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小岗村率先“包干到户”（后称“大包干”）开启了中国改革大幕，这种形式后来被规范称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官称”都有一个“包”字，“包”是其灵动的魂，把责、权、利结合起来，承包者感受直接，发包者操作简便，好驾驭，见效快。后来的城市改革，一开始也大都借鉴“包”的形式。小岗“大包干”，是小岗农民被贫困逼出来的自我救赎之路。从基层到高层各级干部对小岗“大包干”性质和前途的认识不同，态度不同，采取的办法也不一样。从农民贫困生活实际出发、体恤农民疾苦的，一般默许、支持“大包干”；从理论政策教条出发、怕担政治风险的，一般抵制“大包干”。“大包干”的意义主要在于：解放了生产力，开启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城市化发展之路，开启了供应短缺型经济走向供应充足型经济之路，推进农业生产机械化，孕育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农民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至于裸奔，推动人的现代化，有利于保障农业基础战略地位，“无痛分娩”“第二次飞跃”，展示鲜活经验：农村生产方式变革“自发加引导”最靠谱。

关键词小岗村，“大包干”，自我救赎，干部关切，启示

中图分类号K27 ？眼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20-0003-08

1978年底，安徽省凤阳县梨园人民公社小岗生产队18个农民按下鲜红的手印，把生产队集体所有的土地分到户，“单干”了，创立了“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弹指一挥，40个年头过去了，小岗“大包干”之路，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农村解决温饱之路、小康之路、现代化之路。回顾和总结，小岗“大包干”给我们许许多多启示。

一、小岗“大包干”是被“贫困”逼出来的农民自我救赎之路

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受资源、环境以及人本身素质、禀赋的制约。超越阶段的冒进，往往会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在可耕地的量与质、农业资源、农业生产劳动方式尤其是农业劳动生产者基本素质和生产技能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一味地试图变革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采用集体劳动方式，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只能是一种幻想，是典型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

在分配上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不能激发劳动者蕴藏在身体里的生产要素活力，反而阻碍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生产力。解放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土改了，农民翻身了，合作化了，人民公社化了，金光大道越走越宽广，农民也很努力，一年365天几乎天天都在劳作，天天都在勤俭节约，但却无法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甚至解决不了温饱问题，对国家的贡献也很有限。

昔日的小岗，是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管辖的一个自然村，是一个20户、115人的生产队，这里以“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而闻名。一个人均三亩多可耕地的小村子，人人绑在土地上，出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干好干坏一个样，出工不出力，结果种出的粮食不够自己吃，还要靠国家救济，小岗人也感到丢人和窝心。他们不甘心，希望自己能够养活自己，希望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

首先，小岗人有过痛苦记忆，被饿怕了。朱元璋开创了大明王朝，也给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御赐了一个吉祥的名字——凤阳。然而凤阳地处江淮分水岭，土地贫瘠，又非旱即涝，“乞丐之乡”的帽子由来已久，“凤阳花鼓”就是当地农民外出行乞敲出名的。也正如“凤阳花鼓”所唱到的“说凤阳，唱凤阳，凤阳是个苦地方；多少年，多少代，身背花鼓走四方”。①“泥巴房、泥巴床，泥巴锅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正月出门去逃荒。”

三年困难时期，凤阳县是重灾区，1961年初，全县29万人，比1957年的38万人净减9万人。②小岗村灾情严重，“大包干”带头人之一、提供决定“大包干”秘密会议场地的严立华回忆：“（我们家）就剩我自己活了下来。”③

其次，小岗村仍然贫困，人们没有解决温饱问题。1978年底决定小岗实行“大包干”的秘密会议召集人之一、当时的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说：那些年我们人均全年不到20块钱，全年吃粮食每人能分到上百斤的粮食就不错了，基本都是几十斤。年年要吃国家救济粮（返销粮），最少的要吃四五个月的供应，最多的要长达11个月的供应粮。那时候我们小岗虽然人不多，115人，但是耕地包产面积304亩都种不了。从私人到集体这一块都是空的，所以被迫无奈家家讨饭，人人讨饭。

