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栋 沈红

摘 要：在知识经济背景下知识生产模式发生转型，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所呈现的应用情境化、社会化弥散和跨学科合作等特征促使学科与产业逐渐摒弃以往零星的、碎片化的线性交易方式，转而以注重主体间交叉互动，促进跨组织、跨部门和跨学科知识生产的多向度立体协同方式为主。高等教育学科与产业的协同范式由此经历从“交易型”到“交互型”的变革过程，交互型协同成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或区域促进知识生产、优化学科与产业结构和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主要路径，其发展过程包括产业研发、学科创业、学科与产业融合阶段，并产生高等教育学科与产业协同演变的新特征。

关键词：交易型；交互型；协同；范式变革

长期以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型升级，教育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知识技术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仍然存在“两张皮”的矛盾。因此，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底发布《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将产教融合上升为国家教育改革、知识创新和人才资源开发的基本制度安排，具有深远意义。[1]其中，推动学科专业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相适应，建立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学科专业体系，推进高等教育学科与产业协同发展是产教融合的核心，也是我国“双一流”建设的关键。不仅如此，高等教育学科与产业协同还是知识经济时代促进国家或区域创新与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基础，孕育了像“硅谷”、“剑桥科技园”、“筑波产业园”等创新发展区域。由此，我国“十三五”规划[2]和区域发展战略[3]要求，国家或区域创新发展应该基于学科优势和产业优势，构建多元、融合、动态、持续的协同创新模式与机制，促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生态环境创新的融合。

高等教育学科与产业协同主要围绕知识技术的生产创新和人才资源的共同培养展開。在现代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影响下，两者的协同正在经历范式变革的过程，这既是现代知识生产和创新机制演变的结果，也是知识经济背景下促进知识创新的主要方式。分析协同范式的变迁及其主要特征，对于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与产业协同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及其对学科与产业协同的新要求

知识经济时代，经济与知识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推动知识的生产方式发生重大转变。20世纪中叶开始，研究者不断提出相关理论解释知识生产方式的新变化，出现了学院科学与后学院科学理论、模式1和模式2理论等。这些理论表明了知识生产变化的趋势，也反映出这种新变化对学科与产业协同的要求与引导。

（一）现代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趋势

针对现代科学研究的变化，英国学者齐曼（John Ziman）提出学院科学（academic science）和后学院科学（post-academic science）理论。该理论认为，知识生产不一定要局限在基础科学的进展上，而要关注科学的潜在应用，把社会生产所需的技术更新作为主要任务。之后，吉本斯（Michael Gibbons） 等人提出相似的知识生产模式1和模式2理论。[4]模式1强调“为科研而科研”，是一种在严格“学科规训”基础上和认知语境中进行的高度抽象化的学术探究，运用学术组织制度化之前的科学原初模式。在模式1中，知识生产是在“规范的”学科术语语境中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体系中完成，严格遵循科学和社会认知的学术研究规范。在此情境中，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成为经过严格“规训”的专业化的职业和岗位行为，“普遍性知识”和“真理性知识”成为这一时期高等教育中各类学科发展的价值追求。[5]因此，传统的知识生产系统将知识生产部门与其他社会生产部门明确划分开来，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在此基础上，专业化的学科组织逐渐成为大学内部唯一的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机构，不同学科之间也彼此隔离，“学科的边界、语言和它特有的概念使学科性精神变成地主精神，禁止任何外人入侵他们的小块知识领地” [6]。

现代知识和技术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要素，知识生产开始突破学科性、同行性和封闭性的科学语境，冲破精英学术和学科自治的知识生产模式，表明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开始出现。以传统基础理论独尊的知识生产模式开始转变为以更广阔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为核心的研究，即模式2。模式2具有4个方面的特征：（1）知识生产的“应用语境”。知识生产的问题选择、成果目标、研究环境都置身于应用情境中。（2）知识生产的社会弥散化。知识生产的主体和场所不仅仅限于特定学科框架内的学术共同体，而是向“社会分布”。（3）知识生产跨学科或超学科性。知识生产源于社会生产需要，不再拘泥于单个学科内部，而是动态演进的跨学科过程。（4）问责和质量评价系统。知识生产的结论和成果不仅仅限于学术同行，而要更加重视社会公众、产业经济、政府等相关利益者的要求和标准。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引起整个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系统经历深刻变革。

