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燕楠（扬州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郭鹏宇（南京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江苏 南京210093）

园林作为士人阶层的社交空间，除了人际关系的营结外，也有其文化上的意义，即此种园林中的社交活动不止于饮食、迎送，它可以进一步成为艺文活动展开的场所。[1]202园林除了隐逸的意涵外，常常寄寓了文人士大夫发而为文的精神世界。园林可以说是相对于“世俗世界”之另一“美学世界”的表征与具体化，它的空间形式的建构过程，就是美学意涵的具体化过程，而其空间形式也常成为各种美学活动的场所。

王世贞第一座私家园林离薋园的营建与其家难②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月，王世贞的父亲王忬因“失陷城寨”之罪，行刑于市。由于事发突然，王世贞、世懋兄弟二人欲上疏辩冤，被时任少师大学士的徐阶（1503-1583）忍痛阻止。五日后，兄弟二人扶父丧南下还乡。明《实录》上记载王忬的罪名为“失陷城寨”，不过这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斗争的结果。《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四百七十二，北京线装书局，2005 年，第16册，第510页。关联密切。由钱穀、尤求绘制的《离薋园图》，正是在离薋园落成之后，王世贞遍邀挚友进行诗文唱酬，并以图画的方式记录此次雅集。在离薋园落成的四、五年之后，王世贞又开始营建另一座私家园林——弇山园。这座在原址小祗园之上进行扩建的园林，强调了王世贞有意于遁身山林，却又徘徊于仕途政治之间的矛盾内心。万历二年（1574），即将北上赴任太仆寺卿一职的王世贞，委托画家钱穀、张复师徒为其绘制太仓至京城水路运河沿途景致，《小祗园图》即是钱穀所绘《水程图》中的第一幅。《小祗园图》的绘制，一方面体现了王世贞与吴中书画界的深度交游，开创了明代“纪行图”发展的新方式。另一方面，也宣示了王世贞园居生活的结束，回归宦旅，并以图纪史，以明其志。

文本试图通过对王世贞园居图景的形塑经过，以及两次园林建造交游展开讨论，即遭遇父难之后的王世贞，以怎样的方式营建离薋园、弇山园两座私家园林，它们又如何反映出王世贞的理想园居图景？在理想园居中，王世贞与文人画家之间的交往又是以何种方式予以呈现？园居生活与艺术交游的背后，反映出王世贞有别于明以来“以明得志”的造园意图，而呈现出文人之间企图建立自我文化以及社群艺术的普遍仪式。

一、走向园居：离薋园的建造与《离薋园图》的绘制契机

嘉靖四十二年（1563），王世贞服丧期满之后，因对周边居住环境的不满，转而在太仓州治旁开辟一块空地，闹中取静，始建“离薋园”。这座取名“离薋”的园林，饱含了王世贞对当时政治时局的观察，对自我道德操守以及学识涵养的期许。王世贞《离薋园记》记录了园林营造的经过：

始余待罪青州，以家难归，窜处故井。公除之后，数数虞盗窥，徙而入城，不胜阛阓之嚣烦，乃请于太夫人，以创兹圃。问寝之暇，辄携吾仲氏徙倚其间，三四友生参之。浊酒一壶，束书数卷，佐以脯炙，间以谐谑，不自知其晷之易昃也。[2]788

“离薋”一名，取自屈原《离骚》中“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难而不服”一句。屈原所指“薋、菉、葹”均为恶草之名，汉代王逸《楚辞章句》中有“三物皆恶草，以比谗佞。言众人皆佩此恶草，汝何独判然离别，不与众同也。”[3]屈原以洁身自好且自我约束的形象示人，却最终因谗言而遭难。然而其至死忠君爱国、秉承理想的美好品质成为后世文人引以明志的典范。王世贞曾记载园林命名经过：“园土狭而瘠，獠奴颇率职。溉壅三之，芟薙五之，以故嘉木名卉出而不能容恶草。因读屈氏《骚》，得“离薋”二语，取以名之。”[2]788可见王世贞将首座园林取以“离薋”之名，正是借屈原以明心志。

王世贞在父亲王忬遭难的时间里，曾受到严嵩党羽在言行方面的监视，王氏的门生也因祸难，而一时散尽。王世贞也有“余自遘家难，时橐饘之暇，杜门块处”[4]428的感伤。逆境之中，王世贞品尝了人情冷暖，亦为父亲筹措资金而经济拮据，更有“我今遘家难，仓皇荷恩休。囊中俸钱支取尽，明年要典鹔鹴裘”[4]237的诗文。可见，“父难”对于王世贞而言，是精神与物质上受到的双重的责难。服丧期满后，王世贞不愿再入朝廷，想要隐退山林，他在《亡弟中顺大夫太常寺少卿敬美行状》中认为其父是被奸臣所害，却又不愿出入官场洗刷冤屈：