曾在小岗村“大包干”的“生死契约”上按下红手印的“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金昌说：“我们小岗队是一个生产队，我们一共是18户115人，到处逃荒要饭。”严立华也说，为了避免骨肉分离，他带着一家老少到苏州、无锡、镇江要饭，自己一个老爷们嫌丑不好意思到人家门口要饭，让老婆背着孩子去讨要，自己在外面看着眼泪啪啪地往下掉。要到一点米，回到家来，舍不得放到锅里煮，汤多米少一煮米就捞不出来了。专门缝制了一个小布袋，每次都把米装在小布袋里放在野菜汤里煮，煮熟后掂出装米的小布袋，把煮熟的米倒出来给孩子吃，大人只能喝菜汤。听他描述，记者忍不住鼻子发酸。我第一次看到这段文字时，眼泪也啪啪地往下掉。

1978年，又逢凤阳县区域大旱，小岗人生活更加艰难。“大包干”主事人之一、当时的生产队长严俊昌说：“1978年，遭遇大旱，大部分地区10个月没有下雨，秋种无法进行。村上统一分配的口粮只有一人7斤麦。我家里有9个孩子，6个男孩，3个女孩，一间泥屋，跑风漏雨，吃野菜，啃树皮，再往下就要饿死人！”

再次，小岗人不甘心一直忍受貧穷。年复一年的逃荒要饭，小岗人饿着肚子，也没有颜面。严金昌说，我们大家都是农民嘛，本身会种地，而我们农民有田有地有牛有犁有耙，为什么搞不上吃的，大家都在这里议论，怎么才能搞上一碗饭吃呢？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严宏昌说：“按我们讲都半辈子人了，我们这半辈子都是吃国家、用国家，因为我们是农民，我们有手、我们有这片土地，我们整年叫国家来背这个包袱来养活我们，我们实实在在说不过去。”

还有，小岗人认识到出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出工不出力的生产方式，是种不好地、产不出粮、分不到粮、忍受贫穷的根源。这是极其重要的一条。“一大二公”，生产资料公有化，生产劳动集体化，农民既无生产资料又无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被紧紧地束缚在生产队的土地上，出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毫无生产积极性，地里的庄稼没有草高，人越干越懒，地越种越薄，粮越收越少。正如严金昌所说：“过去在生产队，上工一条龙，干活大呼隆，干多干少一个样，都是10分工，你再厉害也是10分工，我在那‘快活也是10分工，时间一长你还愿意干吗？就不愿意干了。这样就形成了出勤不出力，光去到拿10分工，光工分多（分不到东西）有什么用呢？”所以小岗人宁可外出讨饭，也不在生产队干活挣分不到东西没有用的工分了，那么土地更加荒芜产不出粮食。这样恶性循环，小岗也就越来越穷。

小岗人见面就议论，我们也有两只手，我们也有土地，不能总是搞不到一碗饭吃啊！大家逐渐达成共识，不能老是这样下去，我们干脆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严金昌说：“过去的政策就是高举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我们这样干叫拉社会主义倒车，走资本主义道路，大家心里都有数，都有一本账。但是不这样干，我们还老是逃荒要饭，还是要饭，还是没有饭吃，收不到粮食，所以说我们农民有田有地有牛有犁有耙的，为什么搞不上吃的？我们心里不服气，我们农民本身就会种地，为什么还搞不上吃，问国家要粮要钱呢？所以对这个问题，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都在讨论这个事情……那讨论的结果是什么，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只有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严金昌虽然是40年后的今天回忆当初，难免有了新时代信息，而且多年来见过那么多人，上到几任总书记，下到普通游客，回忆多遍旧事也会夹杂新思维。但传达出的基本信息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搞到饭吃是第一位的。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充分认识到，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各家种各家的地，种什么怎么种自己作主，缴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大队公社提留），剩下都是自己的。种的好你就得的多，种的差你就得的少，不种你什么也得不到，也还是要完成国家公粮和提留任务。看哪个还敢偷奸耍滑，哪个都会下大力气种好自家的地。

