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修远 昝廷全

经济系统中的利他行为已经上升成为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要内容。一般认为,资源的稀缺性致使企业在主观上表现为极大的利己倾向,但从宏观层级战略角度看,舍弃短期利益可能会换取更大的长期回报。学界在传媒品牌价值、企业利他行为与品牌价值的相关性研究上,已有大量学术成果可以借鉴,如昝廷全等的《传媒价值定律的实证研究》①、韩庆璐等的《集群环境下小微企业利他行为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②等。从总体上看,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集中为三种:一是普通企业的利他行为的效果研究。多数观点认为利他行为与企业效益、品牌价值呈正相关。企业利他行为被公司管理者视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一种间接的形式③,能够提升企业财务绩效等。二是利他行为与企业管理者、人事管理的相关性研究。相关研究深入分析了影响伦理型领导与企业社会责任二者关系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二者关系对于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三是利他行为与传播的关联性研究。从利他行为类型角度,分析了社交媒体用户的传播行为,提出了社交媒体产品开发的建议④等。然而,传媒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和普通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有着巨大的差别是传媒产品具有半公共产品的性质,其所表现出来的使用上的非排他性,收益上的非竞争性,效果上的外部性,并不适合用一般经济学原理来进行解释。

一、传媒企业利他行为的机理与影响因素

(一)传媒企业的机理研究

1.传媒企业的形成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说,传媒企业即为一种从事信息采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经济组织,属于智力密集型企业。⑤传媒企业的目标客户群体既有内容接受者(受众),又有服务接受者(广告客户等)。传媒企业完整的经济活动环节包含:获取资源(信息等)—生产传媒产品(信息产品等)—售卖、传播产品或服务(获取更大关注度和影响力)—利益回报(来自广告商或者受众)。由此可知,非物质性、知识性是传媒产品的显著属性。

作为企业,传媒企业需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以市场机制为基本调节方式,参与市场竞争,按照市场规律实现资源配置。⑥西方传媒产业是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力量,而中国的传媒产业发展较晚,后于传媒实践活动而逐渐产生,其主要属性在初期主要为事业而非产业。其后伴随改革开放,传媒开始转化为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进而定位为文化产业。⑦传媒企业逐渐作为市场经济组织,日益服从于市场经济规律,致力于以最低的生产成本,参与市场交换,实现利益最大化。这并不意味着传媒企业失去意识形态属性,相反,意识形态属性与商品属性共同构成了传媒企业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传媒企业要更多地受到社会制度、政治行为的约束。

2.传媒企业的特点解析

传媒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和普通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有着巨大的差别——传媒产品具有半公共产品的性质,决定了传媒企业的利益最大化、社会价值最大化必须互相协调。与普通企业相比,传媒企业具有一些特性:

一是通过受众注意力获取经济利益。注意力是推进传媒企业发展的源头,受众的数量、组成结构、购买力与意愿、消费偏好等对传媒消费产品有直接影响。一般而言,普通企业的利他行为不会对自身企业发展的根本要素造成重大影响。在普通企业中,顾客的注意力资源不构成其发展的根本动力,粮食企业得不到顾客的注意力,粮食还是会被买；钢铁企业难得到顾客的密切注意,建材依然被建筑商需要。而对比其他类型的企业，传媒企业更依赖于受众注意力,企业绩效越来越多来自受众注意力的二次售卖。一次成功的利他行为,不止能提高受众的购买欲望、影响消费偏好,提高受众这些产品本身的注意力,甚至还能在二次销售中创造出高过产品价值本身的效益。比如国家级的出版企业——凤凰传媒,长期向消防队、学校、图书馆、困难儿童群体等免费赠书；凤凰传媒澳大利亚公司还在2010年李娜澳网夺冠的庆功宴上发起为李娜加油的公益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凤凰传媒在达到利他目的的同时,也吸引大批他者之外的受众进入自己的营销范围,扩大了企业的空间延伸范围,促进企业获利。

