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寅 于师号

摘 要：《晚饭花》是汪曾祺散文化小说的典型，其叙事蕴涵着独特的美感。这种美感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极富汪氏特色的散文化文笔，二是小说中意识流技法的自然运用。与此同时，汪曾祺将自身的生命体验融入叙事之中，从而将一个孩子的回忆叙述得动人心弦。

关键词：汪曾祺 叙事分析 散文化 意识流 回忆

基金项目：基于民俗保护、继承与开发视角的汪曾祺作品中的淮扬民俗文化实践探究（201710298076Y）

《晚饭花》在汪曾祺的作品中并不算很有分量，但是它是一篇极富汪氏特色的小说。这篇小说像是简洁的散文，汪曾祺只用了一千字左右的篇幅叙述一个少年的青涩回忆。它的情节非常简单，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李小龙喜欢上了住在附近的王玉英，而王玉英嫁给了钱老五，所以李小龙很难过。就是这么简单的故事，似乎没有什么可写的，在情节上没有什么曲折，在内涵上更缺乏深刻隐喻。但整篇小说却充满了吸引人的地方，笼罩着一层忧郁的美感。这样简单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深深吸引住读者的内心，是因为汪曾祺在小说中运用的独特的叙事方式。汪曾祺把握住了故事中最吸引人的部分，并用他极具个人特色的叙述给简单的故事增添了无限的魅力。如果我们愿意用洞幽烛远的眼光来审视这样一篇小说，我们会发现，汪曾祺的叙述是充满独特艺术性的。

在解读《晚饭花》的叙事方式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明白这篇小说所要讲的是什么。很多人将《晚饭花》理解为描写爱情的小说，这样的理解可以说对，也可以说不对。说它是描写爱情的小说，因为这篇小说确实记述了一个小男孩对于家附近女孩朦胧的爱。这样的爱热烈而单纯，具有爱情的成分。但是这是否就代表小说叙写了爱情呢？阅读完整篇小说，我们发现汪曾祺真正写李小龙对于王玉英的爱情的内容只有一句话：“李小龙很喜欢看王玉英，因为王玉英好看。王玉英长得很黑，但是两只眼睛很亮，牙很白。王玉英有一个很好看的身子。”小说中的“爱情”是没有发生的。对于王玉英来说，她并不知道李小龙喜欢她，她与李小龙根本就未有过一句对话；对于李小龙来说，他其实只是一个懵懂的孩子，并不懂得什么是爱情，只是单纯觉得王玉英很漂亮。那么这篇小说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李小龙家北边的陈家、陈家种的石榴，东边油坊的堆栈和夏家的院子。写的是李小龙每天放学回家看到的晚饭花和夕阳。写的是李小龙对“不学好”的钱老五的反感，是美丽的王玉英嫁给了钱老五所带来的失望。

汪曾祺的叙事游离在几条街道上的风景间，飘荡在几家院子的花枝上。可是，汪曾祺为什么要描写陈家的石榴、东边的油坊或者夏家的院子呢？这些与李小龙心中的爱意，与他不能排遣的忧伤又有何关系呢？

这就是汪曾祺文化小说典型的散文化叙事方式。汪曾祺曾经说：“散文诗和小说的分界处只有一道篱笆，并无墙壁（阿左林和废名的某些小说实际上是散文诗）。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1]可见汪曾祺在创作小说时是有意将散文的笔法融汇其中的。散文化的叙事赋予了小说如诗一般的质感，汪曾祺用忧伤而又优美的诗化语句记叙了李小龙特殊的心绪。因为李小龙心中的感觉是芜杂的，用散文化的叙事言诠这些无法捕捉的感受是最好不过的叙事方式。李小龙对王玉英的感情并不是爱情，只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喜欢。这种喜欢带有了童年保留下来的依恋，又带有了少年生长中产生的朦胧的感情。李小龙喜欢王玉英漂亮的眼睛，喜欢她洁白的牙齿，喜欢她身体美妙的曲线，喜欢她的安静和勤劳。他躲在黄昏中，躲在街道的各个角落，偷偷观察着王玉英曼妙的形象；他会悄悄跟在她的身后，躲在钱老五门前偷偷向屋子里窥看。汪曾祺的叙事看似漫不经心，却恰到好处地契合了小男孩内心朦胧的爱恋和淡淡的忧郁。而这些说不清的感情从何而来呢？它们正来自于所有与王玉英有关的事物。因为油坊堆栈和夏家中间是王玉英的家，所以李小龙记住了堆栈照壁上的字迹、夏家院子中的荷花和鱼。因为黄昏中可以看见王玉英，所以李小龙记住了黄昏中的风景。汪曾祺所描绘的一切风物，看似毫无关联，跟故事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李小龙记忆中不可磨灭的成分。这一切都与王玉英有过联系，所有的幻想都从这些事物中萌发。街道是李小龙感情和幻想都策源地，所以街道的每个景物对于李小龙都是充满幻想的气息的；黄昏是李小龙观察王玉英的理想时刻，所以这个时刻中的每个景物都有了美感。这样的回忆是破碎的，是诗化的。因而只有相应地运用散文化的诗意叙述，才能够把握住碎片化和诗化的回忆，把握住一个孩子浪漫的回忆和隐约的伤感。看似东拉西扯的叙述传递给我们的感觉是纤细的：一个孩子的喜欢没有那么直奔主题，他心烦意乱地记忆着周身的一切感触，又满怀欣喜地记忆着这些感触。

