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琳 于师号

摘 要：出生于扬州高邮的汪曾祺深受淮扬文化的熏陶，他的很多作品以淮扬当地人文事项为创作背景，以自己独特的审美观照，展现其对淮扬文化的独特理解，体现出其特有的文化积淀和价值追求，从而更好地展现出其个人作品的乡土特质。他的作品赋予了淮扬人文富有个人色彩且独特的精神内涵。文章通过对汪曾祺笔下健康自然的人性、纯朴自然的人际社会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分析，探究其人道主义理念、重义轻利的价值追求以及潇洒乐观的人生态度。

关键词：汪曾祺 淮扬文化 人文内涵

汪曾祺的文学作品与淮扬人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汪曾祺出生于江南水乡，淮扬人文浸润着他的心境。他将自己界定为“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的、平和的人”，“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1]他笔下的淮扬文化不仅有着淮扬自然本真的色彩，更融合了汪曾祺个人的审美、文化和价值追求。儒家主张在“克己复礼”中达到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庄禅立意在超脱与自由中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国传统的以和为美的追求都濡染着汪曾祺，而汪曾祺对自己作品的审美追求是“应该给人以希望，而不是绝望。我的作品没有那种崇高的、悲壮的效果。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2]淮扬文化中人本身的健康自然的人性，淳朴自然的人际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相处模式自此从汪曾祺的笔尖缓缓展开，如“不凉不烫的清茶”沁入心扉，用诗意和美好滋润着读者。

一、自然健康的人性

汪曾祺说过：“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有学者将汪曾祺与“五四文化精神”联系起来，文学武和丁晓萍在《汪曾祺与五四文学精神》一文中认为汪曾祺作品关注人的命运、张扬人性、坚守民间立场。他用一颗悲悯而温暖的心对待笔下的每个人物，而人物身上展露的不完美却健康自然的人性正是淮扬人的动人之处。泰州学派的王艮，就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主张从日常生活中寻求真理。淮扬文化提倡关怀个人情感和生活的意义，而个体身上所展露的真性情与人性美是自然和谐的淮扬文化的灵魂。汪曾祺把目光放在女性的身上，在小说中展现了被人忽视的女性的独特之美。在《大淖记事》中，大淖的妇女像男人一样挑担挣钱，甚至行为方式也和男人相似。她们直爽活泼，不在意他人的眼光，把日子过得水灵灵，亮堂堂的。她们同时有着女儿的柔美和男儿的直爽坚毅。

汪曾祺的小说中所塑造的很多重情重义之人是受老师和父母的影响，同时也显现出汪曾祺淡泊名利的价值观。汪曾祺曾说过：“我父亲是个随便的人，比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我十几岁就和他对坐饮酒，一起抽烟。他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3]汪曾祺把这种对他人的尊重与怜悯之情融入了作品和人物。而在小说《徙》中人物高北溟直接用了汪曾祺国文老师的名字，汪曾祺把这个人物作为淮扬知识分子的典型。小说中的高北溟生性孤僻，但为了攒钱给去世的恩师编文集，不惜荒废女儿的学业。据汪曾祺透露，小说《钓鱼的医生》中王淡人冒着生命危险奋勇救人的故事也是改编自自己的父亲。《岁寒三友》中为救济好友，靳彝甫卖掉了视为身家性命的三塊田黄石，人物原型则是汪曾祺在家乡认识的画师。这些小说人物以真实的淮扬人为原型，汪曾祺用笔触丰富了他们的形象，在他们身上注入了淮扬人待人平等、重情重义的灵魂。

讲人情，必定重人性，人情和人性是人诗意的两极。人情美的实质就是人性的舒展和自由。汪曾祺在散文中写过家乡不受俗世道德约束的薛大娘，而小说则是汪曾祺对健康人性的再次思考。《受戒》中荸荠庵里的和尚无视清规戒律，吃水烟、打牌、娶妻。这些似乎在常人眼里惊诧的行径却是人性的自然表现，不受压抑从而自由生长的人性才是自然健康的。 这种健康的人性在小说中体现为汪曾祺对贞操观念的否定和对情感价值的肯定。《大淖记事》中巧云和小锡匠两情相悦，而巧云不为自己身上所谓的“污点”而羞耻，而是勇敢地追寻自己的爱情。在巧云给性命垂危的小锡匠灌尿碱汤时，情不自已地喝下一口苦涩的尿碱汤。这一微小的细节透露她诚挚的情感，是人性的自然流露。《受戒》中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美好纯真的感情顺其自然地发展，是突破了俗世的眼光，丰盈了人与人之间一种顺乎天性的情感，这种情感的生长是人性之美。

二、淳朴自然的人际社会

汪曾祺小说和散文中的人物大多是市井小民，从平民生活日常的审美化描述体现出了一种冲淡平和的心态，于寻常的生活中发现生之欢愉与诗意。汪曾祺出生于寻常街巷，他将他自己所接触和观察到的人融于文字，这些小人物正是芸芸淮扬人的真实写照。这些人物并不是在道德或事业上尽善尽美之人，而是有着自己的一些善良美好的行为，遵循本心的淳朴之人。他们对待生活安然自若，遵循着淮扬的风土人情，上演着一幕幕和谐的故事。