弟既以大司马公冤不白，与不榖皆绝意进取。治小圃居第之左，余名之曰 “离薋”，一轩曰“鷃适”，庋经史古文、图籍之类，充仞其中。盖又无一朝夕而不形影偕也。[2]50

“离薋”一方面表征了王世贞对首座园林建造、经营的初衷，即园中不生恶草，遍植嘉木名卉，终能展现出一番新气象的美好期待。另一方面，托物言志的命名，直接指向了园主的心志独白。王世贞的造园的思路与明以来的士大夫修园的动机稍有区别。明中叶以后，江南地区园林遍地，不少学者分析园主的心态无非是“以明得志”概之。巫仁恕先生在《城市私家园林的公共化》一文中谈道：“筑园之风所以历经明清二代不衰，究其原因，就像《五杂俎》所云，园林是致仕缙绅‘以明得志’之作，也就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财力与成就。然而一旦相习成风之后，便形成彼此争胜的景象。”[5]园林作为士绅在致仕之后，展现个人成就的途径，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对于王世贞的离薋园而言，则更多地反映了园林对失意文人所带来的心灵慰藉。文人在遭遇落差与失望之后，取一方静幽之地，与志同道合之友进行文艺交游，借以慰藉心灵。

关于离薋园的选址，王世贞亦是经过一番深思，能够反映其对理想生活环境的追求。从城外的守丧茅舍搬入太仓城内后，王世贞因“不胜阛阓之嚣烦，乃请于太夫人，以创兹圃”。而在《题离薋园》一诗中也强调其城居生活“所难近市喧”[2]61。由此可见，能够躲避市井喧嚣是离薋园建造首要必备的条件。此外，治安问题也是王世贞择定园址的重要因素。在王世贞归乡里居的前后数年，太仓地区正处在水灾与盗匪的双重威胁中，王世贞也有对太仓城治安不佳的描述：“时方苦大水灾，乡居盗四起。抵暮，火光与噪声应不绝，乃谋请太恭人偕妇子辈城居，而诛茅、构丙舍于藳塟之侧。”[2]50太仓因临近东海，水上交通便利，虽贸易繁荣，却也常有水患以及海盗的侵扰。《嘉靖太仓州志》记载：“国初由此而漕定，辽由此而使西洋，遂为东南巨州，岂非以其时哉？然地尽东海，海寇出没，昔方国珍尝由海道入寇，故元有水军万户府之设。”[6]王世贞就曾因嘉靖三十二年（1553）的倭寇之警，而挈家避地吴中。因此，在州治旁僻地筑园，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离薋园落成之时，王世贞开始了在园林中的文艺交游，先是邀请文坛名流三十余人题赠诗文，这些文坛名流大多为苏州以及周边地区的挚友，也包括先前的官场同僚以及“后七子”成员。这一次的文艺交游以诗文唱酬为主，王世贞希望呈现的是里居吴中之后，对文坛艺事的再次关注。他所邀请诗文唱和的友人，多是其父难期间给予慰藉以及帮助之人，包括李攀龙、吴国伦、徐中行、彭年、皇甫汸、张凤翼、俞允文、朱察卿、章美中等人。这些友人中诸如俞允文、张凤翼等人曾在王忬下狱之时，在经济上予以援助，或寄诗书慰藉。也有如吴国伦曾三遭贬黜，穷困潦倒，与王世贞的父难遭遇同命相怜。李攀龙与王世贞的友谊更是长达数十年之久，并与之并肩主导文坛。王世贞先是将诗文集装制成两册，又请托钱穀、尤求两位画家各为其作《离薋园图》，并邀请吴中书法名家王穀祥、周天球二人以小篆书题额。可以说，此时王世贞的艺术交游多依附于诗文雅集。《离薋园图》的绘制亦是作为“离薋园”文人题咏的一次图画记录，加入了绘事因素的园林交游与诗文唱酬，是王世贞所主导的艺术交游中较为特殊的一类。多年之后，王世贞回忆起这幅《离薋园图》的创作，仍然记忆犹新：“余再解郧节，日栖息弇州山池，与兹园若避者月不能再。至偶曝书，得此卷，因追为一记，以志余之非有恶于蝥，而无所托于离也。”[2]788可见，此时的艺术交游与园林图景的塑造是同步且一并呈现的。可惜《离薋园图》并未有流传，实为憾事。