二是通过信息增值获利。信息增值是连接传播和传媒经济领域的桥梁,是每一项传媒经济活动的基础。⑧见图1。

图1 信息增值过程

毋庸置疑,信息增值是传媒企业品牌价值提升与效益提升的重要过程,而这取决于物质、能量与信息三者变化的扩充量。随着经济条件与科学技术的双重发展,在受众的服务需求中,体验式消费越来越为人所重视,传媒企业的利他行为是使受众身心愉悦地接受该企业产品的重要途径之一。

传媒企业巧妙的利他行为还能扩展受众的信息需求。凤凰传媒免费增出的书多少会引起读者对该书其他系列的兴趣,华谊兄弟零钱电影院项目多少能激起受众对电影的兴趣。受众对信息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利他行为中所产生的信息,还会扩散到其他信息上,达到扩充信息需求的效果。如国家级影视集团华谊兄弟旗下基金会出资拍摄的公益电影《有一天》。据了解,华谊兄弟公益基金负责人孙阿美请出周迅等12位明星“零片酬”出演,历时900天，共同演绎9个孩子追逐梦想的情节,形成了良好的公益效果。在关爱特殊儿童公益演唱会快结束时,周迅还在现场突然举行了自己的婚礼,分享、呈现给广大观众,形成了更大的话题讨论度,客观上增加了本次活动关注度。电影上映首日就有28.4万人次涌进电影院观看。观影的人群犹如参与“冰桶挑战”的挑战者一样,并不满足于活动本身,而是进一步挖掘活动符号背后的意义,搜索联动中出现了许多关于片中特殊儿童的名词,当然,周迅的婚礼也是高热相关词之一。这种情况在高级别的传媒企业中体现得较多,由于它们的知名度高,影响范围广,更能引起第三者的注意,第三者也更利于以它们的平台为基点,进行信息扩充。而级别较低的传媒企业,如上海聚力、掌趣等公司，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利他的公益活动,但很难做到使第三者主动扩充信息的效果。

三是通过外部效应获利。传媒企业的产品非常注重外部效应,这取决于文化产品的双重属性。它们既是商品,也是会对社会风气产生影响的文化品。普通企业可以更注重产品的经济效益,但是传媒企业必须更注重产品的社会效益。假如有两家经济收益相同的传媒企业A和B,A企业生产的产品多传播色情、暴力、邪恶等内容,造成的外部效应就是负的,B企业生产的产品多弘扬博爱、正统、和谐等内容,造成的外部效应就是正的。而传媒企业的利他行为本身就能够产生良好的外部正效应,同普通企业的利他行为比较起来,对提升品牌价值,创造企业效益有事半功倍的作用。

需要关注的是,传媒企业的利他行为不一定能达到自身预设的外部效应。2012年11月,华谊兄弟公益基金“零钱电影院”募集近400万的消息公布后,争议难休,甚至有网友质疑这是一场作秀,公司一时陷入舆论下风,幸得“铁嘴”冯小刚打抱不平,在微博平台上连续发布两条信息回应这一质疑。他指出,零钱电影院并没有耗费财物兴修电影院,而是利用打工子弟学校的现有教室,为其免费安装放映设备,再由华谊免费提供电影片源,通过这样的途径让孩子们能够免费看电影。整个过程并不需要消耗较大的社会成本(如兴建电影院等),支出全部来自于华谊的设备投入、部分发行影片的收入,已经做到了最大限度的节省社会成本。而且这样的“电影院”现在已经成功实施了四五个,获得了参与活动的孩子们的欢迎。对于这样的善事,为什么会有人说是“作秀”,要求不要放电影,而是给孩子书和食物。冯小刚直接回应“打工子弟也有权看电影”“免费电影无错”，直骂网友“不作秀,作恶”。两条微博直指质疑的无理,降低了敌视意见对企业利他行为的冲击力。但由此可见,利他行为并非是一种万能的宣传手段,操作不当也可能招来非议。