劳动者是生产力能否获得发展、生产方式能否使收益最大化的最直接、最生动、最深切的感受者，感应者。春江水暖鸭先知。农民最清楚，理想、口号不能当饭吃。说破天，肚皮感受最灵验。三寸不烂之舌再能吹，也吹不出饭食来。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几天不吃饿死了。对于贫困地区，更是如此。农民就是种庄稼生产粮食的，却不能解决自己的温饱，总会想方设法地找活路，在流亡城市、改行不再务农的路被堵死以后，就只能“土里刨食”，让自己守着的“一亩三分地”多打一些粮食出来。没有理论指导，没有思想先行，完全凭感觉，凭经验，突破各种约束，找到多产粮食的方法。

从历史上看，一些新生产方式的产生，往往是在旧有生产方式里，一些最基层的劳动者、经营者探索出来的，然后被统治者承认，或引导或推广，新生产方式便发挥其发展生产力的巨大作用。中国历史上的初税亩、废井田开阡陌，封建社会中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都是如此。

“大包干”，是小岗村农民被穷苦的生活逼出来的，是想找碗饭吃自我救赎的没有别的选择的选择。小岗村18个农民的红手印，创造了回归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扎实的社会土壤。

“大包干”，解决了许许多多农民的吃饭问题！

二、干部是从实际和关心群众疾苦出发还是从恪守政策和本本出发思考问题、判断是非直接关系能否改革和改革的目标

在现行体制下，任何群众实行的体制机制方面的改变，要想避开各级行政领导“雪亮眼睛”的察觉，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在各级干部的眼皮底下，小岗村的“逆天之举”，是如何“蒙混过关”的呢？小岗“大包干”又是怎么样得以存活并获得发展的呢？我们从不同领导干部的不同态度和做法，能够分析出其相应的效应，研判出干部对于改革的启动和改革目标的作用。

小岗瞒上不瞒下、偷偷摸摸分田单干，但终究纸是包不住火的。偷偷地分钱分粮，大家可以把分到的钱、粮藏起来，外人看不到。土地是没有办法藏着掖着的，一家一户干活的场面、家家户户的地块生长不同作物、作物的不同长势，等于告示世人：嘿，俺们分田单干啦！

当时小岗生产队隶属于梨园公社，公社书记张明楼跑到小岗一看，什么都明白了，按政策，哪能允许这么干呀！他把生产队干部骂了一通，让他们赶快再合起来。小岗人说，分开种的，家家户户投入不一样，没法合。在巨大的政治风险面前，公社书记张明楼扣下了小岗的返销粮、种子等，试图以此逼使小岗重新走集体化道路赶快再合并起来。小岗人却不为所动。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但是，改革是有过程的，就是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村的两个文件，明确规定“不准包产到户，不准分田单干”。①进入1979年，中国农村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连包干到组，都遭到质疑，“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还是“禁区”。

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政府是人民政府，在“文革”结束推动思想解放的大氛围下，那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观点已经受到世人耻笑的状态下，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贫困地区能够直接接触到群众或者愿意听取、听得到基层群众实际生活状况声音的领导干部，还是愿意并致力于提高农业产量、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的。但是，集体化等于或者亲近社会主义、私有化等于或者亲近资本主义的思维定式，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清除的。尤其是安徽省，20世纪60年代的“责任田”倒霉了一批干部的阴影总也让人挥之不去。何况中央政策强调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同时非常强调巩固集体经济，反对动摇生产资料公有制，明确反对包产到组。一些干部恪守“理论”、政策和既往经验，怕犯政治性错误，不愿“越雷池半步”，也是情有可原的。各级干部对“大包干”认识上的分歧，也就在所难免。

由万里担任第一书记的安徽省委针对凤阳等地1978年大旱，农业大幅度减产的实际情况，提出缓解灾情的办法，生产队拿出一部分土地，借给社员种麦，叫借地种麦。为了搞好农业生产，提高产量，在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已经形成共识。但责任到哪一级？怎么个“责任”法？是仅仅根据生产完成情况、完成质量记工分，还是联系产量联系分配？分歧就大了。担心责任到组、到户，尤其是联系产量、分配的到组到户，滑向“分田单干”的“泥坑”，那是不能触碰的高压线。

