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文晖

摘 要： 《普宁》是体现费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流散思想的代表之作，从时间流散、地域流散到精神流散三方面解读普宁的行为举止，展现出纳博科夫一生漂泊、置身于多种异质文化的流散经历，揭示纳博科夫对故土怀念、无根漂泊及对自身文化身份焦虑的流散意识。

关键词： 纳博科夫 时间流散 地域流散 精神流散 流散意识

自20世纪以来，流散作家们的作品及本身都受到评论界的热切关注。纵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不难发现不少获奖者都具有流散身份。“流散”一词起源于希伯来语，原指犹太人远离故土，流浪四方，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文化融合，该词内涵愈加广泛，现引申为主体行为人被迫或主动离开母国，在异国土地上生活。流散作家们出生在母国，后期辗转于欧美等其他各国，具有多重文化身份，且始终处于主流文化边缘。他们杂糅的身份和境遇，使写作更具有独特的流散特征。其中纳博科夫极具典型性，他一生颠沛流离，游走在多重异质文化中，多元的文化影响和复杂矛盾的内心如实地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在读者面前。《普宁》中的主人公普宁可视为纳博科夫的映射，他与作者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和经历遭遇。普宁在童年和记忆中，在不断地搬家过程中追忆故国，在俄美两种文化交织中纠结自身身份，而纳博科夫则通过普宁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辗转于异国的无根漂泊感及由此产生的身份焦虑等流散意识。

一、时间流散——童年怀旧

“时间”的探索是纳博科夫创作的重要主题，其时间观点主要体现在童年和记忆上，他的流散经历对此影响颇深。逝去的时间是失去的母国象征。现实表明时间是不可回溯的，流浪在异国的人们也同样难以追回已然失去的民族文化之根，只能被困在时间监狱中。因此，纳博科夫总是在描绘现实时回到过去，在童年与记忆中寻找安身之处。其小说的主人公们由于在现实中得不得主流的认可，始终沉迷过去，或回忆童年，或陷入幻觉，正如纳博科夫本人一般，总在言语之间流露出对童年的缅怀。童年在纳博科夫的生命中占据无比重要的位置，因为童年亦是他母国的象征。逝去的童年时光是纳博科夫的精神寄托，寄托着他对故土的思念，其笔下的普宁同样如此。普宁身在异乡，在现实中得不得同事的认同，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只能沉迷过去，寄情于俄国文学。他整天带着《苏维埃文学金库》，当发现其他读者着急借阅后，挣扎了许久才决定去图书馆还书，结果发现那个着急借阅的读者是他自己。在温代尔教学时，尽管很少有学生能听明白，他仍然“犹如在灯火辉煌的舞台上绘影绘声地模仿表演，尽力追忆他（在一个尽管被历史淘汰却好像格外鲜明的灿烂世界里）度过的一段热情洋溢、对事物敏感的青年时代”[1]（8）。青少年时期已然逝去，普宁却仍在记忆中寻找自己的存在价值，渴望回到过去，渴望回到母国的怀抱。“在美国背景下，普宁是一个外来者，他的情感是虚茫，他宁可溜进那保留着过去影踪的幻觉，而不愿意直面现实。他根本的目的在于通过幻觉来战胜时间，以便超越现在、回归过去的世界”[2]（53）。当他在演讲途中丢失演讲稿或是在焦虑时，一瞬间，他陷入了幻觉，仿佛回到了俄国，回到了童年，通过追寻幻觉中的时光减轻现实中不被主流认同的孤独，突破时间监狱。现实的时间对普宁而言是将他孤立的监狱。难以与周围人群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他的同事嘲笑他，普宁既融入不了美国文化、社会，又回不去俄国。面对孤立的现状，普宁将一切普宁化。所谓普宁化特指他将自己的生活按照过去的习惯进行安排布置。搬到新居和新办公室后，普宁欢欢喜喜地“使之普宁化”[1]（33），把他的办公室命名为“俄”；图书馆阅读时，先阅读最近的俄文新闻；观看苏维埃文献纪录片使他热泪盈眶，梦回俄罗斯原始森林，“他又变成当年腋下夹着一本书、穿过森林的小伙子”[1]（95），沉醉于舒适的过去。对于流散者而言，故国始终是自己心灵停靠的港湾，对故土的思念只有通过童年和记忆才能得到满足。背井离乡，离开故土是流散者们永恒的伤痛。纳博科夫通过对普宁回忆童年幻觉的描写表达自己对故土的怀念，打破现实的时间牢笼。