(二)传媒企业利他行为的形成机理

“利他主义” (altruism)一词来源于 “alter”,现在常说的“利他”这个固有词语首先被孔德提出,通常用来形容一个人无偿自愿地帮助他人的无私行为。传媒企业利他行为也需要同时满足这三项特征:无私的、无偿的、自愿的。根据表现形式,利他行为可分为纯粹利他、互惠利他和亲缘利他三种。⑨调查数据显示,国内外规模各异的传媒企业实施利他行为形式主要有企业捐赠、组织慈善或公益性质的活动、成立慈善基金、资助社会人士、扶持更小的企业、资源分享、赞助社会福利与文化教育事业等、资助公共服务设施、提供与传递公益与慈善等信息等；实行利他行为的目标效果包含增加企业绩效、提升品牌价值、提高企业认可度与知名度、提高员工凝聚力与活力、提高企业行为的关注度与参与度、提升企业层级、拓展业务种类、缩短发展时间、优化战略结构、成为行业标杆、推动行业发展革新等。笔者认为传媒企业所进行的利他行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

1.传媒企业的互利共生利他。互利共生⑩利他行为是指超出亲缘选择理论解释范畴的非亲缘个体间同时受惠的利他行为。这里所提到的个体,不仅指人类的范畴,还包含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国际传媒企业贝塔斯曼集团开展的“碳足迹”“纸张”“绿色环保”等环保主题活动应归为此列。区别于普通企业的环保利他行为,传媒企业不仅能从环保利他行为中获取服务于全球的环境利益,又能通过自身传媒平台开展最大限度的宣传,使受众增加、信息产品消费上升、形象价值提高、广告量增多等。

2.传媒企业的直接互惠利他。直接互惠利他指非亲缘个体间滞后互惠,经多轮博弈后,由受惠者给出直接回报。这一分类对应到传媒企业的利他活动中,主要指以自身企业所从事的商业内容为载体,向他人提供帮助的行为,如华谊兄弟的“零钱电影院”、贝塔斯曼集团的“远远读书角”等活动,能够培养一部分受惠人对自身品牌的品牌概念确立、使用习惯、选择偏好等,将来可能得到他人的直接回报,应归为此类。

3.传媒企业的间接互惠利他。间接互惠利他同样指的是非亲缘个体间滞后互惠,但经单轮博弈后,由第三方给予适度回报。这一分类对应到传媒企业的利他活动中,主要指自己以某种物质建立利他平台,吸引第三方给予该物质关注,并通过该物质使第三方加入到自己的利他活动中来。例如组织各类慈善拍卖会,传媒企业会有一定的利益损失,而对外发布慈善拍卖会就成为了传媒类企业基于自身经营范围,能够构成盈利。同时,慈善拍卖会能够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吸引一些名人、明星等前来站台,客观上为传媒企业实现自身吸引力和影响力进行加持,为未来的传媒信息售卖提供助力。很多传媒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平台,更是将此类利他活动作为企业公益行为的重要形式,如腾讯的月捐平台、乐捐平台,南方日报的“南方公益”周报,聚力公司展播陈坤“行走的力量”,等等。

4.传媒企业的顺从性利他。在传媒企业的利他行为中,实践得最多的形式便是顺从性利他,即利用自身本就存在的平台基础,公益搭台唱戏的同时,提高企业本身的社会形象。顺从性利他是指非亲缘个体间,不以获得自身利益为目标,而因顺从性和自适应性获得社会奖励的利他行为。获得社会奖励的渠道很多,这类行为的承载形式随意性相较前面三种利他行为更大。在传媒企业中的具体表现有,自己出资拍摄公益短片,如中视传媒、华谊兄弟、南方影视传媒集团等都有拍摄公益广告或公益电影的利他行为；自己发起公益平台,但不获得第三方补偿,如华谊旗下艺人李晨发起的,粉丝转发一条指定微博,自己捐款五毛的“温暖马路天使”活动；各个企业事业单位发动其员工主动参与各种公益活动的行为,等等。这些利他行为都没有明显的他者回报或第三者补偿,但是能获得一定的社会奖励,如华谊兄弟所拍摄的公益电影《有一天》获得2014年Vcare中国公益映像节“金蝴蝶奖”、第9届美国西雅图儿童电影节“全球聚焦奖”,在2014年行者影像节上被评为“年度公益影片”,并作为唯一一部来自中国的影片获得联合国残疾人电影节邀请,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进行特别放映。