知道农业生产搞不好根源的领导干部还是大有人在的，只是在长期形成的“政治正确”氛围下，都不愿意道破。当然，也有胆子大的。凤阳县委副书记支道友1978年11月6日在凤阳县委常委会上说：当前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通过实践是行不通的。他说，应该“三级所有、户为基础”。责任到组，只能解决一时问题，从长远观点来看，还是包到户来干。①石破天惊，“支大胆”道出许多人的心里话，但却并没有赢得“喝彩”，大家面面相觑，环顾左右而言他。1979年2月，凤阳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推广“包干到组”，而且为了“包产到组”敏感词，使用了“包干到组”，提出“大包干”概念。用当时任凤阳县县委秘书陈怀仁的话说：我们“大包干”名字起得好。中央确定两条意见，一个是不准包产到户，一个是不准单干，我们这个“大包干”与这两条都没沾上。“大包干”的“大”字是广度，“干”字是深度，表示彻头彻尾，彻里彻外都包括掉了，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小组分配，你生产队一点点都问不着，就脱离了生产队。所以这个才能调动群众积极性。所以说“包干”，它既不犯法，又很科學。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署名张浩的“读者来信”，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还加了“编者按”，对包产到组大加指责，文章指出出现包产到组和分田到组的地方，必须坚决纠正。随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篇来信，公社大队生产队，那时候都有高音喇叭，大家一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像泼了一瓢冷水，凉了半截。我们都是正在干着，怎么不允许干了呢，这可怎么搞呢？地委书记王郁昭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就叫地委办公室赶快起草了通知往下发，说现在正值春耕大忙时期，各种生产责任制都要稳定不动。立即起草文件发到各县，各县就对下广播，广播到生产队。

恰巧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到滁州视察，王郁昭向他汇报了这个情况，万里表态：“报社管（老百姓）饭吗？它要管饭，那行，农民不用种地，都去找它。”万里还说：“报纸是公共汽车，他能坐，你坐不得？他能发表文章，你也能在上面发表文章！”②安徽省政研室也派人调研写读者来信给《人民日报》，介绍包干到组能够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能够增产，《人民日报》也给登了出来。在“编者按”中承认张浩来信的“编者按”中有些话不确切。

据陈怀仁说，随后滁州地委书记王郁昭在省里参加会议时向万里汇报凤阳要求搞“大包干”的事，万里说，“大包干”可以搞试验，少数地方，少数的包到户也可以试验。6月，万里到凤阳调研“大包干”（包到组），提出：“‘大包干组织好就不要再动了，叫他们干吧。只要社员积极生产，都能富就行。”陈庭元说：“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给干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万里说：能吃陈粮烧陈草就让他们干三五年。对家庭副业不要干涉，哪怕他干一万元也可以。万里还说：不要怕，什么也不要怕，思想要彻底解放，因为我们现在还在解决吃饭问题，只要坚持土地集体所有，不准买卖，不准雇工剥削，单干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我们的中央文件上已经写上了，就不要提倡单干了。除了不单干，怎么干能增产就怎么干。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赞成包产到组（户）的仍然是少数派，当会议主持人大谈应当把包产到户引导上集体化上来时，邓小平插话说：集体当然比个人优越，问题是我们的集体现在没搞好，农民没有办法，就逼得另找出路。③

据当事人回忆，1978年底小岗村分田到户，1979年初分田的事情暴露之后，为了政治正确，公社书记骂生产队长，县委书记批评公社书记，公社还扣发小岗的返销粮、耕牛饲料贷款、种子。但是，他们内心都是同情穷得叮当响的小岗人的。随后县委书记陈庭元还劝公社书记张明楼对小岗网开一面，让他们干到秋再说。张明楼说，现在四乡八里都知道了，说我们分田单干是搞资本主义，这可担待不起呀。陈庭元说，他们都穷毁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最多也不过多收点粮食吃。我们全县有2000多个队，就算他一个队搞资本主义也搞不到哪里去。张明楼说陈书记，这个将来要犯错误怎么搞？陈书记想一想说，要犯错误我们县里承担。不要你公社负责。张明楼又说了，那好，那你写个条给我。陈庭元脸一拉，这个事只能干，哪能写条子呢。随后，县委书记又找来几位领导同志一起向张明楼担保，张明楼也同意小岗先这么干。