（二）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对学科与产业协同的要求

不论是学院科学与后学院科学理论，还是模式1和模式2理论，都阐释了知识生产方式转变是现代学术逻辑的重要转型，反映了知识生产和社会经济之间关系的变化，知识生产的价值导向由“为我（学科）”转向“为它（社会）”，这种变化对高等教育学科与产业的协同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1.知识生产的“应用语境”，要求高等教育学科的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必须注重在产业中的转化和应用。

传统知识生产模式是基于学科的，将所谓的“基础性”知识和“应用性”知识明确区别开来，导致高等教育传统学科更强调前者的生产和创新，同时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更注重专业理论知识的灌输。伴随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科学界对知识的认知更强调社会情景化，其特点是“基础”和“应用”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不断交互。科学知识的生产以应用为目的，发生在应用情境中，其成果——可能在传统上会被认定为是应用性的——会刺激进一步的理论发展。[7]基本科学知识被鼓励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去，科学被强制征用为国家研发系统的驱动力和为整个经济创造财富的发动机。[8]科学实验的过程越来越多地由在工业等产业的情境中发展出来的设计原则所引导，新材料产品及其生产过程在设计过程中合并到一起，暗示着科学发现的过程与制造的过程越来越一体化了。在转型过程中，学科还可以在产业应用中利用知识、技术和方法推进研究的多元主义发展，扩大知识生产和创新范围，提高研究者对于社会实践中具体和特定问题的兴趣，促使学生提高解决实际问题和应用专业知识的能力。

2.知识生产的“社会弥散化”，要求学科与产业共同成为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主要场所。

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的主要标志是新的知识生产者或生产场所的出现，知识生产是异质性和多样化的。知识生产的场所不再是封闭的，也不再局限于学科组织等学科共同体，而是包括了政府专业部门、社会智囊和咨询机构、企业实验室、非政府研究组织和机构等。传统知识生产者和新的知识生产者开始重点关注知识在技术、经济、社会治理和政府决策等实际问题的解决之道和直接运用。知识生产越来越快地由传统的学科活动转移到新的社会情境中。由此，不同背景的知识工作者如研发设计者、生产工程师、熟练技工和社会学者与科学家一起开始参与到知识生产过程中。知识生产的有用性、实用性和效率成为判断所谓好的科学实践的重要标准，反映出学科与产业共同的复合型理念和需求。人才作为知识的重要载体，其培养过程也开始走向学科与产业协同，产业或企业逐步发挥重要主体作用，培养大批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

3.知识生产的“跨学科性”，要求跨学科与跨产业之间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加强合作、相互融合。

跨学科是现代知识生产模式的重要形式，科学问题的产生、多元知识生产者的参与、知识的应用与转化都已经形成超越单个学科结构的运行模式。现代知识生产的发起并非来自特定的学科框架，也不是由同行专家或科学家的兴趣来决定，而主要是源自社会生产的应用或行动目标的实现，科学研究的注意力也会首先聚焦在社会的问题领域或某些热点问题上。在应用情境中，知识生产的出发点发生了变化，对知识的生产造成压力，要求知识生产者必须联合多种不同种类的知识资源并对其进行合理配置。混合的科学知识不仅模糊了原有的学科规范，也逐渐消除知识类别的界限。为了满足知识生产的超学科或跨产业的需求，高等教育中各类学科与产业组织的研究者会被召集和联合起来，运用各自优势和专长共同解决所遇到的新问题。这种“跨学科性”还要求人才培养应该探索跨学科、跨院系、跨专业交叉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新机制，促进人才培养由单一型学科专业向多学科融合型转变。目前，跨学科人才培养已经成为欧美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重要特征。

二、学科与产业协同范式从交易型到交互型的变革

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认为：“范式是一个特定社团成员共同接受的信仰、公认的价值和技术的总和。” [9]范式变革被用来解释科学革命的发生，后来被当作是一种特定的组织模式的结果，或被借用于多种学科解释各自领域内某些特殊现象的演变和发展。[10]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对高等教育学科与产业协同的理念、目的和方式等产生了深刻影响。传统以交易型为主的协同范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知识生产的内在复杂性，也无法满足知识经济中学科与产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协同范式开始由交易型转向交互型，并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协同模式。