二、地域流散——无根漂泊

纳博科夫自俄国革命后开启了自己的流散生涯。从克里米亚、柏林、巴黎、美国到瑞士，他不断辗转于各国公寓，却始终漂泊无根，这不仅是身体上的颠簸漂流，更是精神上的居无定所。流散是这些知识分子的现实状态写照。《普宁》中的俄罗斯老教授铁莫菲·普宁正是作者的真实写照。两者同样出身于富有而体面的家庭，由于俄国革命，逃出故土俄国。纳博科夫在希特勒发起战争后又离开法国去美国，成为大学教授，功成名就后又回到欧洲。普宁大学在布拉格，后来搬进巴黎的公寓，又辗转到美国。客观历史原因使得普宁不停地在各国流浪。在温代尔教学时，基本上每个学期都要换住处，本应该作为温馨家园的房子在普宁看来不过是些家具的杂乱堆砌，如同家具店中的展览，“而店外则在下雪，暮色苍茫，人们谁也不真正爱谁”[1]（69）。流散的生活状态归根到底是普宁心灵上找不到归属的结果。自从来到美国后，普宁试图融入这个新环境。从过去一丝不苟的穿着到随意穿着短袖和松垮的裤子，他入乡随俗，举办聚会，邀请同事参加，甚至换牙一事也被普宁认为是新生活的开始。牙齿是普宁身体的一部分，象征着他钟爱的故土，拔掉之后好似“所有界标全都荡然无存，只剩下一个又黑又大的伤疤，一个牙床的未知领域，恐惧和厌恶又叫人不敢去探查它”[1]（39）。空洞的牙床对于普宁而言是对俄国生活的斩断和对美国生活的迷茫和恐惧，然而带上假牙后，他却逐渐适应进而欣赏起来，甚至劝说劳仑斯也换上以便成为跟他一样“焕然一新的人”[1]（40）。普宁对美制假牙的适应代表着他正千方百计地适应新生活，试图在美国这个新环境中安定下来，但是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不同，使得他很难被异质文化接受。尽管普宁拿到了美国国籍，但他仍不被承认是美国人。克莱门茨太太认为普宁是“一个破裂了的乒乓球。俄国佬”[1]（29）。英语系主任杰克·考克瑞尔模仿普宁，拿他取乐，把他看成笑柄。尽管温代尔很舒适清静，普宁觉得“住在哪儿都不够静谧”[1]（69），因为他从来没有真正被异国社会接受。四处漂泊的流散生活完全割裂了流散者们与母国的联系，进一步加剧他们在异质文化中漂泊的孤独与痛苦，像风筝一样漂浮不定。地域的流散使纳博科夫漸渐割离了与俄国的联系。在访谈中，他指出：“没有童年生活的那种环境，任何地方都不会令我满意”[3]（30），纳博科夫的童年在俄罗斯，这是他永远难以忘怀的且难以被替代的精神寄托，也是他的文化身份之根。

三、精神流散——身份焦虑

地域上的无根漂泊必然导致流散者们对自身文化身份的焦虑。故土割离造成他们长期背离所熟悉的亲朋好友、故国文化，难以融入异质文化的困境又使得他们长期处于焦虑状态。“由于对民族文化本身的认同，流落异乡却不能割舍他们对故土家园的留恋，一方面是怀乡的感伤，一方面是徘徊于移居国主流生活之外的苦恼，于是写作成了他们抒发这种情绪的最好方式和媒介”[4]（6）。流散的特殊经历使纳博科夫挣扎于多重文化中，“我的脑子说英语，我的心说俄语”[3]（54）。纳博科夫的感叹一言道出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定位。一方面俄国文化在他身上留下深刻的印记，是他的民族身份之根，然而早已远离俄国的现状使他失去了俄国文化身份，另一方面欧美文化文学使他内心认同，但主流文化仍视他为俄国文化的代表，将他定位为俄国文化身份而不是美国文化身份，这无疑使纳博科夫对自身的文化身份产生焦虑。造成文化身份的焦虑首要原因便是语言问题。语言是保持纳博科夫俄国文化身份的工具。无论是在剑桥留学，还是在欧洲创作，纳博科夫倍加珍惜自己的俄国身份。“我惧怕由于异族的影响，自己会失去或者讹用我从俄国抢救出来的这唯一的东西——她的语言——这种惧怕变成了十足的病态……我常常一熬熬到大半夜……写一些精雅而又很是死气沉沉的俄语诗歌……”[5]（315）俄语写作紧密地维系着纳博科夫与母国的联系。然而来到美国后，为迎合主流文化，纳博科夫转用英语写作，这使他失去俄罗斯民族文化身份，引发了他对自身文化身份的焦虑。虽然后期在美国，他获得成功，作品被文学界接受，但是纳博科夫放弃用俄语写作，改用英语，这一转变极为痛苦，因为流散者“即使能够熟练使用移入国的语言，也会经历一个类似婴儿脱离母体的失语过程”[6]（55）。语言的转换标志着文化身份的转变，放弃俄语意味着纳博科夫放弃自己的俄国文化身份，失去文化之根使得他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感到迷茫。对于他的美国身份，纳博科夫也并没有完全的认同感。他认同美国文化，将其视为第二故乡，“我在美国找到了自己作品的最好的读者，找到了思想跟我最接近的人。在美国我感觉是在心智的故乡”[3]（11）。在美国，改用英语写作后的纳博科夫得到了主流文化的认同，使他的美国人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肯定，但主流更关注他作品中的俄国因素，试图通过作品的阅读分析证实自己想象中的俄国。尽管纳博科夫早已拿到美国国籍，但从文化层面上讲，主流仍将其视为俄国文化的代言人，这种异质文化对纳博科夫文化身份的定位使他始终处于“他者”处境的焦虑中。