王世贞在离薋园中度过了美妙的园居时光，整座园林以“壶隐亭”与“鷃适轩”为核心建筑。在《离薋园记》中，王世贞自述了园居交游的状态：“问寝之暇，辄携吾仲氏徙倚其间，三、四友生参之。浊酒一壶，束书数卷，佐以脯炙，间以谐谑，不自知其晷之易昃也。”更有《秋日蓠薋园即事作》中“客至但坐耳，相对亦悠哉。礼岂在巾帻，懒不废尊罍”[4]145的逍遥之趣。饮酒、赋诗、交游、畅谈是园居图景中的艺文乐事。然而，离薋园在修建之初，虽经王世贞几经选择，仍存有很多不足。明代计成在《园冶》中提到园林择定园址的原则：“凡结林园，无分村郭，地偏为胜。”[7]51王世贞的离薋园靠近州治，虽然安全问题得到保障，但周围的环境绝难称得上“地偏”。其毗邻太仓行政中心，能够听见衙门审讯“敲、朴”之声。这样的环境，自然难以满足王世贞对修建园林的最初的期待——远离市井喧嚣，享受清净园居。因此，修建与营造另一座私家园林弇山园也就在情理之中。

二、乐游弇山：《小祗园图》的绘制与弇山园的艺术交游

1．从小祗园到弇山园的营建始末

弇山园进行有规模地修建是在隆庆五年（1571）前后，当时的弇山园还未有以“弇山”命名，而是被王世贞称作“小祗园”。而“小祗园”的修造与“离薋园”间隔时间并不久，且大部分土地还是未经开发的空地。“小祗园”作为小型的园林景观，仅作为存放佛、道经书的场所。王世贞在写给好友徐中行的书信中强调了这一点：“仆近购得佛藏经，已就隙地创一阁居之，颇极水竹之胜。家藏书三千卷，金石十之一，名迹百之一。”[4]15这里所说的“就隙地创一阁居之”应该就是指小祗园的僻地修造。王世贞在《弇山园记》《题弇园八记后》等文章中详述了从“小祗园”到弇山园的修建过程：

始余卧离薋园之鷃适轩，与州治邻。旦夕闻敲朴声而恶之，行求得隆福之右方耕地，颇僻野。而亦会故人华明伯致佛藏经于其地，建一阁以奉之。前种美筱环草亭，后有隙地若岛，杂莳花木。捧经之暇，一咏一觞于其间，足矣。[2]311

径之阳，有墙隔之，中通一门，颜之曰：“小祗林”。始之僻是地也。中建一阁以奉佛经耳，小祗林所由名也。既益之以道经，又辅之以岛榭、台馆之属，余志日侈胜，日益廓，而去兹名远矣。颜之志始也，入门而有亭翼然前列，美竹左右及后三方悉环之，数其名将十种。[2]769

起初，王世贞多燕居于离薋园中，小祗园只作为弥补园居环境的不足而进行小憩停留的场所，在小祗园的文艺活动也仅以阅读佛藏经书为趣。自嘉靖四十二年（1563）至隆庆五年（1570）的七八年内，王世贞决定大规模地扩建小祗园，其初衷应当是对理想园居环境的更高要求。王世贞描述小祗园的位置：“自大桥稍南皆闤阓，可半里而杀，其西忽得径，曰铁猫弄，颇猥鄙。循而西三百步许，弄穷。稍折而南，复西，不及弄之半，为隆福寺。其前有方池，延袤二十亩，左右旧圃夹之，池渺渺受烟月，令人有苕、霅间想。寺之右，即吾弇山园也，亦名弇州园。”①王世贞所说的“隆福寺”，实际名称为“隆福教寺”，在明代太仓城的大西门内常春桥北。太仓城内也曾经存在过“隆福寺”，建于南朝梁天监三年（504），明代时已废，其故址为镇海卫所。参见明张寅等.嘉靖太仓州志[M].上海:上海书店,1990,10:704.可见小祗园位于太仓城内西偏北的方位，毗邻隆福寺，且园址前方有水渠、良田。园林的西面为宗氏墓地，又有古松柏，是一处既非郊野，又十分安静的区域。重要的是，此处虽偏僻，但地理方位仍处在城市之中，仍然能够享受城区生活的便捷、交通与治安的保障。计成在《园冶》中详述了郊野园林的建园特色：“郊野择地，依乎平冈曲坞，迭陇乔林，水浚通源，桥横跨水，去城不数里，而往来可以任意，若为快也。……。两三间曲尽春藏，一二处堪为暑避。隔林鸠唤雨，断岸马嘶风，花落呼童，竹深留客，任看主人何必问……”[7]64小祗园的择址与计成所述的“郊野”之景非常接近。这座建造在太仓城内的园林能够媲美郊野园林，是王世贞父难之后追求简朴、率性生活的又一表现。