（一）协同的交易型范式

传统知识生产模式是基于学科的，学科属于学术领域，是知识生产的主要场所，其宗旨和目标是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并培养传承知识的专门性人才；而产业则属于经济领域，是商品生产的主要部门，产业的使命是不断生产社会商品，创造经济财富。由于学科与产业之间的差异性，导致两者在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中只能发生以交易为主的协同合作。

一方面，产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必须依靠先进的知识技术提高产业资源利用和产品生产效率，使产业不断以新的方式、运作技能和智慧来反复地架构资源，尤其是知识和人才资源。产业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对相关学科所产出的知识及人才需求旺盛，成为高等教育学科与产业之间交易式协同的需求侧。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理念影响扩大，“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全球一体化”等思想引起各国政府开始缩减对学术组织和学术活动的资源投入，并以评估绩效、项目委托、边际成本等市场的方式评估学科并划拨资源，导致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也同样面临资源短缺和激烈竞争的境遇。学科竞争体現在不同学科之间，也发生在相同学科内部不同组织之间，竞争态势的加剧导致学科迫于资源压力形成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学科要想生存和发展，必须在市场中寻求替代性资源，减轻对由政府等提供的关键性资源的依赖。[11]因此，学科通过转让知识技术成果等市场行为在市场中获取其他资源，而不再纯粹依赖公共资源。资源的依附压力催生了学科发展的市场化倾向，与同时期产业部门寻求知识和人才的需要一拍即合，促成两者签订协同的交易“合同”。

虽然交易型协同范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等教育各类学科与产业之间的合作交流，推动了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市场化进程，对知识和技术创新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交易型范式由于本身的局限性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现代知识生产模式的内在复杂性需要。首先，交易型范式中，学科与产业的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过程仍然处于分散状态，学科生产的知识和培养的人才流向市场，没有直接通向产业，容易造成供给与需求在知识和人才的“量”和“质”上出现偏差，导致供需失衡。其次，当囤积如山的学术成果找不到市场，“大学和研究机构就会很少有动力去寻求研究团体之外的研究成果出口” [12]，导致某些学科的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缺乏动力，交易萎缩，进一步加剧供需失衡。最后，学科与产业在交易过程中容易存在协同机制不健全、利益关系不明确、双方关系疏松等一系列问题，学科到产业之间的思想、理论和学术成果流动是不可持续和非均衡的，容易出现“假象协同”、“被动协同”和“强制协同”的表层协同现象，反而造成更多资源浪费。因此，只有学科与产业变成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共同主导者和参与者，两者的协同发展才有持续创造财富的潜质。

（二）协同的交互型范式

随着知识生产模式转变，高等教育及其包含的各类学科作为知识生产者和人才供给者不再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产业也开始注重知识技术的开发积累和人才的培养发展，两者共同发展为知识生产、传播、应用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学科由传统的“纯科学”研究转向应用研究与开发，产业也由以前的知识接受者变成了生产者，学科与产业的研究转向和角色嬗变促使两者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弥散，“基础”和“应用”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不断交互。[13]由此引发学科与产业之间的交易型协同范式发生变革，形成新的交互型协同范式。

一方面，传统学科所遵循的基础研究系谱发生了重大变革，主要表现为学科开始注重知识的应用价值，运用知识和技术优势通过专利、许可、入股甚至直接创业的方式融入现代产业化的进程中。有研究对英国理工类学科领域的学者参与产业协同的意向调研结果显示，“提升科研成果的可利用性”成为学科研究者参与协同的第一大动力因素（见表1）。

另一方面，各类产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也开始注重知识技术的开发和人才积累，产业界采用和遵循传统学术规范，雇佣存在于学科内部的学术人员进行科学研究、发表论文和申请专利，甚至组建自己的科研组织和机构实现从知识接受者到知识生产者的跨越。按照这种趋势，学科内部的学术人员与产业研发人员互动合作共同解决相应的知识问题，学科与产业的知识功能出现重叠，研究人员也开始具有双重身份。那些有名的明星科学家在相关产业的产生和成长中也扮演着研究和创业的双重角色。[14]英国和加拿大的调查显示，获取优势科研资源和高级人才以及促进组织发展等因素是产业参与协同的主导动机（见表2和表3）。