纳博科夫对文化身份的焦虑也如实地反映在其作品中。从俄国到欧洲再到美国，普宁成为美国公民，但在同事眼里他仍然是格格不入的“他者”。普宁很认真刻苦地学习英语，但他的英语始终摆脱不了俄语的影响，“对普宁来说，英语是个特殊的危险区域”[1]（9），除了一些常用交际用语外，“对英语根本一窍不通”[1]（9）。语言的障碍使得普宁不能够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造成社交困难。渴望得到同事们的认可，但操着俄式英语的普宁仍然是他们眼里的俄国佬。尽管普宁欣赏美国文化，积极向其靠拢，努力学习英语，试图建立自己的美国文化身份，但他从来没有真正被认同过。在温代尔教学时，无论是学生还是同事，无人欣赏俄国文学，作为教员普宁比不过那些“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1]（5）的俄国太太小姐们，甚至他所在的学校没有俄语系。普宁满心憧憬着能当上副教授，在新租的公寓安定下来，然而现实是他被解雇，要继续在美国流浪。他的美国文化身份从始至终没有得到主流认同，因此只得整天埋头在俄国文学中以此慰藉自己焦虑的心情，从俄国诗歌、作家作品中汲取精神力量并通过回忆童年和幻想向俄国文化身份靠近。在普宁的三十五年生活中，他“居无定所，受尽折磨，晕头转向，缺乏一种内心深处的安宁”[1]（180）。异国陌生的环境使他活得谨小慎微，极其容易陷入焦虑状态，这些焦虑和恐慌都会让他有种消融于周边环境的幻觉，并在幻觉中回到过去。

萨义德指出：“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7]（45）地域上的漂泊不定，带来多重文化、政治、经济、宗教、语言、价值观的冲突，在多重文化的夹缝中，流散者们即难以保持母国文化的纯粹性，也难以完全融入异质文化。普宁的俄国身份，语言文化差异使他从开始就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远离故土使得他的俄国文化身份也随之消散。尽管纳博科夫宣称不怀念俄国，与俄国文化进行切割，但缺乏归属感引起的文化身份焦虑却始终伴随其一生。

四、结语

纳博科夫的流散经历使其作品中充满流散意识。正如张德明在《流浪的缪斯》中所述，流散作家们“处于边缘即既处于部分之中又游离于部分之外；在自我与他者相遇时，流亡者能够同时处于‘双重外在性，他或她属于两种文化，但又不认同其中的任何一种”[6]（59）。从俄国，欧洲，美国再到瑞士，纳博科夫颠沛流离辗转于各异质文化之间，身体和精神上皆受到无根之苦，缺乏文化身份的归属感使其只有不断地回忆童年，在午夜梦回中才能回归心灵的宁静。

参考文献：

[1]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梅绍武，译.普宁[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2]王卫东.论纳博科夫的时间观[J].国外文学，2001（1）：49-55.

[3]纳博科夫，著.潘小松，译.固执己见[M].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4]陈春梅.纳博科夫的文化身份焦虑[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01.

[5]纳博科夫，著.王家湘，译.说吧，记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6]张德明.流浪的缪斯——20世紀流亡文学初探[J].外国文学评论，2002（2）：53-61.

[7]爱德华.W.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