“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没有一点声音，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这是李小龙的黄昏。要是没有王玉英，黄昏就不成其为黄昏了。”汪曾祺用散文化的短句，生动地描绘出了孩子眼中奇妙的美丽幻境。他透过了一个李小龙躁动不安的内心，用孩子看世界的眼睛来审视回忆中的一场“恋爱”幻想。孩子的眼睛捕捉到的景象是破碎的，却又能够连成一个整体。所以东拉西扯的叙事最终又都巧妙地回归到了王玉英身上。而随着王玉英的出嫁，孩子的幻想破灭了。王玉英嫁给了钱老五，她的美被破坏了。孩子的美好的情绪也变得支离破碎。“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的感叹是年少回忆的终结，开在黄昏中的晚饭花渲染着回忆里感伤的氛围。散文一般的叙述，既平静地记录下了李小龙复杂的回忆和纷繁的记忆，也恰到好处地为整个小说蒙上了朦胧的美感和忧郁的诗意。

与此同时，《晚飯花》记叙方式又有着西方意识流手法的痕迹。近年来很多研究文论都在试图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手法探究汪曾祺作品受到西方现代文学流派影响的痕迹。汪曾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使用意识流手法作小说的作家之一，在他之前只有废名、徐志摩、林徽因、李健吾等创作过意识流小说。除废名的作品未受西方影响外，其他都有“摹仿、实践心理分析和意识流技巧的鲜明印痕。但是从质与量两方面来说，用力最勤、成就最高者当属汪曾祺。”[2]而1980年代初，汪曾祺表明：“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我也曾接受过外国文学的影响，包括‘意识流的作品的影响，就是现在的某些作品也有外国文学影响的蛛丝马迹。但是，总的来说，我还是要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这种现实主义是容纳各种流派的现实主义；这种民族传统是对外来文化的精华兼收并蓄的民族传统。”[3]诚然，汪曾祺80年代的小说作品比40年代的作品少了不少先锋性和实验性，多了不少抒情和写实。但这样的转变并不代表着汪曾祺抛弃了意识流等西方现代小说创作手法。相反的是汪曾祺已经将这些手法融入到写实的小说之中，自然而恰到好处。在与早期作品《复仇》《小学的钟声》等作品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晚饭花》中意识流的叙事手法并没有那般明显（它在意识叙写的跳跃性和复杂性上有所欠缺），但意识流的运用已经了然无痕地融入了自然的叙事之中。汪曾祺简化了情节，而试图让叙事随着孩子的思维流动。在这种思绪的流动中，简单的小说情节被赋予了无限的心理内涵。用汪曾祺的《晚饭花》对照詹姆斯·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阿拉比》，我们可以发现两篇小说在叙事上存在很多的相似之处。同样是描写孩子的对于暗恋的回忆，汪曾祺与乔伊斯都把握住了少年回忆中无端流动的思绪和感情。《阿拉比》中的孩子在黄昏中跟随美丽的姑娘的画面，像极了《晚饭花》中的李小龙在黄昏里窥看王玉英场景。而《阿拉比》中的孩子寻着姑娘的只言片语默默来到阿拉比市场时的心情，也像极了李小龙寻着王玉英的心迹独自来到钱老五家门前的情绪。两个孩子都用自己的幻想支持着整个暗恋。在幻想中他们胆小却又勇敢，纤细却又奔放，欣喜却又感伤。矛盾与冲突充斥着孩子敏感的心灵，他们的眼神变得飘忽不定，他们的情绪变得压抑感伤。于是作者的叙述也跟着他们的回忆和幻想，变得飘忽不定，敏感而悲伤。作者并没有刻意去展现意识流的高妙创作技法，但跟随着思维跳动的叙述却自然地展现出了蕴藏在孩子内心的生动感受。

在《晚饭花集》的自序中，汪曾祺讲述了一件有意思的小故事。“我的儿子曾问过我：‘《晚饭花》里的李小龙是你自己吧？我说：‘是的。我就像李小龙一样，喜欢随处流连，东张西望。我所写的人物都像王玉英一样，是我每天要看的一幅画.这些画幅吸引着我，使我对生活产生兴趣，使我的心柔软而充实。而当我所倾心的画中人遭到命运的不公平的簸弄时，我也像李小龙那样觉得很气愤。便是现在，我也还常常为一些与我无关的事而发出带孩子气的气愤。这种倾心和气愤，大概就是我自己称之为抒情现实主义的心理基础。”[4]可以说《晚饭花》中李小龙的回忆也包含了汪曾祺回忆的内容。孩子的飘忽不定的情绪，亦如汪曾祺曾经的喜悦和惆怅。汪曾祺和乔伊斯一样，都用作家应该有的敏感，准确地把握住了一个孩子忧郁而美丽的内心，并将自己的生命经验融汇于其中。在充满敏感情绪的叙述中，特定年龄段所具有的乖张与单纯，显得可爱又令人忧伤。汪曾祺和乔伊斯简洁又琐碎的叙述，都恰到好处地捕捉到了少年不可名状的感伤回忆，恰到好处地唤起了自己以及读者相似的人生体验。美妙的叙事和生命经验的融合，使得小说显现出了动人的情味。

回忆是难以言诠的，在经验与超验的感受中，它本身就交织着若干无法言说的情感。只有真正优秀的艺术家才能够把握回忆中的些许感受，让它们在幽美的夕阳下闪现，在温暖的晚风中飘荡，在盛开的枝头上绽放。一切感受如同踏在雪地上的飞鸿脚印，转瞬即逝。汪曾祺用充满艺术感的叙述捕捉到了这些回忆的印记，因此《晚饭花》也就有了触动人心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 汪曾祺.《晚饭花集》自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3.

[2] 杨茜.汪曾祺早期小说与意识流[J].文学与艺术，2010（2）.

[3]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3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