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贺

摘 要： 本文从唐佛教音乐文献的整理、佛曲的演变、佛乐与声诗、词、戏剧戏曲、声文的关系等方面，对前辈学者的研究结果进行归纳，并对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研究走势进行预测。

关键词： 唐佛教音乐 文学关系 研究综述

唐佛乐音声之美妙、规模之大、影响之重及后世流播之广甚为罕见。唐代佛教和音乐等文献中均记载了佛乐的发展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如崔令钦的《教坊记序》、法照的《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末》及唐大中日本安然的《金刚界大法对变记》等。自20世纪初以来，学术界在佛乐的华化和佛教音乐文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涉及六个方面：

一、唐代佛教音乐文献的整理与综论

这部分著作是佛乐研究的主体，按其来源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现存佛经中的音乐文献，如王昆吾和何剑平《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一书整理了佛经中保留的原始佛乐、西域佛乐和隋唐佛乐等方面的资料。另一部分主要是论及敦煌卷子中保留的佛乐文学。这部分著作如向达《敦煌变文集》、罗振玉《敦煌零拾》、郑振铎《佛教音乐叙录》和《佛曲叙录》、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敦煌曲校录》和《敦煌曲初探》。

二、唐代佛曲之概念、演变的研究

关于佛曲概念及其演变，学者们对其认识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佛曲观认为佛曲指的是天竺传入的印度北宗佛教音乐和西域佛曲，其曲辞内容敷衍佛经，属于佛教赞佛仪式音乐。郑振铎的《佛曲叙录》[1]（19）和罗振玉的《佛曲三种》均认为佛经的俗讲文即是佛曲，其体裁形式包括韵散相间、说唱兼行的变文、弹词等文学样式。广义的佛曲观考虑佛曲的本土化和民间化，认为佛曲应当包括华化佛曲，即广泛吸收流行曲调。胡适先生在《敦煌杂录·序》中定义佛曲“当时的佛曲，是用一种极简单的民间流行曲调，来编佛教的俗曲”[2]（5）。承前人之见，任半塘定义佛曲为“其声为僧侣所制，直接间接用以宣扬教义，而音乐性较强，不止于吟讽，且不附有说话等杂伎者”[3]（449）。任先生关注佛曲之宗教功用和音乐来源的多样性，更切合佛曲实际情形，为后世广泛接受。

三、唐佛教音乐华化的研究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一种是音乐本位，即专门研究唐佛乐的华化。专著如田青《佛教音乐的华化》，其首先突破以往单一的横断面视角研究，对唐佛乐的华化历史进行纵向研究。田青《中国佛教音乐的形成与发展》中国佛教音乐史的华化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佛教初弘期的“西域化”阶段；二是自东晋至齐梁的华化及多样化阶段；三是唐代的繁盛及定型化阶段；四是宋元以降直至近代的通俗化及衰微阶段[4]（41-44）。另一种是文学本位，即集中探讨佛乐华化对文学的影响。王小盾《汉唐佛教音乐述略》中提出中古佛教音乐的部分汉化，有两方面表现：一是唱导的推广，二是转读的改制。

四、唐佛教音乐华化与诗歌关系的研究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佛乐华化进程中，充分利用“聲诗”这一媒介与诗歌互动，佛乐成为世俗诗歌配乐，世俗诗歌体式影响佛曲辞的体式。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论及唐佛乐与民间曲辞的互动。王小盾的《佛教呗赞音乐与敦煌讲唱辞中平、侧、断读音符》、吴立民《中国佛教音乐梵呗的形式与发展》和（美）Raoul Birnbanm《唐代佛教徒观想体验中的声音与音乐》等均注意到这一问题。

五、唐佛教音乐华化与词之关系研究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佛乐华化对词的音乐、体制和风格的影响。专著方面有饶宗颐《敦煌曲》、任半塘的《敦煌曲初探》和《敦煌曲校录》。饶、任二位先生通过对大量佛曲歌辞的整理、校对，探讨敦煌佛曲曲调演化为词牌的情况。单篇论文方面有王志鹏《敦煌佛教歌辞的形成及其调名特征》。

六、唐佛教音乐与戏曲关系研究

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一，研究佛教戏剧艺术形态对中国戏剧、戏曲艺术形态的影响。专著有任半塘《唐戏弄》、康保成《中国古代戏剧形态与佛教》、李小荣的《变文讲唱与华梵宗教艺术》等。论文有王燕《梵声佛教音乐与汉辞华章——中印古典戏剧因缘》一文比较考证中国戏曲和梵剧在文化性格和艺术形态方面的相同之处，并认为印度梵剧浸润影响中国戏曲的文化中介是佛教，印度宗教习用的“沿门教化”同我国民间傩仪的“沿街念唱”形式相结合共同架构了我国戏剧演艺形式。其二，将佛教音乐作为中国戏曲音乐的重要来源展开研究。如洛地《戏弄·戏文·戏曲》、段玉明《伎乐盛境》、亚欣《寺院音乐》和《佛教音乐述略》、朱奇平《祁剧高腔与佛教音乐》等。这些论文主要观点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研究佛教乐舞与戏剧、戏曲的关系，如段玉明《伎乐盛境》。二是论及佛曲曲调在后世演变为戏剧、戏曲的曲牌，如亚欣《佛教音乐述略》；三是论述佛乐演唱技巧对戏剧、戏曲演唱的影响。佛曲的演唱技巧主要是转喉与长引。至于其具体演唱方法，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一书中曾以《桃花扇》中李香君唱辞“雨丝风片”中“丝”为例，进行解释。我们可以看出长引和转喉的演唱技巧，也可以明确佛曲戏的演唱方法被俗曲戏借鉴，并形成固定唱法。