小岗所在的县、地区和省领导以不同方式保护小岗村“大包干”。但“大包干”却也一直没有“正式户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小岗式的“大包干”能不能存活，关键还是要看能不能有个好收成。小岗人的大干苦干，终会得到回报。加上这一年，天遂人愿，风调雨顺。小岗村获得空前大丰收。

县委政研室工作人员吴庭美是小岗人，对小岗的前前后后是比较了解的，陈庭元派他去小岗调研，写了一份调查报告，题目是《一剂必不可缺少的补药》。报告交到万里的手上，万里像看小说一样的看了两遍。在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上，地委书记王郁昭做了一个发言，叫《顺应民心，积极引导》，他说，包产到户这个已经出来了，但是还没有“户口”，就是还不合法，要求省里能够承认它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万里明确表态，这个包产到户，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妈妈看着是很好的，但是不允许、不合法，怎么办？群众已经批准了，我们只能同意，好好干下去。实际上就等于肯定了小岗的包干到户，已经给它上了安徽省的“户口”。

1979年底，小岗人喜获大丰收之后，王郁昭带领地委常委一起来到小岗。看到小岗的丰收景象，都很兴奋，王郁昭在严宏昌家当着小岗乡亲们的面明确表态：县委批准你们搞一年，地委批准你们搞三年。

1980年1月24日，距离1980年春节还剩四天。万里视察小岗，看到农民家家户户收获了那么多粮食，非常欢喜。说这么多的粮食，这下行了，社员可以随便吃饺子，吃面条了。他就问围观的群众，你们认为怎么样干才能干好？老百姓都讲包产到户可以干好，但上面还要我们并起来。万里说，那干好为什么要并起来呢？老百姓就讲，那上面还有紧箍咒呢。万里就讲了，只要能调动社员积极性，只要能多打粮食，只要能对国家多做贡献，集体多得，群众能致富，群众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哪一届领导再也不要给群众上紧箍咒了。

万里离开安徽到中央工作后，后来省委曾经一度纠正包干到户。下发文件，召开会议，严责必须立即把包干到户改正过来。但是，包干到户最受群众欢迎，群众普遍抵制“纠正”。正如鳳阳县一位公社书记所说：“到处都在搞包干到户。我们即使长出三头六臂，也没有办法纠正，上面领导来检查，我们就说单干已基本纠正。实际上哪能纠正得了！”一位区委书记说得更形象：“如同拔河一样，一头是我们区社干部，一头是千军万马的群众。群众一个个都用足了劲头，我们哪是群众的对手！”①“大包干”，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群众驾驭得了，一旦干起来，农民切切实实得到实惠，当然舍不得放下。这也是没用敲锣打鼓，没派工作队，“大包干”——农业生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个早上”便在广大地区普遍开展起来的根本原因。

1980年5月，邓小平与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道：“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他告诫，一定要解放思想，打破老框框。②

1992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③这是对小岗村农民“大包干”首创精神和积极作用的充分肯定。

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几任总书记都到过小岗视察。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时感慨道：“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标志。”

在“大包干”出现和发展过程中，各级干部对此为什么会有不同态度？原因确实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出发点不同就会导致态度大异，真正了解实际、了解农民群众疾苦并愿意从这一着眼点出发，大都支持或者默许“大包干”；从固有的理论思维模式和“姓社姓资”的传统教条出发，就会排斥、反对、抵制“大包干”。以让群众摆脱眼前困境、搞碗饭吃为第一选项，对“大包干”就持积极态度；以不犯政治错误、不致“倒霉”为第一选项，对“大包干”就持消极态度。这也可以理解在“大包干”问题上一般贫困地区的干部多支持派，富裕地区的干部多犹疑派；基层干部和接触基层的高级干部多支持派，高层干部尤其是对贫困地区真实状况不太了解的高层干部多犹疑派。其实，两种态度，在当时的社会土壤里，都是自然而然的，也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能简单地用“改革派”“保守派”来给他们贴标签。哪一方也大都是“正派干部”。现在反思，最值得我们汲取的经验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人民利益第一”必须成为我们始终不渝的信条，扎实践行的准则。我们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场是第一位的。为人民谋福祉，为群众谋利益，永远是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小岗大包干的重大意义

