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以来阻力重重，全国各地教案迭起冲突不断。其根本原因是传教目的已不是单纯的宗教性质，而具有较强的殖民主义色彩。基督教的侵略实质与国人的民族意识、晚清知识分子的态度、中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等也是引起冲突的重要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冲突客观上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封建桎梏，成为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助力，在教育办学、医疗卫生、社会环境等方面都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关键词：基督教；近代中国；中西方文化；冲突；促进

作者简介：张林琳（1989-），女，壮族，河南郑州人，本科，河南警察学院助教，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B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9--02

一、引言

我国古代已有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历史，但近代的传教活动却是伴随着枪炮声进入中国的，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是和殖民扩张同步进行，布道声与炮火声合奏共鸣。基督教的侵略实质与国人的民族意识、中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等，引起了从文化到生活、从知识分子到普通百姓、从官方到民间的广泛冲突。上个世纪 80年代后，史學界对基督教的研究发生了转变，不仅局限于研究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冲突，开始多维度研究其在文化、社会方面对中国的影响，从单纯的反洋教论议逐渐看到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学者们开始关注基督教在中国到底进行了哪些活动，中国人在对待西方文化输入时态度是怎样的，以及教会团体与周围社会环境的关系等。虽然西洋宗教不可否认其侵略本质，但客观上基督教的传教活也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进步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基督教与中国的矛盾与冲突

（一）民教矛盾与文化差异

鸦片战争后，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范围的扩大和幅度的增加，全国各地民教纠纷不断，教案四起。其次数多，规模大，性质复杂，冲突激烈，令人惊骇。19世纪末爆发的义和团运动高呼“扶清灭洋”的口号，将全国反洋教斗争推向高潮。人民群众与西方教会的矛盾近半个世纪之久且一直冲突激烈，有着必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复杂渊源。

传教事业的侵略事实不可磨灭，这也成为民教矛盾的主要根源。虽然不乏有一些忠诚的传教士希望在沟通中西文化、传播科学新知、改良社会风俗方面做出贡献，但终究被帝国主义当做侵略扩张的特殊手段。许多教会团体都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得过政府的资助支持。德国公史巴兰德曾要求来山东的教团必须“以德国为娘家”，具有“彰明昭著的民族的和德意志的性质” [1]5，以推进其侵华事业。

中西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差异也是引发矛盾的因素。中国的儒学与西方的基督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儒家思想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礼俗政教也浸润在这种文化之中。基督教是源于西方文化背景的意识形态，基督教的核心“神创说”与中国的“元气五行”大相径庭，中国人的世界观相信“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万物皆“秉气于天”，很难接受万物全是由什么上帝一手缔造的观念。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们的民族心理。鸦片战争后来华的传教士怀有强烈的优越感，他们中许多人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向中国灌输“人和上帝”的新概念。他们在深入中国乡村时对人们孤陋寡闻的思想和中国文化狂妄排斥，更是加重了心理隔阂，激化矛盾，这些都反应出 教会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中国社会的尖锐冲突。

（二）晚清知识分子的非基督教倾向

传教士李提摩太说：“在中国，传教工作一个极大障碍是官僚、士绅和知识界对基督教的敌意”。 [1]33 西方在中国的传教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取得的成效却不理想，这与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漠视、甚至排斥的态度有关。

文化衍生出宗教，也造就了各民族对宗教的情感态度的差异。许多晚清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对宗教是冷漠或排斥的，他们把宗教看做 难登大雅之堂的天方夜谭。洋务运动时期，从朝廷重臣奕?、倭仁到地方大使曾国藩、李鸿章等，尽管他们在其他问题上意见各异，但在对宗教的态度上都一致的持有反宗教的意味。就连倾心西学的冯桂芬也在《采西学议》中谈到耶稣等教“率猥鄙无足道”，[1]34甚至与传教士交往密切的王韬和郑观应也对宗教颇有微词。人们对宗教的感情是构成宗教意识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而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明不相信鬼神宗教，孔子更是对鬼神持怀疑态度：“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这种思想经宋明理学的强化到了清代更为突出，中国人在千年文化传统熏陶下，他们以一种理性的态度来冷静看待天地人生宇宙万物，而不是用某种神秘的狂热。

基督教关于上帝和众神的理论体系，在缺乏信仰基础的中国知识分子看来必然是充满矛盾和分歧的。基督教的核心观念“原罪观”认为世人生而有罪，须靠“救主”来赎罪。儒学与之刚好相反的思想“人之初，性本善”“吾道自足，不假外求”，人可以通过自身反省“致良知”，不用卑微的乞求上帝获得救赎。这些因素都规约着至清代、甚至更久远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宗教的淡漠甚至抗拒的心态，成为清代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等一切宗教坚固的思想壁垒，也是一种难以逆转的倾向。

三、基督教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促进

近代以来西方在华宗教文化活动的扩张引起国人焦虑，在20世纪初的非基运动中产生了“文化侵略”的概念。近年来有人对这一提法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文化侵略”虽是反帝话语中的一把利刃，但过度依赖这一提法来看待西方在华事业是片面的，这一提法是基于反帝斗争的需要，近代西方在华文化事业被其固化，限制了此后相当一个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因此我们需要辩证的来看待革命话语的历史遗产。

基督教传教事业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一方面，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实际上也是两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在某种意义上，传教士不仅仅传播了西学文化，而且也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文化，在中国和西方都产生了长久影响。

中世纪以来的教会一直是欧洲学术文化中心，传教士肩负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使命，所以近代西方最早是通过传教士来了解中国的。中国这个神秘古国成为众多传教士感兴趣的主题，因为有了第一次大规模的非儒家文化圈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他们赞美中国古代文化，批评中国近代文化的保守停滞。这些传教士们虽然有心理上的优越感、在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时难免有自身的局限和偏见，但毕竟“旁观者清”，同时也有中国知识分子从未享有的学术自由，比在科举体质下的许多知识分子有更宽阔的知识和视野。他们能观察到中国人自己看不到的东西，可以对各种问题进行批判性研究，对中国人来说这些许多看起来离经叛道的新论也引发人们的深思。

西方传教士们多数都受过高等教育，其中不少通晓中文的人才。早期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在中国语言文字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如1807年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把《圣经》翻译成了中文，同时进行《华英字典》的编纂，后又出版了英文版的《汉语语法》。之后相继有传教士投身编辑字典工作，出版了如《简易漢语教程》《富山字典》等书籍。鸦片战争后，一批传教士致力于翻译中国的经籍名著。如英国传教士李雅各（James Legge）来华不久任香港基督教英华书院院长，开始从事中国典籍翻译。期间他不仅把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全部译成英文，还翻译了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秋水篇》、屈原《离骚》等。之后也有不少来自西方各国精通中文的传教士把中国的许多部经典书籍或诗歌翻译成英文、德文等多种语言。到了清末，传教士们不仅注意中国典籍文化，也关注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和平民生活。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传教士用不同的视角和眼光看中国，成为中国社会的观察者。同时他们传播的西方文化，不但有宗教信仰方面的内容，还涉及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思想，几乎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所有组成部分统统展示在中国人面前，并且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心态文化的不同层面全面地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些传教士们丰富了中国文化，促进了中国古老文化发展，同时把中国的经典介绍到西方，让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融合。

参考文献：

[1]5、33、34陶飞亚.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3]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教会教育[Z].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4]李玉芳.浅析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受阻的原因[J].宗教学研究，2004（02）：136-141.

[5]章潇，孙秀玲.社会服务：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的本土化探索[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13（07）：5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