七、唐佛教音乐与“声文”关系研究

唐“佛教声文”主要是指佛典、讲经文、变文、礼忏文等在传播过程中用佛乐进行演唱的“非诗类”文体。专著有梁启超《佛学研究·翻译文学与佛典》探讨了华化佛曲与佛典文学的关系。汪娟的《敦煌礼忏文研究》研究了礼忏文作为声情为主的仪式文学的艺术特点。单篇论文有杨荫浏的《如何对待我国的宗教音乐》、何茜的《五台山佛教音乐研究》和孔繁洲的《五台山的佛教音乐》等。

八、存在问题和今后预测

20世纪以来对唐佛教音乐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从文献整理到理论阐释和艺术体认上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和中国古典文学其他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研究相比，这一论题的研究相对滞后。目前就这一问题的研究存在以下四个问题：

（一）文献资源的匮乏和考证研究的缺失。现存唐代佛教音乐文献数量极为有限，虽然有敦煌卷子流传于世，但有关佛教音乐具体创作情况、表演情形等文献却散佚不可见。李唐王朝国祚近三百年，在此期间社会政治、文化等发生了很大变化。可是，现存对于现存的佛曲辞我们无法确定其确切年代和作者。这对于研究唐代佛教音乐文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很大的障碍。特别是对一些律化佛曲辞、曲子词和杂言歌辞，我们无法得知其时代和作者，更无从考证其辞乐配合情况，无从论及佛曲的创作及演变规律和艺术特点。

对现存文献的研究，我们存在重论述轻考证的问题。由于缺乏文献资料，我们在大胆假设的情况下取得了相当丰厚的研究成果，但是在具体的研究中缺乏对这些文献资料的小心考证。如佛曲的演唱方法“转喉”和“长引”如何演化为俗曲唱法，“转喉”是纯佛曲的演唱方法还是吸收了中土清商乐的唱法，这都有待学者的考证。

（二）缺乏结合宗教、历史、政治、文学、音乐等学科领域对唐佛乐与文学关系进行跨学科的动态探究。综观20世纪以来的唐佛乐与文学关系研究，学者们均从本学科出发，没有能将其置诸唐代历史文化背景中分析。对唐佛教音乐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不仅涉及文学史，而且涉及唐代音乐史、佛学史等方面，这些需要研究者以动态的、跨学科的视角进行把握。

（三）当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属单纯的分类研究，缺乏宏观性研究。如学者们或集中在佛曲歌辞的研究及佛教某一宗派，如禅宗、净土宗佛曲与诗歌、词之关系研究很充分，但未能将佛曲置诸唐代音乐文学的发展动态链条上作宏观性研究。在研究内容上今后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拓展研究；一是要深化纵向历时研究，如唐前佛教音乐发展情况及其与文学关系与唐代佛教音乐相比较，探讨唐佛教音乐的新变及其与文学的独特关系，以及佛教音乐歌辞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出的特点。二是拓展横向共时研究，通过考察唐佛教音乐华化的历程，揭示唐佛乐的华化对文学的影响，以及其在文艺领域由“宗教艺术”向“文学艺术”演变的过程及成因等方面。三是深化微观领域的研究。发展佛曲、音乐与文学关系研究，唐代佛教的世俗化导致佛乐的世俗化，使佛教的音乐渗入民间音樂中。朝廷的一系列政策使音乐由雅俗对立走向融合。未来的研究要以唐佛曲的演变及其对音乐和文学的影响为线索，揭示唐佛曲的繁荣发展对古典音乐和文学的影响。

（四）缺乏考论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此理清佛教音乐在唐及以前的演变情况，在甄别史料的基础上，对佛教音乐与文学关系进行还原性探究。一方面，考证现存典籍中对佛曲的记载，同时结合相关学科，论述唐佛曲在中国古典音乐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肯定其在声诗、词、戏曲、变文的演唱、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使学界重新认识古典诗、词、曲三者之间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和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从微观的角度考证佛曲影响下的某一类音乐文学体裁，如佛教戏曲如何由原始的散韵合组讲唱文学的初级形式最后过渡到较高的较成熟的散韵合组的讲唱文学形式。

佛曲自传入中国后，便开始与中土音乐和文学相融合，对中国古典音乐和文学均有重要影响。佛教徒通过通晓佛教信众、文人、音声人之手改造佛曲，使佛曲广泛地吸收中土流行音乐文学发展自身。佛曲与文学彼此交流、相互激荡，产生了“佛曲声诗”、“佛曲词”和“佛曲戏剧”等佛曲文学形式。这些佛曲文学使得中国古典音乐文学的内容、体制、技巧等得以丰富，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这将是今后学者们关注的一大焦点。

参考文献：

[1]郑振铎.佛曲叙录[M].中国文学研究，1927.17：1-19.

[2]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M].台北：台北新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5.

[3]任半塘.唐声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449.

[4]中国佛教协会[J].法音.1989（03）：41-44.

[5]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