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昕宇

《论公德》是梁启超论文汇编《新民说》中的内容。他对“民德”的论述始于1902年，被《新民丛报》刊发。如果说“改造国民性，培养和造就一代新民”是《新民说》的核心灵魂，那么《论公德》就可以说是他所要培育的新民的基点，因此人们把《新民说》的道德理论归结为公德说。确实，《论公德》的发表，开宗明义地指明公德问题，逐节讨论权利思想、自由观念等，在当时社会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在当今这样一个人们对公德的诉求越来越高的社会，研读梁启超的《论公德》，理清公德与私德的关系，依然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一、梁启超论国民缺乏公德的三大原因

《论公德》通篇围绕建立新道德，促成新民，推行公德这一主旨展开，开篇便强调“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其后分段论述了国民缺乏公德的三个主要原因，突出了公德的必要性。

在梁启超看来，我国国民缺乏公德的原因之一是偏于私德的道德教育这一历史传统。而公德和私德如何区分，在《论公德》中梁启超也作了阐述。“独善其身”是小我与本身的关系，亦即个体之德，“相善其群”是小我与他者的关系，即社会之德，两者别离组成了私德和公德的第一层意蕴；基于交往对象或范围的不同，私德和公德又有了私人生活伦理和公共生活伦理的第二层含义区分。然则，正如梁启超在一年后论著的《论私德》一文中所言，“公云私云，不过假立之一名词，以为体验践履之法门。就泛义言之，则德一而已，无所谓公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