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其内容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期总称为《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因为是儒家五经之一，故又称《书经》。

《尚书》记录了夏、商、周三代的最高统治者在政治活动中所形成的一些诰语、誓词、谈话记录等，其《周书》部分是周人政治活动的历史见证，也是周文化载体的理论形态之一。由于史学界对《尚书》发现整理时间、编者的观点不同，所以历史上形成了《今文尚书》《古文尚书》两个版本，对其内容真伪的辩论至今仍然没有停息。当然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尚书》的研究和对其内容真伪的进一步辩论和探讨，也不本文叙述和讨论的范围。《尚书》使用的语言、词汇比较古老，因而也比较难读懂，笔者也是初学，本文仅就《周书·洪范》学习谈一点体会和认识，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尚书》蕴含着先哲们丰富的政治智慧

《尚书》按朝代编排，分成《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是用古散文形式写成的。大致有四种体式：一是“典”，主要记载当时的典章制度；二是“训诰”，包括君臣之间、大臣之间的谈话和祭神的祷告辞；三是“誓”，记录了君王和诸侯的誓众辞；四是“命”，记载了帝王任命官员、赏赐诸侯的册命。

（一）《尚书》是中国历史上古老的政治智慧之源

历代皆有传世政典，但《尚书》为“政书”之祖。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称“《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荀子《劝学篇》明言“政事之纪也”。《明实录》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命儒臣书《洪范》揭于御座之右，朝夕观览”。

《书》学文献总结了上古经典的政治智慧，用圣君贤相的善政范例确立了“先王政治”。一是建立了传统中国较为系统的国家治理模式，进而在后世形成绵延不绝的“政统秩序”。二是以道德规范、道德诉求直接规约君王的思想言行和士民的家国情怀，塑造民族的精神世界，进而形成历久弥新的“道统观点”。三是《尚书》引出千年历史哲学的“王道”“霸道”之争，成为历代士人对现实政治的价值规范。四是《尚书》中的圣贤形象成为民族的“人格理想”，确立了民族的价值标准。《尚书》中这些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从政、理政和治政的理念、策略和方法，是适应中国文化特点、区域特征以及民众心理的共同基因，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从哲学高度看，《尚书》中呈现的虽是王朝时代的大经大法，但其超越时代的“道”却是任何时代治政理国的金科玉律。因此历代统治者汲取古老的政治智慧，探求中国特色的治政理念，自古都是从读《尚书》开始的。

（二）《尚书》蕴涵着丰富的原创性传统文化元素

《尚书》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经典，是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以前的原始文化形态。是华夏文明过程中重要思想、理论、概念、观点的渊薮。论述最为广泛丰富，揭示华夏文明始创论述，延续传统文化的学术正脉。《尚书》在传统文化诸多元素的始创性论述方面可以说是最为广泛和丰富的。如《尚书》开篇的《尧典》首节就提出“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思想：“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舜典》提出中国最早的文学理论术语“诗言志”，揭示诗的本质特征；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序》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对后来的文学理论有深远的影响。故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序》认为“经惟《尚书》最尊”。

历代对《尚书》一些特定篇目和类型的系统研究不仅形成了新的学术体系，如《禹贡》学、《洪范》学。而且还形成一些新的文化观念和学术见解。还有《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谓的虞廷“十六字诀”，构建了宋明理学庞大学术体系的理论基础，也是王阳明心学的真正源头。还有《洪范》“五行”对于民族宇宙观和认识论之建构，“九畴”对于国家法权制度的建立；《禹贡》行政区域界划标准的设计对中国历史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之影响，九州的假想设定对国家认同以及“大一统”观念的确立；《吕刑》对中国法律思想之建设；典、谟、训、诰、誓、命等对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引领作用。科举时代，《尚书》作为科考重要内容，在民族教育、人才选拔与社会主流意识构建等方面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尚书》悠久的思想智慧总是直接介入生气勃勃的时代思想建构，这些思想在今天同样可以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核。因此研究《尚书》学文献就是要从追本溯源中探索继往开来、延续传统文化学术正脉的正确道路。