在1919年发表的《平民文学》里，他以“平民文学”这一概念将“人的文学”内涵具体化，使“人的文学”在思想和艺术上呈现出常态化的美学风范，以从世间普通男女身上见出的人的美、人的诗意将从那种惊心动魄的文学景观拉回到凡夫俗子本应享有的平静而不失“活着”的欢愉的日常生活与审美心态。[5]汪曾祺在《异秉》《岁寒三友》《故里杂记》等小说中反复出现“上小学时、初中时每天经过得高邮小镇，一家家小店铺、手工作坊，一个个小商小贩。”他迷恋的是儿时徜徉在这方市井飘逸出的小人物的辛劳、笃实、清甜、微苦的生活气息。

淮扬人喜“喝早茶”，汪曾祺作品中的地方风俗体现了淮扬人悠闲恬淡的生活方式，也注入他独特的理解。喝茶的习惯淮扬人自古就有，扬州各地也开满了茶馆，汪曾祺在散文中提到幼时学习《论语》时祖父一边教导一边泡龙井。茶文化从小便浸染着汪曾祺，成为了他悠闲的生活态度的象征，那不是散漫而是一种冲淡平和的处事。小说《鸡鸭名家》中余老五在炕房除了掌炕，没事就在街上逛来逛去，提着他那把奇大无比，细润发光的紫砂壶坐下来就是聊天。《异秉》中的王二卖烧饼却喜欢喝茶，听说书。这些人物生活清贫却在高吟浅唱和饮茶论事中自得其乐，有着洒脱乐观的人生态度。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很多小说的背景设定为古朴的村庄，这些村庄也是以淮扬地区为原型融入了汪曾祺对儒家和谐社会的构想。汪曾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祖父在早年教授他《论语》，青年时在西南联大修读国文，他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文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以“仁”为做人的核心，人与人之间以孝悌为本，以诚义为纽带。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则重视强调淡泊名利，从而构建出一个和谐的社会。

小说的村落所形成的社会中的人重利轻义，爱众爱人。《鸡鸭名家》中各处人都找王老五工作，而王老五虽是一个农民，却用“老板连坟地都给我看好了”委婉的回绝，坚持着自己的做人准则。《岁寒三友》中王瘦吾、陶虎城、靳彝甫三人日子时好时坏，但名声是好的。他们都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对人和善，热心公益。这些人物身上所体现的重义轻利的思想也与淮扬自古士商同道，义利同顾的观念一脉相承。

三、人与自然的和谐

淮扬秀丽的自然风光渗入汪曾祺的血脉，使得汪曾祺笔下淳朴自然的人与“杏花秋雨江南”的美融于一体。汪曾祺的家乡高邮位于江苏省中部，淮河下游，高邮湖畔，草木丰茂，山水清秀，属于平静型环境，容易使人获得心理的愉悦而处于安静和谐的心理状态。汪曾祺作品中的环境与人也体现着这种和谐的自然之美。

正是自然对人的馈赠，在小说中的“靠水吃水”市民阶层才能在这片土地辛劳笃实，知足常乐地生活。在《大淖记事》的文章开篇便描绘了大淖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河流湖泊，茅草芦荻，绿柳丛中的“鸡鸭炕房”。文中的挑夫们辛劳了一天，蹲在茅草房边吞着糙米干饭便舒缓了一天的劳累。《鸡鸭名家》中提到“这一带，江南江北，依水而住，靠水吃水的人，卖鱼的，贩卖菱藕、芡实、芦柴”。这些在小说中常常出现的自然景物正是汪曾祺故乡的典型场景，丰饶的自然环境孕育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不仅表现在自然孕育着人，更在于人对于自然的思考加深了自我对人生的理解。汪曾祺接受道家及禅宗思想，继承了淮扬文人的气质，认为出世的和谐是人对自然的自覺的回归。[5]《故乡人》中的王淡人在看病之余，面河垂钓，生活如“一庭春雨，满架秋风”般的闲适清净。《打鱼的》中的打鱼人每天杨帆出船，面对浩渺的水面，内心波澜不惊。《故人往事》中的收字纸的老人每日粗茶淡饭，日子却过的悠然自得。淮扬文人自古便以淡泊名利，超然出世的心境偏安于江南水乡。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息息相关， 人与自然之间不是对峙的关系，而是和谐相处，甚至人可以融入自然。在庄禅的自然淡泊、消极出世的人生哲学中， 表现出的“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人生境界，他们崇尚“虚静恬淡， 寂寞无为”的生活情趣， 追求在超尘脱俗的大自然中自然惬意自由自在的生活， 从而达到内心宁静与超脱。

不难发现，汪曾祺的第一手写作材料选取了淮扬当地的人文和自然环境，而他在创作的过程中，透过自我的视角赋予其笔下的文字独特的人文内涵。汪曾祺本人在家乡的童年成长经历使他更加贴近和理解笔下所描绘的淮扬人文事项，他敏锐的观察力让他善于捕捉家乡日常生活的温情，他具有的细腻而丰富的审美和人道主义的理念促使他体悟了淮扬人所具有的健康自然的人性。汪曾祺对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深刻理解基于家乡淮扬所构建的和谐社会，而他笔下人物身上所体现的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是他本人深受自然洒脱的庄禅思想的反映。

参考文献

[1]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四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81.

[2]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八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60.

[3]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四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84.

[4] 陈彩林.安静的艺术——汪曾祺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56.

[5] 石杰.和谐——汪曾祺小说的生命艺术[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