绝对数字背后，是我国的很大比例大豆加工产能是由外资企业或者外资控股的企业（看起来是中国企业）所提供的这一惊人事实。在从大豆压榨企业的产能分布来看，益海嘉里、嘉吉、邦吉、路易达孚等跨国企业均占很高的比例，其中第一位为益海嘉里，占中国大豆压榨企业产能的14%，远超过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中粮（9%）、九三集团（9%）、中储粮（5%）、中纺（5%）所占的比重（中国产业信息网，2016年数据）。

四大跨国粮商在大豆的全产业链上都占据着垄断性的优势。首先，在大豆的定价环节，跨国粮商通过对大豆产业相关市场的控制，牢牢控制了大豆的定价权，对国际大豆市场销售价格和大豆产品期货市场价格进行操控，而我国尽管是全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占世界大豆进口量的50%以上，在全球大豆贸易中处于买方市场的地位，但是在大豆的定价上却毫无话语权，导致我国大豆贸易地位与大豆国际定价权地位严重不匹配、严重脱节，使我国在国际大豆贸易和定价中一直处于非常被动的挨打挨宰局面。根据我国商务部提供的数据，近十年来，我国大豆进口价格和国际价格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价差，这个价差是由于四大跨国粮商对国际大豆价格和我国进口价格进行双重控制而形成的，在最高的2013年，国际价格和进口价格竟然差170美元/吨。其次，四大跨国粮商借助强大的资本实力和全产业链垄断能力，控制了从大豆的转基因种子的研发，到大豆种植和加工以至于大豆的消费和贸易环节的整个大豆产业链。再次，四大粮商对我国大豆加工企业进行了多年的有计划的并购。据统计，ADM、邦吉、嘉里、路易达孚四大国际粮商2009年直接或间接收购了国内近65%的大豆压榨企业，到2012年四大跨国粮商控制了我国70%以上的大豆压榨企业。最后，四大粮商对我国大豆加工产能和货源的控制。四大粮商在并购大量大豆压榨企业之后，使得其操控的压榨企业购买国外的转基因大豆进行压榨，导致80%以上的进口大豆货源被外资企业控制，这些跨国粮商还通过并购和控股中国的压榨企业进而控制着我国压榨企业的产能。

十多年来，通过对中国大豆市场和大豆产业的蚕食鲸吞，四大跨国粮商已经奠定在中国大豆市场和产业中的绝对竞争优势地位，对我国的大豆产业安全、国家粮食安全和国民健康安全等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这一结论已经在学术界基本形成共识，引起了决策层面和产业层面的高度重视，并寻求综合性的突围之策。

三、中国大豆产业的危与机：恢复大豆产业正当其时

我国大豆产业当前可谓危与机并存。当前，我国农业领域正在深入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为我国大豆产业的复兴提供了历史机遇。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增强了我们对我国调整大豆产业贸易政策和相关产业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因此，必须对我国当前的大豆产业存在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在产业层面、学术层面和高层决策层面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同时还要谨慎布局中国大豆产业链，以期在未来几年内能够使我国大豆产业获得明显的转机。

概括起来，我国大豆产业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我国大豆的进口对外依存度太高。1994年我国大豆进口对外依存度为0.34%，而2016年这个数据接近90%，这对一个有着巨大的大豆消费需求的国家而言，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比例；同时，我国在大豆压榨产业等大豆产业链上也受到外国资本的垄断性控制，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食用油等涉及国民健康安全的领域从货源到加工几乎完全掌控在外国人手里。

第二，我国大豆产业的贸易结构比较单一，对一些国家的进口过度依赖。据统计，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等国的进口数量占比超过了总进口量的95%。

第三，我国大豆种植规模低，且大豆单产低，大豆种植的技术水平整体较低。十多年来，我国大豆种植面积从总的趋势来看是大幅缩减的态势（2016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取消了玉米临时收储政策，鼓励农户改种大豆并强化落实了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使得大豆种植面积有所增加）。同时，我国大豆的种植基本上由小农经济所支撑，单个农户种植大豆的面积太小，缺乏规模经济效应，难以应用比较先进的种植技术。因此，尽管我国大豆科研部门在大豆育种研发方面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居于世界前列，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不大，但是我国大豆种植领域中占主流的小农种植方式（仅有部分农垦体系的农场生产是大农业生产）极大地影响了种植户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致使我国大豆单位面积产量与外国相比差距加大。我国豆农仍然采用比较落后的种植技术，劳动力要素的投入高，技术含量低，单位产量的成本高，与国际通行的标准化、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化的“大农业”种植方式差距非常明显。这是我国大豆生产效率低下的要害所在。