图1 明钱穀《纪行图册》之《小祇园》纸本，纵28.5厘米，横39.1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王世贞第二座私家园林从“小祗”改名“弇山”，饱含了对自身境遇的期待。王世贞因园中存放佛藏典籍而赐名“小祗”。“祗”与佛教典故中“祇园”相呼应，而“小”字也显示了王世贞的谦卑心态，以及对佛国精舍的尊重。而“弇山”的取名，则与王世贞彼时经历有关。“弇山”取自《山海经》神话典故，王世贞用了很多文字解释了对仙境的描述：“园所以名‘弇山’，又曰‘弇州’者何？始余诵《南华》，而至所谓‘大荒之西，弇州之北’，意慕之，而了不知其处。及考《山海西经》，有云：弇州之山，五彩之鸟仰天，名曰：‘鸣鸟’，爰有百乐歌儛之风。有轩辕之园。”[2]768这些体现了王世贞对园林空间性质的定位。此座弇山园应是能阻断外在喧嚣，提供园主理想生活的人间仙境。王世贞遂自称“弇州山人”，并开始《弇州山人四部稿》的整理与出版。由此推断，王世贞于万历三年（1575）任职郧阳，着手文集出版，并于万历五年（1577）邀请好友汪道昆作序。可见，最晚在万历五年（1577），王世贞已经将“小祗园”改名为“弇山园”。

大约嘉靖四十二年（1563），王世贞与其堂兄拜访其伯父王愔的旧园。因伯父过世，家业萧条，园林逐渐废弃。王世贞《太仓诸园小记》中记载了访园一事：“世父麇场泾园，雄丽始为吴地冠。捐馆后，吾伯氏所狼籍，几不可游。吾季氏尝乞余言记之，以志不忘而已。后余治中弇，石从而徒，然仅十七耳。今之土冈、溪池、竹柏犹有存者，以余记考之，或得其仿佛也。”[2]788王世贞的堂兄王世德原本打算将园中的石刻珍品变卖掉，出于对伯父心血的爱护，王世贞遂以高价收购了石刻假山，并暂存于小祗园中。弇山园的修造时间持续很久，以至于王世贞外出任职，园林建造仍未完工。王世贞邀请了当时造园名手负责假山设计，并将弇山园分为三个区域，即后来的中弇、东弇与西弇。弇山园的建造资金也得益于友人的关切。例如友人郭成曾出“三径之资”，王世贞以诗谢之。[4]249这座私家园林，饱含了王世贞对理想园居生活的美好期待，也成为王世贞居吴中，宴饮友人，进行诗书画艺交游的重要场所。

2．王世贞弇山园的艺术交游与《小祗园图》的绘制缺憾

王世贞期望在弇山园里经营一种不与外界往来的桃花源式生活，但事实上，弇山园并非完全孤立，而是一座常有宾客到访、参观交游的园林。明代何乔远曾言：“客来见世贞者，世贞皆款之弇园中”[8]。弇山的造园一方面保持着理想园居景致的营建，带有一定程度的封闭性。另一方面，王世贞却又提供了一个开放的交游平台，以迎接不同类型的游园人群。