在交互型协同范式中，高等教育学科与产业的协同不再基于简单的差异互补，而更加注重协同主体间的交叉互动，实现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跨组织、跨部门、跨学科方式。交互型范式中，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不再严格遵循线性传递，学科与产业的协同是多维的和立体的，“社会弥散的知识生产正朝着一种网络的形式发展，这个网络上相互联结的点的数量因新的知识生产场所的增加而持续增加” [15]。从知识创新的角度看，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场所与环节不再彼此孤立，而是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知识整合的“大熔炉”，这是“一个不同实体之间的联结不断增加，新的配置得以建立的扩散过程，一个在不同的结合体中溶解、再形成的过程” [16]。不同知识生产场所之间的交互作用不仅会引起知识在数量上的增加，还会导致知识类型的增加；不仅会带来各类资源分享，还会对这些资源进行持续不断的配置。每一项新的资源配置本身又成为新的知识生产的潜在资源，而当新的配置形式足够稳固，则可以产生未来知识生产的新场所。高等教育学科与产业的交互型协同在连续不断的循环过程中促进了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和演化。交互型范式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发展过程中创建和演化出不同的机制与模式，并受到政府和公共组织的积极推动，成为协调资源配置、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创新能力的主要战略路径，其发展从萌芽到成熟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1）产业研发阶段

产业研发是经济生产力量真正大规模从事知识生产活动的开始，也是知识生产突破传统“象牙塔”的封闭环境走向外界、遍布社会各个角落的开始，成为学科与产业交互协同的开端。世界上真正的产业研发始于美国爱迪生（Thomas Edison）建立的Menlo Park实验室。目前全体OECD国家中，产业界研发投资占全国研发投资的比例已经达到61%左右 [17]。美国产业研发组织达5万多个，产业研发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二，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最新數据，这些研发投资大多集中在制造业的计算机及电子、化学工业、运输设备和机械制造等产业领域，极大地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快速发展。

（2）学科创业阶段

学科创业是指各类学科凭借领先的知识技术、高素质人力资源和主动自觉的创新意识进入社会经济领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经济生产力。学科创业不仅发挥着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而且促使学科直接参与和服务创业活动，从附属的社会支撑机构转变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力核心。创业活动的发展带动学科与产业的交互协同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学科创业开始于20世纪初期，以量子力学为主要内容的微观物理学科为核动力、半导体和微电子等产业的出现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以DNA双螺旋结构为基础的生物学科，为现代医学、生物产业以及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以信息理论为核心的信息和计算机等学科同样对日后的通信产业、计算机以及相关信息产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在全世界引发了第三次产业革命。在这一背景下，以美国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系为代表的学科组织开始积极参与并创建以高新知识技术为主体的新兴产业，成功地创造出“硅谷”奇迹。同时期，英国剑桥大学积极创建类似硅谷的剑桥科技产业园，成为欧洲最大的高科技产业园，被称为“剑桥现象”。硅谷和剑桥科技园创造了以学科创业带动产业发展，形成国家或区域优势的新模式。

（3）学科与产业融合发展阶段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在资源分配中从外生的独立变量地位‘提升到取决于投入的一种内生变量的地位” [18]。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学科从社会的边缘融入到产业生产的中心，充分发挥其作为社会最主要的知识生产部门的作用和价值，学科与产业的交互型协同逐渐发展到成熟阶段。

创新系统和研究联合体是学科与产业实现融合的成熟模式。随着学科与产业交互协同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凸显，世界各国和各区域的政府致力于推动学科与产业融合，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日本赶超欧美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经济与科技强国得益于创新系统的构建。为了推动学科与产业融合，建设创新系统，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科技厅和通产省等确立了产业界、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合作的科研体制，形成了分工合作的运行体系。同时在政府、学术界和产业界共同作用下兴建了“筑波科技城”等27个科技城，在不同区域有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和知识密集区。同期，德国建立了基于多学科共同合作的研究联合体，成为提高产业创新和研究能力的新的驱动器。弗劳恩霍夫（Fraunhofer- Gesellschaft）应用研究促进协会便是基于多种学科联合，促进德国产业应用研究的联合体。弗劳恩霍夫协会的运营具有典型的学科、产业与政府三方共同作用和参与的特征。①协会的组织机构由以各类学科为核心的学术组织、产业举办的研究中心以及政府等设立的公共组织机构三方构成。②协会资助来源多元化。协会运行经费来源于政府投资、公共部门研究合同收入、各类产业的研究合同收入以及自有资金。③协会运行“产业化”。协会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面向各类产业，解决产业在生产、开发、设计等环节遇到的问题，侧重于产业共性知识技术的开发和研究，促进同类产业的共同发展。④协会促进新兴学科与新兴产业的协同发展。协会根据社会发展制定研究规划，以交叉和跨学科研究支持和帮助产业交叉与产业融合，推动新兴学科与新兴产业的协同发展。[19]