第四，我国大豆产业整个产业链的布局和产业链的整合能力存在很大问题。大豆种植和生产、加工、仓储、销售、贸易等环节有着紧密的联系，应相互整合，形成一个包含上中下游各个产业相互关联和相互促进的完整的产业链条，从而提高整体要素的配置效率。我国当前大豆产业的资本化程度很低，缺乏大资本、大产业和大品牌的切入，在大豆整个产业链上的各个企业的规模都偏小，对整个产业链的整合能力差。因此我国企业在整个大豆产业链上存在明显的竞争劣势，很容易被外国垄断厂商一一击破，逐步加以兼并收购，最终在整个产业链上失守。

第五，中国在全球大豆产业市场上丧失定价权。虽然中国在全球粮食市场上是最大的买家，在全球大豆贸易格局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是我国在大豆市场上的发言权却非常微弱，在大豆价格上的博弈能力非常微弱，这种局面导致中国在全球大豆市场上始终处于严重的被动局面，是全球大豆价格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定价者。全球大豆市场的定价权基本操控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以及期货交易背后的四大跨国粮商手中，而我国的大豆期货市场对全球大豆价格的影响极其微弱。

四、中国大豆产业趋势监测和发展战略：农垦体系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大豆产业的布局分散，集约化、机械化和智能化水平较低，这种局面严重制约了我国大豆产业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大豆产业安全乃至于国家粮食安全。再加上跨国粮食在大豆产业链上的垄断性布局、国内与国外大豆价格和产能的差异、国内大豆产业扶持政策缺位、东北粮食产区产业结构调整等多种因素的叠加影响，当前我国大豆产业迫切寻求突围之策。要彻底扭转我国在大豆产业上的被动局面，笔者认为逐步复兴农垦体系大豆产业发展并带动大豆主产区规模化大豆产业布局，是一条契合我国大豆产业现状与发展趋势的有效路径。在中美贸易摩擦、全球大豆贸易格局面临调整以及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复兴大豆产业和全面重构我国大豆产业链势在必行且正当其时。

我国农垦体系在恢复和发展大豆产业的过程中具有地理禀赋、技术研发、生产经营组织、产业链等多方面的比较优势，应在大豆产业复兴中起到核心和引领的作用。我国大豆种植在地域结构方面相对比较集中，其中东北地区为大豆第一大生产区，占全国大豆种植面积的50%，黄淮海约占30%，长江流域和其他南方地区占20%左右。其中黑龙江是我国大豆的主产区，面积和单产都是全国第一，2017年黑龙江大豆种植面积占全国的50.1%，总产占我国的56%，可以说我国大豆的生产与供给绝大部分来自黑龙江，黑龙江肩负着大豆产业安全的重任。黑龙江农垦以其现代化和机械化种植优势和独特的土壤水分条件，大豆单产比较高，平均产量达到350斤左右，在北安、绥化、九三等部分垦区，亩产达到450斤左右。内蒙古在我国大豆种植中也占据重要地位，播种面积仅次于黑龙江，其单产也较高。如内蒙古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垦区，从1963年开始种植大豆，至今已有55年种植历史，经过多年不断的探索和研究，垦区大豆总产和单产有了大幅度提高，大豆亩产由不足80斤增加到280斤以上，最高单产突破400斤，垦区常年大豆播种面积在70万亩～90万亩之间，年生产大豆10万吨～12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0.85%，大豆种植的增长潜力巨大，未来预期还会有较大的发展。黑龙江农垦和内蒙古农垦所处区域生态环境优良，污染少，是我国非转基因大豆的核心产区，在国内外市场上具备较高的竞争优势，需求潜力巨大。黑龙江省政府2017年5月通过的《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要求全面停止在黑龙江区种植生产加工转基因农作物，致力于打造中国绿色食品、健康食品、安全食品的特区，这对于作为转基因大豆主产区的黑龙江农垦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因此以黑龙江农垦和内蒙古农垦为发展大豆产业的突破点和重要基地，对我国大豆产业复兴有着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同时，在黄淮海一带的农垦地区，按照规模化和集约化的要求，适度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区域，逐步扩大大豆种植面积，应该成为我国大豆产业复兴的重要战略考量和顶层设计方向。