作为私家园林的弇山园，原本并不对普通游客开放。然而，随着弇山园的落成以及名气的大增，不少游客受到王世贞造园思想的吸引而慕名前来拜访。王世贞在《题弇园八记后》谈道：“余以山水花木之胜，人人乐之。业已成，则当与人人共之，故尽发前、后扃，不复拒游者，幅巾、杖屦与客屐时相错。间遇一红粉，则谨趋避之而已。客既客目我，余亦不自知其非客与？相忘游者日益狎，弇山园之名日益著，于是群讪渐起，谓不当有兹乐。”[2]312这里说明王世贞经过深思熟虑才“不复拒游者”，且在园中游赏，间遇游客，竟有“不自知其非客与”的自嘲。美国学者哈蒙德（Kenneth·J·Hammond）先生认为，私人园林定时开放以供游人游览，进一步加强了园林作为它的拥有者以及广大公众文化消费的对象。[9]园林从私人性质走向开放，与王世贞喜好交友、乐于分享有关，更多的原因还是官场政治的牵扯。王世贞在万历六年（1578）结束园居生活，启程赴任，没想到在上任三月之后，又卷入政治旋涡，再次遭到弹劾。王世贞在上疏《乞恩勘辩诬蔑仍正罪削斥以明心迹以伸言路疏》中提道，有官员认为其修建园林是为“吴姬越女之艳充斥户内，昆山弋阳之调错杂庭中，且容一优人宣淫导欲。”[2]85弇山园原本是因王世贞意求与远离喧嚣而建造的城市山林，但在某些官僚的口中却成了风月场所。这不仅抹杀了王世贞的造园初衷，也诋毁了王世贞与友人艺术交游的价值。在政治仕途的权衡中，王世贞决定将私家园林以半开放的形式，将游玩区域提供给游客，仅将园中最末端的地方供私人园居。

王鸿泰先生总结了明清园林性质时认为，明清士人借助空间形式的经营以寓情感、以寄人生，已成一种特定文化，园林的经营已经成为一个退出声名场合后，寄托、安置个人情感的所在。事实上，明清士大夫之经营园林已蔚为风潮，而园林的修筑实有经营“另一种人生情境”的意味。对这些士人而言，园林可以说是相对于“世俗世界”之另一“美学世界”的表征与具体化，它的空间形式的建构过程就是美学意涵的具体化过程，而其空间形式也常成为各种美学活动的场所。[1]203明清园林实则是一个别有意义的社会空间，既有对外交往的开放空间，更有私人性质的生活空间。然而二者的交织必然在时空上引导园林成为别具意义的社会文化活动场所。这种具有多重意义的园林空间，代表了明代园林极强的社会性一面。

表1 弇山园艺术交游中的景点命名情况

然而，与园中陌生游客的偶遇并不能称得上交游。真正意义的艺术交游，是王世贞与文坛旧友以及吴中文艺名士的往来。按照个人身份地位，以及与王世贞的亲疏关系，可以将参与王氏艺术交游文士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其一，身份不高，借王世贞的文坛地位，求取传记、诗文以抬高自身的文人。其中与王世贞往来密切的画家陆治、钱穀以及一些落魄文人多属于这一类，他们多以书画相赠或向王世贞吐露心声，亦能获得王世贞以诗文、传记相赠的机会，画家们更是可以得到不少书画订单。其二，仰慕王世贞的文名，将弇山园视作文化意义上的圣地，这也是王世贞后辈文坛新秀所归附的精神家园。这一类友人的交游多以诗文唱和为主。其三，与王世贞相识多年的旧友，这一类的友人非常之多，以李攀龙、吴国伦、张凤翼、俞允文等为代表，这些友人均是王世贞多年的挚交。王世贞与以上几类文士艺术交游的形式，多以诗文唱和、书画品鉴，以及书法、绘画的创作为主。不过弇山园中的艺术交游，更多的还是传递了文人之间对园林游赏的欣喜，以及彼此艺术探讨的乐趣。以晚明画家程嘉燧（1565-1643）与王世贞的交往为例。程氏为安徽休宁人，侨居上海嘉定，一生未有功名，却以擅诗画而备受文人推崇。程嘉燧相对王世贞而言算是晚辈，他曾有《端午王司寇弇园留寿泛舟二首》，诗中“改席就新月，移篙入晚凉。杯邻水叶净，衣杂岸花香”①(明)程嘉燧.松圆浪淘集.[G]//续修四库全书.第138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604.王世贞于万历十七年（1589）六月中始得迁南京刑部尚书，来年三月回乡里居，十一月底逝世。程嘉燧在诗题中尊称王世贞“王司寇”，可见程嘉燧此次造访弇山园的时间是在王世贞升任南京刑部尚书之后。又程诗诗题标明时节为端午，因此他只可能是在万历十八年（1590）的端午节来到弇山园。参见郑利华.王世贞年谱[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336.所呈现弇山园端午时节的良辰美景。更有“送客醉眠罢，开轩仍见留”这句诗写出了在宴会结束之后，王世贞邀请其入芳素轩中，进行相对私人的艺术活动。尽管程氏并未注明，也可想而知其中的精彩。因此，弇山园的艺术交游虽是由王世贞主持，却又呈现出包容、欢乐、温暖的文人乐园。