小岗“大包干”之路的意义，无论是放在小岗范围还是放在全国范围看，意义都是重大的。其体现更在许多层面。

1.解放了生产力

人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储存在人身体里的劳动生产力，其载体——人的“自由度”越高，这一生产力要素越活跃。社会分工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但社会分工与自主择业度密切相关，劳动力一旦被束缚在一个地方，生产力被束缚，生产力的张力会大打折扣。

长期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仅仅农业生产资料属于生产队集体所有，劳动力也属于生产队集体的一份子。干活大呼隆，出工一窝蜂。一个人的活、几个人的活全生产队劳动力齐上阵。都要挣工分，都要出工。实际上浪费劳动力，大大降低劳动生产率。

小岗式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后来被规范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所有权仍然属集体所有，农户只有承包使用权。其他生产资料均折价分配到户，所有权归户，农户可以在承包的土地上自由耕种，自主经营。土地按人口分的，国家的公粮和大队公社等提留任务，也按人口分摊，完成国家公粮和集体提留后一切收获全部归农户自己。取消了统一核算和统一分配，特别是彻底解决了评工记分计酬办法，从根本上解决了自合作社以来长期不能解决的社员劳动报酬问题，充分体现了“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

用群众自己的话讲就是“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清晰的责、权、利划分，立即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逃荒的村民陆续回来了，出现了男女老幼齐下地的火热劳动场面。这种劳动积极性，是前所未有的。

小岗“大包干”后仅仅一年，就获得大丰收。“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宏昌说：“这一年，粮食我们上报的是13万9000斤，但是我们远远不止这么多，我们那些什么山芋干，过去都算口粮的，这一年我们全都给它砍下来，没有报。我家里头花生、小芋干子，一间屋子里头没地搁，使芦秆挤着，堆到屋顶上，床底下都是粮食，哪哪都是粮食。”这一年，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过一斤公粮的小岗生产队，首次向国家上交公粮6万多斤，超额6倍完成上缴任务，还第一次归还了国家贷款。

2.开启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城市化发展之路

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加之城乡二元户籍制， 农村劳动力被限制在农村，被束缚在自己身份所在的生产队，被严格地束缚在土地上。“大包干”，以户为单位，一个家庭安排农活，节约劳动力，会抽出时间或腾出劳动力创收，经营农业生产之外的营生，或者外出打工。小岗村村民有外出打工的，也有在乡间从事多种经营的。“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金昌，开办的农家乐就搞得红红火火。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小岗，就是在他家农家乐的庭院里与当地群众干部亲切座谈的。

中国有限的农业生产资源，决定了农村人口必须向非农转移才能使广大农村人口进入小康以致实现现代化。按照18亿亩耕地和农作物产品市场价格计算，纯农业生产只能够满足两亿多人口年人均收入一千美元的小康线。而且，所有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都伴随着城市化过程。也就是说，现代化，必然出现城市化。农村劳动力获得转移就业自由，是城市化的前提。“大包干”解放了部分农村劳动力，农民工大潮出现，农民工进城成为可能，对于城市的发展，工业服务业的发展，城市化的发展，功不可没。

3.开启了供应短缺型经济走向供应充足型经济之路

最先突破统购统销，自由出售属于自己生产自己支配的农副产品的，正是“大包干”农民。最先从事贩运的也是有“自由”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勞动力的“大包干”后的农民，最先兴起的也是农副产品贸易市场。示范效应惊人，商品化生产大大发展，统购统销取消，十几亿人吃饭问题解决，吃穿用问题解决，从商品供应短缺性经济走向商品供应充足型经济。这一转变，农村率先改革起着示范效应，发挥着具体作用。

4.推进农业生产机械化

传统观点一直以为，农业生产集体化更需要也更有利于农业生产机械化，农业机械化更有利于巩固农业集体化。而恰恰是“大包干”，使广大地区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大大提高，这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期。其实，农业生产劳动力越充足越集中，对农业机械化的需求越低。“大包干”，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承包了土地的农民对农业机械化的需求更迫切，而转移了的劳动力收入增加，实现机械化生产才有了条件，也更经济。专门从事农业机械生产的专业户和合作组织，也才有了广泛的市场和用武之地。小岗“大包干”带头人、当年的生产队长严俊昌，孙子辈外出打工，家里就置买了多种大型农业生产机械，不仅仅耕种、收割、脱粒自己家庄稼，还对乡亲乡邻搞有偿服务。