三、范式变革中学科与产业协同的演变特征

从交易型到交互型的协同范式变革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高等教育学科与产业协同的蓬勃发展。通過对协同范式变革的历史考察和各国比较，不难发现，协同范式的演变遵循共同的趋势和特征，对发展落后国家或区域具有借鉴意义，总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围绕高新知识与技术的生产和创新展开

高新知识技术的生产与创新对于学科和产业协同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决定了协同的主要目的和形式，促进协同范式的变革。根据世界不同国家或区域内学科与产业协同的演变过程，当协同步入成熟期后，学科与产业便开始围绕高新知识与技术的生产创新和转化应用而展开。美国硅谷、英国剑桥科技园和日本筑波科技城等协同模式的成功在于它们较早地摆脱了学科与产业之间单一的交易型合作方式，从而建立起围绕高新知识和技术研发为核心的交互型协同模式。例如在美国硅谷，高新知识与技术的研发不仅是斯坦福大学里各类学科组织的主要工作，也是谷歌、苹果、思科等大型企业运行中最重要的环节，学科与产业共同关注的焦点从知识与资源的交易转换为知识的生产、创新和应用转化。高新知识和技术成为硅谷发展过程中最具价值的资本要素，也是该区域生产力发展的不竭动力。

2.决定了协同的发展方向，引领学科与产业转型升级。高新知识和技术的主要特征表现在“高”和“新”两个方面。一方面，学科与产业的交互协同始终在对知识与技术的选择、创新、锁定、解锁和再选择中持续推进的。学科与产业共同作用于高新知识和技术的研发和生产，往往能够促使学科或产业结构从旧的发展路径中挣脱出来，有效地跨入新的发展路径，实现结构调整和升级。例如当前生物科学、材料科学和计算机网络科学等领域已经吸引了研究者固有的兴趣，这种兴趣又不断地由产业生产的需要和使用所滋养，学科与产业的交互作用为知识生产和创新提供了更具吸引力和挑战性的环境。另一方面，高新知识与技术的创新作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或区域持续发展的源动力，使其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发动机。硅谷 [20]、剑桥科技园[21][22]和筑波科技城[23]等区域在学科与产业协同的推动下，形成了清晰的高新知识技术演化路径（见表4）。高新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和演进是这些区域摆脱落后生产方式、完成飞跃发展的切入点和制高点，能够帮助这些区域在某些领域不断构筑优势，突破区域发展困境。

（二）实现学科与产业结构的适应和匹配

实现学科与产业的结构适应和匹配是达成交互型协同目标的重要标志，也是发挥协同效应的必要途径。这种适应和匹配既是知识与技术创新发展的结果，也是学科与产业在交互协同中满足双方需求的结果，是促进学科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有助于协同发展进入良性循环轨道。从19世纪中叶开始，学科与产业开始趋于协同合作，美国率先建立赠地学院，确立了农学类学科是为农业生产提供必需知识技术和特定技术人才的交易型协同关系；随后生产力的提高促使德国、英国和美国的传统重工业区域开始在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50年代快速发展，这一时期传统理工类学科为第二产业的发展继续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持，同时产业发展为学科发展提供所需的资源保障；从20世纪中叶开始，第三产业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协同出现新的发展范式，硅谷、剑桥还有“第三意大利”等区域依靠学科与产业优势打造区域“内生”发展优势，成为经济增长新的突破点；随后，学科与产业共同完成知识的生产、创新和转化应用，促进了新兴产业和新兴学科的快速发展，也成为现代区域发展的新动力。