弇山园的艺术交游活动，也包括各类园中碑刻、牌匾的命名与书写。且参与之人，多为王世贞文艺挚友。对园林景点的命名，是将具体的艺术交游活动赋予一种真实性的空间呈现。而为弇山园景点命名的友人，例如文彭（1498-1573）在吴中书画界名声益重，亦为文徵明长子。再如汪道昆（1525-1593），因其入住弇山园，王世贞遂将“西来阁”改为“来玉阁”。此种艺术交游活动，体现了王世贞试图将抽象的艺术交游，以真实的艺术表达固定在弇山园之中，升华了园林的文化意蕴，也就凸显了王世贞艺术交游中以园林为主题的游览形式，将泛舟游园、诗文唱酬、宴饮雅集、书画鉴藏以及景点的命名与题写等结合起来，丰富了弇山园艺术交游的多样性。

图2 钱穀、张复：《水程图》册之《小祗园图》，纸本，纵23.1厘米，横37.5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弇山园的艺术交游并未像离薋园一样，以一幅名家创作的园林图景以及各类题咏作为交游活动的高潮。可以说这幅描绘弇山园图景《小祗园图》算不上十分完整，而是有诸多遗憾。《小祗园图》为《水程图》册中的一幅，是王世贞委托画家钱穀、张复记录其于万历二年（1574）北上赴任太仆寺卿时所记录的运河纪实类图画。《小祗园图》为钱穀所绘，然而弇山园有规模的修造是在隆庆五、六年（1571、1572）前后，所以此时钱穀所绘制的小祗园图景仅为王世贞弇山园景致一隅，而园林游赏的内容则未能更多地呈现在画面中。王世贞在《弇山园记》中以导览赏景的视角将园中各区域的景点串联起来，意在介绍园林的同时，更求得游园经验中新鲜有趣的体验。因此，王世贞尽可能地在“途经”方面做了详细的介绍，包括弇山园中设置的景点位置，观景的最佳地点，亭台楼阁的命名方式以及对城市山林的造园匠心都汇集在《弇山园记》的书写中。然而，钱穀所绘《小祗园》虽然几近写实之风将园中诸如“藏经阁”“弇山堂”“乾坤一草亭”等标志性景点予以呈现，图像的绘制仍然难以媲美王世贞文字的精彩。《小祗园图》乃至《水程图》的创作实为王世贞个人主导的纪念性图像，明清士人除了经营人生的进取之路外，同时对于人生的退隐之路，也是他们另一个经营的重点，而在退隐之路的经营上，拥有足供生活所需的田产，进而修建一个可供闲赏游乐的空间，这种空间的求取与营造可说是经营闲雅生活的基本点。从这个意义上看，钱穀所绘制的《小祗园图》抓住了王世贞意求隐遁的心愿，因而对园林艺术交游中所要求的“游赏”之意，未有过多呈现。

结 语

以文艺身份示人的王世贞，拥有文坛领袖、史学家、书画鉴藏家等多重身份，其对园林建造以及艺术交游的热衷也引来了不少称赞。诸如明人何乔远《名山藏》有：“弇州，盛有水石花木之致。客来见世贞者，世贞皆款之弇园中，不惟世贞之文名也，而弇园亦名于天下。”[8]《明史》描述其门庭盛况：“天下学士大夫以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宇下，受其品题。”[10]杨鸿勋先生认为，江南古典园林的所有者，主要为现任或退休的士大夫，具有文化修养的官员，感于宦海沉浮而标榜田园、山林的归隐，以示高雅。[11]而王世贞也曾言：“山居之迹于寂也，市居之迹于喧也，惟园居在季孟间耳。”[12]明代文人大规模修建园林，带动了以园林为主题的绘画创作，增加了文人、书画家之间艺术交游的机会，这些均构成了明代文人日常生活中极具文化意蕴的表现方式。

王世贞“离薋园”“弇山园”两座园林的建造，都发生在其父难之后，而《离薋园图》与《小祗园图》的绘制契机亦有以图纪史的意义。两座园林在选址、修造、命名以及开放性质上都体现了王世贞人生经历上的重要转折，以及政治失意后意求躲避喧嚣、隐居山林的个人期许。园林图景的形塑既要求满足生活便捷的需求，又需要营造出一种隐藏在城市之中的山水空间，且有别于明代“以明得志”的造园意图。王世贞在特定时间的造园经历与艺术交游的内容以具体的图画方式予以呈现。可以说，从《离資园图》到《小祗园图》的图绘过程，实则呈现出文人之间企图建立自我文化以及社群艺术的普遍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