5.孕育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目标，是从“大包干”后农副产品增加，寻找交易，出现农村集市和城市农贸市场开始的；最早进入自由贸易的商品多为农副产品。是受到了教授收入不如卖红薯的启发，市场决定收入多寡，引发下海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被重估，才有了理论上的突破和实践上的创新。

市场经济需要市场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依然需要市场主体成长与发展。对于广大农民来说，享有独立自主经营权，能够自由的独立自主的拥有并使用自己的劳动力，这就是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最基本的因素。

6.培育市场经济主体

“大包干”，农民获得生产经营自主权，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实实在在地提高了农民收益。这使国人对自主经营权積极作用的认识大大提升，此后的改革——所有权非所有权改革，实际上大都是围绕经营权改革而进行的。自主经营权，是培育市场主体的基石。

当人们认识到，我就是全部，就是主体，就是独立自负盈亏的单元，我自己决定了我在市场大潮中的沉浮，这与我仅仅只是一个螺丝钉比起来，市场效用是不一样的。

7.使农民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至于裸奔

中国长期实行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两元制”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体系，农民、农村人口社会保障度极低。“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人口拥有一份承包土地，尽管没有完全的所有权，但拥有土地承包使用权。使用权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权益。他可以自主经营收益，也可以进行使用权流转收益。这对农村人口可以一定程度地起到社会保障作用，使农村人口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至于“裸奔”。同时，也就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减轻了“社会包袱”的压力。

从中国传统和文化基因方面看，恒产者有恒心，农村人口获得一份承包地，是维系社会安定的基石。所以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继续维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8.推动人的现代化

现代化最终是人的现代化。农民进城务工、经营，农民离乡离土的流动，对促进农民现代化有积极作用。让农村的广大农民与现代城市文明隔离，被封闭在远离现代化文明程度较高的城市文明的乡村，仅仅靠冬学夜校，标语口号式的说教，效果差强人意。让他们直接融入城市，在游泳中学习游泳，是促进农民现代化的最佳方式。

9.有利于推动农村基层自治

“大包干”，农村实现“第一次飞跃”，不仅仅解决农民眼前温饱问题，更主要的是使农民经济上依附关系减弱，独立经营，独立立身养命、养家糊口、经营发展，从而独立自主意识提升，维权意识提升，这才有了后来的以独立自主农民为细胞的农村基层自治、民主化发展。

10.有利于保障农业基础战略地位

农业是基础产业，是人口大国保持国家稳定的战略产业。但农业从其对自然生态的依赖度、生产率附加值和市场经济的适应性方面看，又是弱势产业。“大包干”之后的农业生产，基本解决了十几亿人吃饭问题，继续保持这种样态，需要维持与发展这种基本制度和经营形式。

11.“无痛分娩”“第二次飞跃”

农民拥有承包土地和自主生产经营权，在发展过程中分化是必然的。但自然分化，阵痛最小。“大包干”之后的农民，有了“自主权”，必然是在充分发挥农民自主性的基础上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探索增加收益的新路径，在自主自愿的基础上，进行承包土地流转，使农业生产走向产业化、集约化经营的“第二次飞跃”。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不是被剥夺者、利益受损者，而是利益能够获得保障的受益者。

12.展示鲜活经验：农村生产方式变革“自发加引导”最靠谱

农村生产关系变革，过于频繁不利于保护发展农村生产力。在生产关系变革上，农民绝大多数时候处于弱势，只能被动适应。在适应中探求发展，寻找利益最大化途径。一旦无法找到途径，感到窒息、压抑，一定会想方设法地“钻空子”，寻找突破口。一旦突破“束缚”，其潜能不可低估。

农村生产关系，由农民完全自发地变革，确实会出乱子；由行政外力强制农民变革，又会窒息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自发加引导”，活而不乱，规范而不呆板，多有可取。

【作者简介】李占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

【责任编辑：王湉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