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善高，许 昭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5）

伴随着需求增长，我国奶业发展迅速，奶牛养殖规模化、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统计数据显示，2007—2015年，我国奶牛养殖规模化程度由46.6%增长至70.5%[1]。规模化养殖在节约成本、增加产量、保障供给等方面均具有比较优势，但其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凸显[2]。奶牛是仅次于生猪、肉牛的第三大产粪畜种，其排放的粪污富含化学需氧量、氮、磷等有机物质，而这些有机物质的流失不仅会造成水体富营养化[3]，还会污染空气和土壤，最终导致奶牛养殖的不可持续。环境效率反映了在产出和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污染物可以减少的程度，测度环境效率不仅可以了解畜禽养殖污染现状，还可以测算出污染物的潜在削减量。在畜禽养殖污染日益严重的背景下，科学地测度出我国奶牛养殖的环境效率并计算出奶牛养殖污染物的潜在削减量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畜禽养殖环境效率的测算，国内外学者均进行了大量研究。国外学者研究的相对较早，如Reinhard等[4]、Lansink等[5]和Yang[6]分别测算了荷兰奶牛、荷兰生猪、中国台湾生猪的环境效率。随着我国畜禽养殖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畜禽养殖环境效率，并针对生猪、蛋鸡、奶牛等畜禽进行了研究[7-9]。然而，梳理国内外文献发现，现有研究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大多数研究仅仅停留在测算环境效率表面，鲜有学者基于环境效率值做进一步研究。第二，污染物的界定并不统一，使得测算出的环境效率难以真实地反映畜禽养殖环境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