（三）《尚书》揭示世道人心的传统内涵

经之为经的意义在于教人立身行事，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尚书》文本自不能言，需要人理解阐释，《尚书》是大道之学，与当代学术体制中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法律、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密切相关。历代对《尚书》的语言诠释、政治诠释、历史诠释、心理诠释以及由此形成的诸学理论，一直是政治、社会、人生教育的基本教材。《尚书》的道德哲学和伦理价值无疑是我们应该汲取的文化营养。《礼记·经解》说：“《书》教也；广博易良。”《墨子·天志》论《诗》《书》：“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槃盂，传遗后世子孙。曰将何以为？将以识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进入新时代，我们要传承《书》学教育的当代价值。就要把注意力放在研读《尚书》义理的发现上。朱熹说：“唐虞三代事，浩大阔遠，何处测度？不若求圣人之心。如尧，则考其所以治民；舜，则考其所以事君。”《尚书》中的“民本”思想、“修身”思想、“德治”思想、“和谐”思想，包含丰富而深刻的内容，是与现代文化相融共通的，甚至可以转化为现代的价值理念，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

二、《周书·洪范》是统治者掌握治理国家的根本大法

对于《周书·洪范》在《尚书》中的可信度，史学界是有共识的。何志虎先生在其《西周的历史与文化》一书中讲到，“刘起釪（huò），1917年出生，2012年逝世，享年95岁）据先秦文献征引《洪范》19次，认为洪范可信”。

《周书·洪范》篇是记述武王灭纣后，访问商朝重臣箕子，问殷为什么灭亡，箕子不忍说殷的恶政。于是武王转问上天安定下民的常道。箕子讲述了鲧（gǔn） 和大禹治水的故事，鲧是大禹的父亲，有崇部落的首领，曾经治理洪水长达九年，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劳苦功高。因鲧与尧之子丹朱、舜争部落联盟共主之位失败而被尧流放至羽山，死因不明。一种说法是“尧令祝融杀鲧于羽山”，总之，鲧葬身于羽山，是不争的事实。鲧，是一个悲剧色彩浓厚的治水英雄。箕子向武王讲述道：鲧“汨陈其五行”，上帝不给其洪范九畤治水失败。上帝赐禹洪范九畤，治水成功。洪范九畤，就是九种大法。一曰五行，即掌握了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的规律。二曰五事，即容貌要恭敬、言论要争当、观察要明白，听闻要广远、思考要通达。三曰八政，即管理和治理民食、财货、祭祀、居民、教育、治安、朝觐和军事。四曰五纪，即五种计时方法：年、月、日、星辰出现和日月运行的周天度数。五曰皇极，即君王治理国家的方法，特别强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六月三德，指出政治、刚克、柔克三中品德中正直最利于治国。七曰稽疑，就是用卜决疑，强调“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八曰庶征，即掌握五种自然现象：雨、旸（太阳升起）、燠（yù，热、暖）、寒、风。强者“五者来备，各以其叙”。九曰五福六极，即把握五种幸福：长寿、富裕、健康、安宁、遵行美德、善终；避免六种不幸：早死、疾病、忧愁、贫穷、邪恶、不壮毅（不轻易称勇）。

三、《周书·洪范》对当代社会治理的积极启示

《周书·洪范》是《尚书》最重要的篇目，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必读的教科书，其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历代学者皆有共识。《史通》云：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精此书，次览群籍。《书》释天道政理，兴废存亡；引导修齐治平，立德立言立功；实为治政之宏规，稽古之先务，修身之典则。解之为史鉴，援之以赞治，释之为训诫，授之為教化，引之以立论。故汉唐以来，上自庙堂，下至闾里，人莫不习。当下，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书》学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尚书》的现代诠释显现出巨大的张力。作为经典，《周书·洪范》总结的治政经验、历史规律和思想观念，具有时代超越性和真理延续性，其当代价值日益彰显，对今人治国理政亦是启示多多。

启示一：讲规则是治国理政者的首要职责

治国安邦要讲规则，正如游戏也要讲规则一样。无论统治者主观上是否真的想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幸福欢乐，只要他想在统治宝座上待下去，就不得不考虑如何治理国家。这道理就像商人为了赚钱，为了使生意长期做下去，就不得不使自己的商品货真价实一样，否则只有丢掉自己的饭碗。

那么，治国安邦的规则又来自哪里？按照《洪范》的说法，就是箕子讲给武王的九种大法，这九种大法还是上天授与的，上天在授与规则时还要加以选择。不能按规则办事的人就不授与，就让他下课，比如鲧就是这样。这套说法对敬畏上天和天命的古人来说，是很有效的，当然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却显得有些荒唐。所谓上天，不过是人自己臆想出来的某种超人的存在，实质上是人自身意志的外化。用这种观点来看，天授治国大法，就是人授治国大法。其实治国规则是人制定的，也要由人来执行和遵守。用上天来解释不过是是为了增加一点神秘性和权威性。用现在的话说，这个天就是老百姓。

