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炜

颇具匠心的谍战剧《风筝》一经播出，立刻引发关注和议论。有些观众批评剧中“国民党个个有情有义，共产党个个冷酷无情”，俨然一部褒国贬共的“大毒草”。然而遍观其剧，笔者却觉得创作者含意深刻，令人击节——共产党人的成功之道在本剧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个世纪前，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迅速崛起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尽管历经屠杀、围剿、扫荡、戡乱……却仍实现了“小米加步枪”打赢“飞机加大炮”的逆袭。当时之中国，欲师夷救国者众，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从议会政治到法西斯专制，皆有鼓呼者或实践者，缘何只有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目标？别有用心者每每以“苏俄出兵论”“蒋公仁善论”“泯灭人性论”等种种庸俗之想在舆论场扩散，以至于令一些群众甚至中共党员信以为真。

固然，我们在《风筝》剧中看到“国民党个个有情有义，共产党个个冷酷无情”的表象，却不难发现国民党只是貌似“有情有义”。同为“党国干城”的中统军统互相拆台甚至刀枪相向，兄弟情谊在小集团利益的争斗和个人私利下显得何其苍白。而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虽时有争执乃至拔枪而向，却照样为掩护同志而不惜牺牲自己。即便有不明就里者如袁农对没有暴露身份的主角“双手沾满了我党同志鲜血的大特务”郑耀先恨之入骨，也不曾动用权力对其私下处决。共产党人在个人私谊上也许“冷酷无情”，但在集体利益上却从不曾有半点含糊。一方工于私情而拙于大义，一方为了大义而放弃私情——哪个才是真正的“有情有义”，哪个又是真正的“冷酷无情”？

回望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国共两党都秉承自己的政治信念——三民主义与马列主义，都接受苏联“建立党军”的理念，都号召以主义凝聚全党，但唯有共产党真正做到了用共同的革命理论教育全党、用共同的革命追求指引全党、用党的组织原则协调人际关系，坚决地反对地域纽带而强调“五湖四海”，反对个人亲疏而强调“同志”关系。相比之下，国民党则由于其人员成分和“领袖偏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封建社会以人际、血缘关系结成小集团的做法，从蒋介石到基层官兵都喜欢用拜把子、认老乡的方式拉拢部下、增进感情。

对于片中反复出现的国民党中统与军统人员积极学习共产党理论和毛泽东著作，以求重建国民党人信仰的情节，有人认为是“美化国民党”。实则不然，这恰恰是创作者之深意——既然“党国精英”如此努力地学习中共的理论，深藏不露的卧底大特务真假“影子”亦如共产党人一般为了信仰而“献身”，但为何国民党最终还是溃败不得不偏安一隅？无它——道路是错误的，再怎么走也走不通。尽管早期的国民党人也想救中国、富强中国，但其革命理论和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粉碎旧社会顽固的国家机器和社会文化，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其“民族、民权、民生”的三大主义。只有如中国共产党人那样，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实现对革命者思想的高度统一，用开天辟地的意志实现对旧的国家机器和社会文化的彻底改造，才能摆脱旧社会的桎梏，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缺少了这个灵魂，即使想用共产党的“招儿”，也成不了共产党的“事儿”。

主角郑耀先和配角袁农两个共产党员的一生的确充满了悲剧色彩。但恰恰是他们的牺牲，成就了共产党人对自己的严苛。这种严苛就像一剂猛药，最大限度地防止中国共产党的肌体遭到侵蚀，宛若刮骨疗毒。而这种前赴后继的牺牲，便是这个政党及其成员为践行自己的信仰所甘愿付出的代价。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就在于，建立一个新世界的伟大信仰，使付出这种牺牲的人在大浪淘沙的历史长河中巍然屹立，最终成为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领导者。这种牺牲，对于不知信仰为何物的人来说，无异于天降横祸；而对于如郑耀先一样信仰忠贞者而言，便如他自己所说，是“特殊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