(三)传媒企业利他行为的传播渠道

传媒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系统中的独特行业,在身为企业的同时兼具政治属性与文化属性,本身就肩负传递正确导向的义务。这一特征决定了我国传媒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中既有获取经济效益、享受公共资源、拥有广告经营、自办发行等自主的权利,又兼顾产品社会效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告知环境功能、带动经济结构调整等义务。这些义务,均属于传媒企业的利他行为。相较于其他企业,各层级的传媒企业能直接从利他行为中获益,获取利益的效果更直接、收益时长更短。这种独特性很大程度上是传媒企业性质、获利方式造成的。

1.通过监督市场秩序实施利他行为并获利。传媒企业必须兼顾产品的社会效益的要求,究其根本,来源于传媒产品的功能。无论是施拉姆的社会功能说,还是拉斯韦尔的三功能说或者赖特的四功能说,都认为传媒产品对一个社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与一定的空间范围内成员之间的和谐共存与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传媒主要通过影响和形成舆论监管市场秩序,主要途径为通过媒介传播,引发一定数量的受众关注,在一定范围内凝聚社会舆论,形成无形的监督管理压力。同时,媒体的自由监督机制实质上规避了很多的市场自运行的弊端,一定程度上有效避免了市场关闭(market shutdown)现象。在这一领域,传媒强有力的导向作用无可比拟。现代社会中,舆论的效力不可低估,舆论对于市场经济行为的客观传播,也对市场机制的有序进行形成监督,迅速有效地制止不当经济行为。树立品牌形象需要多年累积,而摧毁品牌形象只需要一条准确的负面消息,重树品牌形象更是难上加难。传媒企业能够监督市场行为,促进社会风气形成公序良俗,改善公共政策政府行为,带动其他行业共同发展……这种影响力正是传媒企业的软实力,视传媒企业自身的品牌建设和营销优势。

2.通过沟通经济信息实施利他行为并获利。区别于原子性企业对自身的实际资源位的完全依赖,系统型企业不完全依赖其自身的实际资源位,而是依赖那些自身并没有所有权的资源进行可能性或者必要性的整合。在这个过程中,很大程度利用了传媒企业沟通经济信息的作用。沟通固有信息,如经济政策、经济原理、现有的研究结论、科学数据等,能够帮助经济主体了解外部环境,提升管理人员技能,检验战略设置,提高生产效率,最终内化为经济主体的生产力；沟通动态信息,不断更新的经济政策变更、技术革新、研究成果变化等。无论固有信息还是动态信息,无疑都是经济主体的有效资源。传媒企业承担了不断地向社会报告经济市场动态信息的任务,具备实效性、真实性的经济信息一经发布,立刻会引发经济市场的连锁效应,而这种发布,正是为传媒企业获利的正常经营行为。

当然,当前我国传媒产业发展飞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矛盾时有发生。传媒企业获得较高的覆盖率往往是因其传播内容与形式获得观众满意度,而符合社会效应内涵的内容往往趣味性较差,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想要吸引眼球同时兼顾社会效益,比单纯追求经济效益难度大得多。这一问题一直尚未解决,究其原因,从客观角度来看,传媒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协调难以开展定量分析,需要选取的指标覆盖面广、数据准确性低,难以计算并得出双赢的范式；从主观角度来看,受益主体不同,评价角度不同,评价标准也不同,难以形成一致认同的结论。因此,传媒企业兼顾社会效益的效果难以量化,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调还未形成完整的发展模式,如何规避矛盾、协同发展,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二、影响传媒企业发挥利他行为的因素分析

本文拟通过问卷设计力图定量研究不同层级传媒企业利他关系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传媒企业层级、传媒企业绩效和规模对传媒企业利他行为的影响。

(一)问卷设计与样本概况

本次的问卷量表在充分考虑了相关理论基础的前提下,预设了调查目的,设计了问卷格式,考虑了问卷项目的分类和具体措辞。本文调查问卷主要采用自填法、调查法的方式收集,并在以下四个方面提高样本的采集面和代表性:一是对象选择。对象来自国内传媒企业(问卷调查、实地走访)、国外知名传媒企业(问卷调查、查阅企业年报与相关宣传等),并对拟定对象预设了层级分类,使调研对象包含个人层级企业、中小型的企业、区域级的企业、国家级的企业、全球级的企业,且在发放时尽量做到各层级平均,以保证最终统计数据的多样性。二是问卷设计。在问卷中设置员工数、年收入等问题对企业层级做检验,并在问卷后部分设置投入度等数据与前部分问题呼应,开展数据检验,以保证最终统计真实性。三是问卷发放。主要采取三种形式,一对一调查、集中调查和网络查询。数据整理的过程中,对数据的填写规范严格把关,对数据填写的有效性做验证,对于漏填信息、乱填信息的问卷做作废处理,以保证最终统计数据的完整性。调查问卷设计题目旨在考察受调查传媒企业的利他行为程度、利他行为效果等,并为受调查传媒企业的不同选择给予利他行为程度和利他行为效果进行了赋值。