历史上一直有暴君与明君的区别：暴君就是不讲规矩的君主，往往把个人意志看得高于一切，凌驾于规则之上，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比如商纣王；明君则是尊重规则，讲究按规则办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依法办事，使自己的言行合于仪轨，比如周文王和周武王。箕子看中武王而授与洪范九畴，正是看中了他是个守规矩的人，因为对蔑视规则的人来说，任何规则都是没有意义的。对付不讲规则的人的最好办法，也是不讲规则。讲规则还要讲究君臣和谐，君臣和谐了人民就幸福了。

启示二：善用数字会让世界和人心变得简单

数字是中国的魔网，可以把宇宙天地之间的一切，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外至大千世界内至隐秘的潜意识，都可以一网打尽，绝无遗漏。我们古代的先贤圣哲喜好数字，爱用数字来做概括，也玩数字游戏。我们从《周书·洪范》对数目字和秩序的酷爱就可见一斑。用数字概括事物，由来已久。《周书·洪范》中把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林林总总的自然事物，竟被“五行”囊括殆尽；复杂微妙的人的内心世界和言行，竟只有“五事”；琐碎而让人头痛的衙门事务，也落入了“八政”之中；记录时间也不过“五纪”。

数字会让世界和人心变得简单，而且简单得一目了然。只要转动数字魔方，再复杂棘手的难题都会迎刃而解。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谢谢老祖先，谢谢他们对秩序和条理化的酷爱，谢谢他们排除了一切偶然性、随机性、复杂性和多元化，谢谢他们拒绝广大的不可言说的中间地带，引领我们走单程的直线。直线上没有坎坷、没有弯道、没有后退的路。这样，任何头脑简单的人都可以沿着数字的光明大道勇往直前！

启示三：借助预测可以提高决策的决断力

占卜是生产力不发达阶段重要的咨询手段。如今占卜算命被当作封建迷信来扫除，算命先生像游击队和地下工作者一样神出鬼没，扫不胜扫，扫除不净。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卖方市场的存在，证明了买方市场的存在。算命先生的存在，证明了买方相信占卜算命的大有人在，恐怕市场还不小，算命先生才有了用武之地，谋生之道。《周书·洪范》讲到了解除疑惑要靠占卜算卦。两相对比，是今不如昔。古代从天子到庶民，无不信奉神灵，坚信人间万物均有神灵掌管支配，遇事一定要占卜，向神灵请示。这等重要的事，当然不能随意对待。于是，巫师、术士、算命先生成了政府官员，并且地位不低，俸禄不薄，权威不小，连天子也要敬重三分。

周武王虽然算得上是一代枭雄，却也同凡人一样敬奉神灵。九条洪范大法，竟然有一条专门讲占卜算卦。看箕子的口气，似乎不如《周易》把占卜算卦看得十分神圣，认为主要是用来解疑，即遇上匪夷所思的事时，才问巫看卦演算一通。这之外的事，就得看天子的了。

启示四：讲时序必须尊重自然规律

把自然事物和现象同人事政治联系起来，《周书·洪范》讲到自然时序与君主统治。从自然现象的发生演变中去窥测政治人事的发展变化、吉凶祸福，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也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箕子认为自然物候是君主政治的 象征，更是一大发明。古人相信这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并从两个方面来注意观察；一是某种现象的出现是否正常，二是各种现象之间的顺序是否有错乱。他们根据这两方面的观察，来判断政治事务，做出决定和选择。我们今天肯定不会再相信政治的好与坏是由自然现象（尤其是气候）决定的。天灾就是天灾，奇寒酷热，雷电风雨，的确会影响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会给人们造成诸多不便和生命财产的损失。人祸就是人祸，暴君的专横凶残，官员的昏庸腐败，人民遭受煎熬，却不会因天气的好坏而改变，而只有靠人自身的努力，才会扭转乾坤。

把政治的好坏归因于天气物候，造成的效果之一，就是让人们相信上天命定的观念。国家治理得不好，生灵涂炭，责任在上天，不在从政者。人对上天是无能为力得，只有祈求，只有顺从，只有诅咒。这样，从政者把一切都推却得干干净净得，可以胡作非为而不负责任。

《书》学大道，必兴中华。国学经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广泛深入展开《尚书》及《周书·洪范》的学习研究与普及，是深刻体认源远流长传统文化的根本，是提炼中国文化特征“古为今用”的基本条件。因此，以先进文化育人，提升全民族道德修养，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义重大。

作者简介：王恭，陕西省岐山县人，副研究员，陕西省社科院宝鸡分院特约研究员，宝鸡文理学院特聘教授，宝鸡市国学研究会副会长，著有经济专著《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之管见》、散文随笔集《五十感悟》、诗集《心迹》等著作。

摘自《仙台国学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