具体而言，我国大豆产业的发展战略应该注重以下工作：

第一，构建我国大豆产业安全的宏观监测体系，对国内外大豆种植、生产、加工、仓储和贸易全产业链进行及时的监测和掌握，为大豆产业领域的科学决策和顶层设计提供真实全面的数据信息。大豆监测指标体系应该至少包含以下关键数据：我国大豆种植面积的波动数据；我国大豆总产量和总种植面积的波动数据；我国大豆单产和单位面积投入产出波动数据；我国大豆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的波动趋势；产量和播种面积居前十位省份的大豆产量与播种面积波动情况；我国大豆压榨企业的数量、产能、货源、出口量；我国大豆加工企业股权结构和外国占股的波动数据；我国境内外国大豆加工企业的产能和货源波动数据；我国大豆种植技术和机械的进展情况波动情况监测；我国大豆补贴政策及其落实情况的监测；全球大豆主产国的播种面积、产量、加工产能、出口量、出口价格以及全球重要大豆期货市场的期货价格波动的数据。当前我国学术界、产业界以及决策部门对国内外大豆产业的信息获取存在很大问题，政府和相关部门的信息披露力度不足，使加工企业和种植户难以获得准确、全面和及时的信息，极大地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加工企业和种植户的经营策略调整以及学术界对大豆产业的深入研究，这对我国大豆产业发展非常不利，因此建立这样一个系统的大豆产业监测指标体系刻不容缓。

第二，科学谋划黑龙江垦区、内蒙古垦区等农垦体系的大豆产业的布局。要在农业农村部的协调之下，制定黑龙江垦区和内蒙古垦区的科学的具有前瞻性的大豆产业发展规划。要在农垦体系建立大豆产业联盟，将科研机构、育种机构、种植企业、加工企业、仓储企业和贸易企业紧密联合起来，建立协调沟通机制，打破分散经营、各自为政、单打独斗的局面，实现垦区大豆产业链的协同共进。

第三，国家要制定合理科学的大豆产业扶持政策，加大对大豆种植者和贸易商的补贴力度，加大对仓储等环节的扶持和补贴力度，降低各环节的运营成本。2017年黑龙江大豆生产者补贴标准为 173.46 元/亩，共补贴大豆种植面积 5872.26万亩。2018年黑龙江大豆生产者补贴标准为320元/亩，提高了将近150元/亩，补贴标准的提高，进一步缩小了玉米和大豆的种植效益比，此举将有效提升农户种豆的积极性，有利于黑龙江大豆种植面积的进一步扩大。除了在种植环节加大补贴力度之外，还要在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服务体系建设、产销交易信息平台建设上给相关企业以资金和项目支持，尤其是对非转基因大豆加工企业在政策上给予支持。

第四，发挥大型国有粮食企业的龙头作用，加紧对整个大豆产业链进行整合，尤其是要借助国有资本和农垦体系的强大力量，对大豆压榨环节进行大力的整合。如果没有大资本和大企业的引领和把控，我国大豆加工产业要收复失地是不可能的，要大力整合中小加工企业，形成合力。

第五，跨境粮商在大豆压榨等生产加工领域的垄断行为应该受到重视，要提高到中国粮食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高度去认知。要高度关注在我国大豆加工领域整个产业链条上外资并购行为和控股情况，对外资企业对中国大豆产业的影响进行定期的评估与预测，在必要时依据我国相关法律发起对跨国厂商的反垄断审查，以维护大豆市场的正常竞争和我国大豆产业的合法权益。

第六，要大力发展我国的大豆期货市场，并深度参与和密切关注芝加哥交易市场的发展，要在国际大豆期货和现货交易中获得更多定价权和话语权。

第七，要大力拓展全球大豆资源，为我国大豆贸易的多元化格局打开局面，避免对美国大豆市场的过高依赖。要及时拓展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在大豆种植和生产领域的深度合作。2018年11月8日我国农业农村部部长与俄罗斯联邦农业部部长对两国农业合作达成了共识，具体落实最近双方签署的《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农业发展规划》，在大豆、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等领域加强合作。可以预期，中俄两国在大豆生产和种植领域的深度合作，将使远东地区成为中国非转基因大豆的重要补充来源，进一步拓宽中国大豆来源的多元渠道，优化中国大豆贸易格局。

第八，加强大豆育种技术和种植技术领域的研发，增加研发投入，同时高度重视大豆种植和育种高科技在种植和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普及与技术扩散，尤其是要在推动大豆种植集约化和规模化的同时，加大向种植户和企业的技术服务力度，着力构建大豆技术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同时，要进一步推广大豆的机械化种植技术，大力研发和推广大中小型大豆种植机械，提高我国大豆的机械化种植水平，提升大豆种植效率。

第九，加强大豆产业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要建立大豆产销交易平台和信息网络，定期向大豆种植户和大豆加工企业发布市场信息，以避免种植者和加工者因信息不畅而导致巨大损失。

通过科学系统的大豆产业复兴顶层制度设计与扶持政策的构建，通过深刻的大豆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技术和经营体制的创新，通过对我国大豆生产格局的重构（尤其是农垦体系大豆产业的全面振兴）和大豆贸易格局的重塑，我国大豆产业必将迎来一个全面发展和振兴的时期，这对于我国的国家安全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