(二)数据的统计

本文共计获得有效样本143份,在剔除了数据中的缺失值后按题目加总了各个参与企业所得分数,即得到相应的利他程度得分,经正态性检验,143家传媒企业的利他程度得分情况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再经组距式的分组,在此基础上制作出样本分位表和箱线图,按照数据分析,将结果以百分制换算可知,传媒企业的利他行为得分主要分布在63.5至87.5分之间,平均得分大致为70分。数据说明传媒企业投入利他行为的表现水平为中等。从结果来看,目前我国传媒企业较普遍关注了利他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展了利他行为,但整体而言,传媒企业普遍表现出较高的利他意愿而行为不足,传媒企业的利他水平的现状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三)研究假设及其结论

综合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和上文的机理分析,本文提出不同层级传媒企业利他行为的假设,分别为:H1:传媒企业的层级高度对其利他行为程度有影响；H2:传媒企业的规模对其利他行为有影响；H3:传媒企业的绩效对其利他行为有影响。

表1 传媒企业层级和利他程度的描述统计

表2 传媒企业规模和利他程度的描述统计

表3 传媒企业绩效和利他程度的描述统计

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相应数据,并对各个变量的调研数据进行信度、效度的检验,通过方差分析等,验证前文假设,并就其中的成因和后果进行了探讨。得出如下主要结论如下。

1.当前我国传媒企业的利他行为总体水平为中等偏上

通过抽样调查和前文分析,从结果来看,目前我国传媒企业较普遍地关注了利他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展了利他行为,但整体而言,传媒企业普遍表现出较高的利他意愿而行为不足,特别是各层级传媒企业对利他行为的投入度明显较低,传媒企业的利他水平的现状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2.传媒企业的层级高度与利他行为正相关

统计结果表明,层级较高的传媒企业的利他行为程度得分的均值整体高于层级较低的企业利他行为程度得分的均值。大型传媒企业掌握更多发声资源,它们自身的利他行为能得到更大范围更大力度的推广,影响力远大于中小传媒企业,从而使自身的利他行为发生到产生受益时长较中小传媒企业更短。高层级传媒企业更愿意承担利他行为(多为针对利益相关者),如减少环境污染、帮助社区、慈善捐赠、倡导正义与公平、促进社会进步等。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推测,不止传媒企业,其他行业领域的企业也会表现出相似的情况,即层级高度对于企业利他行为有显著影响。

3.传媒企业规模与利他行为正相关

研究结果表明规模较大的传媒企业比规模较小的传媒企业的利他行为程度高,并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正向趋势。规模越大的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和实施利他行为上具有更大的资源优势,一方面利他行为带来的社会影响力对企业本身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倾向于实施利他行为；另一方面,较大的企业规模带来了更广泛的社会关注,社会监督与舆论也会促进企业去更多地关注社会问题,从来表现出更多的利他行为表现。

4.传媒企业的收益、绩效与利他行为正相关。

年利润较高的传媒企业比年利润较小的传媒企业的利他行为程度高,并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正向趋势。由于大部分经济系统投入利他行为是源于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或是承受政策、舆论等压力非自愿地投入利他行为,所以当绩效不良时,通常会采取节约成本(如裁员、减缓工资、延迟供货付款等)、合理节税(如分析计算、政策技巧等)行为,对当前收益和支出做出调控。此种情况下,经济系统从自身当前利益为原点,单纯考虑发展生产增加收益,不考虑将有限的绩效收益投入利他行为，暂时抛弃未来的收益,而优先考虑当前的收益,以维持自身正常运转和发展。