以硅谷所在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以下简称加州）为例，这一区域从发展之初就形成了电子科学技术与半导体产业之间的对接，“硅谷”名称由此而来；随后计算机科学技术与计算机及互联网产业的对接发展使硅谷成为世界最成功的创新区域。目前在硅谷活跃的各类新兴学科与新兴产业更是双方互为基础与条件的共同创造的产物。通过对加州产业与学科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用产业年产值表示产业发展情况，用学科排名进入世界前100的大学数量表示学科发展情况，①如果从中提取出年产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产业和排名进入世界前100的大学数量超过5所的学科分别表示发展情况较好和更具优势的产业与学科种类（如图1），可以发现加州的优势产业与优势学科种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接和匹配效应，尤其在医疗服务业与生物和医学学科、信息产业与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金融保险业与经济学、制造业与机械工程和材料工程学科等领域表现出强的匹配关系。同时，这种优势产业与优势学科的对接效应促使加州形成了以创新驱动为主的高附加值、低能耗的产业结构和对应的学科结构，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三）依靠多元化的组织支持

社会经济发展对知识生产和创新的要求在提高，学科与产业交互协同的复杂性也在不断加大，这需要参与协同的多元组织提供多方位的保障与支持，以满足协同的多重诉求。学科与产业协同的诸多组织构成一个自组织系统，协同过程一方面要尊重不同组织的目标和文化多样性，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加强组织间的理解和共识。弥散式知识生产迅速扩散是因为体现不同组织风格的合适的环境正在不断被建立。广义的组织范围包括人、财、物以及场所等要素，也包括协调各要素之间关系所形成的组织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科与产业协同的组织多元化趋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为协同提供人、财、物等要素的组织种类多元化发展。（2）在协同过程中真正联合和协调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组织结构多元化发展。从学科与产业协同的发展脉络看，从19世纪中叶开始，协同组织的演化大概分为三个主要阶段。1850s-1890s，这一阶段以农学与农业协同发展为主，学科与产业的协同较为松散，各自为阵，并未形成特定的协同组织； 1890s-1950s，学科与产业协同的交易型关系发展成熟，学科与产业在内部设置和创立相应组织，以协调和促进双方相互交流、达成协同；1950s至今，这一阶段随着第三次产业革命的爆发和知识经济的到来，学科与产业的交互型协同成为世界趋势，在学科、产业和政府等组织共同作用下，各类基金会、联合体、中介等组织应运而生，成为实施和促进学科与产业协同的主要组织机构，例如美国北卡三角科技园的“科研三角基金会”、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日本筑波科技城的“筑波学园研究机构联络协议会”。除此之外，其他政府、金融、法律服务等组织机构也成为学科与产业协同组织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对协同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学科与产业布局趋于区域集聚

根据学科与产业协同的空间分布演进可以发现，协同大都发生在一些经济发达或经济发展较快的区域。从世界宏观范围看，这些区域集中在西北欧、北美和东亚②，从单个国家出发，各类学科与相关产业协同也产生向不同区域聚集发展的过程。聚集主要表现为某类或某几类特定学科与相关产业组织布局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出现了学科集群和产业集群的现象。造成集聚的原因不仅因为区域之间的资源禀赋差异，而且与学科和产业的类型相关。例如美国在法律的支持下，由各州政府主导创建赠地学院以推动农学类学科服务农业生产，学科与产业在这一阶段的协同分布较为广泛，没有形成特定的区域聚集，而是平均分布在各州 ；[24]随着美国传统工业的快速发展，美国在伊利诺伊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密西根州等形成了传统工业与相关学科协同发展的环五大湖区域；直到20世纪中叶，以微电子、半导体和计算机为代表的产业与相关学科协同掀起了产业与学科协同的高潮，与此同时，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南海岸的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以及东海岸的纽约和波士顿等沿海区域成为了产业与学科协同聚集区域。[25]随后，新兴产业和新兴学科集群在美国代表着一种模式，它具有强有力的经济含量和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很显然，建立那种如今已出现在波士顿地区和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集群是一种潮流和趋势。[26]集群趋势的形成是由于知识生产新模式的跨学科特性所决定的，整体集群会促进不同学科与产业之间的协同和融合，这种优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触发出循环性累积优势。[27]

注释：

①本研究采用各类学科排名进入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学数量衡量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该学科的发展情况，即某类学科排名进入世界前100的大学数量越多，说明区域内该学科发展情况越好，越具有优势。

②根据前文分析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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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