三、传媒企业利他行为对策建议

通过调研数据可以发现,大部分传媒企业在实施利他行为的主动性和持续性并不稳定,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同时，不同层级的传媒企业在实施利他行为上的差异较大。由于我国当前传媒企业利他水平较低,因此国家、社会、经济系统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提高利他行为。

(一)立足传媒企业特性,实施顺从性利他行为

在传媒企业的利他行为中,实践得最多的形式便是顺从性利他,达到一举多得的效果。就企业本身而言,一般情况下,利他行为的开展均会在出现剩余资源的情况下,即不会对企业发展的根本要素造成重大影响。对企业绩效越来越多来自受众注意力二次售卖的传媒企业来说,利他行为既能缩短企业质变的时间尺度,又能拓展企业的空间尺度,在帮助他人的同时,自身也能得到适度的补偿,这种补偿可能是物质的,但更多的是来源于精神、注意力、影响力等软实力方面,而这些恰好是极度重视此类“软实力”的传媒企业所必须的。一次成功的利他行为的意义,不止能提高受众的购买欲望、影响消费偏好,甚至还能在二次销售中创造出高过产品价值本身的效益。

(二)合理扩充受众需求,实现信息增值

信息增值是传媒企业品牌价值提升与效益提升的重要过程,而这取决于物质、能量与信息三者变化的扩充量。随着经济条件与科学技术的双重发展,在受众的服务需求中,体验式消费越来越为人所重视,传媒企业的利他行为是使受众身心愉悦地接受该企业产品的重要途径之一。传媒企业巧妙的利他行为还能扩充受众的信息需求。受众对信息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利他行为中所产生的信息,还会扩散到对其他信息上,达到扩充信息需求的效果。这种情况在高级别的传媒企业中体现得较多,由于它们的知名度高,影响范围广,更能引起第三者的注意,第三者也更利于以他们的平台为基点,进行信息扩充。而在级别较低的传媒企业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利他的公益活动,但很难做到使第三者主动扩充信息的效果。

(三)发挥文化产品的双重属性,形成正向外部效应

传媒企业的产品非常注重外部效应,这取决于文化产品的双重属性。他们既是商品,也是对社会风气产生影响的文化品。普通企业可以更注重产品的经济效益,但是传媒企业必须更注重社会效益。传媒企业的利他行为本身就能够产生良好的外部正效应,同普通企业的利他行为比较起来,对提升品牌价值,创造企业效益有事半功倍的作用。当然,传媒企业的利他行为不一定都能达到自身预设的外部效应。利他行为并非是一种万能的宣传手段,操作不当也可能招来非议。

(四)改善政策与环境条件,创造外部助力

传媒企业的利他行为与企业的外部依赖性有着紧密的联系,包含政策依赖、受众依赖、信息依赖。传媒企业肩负着发布正确的舆论导向的重大作用,对政策的依赖是显而易见的、不可分离的。受众和信息依赖则为传媒企业的内在属性需求,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利他行为在这一点上与传媒企业天然具备结合优势,实施利他行为可以吸引社会的注意力,而注意力正是它们进行二次售卖的重要商品。如何在经济市场规律的指挥下,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开展政府宏观调控,达到引导传媒企业将利他行为与自身层级最优结合,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同发展,对我国传媒企业的发展乃至我国的传媒产业革新都至关重要。

注释:

① 昝廷全、马若涵、勾博男:《传媒价值定律的实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8年第4期。

② 韩庆璐、朱建新:《集群环境下小微企业利他行为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经济研究导刊》,2015年第20期。

③ Tumlinson J L.EssaysinTeamEconomic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2011.

④ 万莹:《利他理论视角下的社交媒体用户传播行为分析——以微博、微信用户为例》,《新闻研究导刊》,2017年第17期。

⑤ 张伟:《转型的逻辑:传媒企业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6页。

⑥ 参见厉以宁:《西方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⑦ 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8-100页。

⑧ 昝廷全:《论传媒与传媒经济系统——兼谈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方法》,《现代传播》,2006年第6期。

⑨ 熊必军:《利他主义的效率浅析》,《中国集体经济》,2011年第15期。

⑩ 程大涛:《基于共生理论的企业集群组织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